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

2017-03-11张建军

文化学刊 2017年9期

关键词：现代性媒介文学

张建军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传媒文化】

电影改编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

张建军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20世纪后半叶，文学经典的研究批评必须面对媒介语境，已经成为一个显性事实。其中，电影改编作为一种重要的跨学科现代性媒介批评方式，是对文学经典文本在新时空环境中的重新认识与延伸拓展。从深层次上讲，电影改编可以让社会大众直观文学经典的传播学特性，知道文学文本并不是固步自封在特殊范围之内的物质实体，而是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丰富内涵与可变形式；从而树立起一种新的观念：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地把每一时期、地域人们的阅读接受、批评思想融入文学文本之中，形成经典性与现代性的交融；另一方面，文学经典也是在批评对话中的“浴火重生”。现代性语境中，电影改编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视域与跨学科背景能有效促进对话关系的建立与批评思想的落实。从而，在现代性的学术平台上建构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之间的理论思考和美学批评，并进一步加强对文学经典文本的内涵丰富与学术批评。

电影改编；文学经典；理解力场；现代性；媒介批评

20世纪后半叶，文学经典的研究批评逐步地面对媒介语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学经典通过文字符号的传播方式与文学批评的深度接受途径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大众文化主体接受的艺术修养与文学审美已多是媒介介入*阿诺德·贝林特代表作《艺术与介入》。“介入”(engagement)是其美学理论的主要基点，这个概念主要挑战18世纪以来的审美无利害传统，强调积极的融入(不同于心灵的主观投入)以及经验的双重意义(在詹姆斯和杜威的意义上)。作为一种重视艺术语境的美学，“审美介入主张连续性而不是分裂，主张背景的相关性而不是客体性，主张历史多元论而不是确定性，主张本体论上的平等而不是优先性”。，这一现象主导了文学经典的阅读接受传播方式。电影改编作为媒介传播的重要手段，深受社会大众的欢迎。值得忧虑的是，电影改编本身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现代性媒介批评，缺乏电影与文学之间深入的学理研究，导致文学经典的学术批评与电影改编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各行其道：学院派受传统学术观念与方法体系影响，恪守学术严谨性，不愿意任何有损精英思想的“打破院墙行为”；相反，电影改编在市场化的大众消费观念中，表现为娱乐化、通俗化和消费化，与文学经典本身所承载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渐行渐远。这两种极端化的行为表现，导致电影改编所体现的学术性以及批评价值就被严重低估。其实，电影改编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是一个综合性的立体话语群体，在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融合了阅读接受者、理解阐释者与批评建构者的三位一体之属性，他们所体现出的接受美学之传播观、辩证对立的现代性与人之延伸媒介性，都是不错的理论总结与美学探索。从学理上来看两者的关系，就有很多可资借鉴的思维模式：首先，从比较视域的角度出发，把文学经典置于传播学的“理解场域”中去；其次，现代性就是对文学经典性在现代意义上的“修正”*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文学史上，后来作家要突破“前驱”的全面影响，建立自己在文学上的一席之地，就要有六种“修正比”：有意误读、续完和对偶、重读和不连续、逆崇高、孤独之自我净化、死者的回归。这也吻合了马泰卡林内斯库提出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挖掘和拓展文学经典在时代潮流与区域空间中的吻合度。最后，在“媒介是人的延伸”启蒙下，把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看作是在现代性意义上跨语言与学科体系的学术性批评。在文学“伟大的传统”长期压抑下，文学经典“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作为参照系来重新认识和更新自己”[1]。电影改编是文学经典存在的另一种声音，具有大众的立场与对话的可能。

