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的叙事功能探究

2017-03-11董庆保

文化学刊 2017年9期

关键词：意蕴红楼梦小说

董庆保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云南临沧 677000)

【文史论苑】

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的叙事功能探究

董庆保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云南临沧 677000)

近年来，人们对于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的重视程度不高，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出现的乡村人物带有很多城市的印记，还因为小说中的“乡村描写”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出现。明清小说“乡村描写”多是对人性的反思，对乡村审美意蕴认识的深化，从小说中的“乡村描写”可以折射出创作者的思想身份和立场。

明清小说；乡村描写；叙事功能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乡土”自然成为作家驰骋想象的舞台，但乡土和小说产生纠缠关系是从现代文学开始的。中国农村的前现代特征和“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立场将文学审美与特定空间场域结合起来，形成“乡村描写”这种叙述类型，并借着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创作主体的更迭衍生出不同变体，书写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丰富多样的乡土想象及文化诉求。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乡土重构和转述在文本世界创造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描写”一致不具备文学意蕴的意象空间，明清小说中的乡村，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出现，表现出一种自守，与城市拒绝对话的立场。这种孤立的自足，使得“乡村描写”一直保持其意蕴的纯洁性，成为内涵相对集中的乡村意象。同时，这种孤立的自足，也使得小说叙事中两个不同的叙事空间产生碰撞，形成精神取向的入世与超脱。

一、叙事节奏上的冷热相济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比较常用的一个叙事批评术语就是“冷热”，在明清小说中，这种叙事节奏上的冷热相济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任何艺术形式引进到新的土壤来，要在这块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要与这片土地上的内容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块土地上获得真正的生命。叙事节奏上的冷热相济，主要表现在叙事方式的多样性，予以“插话”制造一种叙事密度上的旁出枝节，站在一个陌生的、清冷的视角，表达创作意旨。[1]在小说中，“乡村描写”就是叙事节奏上冷热相济重要的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乡村代表了隐逸、宁静与超脱，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存在，在明清小说中，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如《水浒全传》中许贯忠隐居的大伾山乡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居的卧龙岗等，基本上都有“冷”的精神指向。在明清小说中，乡村描写一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城市之描写相结合，通过乡村之疏阔、村之闲逸反衬城市之拥杂、忙碌，通过乡村之冷反衬城市之热，采用这种“冷热”相济的叙事方式，可以有效增添小说叙述的节奏感。冷静与热闹的对立属性，也可以有效衬托出乡村在故事背景叙事中的“静”与“闹”。叙事模式无论是“由热及冷”，还是“冷中出热”，必须要以协调为前提。在小说空间交流中，正是这种城市与乡村精神取向的碰撞，才会带给人一种冷视角的思考，导致小说故事的短暂偏离。[2]如《水浒全传》第九十回，人物许贯忠的插入，从文章的整体角度来看，好似“闲笔”“游文”，但如果从洞察城市纷杂世事的角度看，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以此来看，在明清小说中，一些关于乡村的描写看似“闲文”，其实体现了作者看透世事的一种思考的冷视角，用朴素的生活对抗纷杂世事，讽刺被世俗污染的人性。理性视角窥视带来的“冷笔”，以及疏离正故事的叙事节奏，为小说中的乡村描写增添了哲学意蕴。

二、隐性的缺场叙事

在许多明清小说中，“乡村的消隐”现象都比较常见，许多时候都给人一种“不写”或者“空白”的误解，可见，明清小说对乡村的着墨实在不多。仔细分析明清小说可以发现，虽然这种“消隐”好像是一种乡村描写的“空白”，但许多与乡村有关的人物时刻不在影响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是作者不自觉地将乡村描写驱逐出文本，造成小说中乡村的“消隐”，其实，这种“消隐”的“不在场”是一种自觉意识，是作者想通过别具匠意的小说技法，引发人们对于乡村的重视。明清小说多为“闾巷新事”，对于乡村的描写相对较少，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耕种土地，但他们的命运却与乡村农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乡村土地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命运的好坏，城市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必然的联系。如《红楼梦》中的贾府，贾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地租，土地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贾府经济的起伏，进而影响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许多明清小说中，乡村的描写并不直接，属于一种隐性的不在场状态，但其时时刻刻影响着小说的叙事情节。[3]

三、以乡村视角观察城市

在明清小说中，乡下人进城，是城乡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作者都是以乡下人的视角观察城市，通过描写一个“幼稚或无知”的乡下人，营造别具深意的反讽叙事效果。如《海上花列传》中的赵朴斋，《儒林外史》中诸葛天申，《红楼梦》中的刘姥姥，都是“乡里来的，没见过大世面”，在小说中，“幼稚或无知”的乡下人并不是只为增趣而设，通过乡下人“幼稚”和“无知”的眼光，彰显出新鲜的真实。韩邦庆为了书写“真实”的上海，通过初入上海的乡下青年赵朴斋“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实现叙事效果。[4]小说《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做了一个不着边际的比喻，她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筷子，说成了“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铁锨还沉”，此语以乡村眼光打量贾府豪奢，从“乡村视角”描写贾府“象牙镶金的筷子”的功用，看似可笑，却咀之有味。可以说，以乡村视角着眼，通过不相称的比喻，以俗物称城中之雅物，更加增添了小说的反讽意味。以乡村视角观察城市，并不是要追求叙事上的客观与真实，而是通过一种不协调的比对，形成别具深意的反讽叙事效果。[5]

四、奇、险、雅、趣的叙事张力

在许多明清小说中，乡村具有浓郁的神秘气息，因此，许多小说都是通过奇、险、雅、趣的故事情节，营造一种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在有限的时空背景下，将故事描绘的越发曲折离奇。如《水浒传》一书，描写乡村酒店或村外松林的场景比较多，如顾大嫂黑店、孙二娘黑店、祝家庄酒店，以及野猪林、赤松林等，这种地方本来就使人感到神秘而生怯惧，所以，这里发生的故事一定会引人瞩目，会时时刻刻牵动着读者的好奇心。[6]《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武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去把填河？”另外，神怪小说也有许多关于乡村的描写，狐仙怪物、亡魂阴鬼大部分都是在乡村的荒郊坟茔中，这种人迹罕至的空间及深更半夜的时间，“奇”“险”的环境更加增添了叙事张力。当然，在明清小说中，还有许多蕴含着雅、趣的乡村描绘，如《聊斋志异·婴宁》中描写的“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儒林外史》第二回中描写的“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烟笼远树，景致更妙”等，都是在浓重的诗情画意中，给人一种乡村的生活实感和生活韵味。在明清小说中，还有一种“乡村——城市——乡村”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比较常见，即叙事从乡村开始，以乡村结束。最具代表性的“乡村——城市——乡村”的叙事结构，当属《红楼梦》一书。小说以从乡村来的刘姥姥为开端，最后，以巧姐“乡村纺绩”收束故事，不可否认，这种有意味的“乡村——城市——乡村”形式，表现了两种价值属性的对抗。笔者认为，在明清小说中，乡村描写这种缺场叙事的叙事方式，并非作者对于乡村的不重视，而是通过一种隐性的缺场叙事，预示着一种生存状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