董 丹

(三亚学院 外国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开发远东地区的政策

董 丹

(三亚学院 外国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00)

自俄国远东疆界最终确定以后，这一地区就成为俄国最薄弱的环节。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俄国也是最弱的国家之一，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对象，于是，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俄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开发远东地区，使远东地区在短时间内实现稳固，对研究现代俄国远东地区的开放政策起到追根溯源的作用。

俄国；远东；开发；政策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国家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比不上西欧各国，但在19世纪中叶各帝国主义国家大举入侵中国时，俄国通过外交讹诈等手段，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获得种种特权，占领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俄国也就最终形成了远东地区的疆界。

一、俄国远东地区的自然条件

从1860年开始大约25年的时间里，有许多人认为，俄国远东地区没有多大经济价值。对于取得这片土地，甚至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主要原因是移民效果不佳、运输无法进行、粮食没有保障和防卫状况凄惨等。然而，即使是当时那些怀着敌意提出批评的人，也承认俄国远东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是一片大有前途的土地[1]。

从客观角度看：一方面，当时俄国远东地区地界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和森林资源都极具开发潜力；另一方面，俄国远东北临北冰洋、东接太平洋，使俄国拥有众多出海口，同时，它又是通往亚洲的大门，与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建立政治性外交，远东地区战略地位都极其重要，都是最理想的平台。

二、俄国政府加速远东地区开发的政策

1.加速移民

出于巩固新占领土地的需要，沙俄政府开始不断组织、鼓励向远东地区移民。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用各种手段鼓励被解放的农奴到远东地区进行开发，其中第一阶段沙俄政府颁布的《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移民法令》规定：凡志愿定居在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的俄国人及外国人，每户均可分得不少于100俄亩的土地，且允许以每俄亩3卢布的价格将国有土地购为私产，在20年内，移居者可无偿使用拨给的份地。同时鼓励具有一定财产的俄国人和外籍侨民到阿穆尔州和滨海州各城市落户[2]。这些内容表明，以优惠条件吸引大量移民充实边区，是这一阶段远东移民政策的根本目的。

但第一阶段的移民相对来说并不成功。1861—1881年间，迁到远东的移居者共16 843名，平均每年802人，相对于远东621.5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再加上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尤其是粮食基地的开发又遭到了没有预料到的失败，在短短的植物生长期里，不是大雨就是大雾，导致谷物只长茎叶，谷粒很少，有些甚至发生变异，食用后产生“酒醉”的感觉，有许多移民来到这里没多久就生活不下去了，纷纷离开。虽然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移民法令，但远东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879年，俄国进行了远东外来人口和土著人口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和朝鲜移居者的增长同俄国人移居者增长的比例相同[3]。

由于不能吸引很多自愿的移居者，政府只好把罪犯流放到远东，主要是萨哈林岛上。从1879—1904年间，从俄国和西伯利亚送到岛上的罪犯有3万多人。

虽然俄国远东地区的人口对于寻求地区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但第一批来到俄国远东的移民仍然为这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建立免税贸易区

1859年1月19日西伯利亚委员会颁布的章程规定：基于种种政治和财政困难，在阿穆尔边疆区优先发展俄罗斯贸易是有益的。与此同时，由于该地区的特殊环境，单纯依靠俄罗斯工厂的产品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应当允许外国商品在阿穆尔边疆区或者整个东西伯利亚进行交易，还要保存现有的免税政策。1860年12月22日，西伯利亚委员会又向滨海边疆州的所有港口发布章程，给予阿穆尔边疆区的外国商品以自由贸易的权利。

沙皇政府的优惠政策，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为外国资本的进入敞开了门户。

1858年5月28日，中俄《瑷珲条约》中规定：“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彼此照看。”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航行。穆拉维约夫反对中方提出的中俄两国居民只准在指定的贸易地点，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进行互市的主张，认为“这种贸易只能自由进行，不加任何限制和监督”，结果迫使奕山于1859年签订了《黑龙江通商条规》14条，以条约形式全面开放了黑龙江沿岸地区。条约规定，黑龙江两岸的中俄居民可以在黑龙江沿岸任何地方自由贸易，两不抽税，“两国官员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黑龙江沿岸中俄居民的自由贸易开始活跃。并在1860年《北京条约》中又明确规定：“其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护助商人，按理交易，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内地亦可。”1862年3月，清政府同俄国政府议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中又规定：“两国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其稽查章程各按本国边界限制办理。”俄国政府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在整个中俄边界上建立了一条以边界河流为中线，两岸各宽50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长达数千里的边境居民自由互市贸易区。在这里“所有清帝境内之俄国人，俄国境内之中国人，均得以自由进行贸易活动，……对在进行通商活动场所的商人，滞留期限未予规定，可以其自便”[4]。