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的学术研究最早起源于电影艺术界，这是文字叙述如何向综合艺术表述体系的转变*电影学科最早从文化意义上研究改编，代表作罗伯特·考克尔的《电影的形式与文化》，涉及电影叙述、文化实践、电影作者。第一次具体谈改编问题的是莫尼克·卡尔科-马赛尔、让娜-玛丽·克莱尔合著的《电影与文学改编》，虽然作者的立足点是电影学，而非文学，但对后来研究起到了基点作用。，即文学经典怎么才能变成电影艺术的应用性研究，仅有单向度。因此，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研究最早、成果最多、也最成熟的理论是在叙述学方面*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安德烈·戈德罗的《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叙述学方法成为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文学中可比性研究的重要操作面。20世纪后半叶，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媒介引发了文学经典在文本延伸意义上的跨学科阅读与大众普及性传播。与此同时，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如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阅读理论等哲学话语，为电影改编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马里奥·J·瓦尔德斯的《诗意的诠释学——文学、电影与文化史研究》，从美学角度两者之间的共通性：符号学、不确定性、记忆、他者、身份、戏仿、后现代性。提供了话语模式与理论思维上的支撑。“现代性”*现代性的丰富内涵，本文主要参考：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和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批评是一种美学思维，电影改编在大众文化背景下是对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拓展，从而认识到，批评是对媒介传播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是在严格的学术体制思维之外建立一种可能性的对话关系。这是我们目前在学理上的现实问题与迫切任务*国际学术界2006年成立“文学与银幕研究会”(Association of Literature on Screen)，2008年第三届国际年会上出版半年刊《改编》(Adaptation)，目前已经出版17卷，电影改编在国外已经走上正轨；但国内多是“影像”模式化的文本细读。张冲教授从“语境”与“理论”出发，编著《文本与视角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论文集，提出很多有建树的理论思维。，挖掘现代性内涵在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之间表现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解构与结构关系。

比较视域是文学经典形成与传播的“理解力场”

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作为一项学术性研究，要求研究主体必须具备比较视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即研究者在多元观察、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中，寻找研究对象之间共同的美学基础(common aesthetic grounds)。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2]。据此而言，在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共通规律或共通性的找寻，笔者以为，必须厘清两者之间的可比性问题。即把它们置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平台，从文学经典本身的“理解力场”出发，以“文学性”的透视思想，研究文学自身及其传播接受，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恢复文学的人文主义影响。

首先，在文化背景中探究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之间的学术关系。从文化意义上说，文学是对当时文化的一种浓缩与精炼，艺术改编则是对文学文本在文化接受层面上的一种解读与传播。但是，由于科学主义的精密思想与学科方法严重割裂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提出来，本身就是在构建一种新形态的对话关系。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文化场景是一个各种文化互相看视的平台，有利于各种文化主体的视野拓展与身份认同，同时最突出的特点是大众文化携带的现代传播媒介与网络异军突起，逐步形成大众文化与以文学经典构筑的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话关系。西方现代文学观的确立是随着现代研究性大学而出现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作为精英文化构筑主体成分转变的代表人物，把德国人的哲学转到文学上，认为文学是“世界上已知和已被想过的最好之物”，并能继续保持大学的知识真理与伦理教诲的双重使命。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有对精英文化的总结言论，文化是一个时代最好的知识与思想，文化能改造和提升人性。而大众文化的内涵，由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深入研究，及当今社会现实判断，基本是指：“后工业社会时兴于城市的，以全球化的现代(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能复制的，以市场消费为导向的，引导大众潜藏的思想意识的当代文化形态。”这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以比较视域来看，正好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均需要他种文化存在的证明，“自我”身份建构离不开“他者”，而“他者”又有助于对“自我”的重新阐释和理解[3]。这是把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或者批评放在电影改编的文化场域中的目的；并以跨学科研究文学与艺术的差异来寻找共同的“文心”与“诗心”。乔纳森·卡勒关于文学功能的两面性论述，也是两者关系的隐性表达：文学(电影改编)既是文化的杂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电影改编)既是一种制造混乱的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电影改编)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乔纳森·卡勒关于文学功能：“文学既是文化的杂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制造混乱的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43。)

