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欣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文史论苑】

柳宗元散文文体论的创新动因刍议

许明欣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柳宗元作为一名古代具有鲜明创新特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文体的创新与实践，尤其是他各具特色的散文创作。本文着重对柳宗元文学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并认为时代文化语境、文体文风发展与变革、柳宗元自身创新意识三者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其文体理论创新的原因所在。

柳宗元；散文文体；创新动因

柳宗元作为“唐朝八大家”之一，一生创作了诸多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尤其是对散文文体理论，柳宗元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被历来诸多学者研究探讨。本文主要从柳宗元所处的外部的政治、社会、家庭、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唐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潮，以及内部的柳宗元的家庭教养、贬谪后的自身人格修养、道德情操、创新精神等方面，对柳宗元散文文体理论创新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时代文化语境的客观影响

一个人的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影响。柳宗元从出生到公元819年去世，在他人生的47年中，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贞元和元和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一个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虽得到平定，却给唐朝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藩镇割据严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而德宗即位后却没有一丝的制藩之策，藩镇之祸迅速扩大，愈演愈烈。不仅如此，德宗疑忌功臣宿将，任用宦官掌兵权，导致唐朝的军政大权被一些大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控制，形成了一种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正如柳公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提到的：“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1]可见，这恰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困境与突破的特殊转折时期。该时期，均田制衰落，商品经济和庄园经济逐渐兴起并发展，官商勾结，大量占有土地，变成了一个个庄园主。此时的手工业也在悄然兴起并快速发展，城市中逐渐形成了市民阶级，由此，市民文学便在唐朝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这样的市民文学，由于它是发展的、新生的、富有创作性的，便将代替正统的文学而成为新的主潮。而由正统文学过渡到市民文学，便表现为大历以来俗文学与词的起来。”[2]士大夫阶层所崇拜的正统文学和青睐于民俗歌曲、传奇小说等形式的通俗文学与市民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柳宗元受市民文学新潮流的风气影响，自然地顺应潮流，创作了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文章，如他的寓言小品、人物传记及部分山水游记文。同时，柳宗元创作了大量有利于当时古文运动和阐述他“文以明道”观点的论述杂文，提出了诸多标新立异的观点。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也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所谓时风众势，中唐时期大的思想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促使了文体的变革，造就了柳宗元这样一个思想家，正如孙昌武先生所说：“柳宗元是动乱、中衰时代诞生的一个思想、文化伟人。”[3]

二、文体文风发展和改革的外因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鲁迅称作“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更加趋于文学化，有了“文”“笔”之分，文学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散文的创作更加重视辞藻修饰和抒情成分；散文创作的体裁也有所扩大，尤其是在内容上，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成为人们各类散文文体创作的新宠，而且这个时期的散文各类文体也已大体齐备，在辞赋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骈文正式演变为四六排偶、音调铿锵的不折不扣的骈体文，并广泛应用于书信、哲学论文、文艺论文等文体中。骈体文的盛行，给散文创作增加了更为浓重的文学色彩。同时，伴随着文体发展的健全，研究散文体裁源流、特征等文艺论文和专著开始出现，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这些理论文章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

到了唐朝，在魏晋散文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时代要求和文体文风的需要，散文改革的愿望更加突显。隋朝和唐初期，骈文的主导性地位不可替代，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阐述道：“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4]用骈文写出来的文章虽然端正，但却不能很好地、清晰明白地表达正确观点，辞不达意的现象多有出现，因此，反对声渐起。从最开始反对的陈子昂到后来的元结、李华，再到后续的独孤及、柳冕等人，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为复古宗经的文体文风改革奠定了基调。因此，到了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期，他和韩愈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便是紧扣文体改革和文风改革的两大主题，以古文取代骈体文，用文质相符的文风取代华而不实的文风。柳宗元和韩愈的出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古文改革狂潮，创作了一系列的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作品，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可见，柳宗元的散文文体创作正是顺应文体文风改革的需要，在符合文体发展规律的时代背景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散文作品，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而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坚力量的这次文体文风改革，与之前的改革者最为显著的不同是他们主张创新，这也正是柳宗元的散文作品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体制的形成大都呈现出由散趋整的变迁，而各种文体体制的发展大都呈现出由整趋散的流变。由散趋整的变迁，形成了各种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使作者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使文体结构规范化、精致化”[5]，如柳宗元散文文体中的议论文和传记文。而由整趋散的流变，使作者着意创新，也使文体在解体的同时分流别派，滋生出新的文体，如柳宗元散文文体中的寓言小品文和山水游记文。