在这段时期内，最先进入远东的是中国的商业资本。借助于自由贸易区的开放政策和两国贸易的互补性特点，中国商人大批进驻远东地区，进行商业投资。一些珲春商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了许多商号，其中同盛昌、恒升隆、达福禄、大发号等非常著名[5]。一位叫季风台的商人更是活跃，从事松花江沿岸对俄贸易，还在瑷珲与人合股开设煤矿，后来加入了俄籍。由于中国商号和店铺从国内进货，因此价格低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滨海州南部的零售商业几乎全部被中国商人垄断。俄中边境自由贸易区不仅吸引了中国商人，也吸引了外国资本家和商人。美、英、日、法等国的资本家也纷纷来到黑龙江沿岸地区，从中国周转到俄国进行投资或经商。

3.开辟自由港

自1547年意大利在雷格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自由港起，到19世纪中叶，世界自由经济区的形成发展走完了它的初级阶段。地中海、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港口都被宣布为自由港，主要采取免除进出口关税的措施，吸引外国商品，扩大贸易和转口贸易，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俄国在世界建立自由港的潮流中也不甘落后，把黑海的奥德萨辟作自由港。远东的自由港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自由经济区向世界各地扩展和延伸阶段建立的。

沙皇政府于1862年把俄国远东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全部辟为自由港，其中包括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及堪察加和萨哈林岛上的其他港口。

远东的自由港建立以后，吸引了大批的外国商人前来进行贸易和投资。尤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被辟为自由港后，外国客商大量涌入，到1878年人口统计时，外商已达到城市人口的40%。他们购地建房，开设货栈或商铺，许多外国公司在该市设立了办事处，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到19世纪8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已有600幢木屋，50座石头建造的楼房。城市纵深达7公里。到1881年已建成6个码头，与俄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港口建立了航线。1910—1913年，每年接待商船600多艘，其中俄国250艘、日本200艘，德、美、英等国150艘。货物吞吐量为115万—147万吨，成为世界驰名的港口[6]。

俄国政府在远东地区设立自由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远东的防御需要。开辟了自由港之后，军队给养得到了保证，防卫力量加强，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得到巩固。自由港的设立为外国工商业资本进入远东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加速了远东开发。

4.鼓励外国投资

那时，沙俄的争霸重点集中在欧洲和近东，对远东投入的精力并不多。当时，在沙俄政府上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阿穆尔地区的发展“不应靠俄国的资金去发展，而只能在俄国的影响下”[7]。基于此种观点，沙俄政府在不断抓紧向远东移民的基础上，还大力吸引外国资本投入到远东，以达到用政策来推进远东地区开发进程的目的。

沙皇政府对间接引进外资争议不大，但对于直接引进外资发展国民经济问题却是一波三折。1892年，维特担任财政大臣后，提出了只有不受限制地吸引外资，才能加快工业发展的建议。虽然经历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沙皇的支持。维特的主要观点是：对引进外资非但不应限制，还应实行鼓励政策。

三、俄国政府开发远东地区取得的成果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没有自己的商船队，在政策支持下外国投资者在太平洋港口投入商船进行海上商品运输。俄国资本家为了建立自己的商船队，不得不与外国资本家共享利润，如“阿穆尔船舶公司”就有英国资本的加入。从19世纪90年代起，俄国轮船的运输量不断上升，1890年俄国轮船的所占比重为22%，1894年为28%，1896年增加到32%，1899年达到41%。

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方面促进了远东移民的进程，活跃了该地区经济，为远东地区的开发增添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远东地区的民族工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存在的特殊政策对俄国远东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1]普尔杰瓦尔斯基.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7—1869[M].圣彼得堡，1870：111.

[2]王丽恒.沙俄的远东移民政策[J].北方文物，2001(1)：100.

[3]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2.

[4]殷剑平.早起的西伯利亚对外经济联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120.

[5][苏]加·尼·罗曼诺娃.远东俄中经济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初)[M].宿丰林，厉声，译.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69.

[6]殷剑平.早起的西伯利亚对外经济联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130.

[7][苏]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M].姜延祚，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91.

〔责任编辑：崔雅平〕

2016-09-05

董丹(1982—)，女，黑龙江东宁人，从事俄语教学研究。

10.3969/j.issn.1008-6714.2017.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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