其次，把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放在一种社会文化空间中去研究，归根到底还必须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能够打破各种界限、具有广阔视野、表现开放意识的文学研究，即便这种表面的无边界可能造成“一门学科之死”*斯皮瓦克批判“西方中心论”与“地域中心”观念时，尝试提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本文借此，批评文学中心论的观点，的困境，但以“文学性”的透视思想关照两者关系，是一切可比性研究的出发点。关于“文学”的定义，是存在于历时性文化传统与共识性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因材施教，在《论语·先进》中，认为分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四科教育。“文学”按宋代邢昺疏的解释：“文章博学”[4]。后世跟随这一思想，变化不大；西方19世纪之前，文学及相似的词指的都是“著作”或“书本知识”。工业社会兴起后，文学成为“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文本”，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形成现代性的文学概念：文学具有语言的“突出”与综合，文学是虚构性、审美对象化、互文性或者自反省的建构[5]。卡勒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可以说是两者进行可比性研究的理论框架，或者内在的汇通性透视。

第三，文学经典在传播中是生命存在的表述与“理解力场”。德勒兹在哲学层面思考文学经典与生命存在的关系，认为文学是一种“生成”，是一种“事件”。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永远是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的或已经经历的内容。也就是说，文学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6]。文学的产生，或者文学经典的形成本身就是传播的过程，文学是永远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的，不是随着书写而定型，或者成为作者所属的物质遗产。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拉开了文学研究向传播学转向的大幕，“伟大的文学作品使我们能够研究人们践行其社会角色的方式”[7]。主将洛文塔尔从“传播”入手解决文学转型的突出问题，强调一种传播学的文学观：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无论是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文学所发挥的都是一种中介作用。文学研究的本质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播者、文本和接受者的范围，而且要有文化语境、社会发展过程和经济关系等重要场域的参与；这些观念在文学的解释和理解中地位非同一般，我们却往往忽视文学与外在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及统一性。文学某种观念或者方式的产生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即文学是处于“传播力场”的网络之中，是各种外在“场域”合力形成文学本身及理解传播。这就是洛文塔尔对文学传播的重大贡献：理解力场。文学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传播行为，怎样才能真正传播文学的本真内涵与人性真实，促进人与人的深层交往，并使人类走向“自由与解放”？这是洛文塔尔在“理解力场”中思索的问题，也是把电影改编这一大众媒介引入文学经典阐释空间的根本所在，以社会总体观念的思想见证文学中的生命存在。

最后，文学经典对生命存在的表述与探究不应受到语言囚笼的禁锢。在后现代语境中，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是必须的，也是必要。詹姆逊断言，以视觉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力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彻底消解文学经典在前工业时代文本“语言”的唯一特征。“语言”在文本层面是有声的、丰富多彩的，但是对实际生活却是沉默的。“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的认同于虚构或情感的能力，削弱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于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利维斯博士也质疑“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培养了人文素养。在社会现实中，文本与现实生活在思想层面上是完全隔绝的，互不影响。才形成乔治·斯坦纳悲哀的总结：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这是对精神意识与思想形态的批判，因为“我们”人类具备语言的两重性：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技艺，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但同时也把人禁锢在语言的牢笼中。这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更是文学经典在保守状态下人文性的缺失。在21世纪，文学研究必须具有开放意识，接受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大众传播的视听感官是一种新的语言媒介。这种鲜明的大众“集体”趋势，可以打破精英文化“语言与沉默”之间牢不可破的禁锢关系，形成各种层次之间的时空互动[8]。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正是在现代性意义上，从传播学的角度认知文学文本的经典性，在结构和解构文学文本中，重新发现其人文价值。

现代性是文学经典的另一种时空存在，或“修正”

关于文学经典之“经典性”的语言学考证：在中文意义上，“经”是由“川在地下”之象的“坙”与“系”结合，变成“编织物的纵线”，引申为“标准”“典范”“权威”；“典”是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上“册”，下“大”，合起来是大本的书，意指重要的文献资料。组成“经典”，表示“册在架上”，即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经典”对应英文有classic和canon。Classic源自拉丁文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区别税收等级的专业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借此区分作家级别，引申为“model(典范)”和“standard(标准)”，文艺复兴后盛行。Canon则是从古希腊语kanon(棍子或芦苇)逐渐演变为度量工具，引申为衡量思想、意识形态的“规则”和“律条”。后指宗教中的正统和经典文本，18世纪扩展到文化领域，有了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之说。Classic偏重“时间性”，Canon以“权威性”为重[9]。综上所述，“经典性”历史考证中，人们往往局限历史时空对“经典性”单一的界定，没有注意到其本身所存在的发展与变异。在后工业社会，这一内在问题被显性放大，表现为多元化视角，主要以大众的经典与精英的经典为两级化代表。经典问题的两极化认识，是因为话语阶层对于文学经典的考量依然存在着一种精英化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否认文学在异域时空中的其他存在形式。