三、个人创新意识的内因驱动

就创作主体而言，柳宗元散文文体创作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个人的博览群书、修身养性、兼容百家的思想意识，以及自觉的创新意识和审美意识是分不开的，柳宗元自觉创新意识的形成有诸多原因。

首先，与他个人的修身养性有关。柳宗元积极主动地博览群书，开拓思路，尤其是在贬谪期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将对政治的热情与精力大部分转移到博览群书和用文字针砭时弊上，因此，这期间他写出了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题材作品。此外，柳宗元心胸开阔，能够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可以说，读书写作是柳宗元永州十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位“闲员”刻苦自励和排遣胸中块垒的一种自适方式。同时，博览群书丰富了他的学识，陶冶了他的性情，极大地提高了他明辨是非、洞察社会的能力，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其次，兼容百家的思想意识也是柳宗元创新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唐王朝建立，国家统一，社会繁荣昌盛，新兴的庶族阶层扩展了势力，加上当时朝廷施行的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思想和文化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开放思想环境的形成。所以，柳宗元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较为自由和开放的时代，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是少见的，虽然他受到的是和古代各个时期的士大夫大体相同的儒家传统教育，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他能接受到更加开阔、丰富、更富于批判意识的思想。其中，佛教对柳宗元思想的形成就有很大的影响，他批判地吸收佛教思想，并将其作为自身思想、理论的有益材料。柳宗元把兼容百家的思想意识融入到他的散文创作之中，从而创作出诸多优秀的具有创新性的散文作品。

最后，柳宗元的创新意识与他怀疑求真的品格分不开。柳宗元大胆怀疑、敢于批判传统的精神更多地得益于他对陆质的继承，柳宗元对于以陆质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十分钦服和推崇，柳宗元曾拜师于陆质，他认为陆质的著作真正体现了“孔氏大趣”。他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6]在研究经学的方法上，“陆质学派空言说经，使用‘会通’的方法，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精神。”[7]永贞革新的主要参加者们多师从陆质，柳宗元是深受陆质影响的弟子，“他进一步发挥陆质学派的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的传统，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大胆怀疑，即使是经典著作的言论也不放过，要求证圣人的真正用意，还圣人本来面貌”。[8]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中说：“子厚行文，以道为准则，但不以人人所认为道者，而己即盲从”[9]，也突出了柳宗元怀疑求真的特点。可以说，在唐代政治生态变革时期，柳宗元把儒家入世思想与他在博览群书中获得的各种思想精华自然地融合并为己所用，使他具备了较高的思辨能力和强烈的怀疑精神，因此，他遇事便不自觉地从质疑的角度出发，用审慎的眼光去探究，体现出了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创新意识，从而对其文学创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任何事情的产生都有它本身的内在与外在的原因，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可以说，无论是唐朝社会政治的大环境，还是柳宗元自身家庭的小环境，都是其散文创新的催化剂，而文体自身发展与柳宗元自身的创新意识更是密不可分。

[1]柳宗元.柳宗元全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卷三十二)[M].曹明纲，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0.

[2]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1.

[3][7]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64.

[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6]柳宗元.柳宗元全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卷三十一)[M].曹明纲，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56.

[8]袁茹.柳宗元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D].合肥：安徽大学，2005.

[9]章士钊.柳文指要(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75.

【责任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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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9-0218-03

2017-07-03

许明欣(1984-)，女，山东青州人，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与文学教育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