“小说的兴起”者*以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为名，指19世纪与小说紧密相关的社会精英阶层。在现代，他们是一群思想保守者、学院派、社会精英思想持有者，漠视文学的大众根基。为什么把文学经典限定在“大师”的阐释高度，而不是时空环境促成读者的解读空间。在21世纪的现代性语境中，文学不应再固守于传统的精英思想，“即文学作品只能为那些具有某种特定文化教养的人所欣赏。有骨子里就有‘种种文学价值标准’的人，也有在文学之外的黑暗中苦苦渴望的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所谓‘无文化教养的’(uncultivated)环境的不同新型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冲击了此种假定，致使其逐渐崩溃。理论是将文学作品从‘文明化的感受力’(civilized sensibility)对其的遏制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开放于一种至少原则上人人都能参加的分析的方法之一”[10]。大众文化发展及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可以去除文学传统模式中潜存的阶层性、文明性和种族性等问题。所以，苏珊·桑塔格认为，文学的超越性可以引导人们“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11]。如果文学走不出这些外在建构的无形监狱，也就不能称为经典。

文学的经典性本质，在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精神价值的叩问。“‘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序言中，就文学与“你的”有关系，形成十四条“经典性”的大众化认识。卡尔维诺的定义确实有些另类，打破了经典历史性维度独大的局面，以接受美学与阐释理论的大众化表述，说明经典性包含现代性，现代性是文学经典的另一种时空存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他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12]。这些足迹混杂着文学经典在每一个时代的各种声音，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性的存在。人们普遍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却没有深刻认识这一原则的本质内涵，经典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一千个、一万个，甚至更多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说法或足迹，他们既是对经典内涵的挖掘，又是对经典外延的拓展；这些与时代和社会接轨的各色解释，更是读者在丰富性基础上发现的现代性内涵。

从作家自身来讲，“写作绝非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更确切的说，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13]。文学是发展的，经典的阐释也更应该从生命存在的本质来考虑，不要将其落入历史桎梏之中去。文学经典的现代性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传承，各种不同的历史空间境遇造就了批评个体对文学经典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但人们往往忽视文学经典自身潜藏着的现代性基因，作家的“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14]。作家的这种现代性就是对人性自身的深度关怀，在此基础上，才能达成人与人之间或人与自身之间的心灵对话。哈罗德·布鲁姆在《经典悲歌》一文中说：经典“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于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15]。文学经典的这一本质意义，完全吻合了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喧哗中静寂，多元中和谐。在经典与体验的同声交响乐中，他们相遇于现代性的三重本质：一、生命本质上，“孤独”可以面对荒诞“出世”，思考人生，关怀自身；二、艺术虚幻让“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16]。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自身定位点和思考的坐标系；三、人性广度上，“经典确实是生命力的准绳，是测定那些不可公度之物的一种尺度”[17]。这为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内在可能。

文学处在这样一个悖论与统一、矛盾与对立、崩溃与创新的大漩涡时代，经典在接受视域中已经有现代性的“修正”(布鲁姆语)。“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价值的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然而同时又发现自己处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18]。这种种可能性就是个体面临的现代性境遇，没有固定的价值或意义体系。在后现代的多重转向之中，社会境遇、表述话语与思想理论的现代性促使文学经典也处于各种可能性之中，既有人文价值毁灭，又有时代创新。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一书中认为：美学现代性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首先是对立于传统，清除历史尘留下的层层压制人性的传统垃圾；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为破碎的世界提供理论形式，即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文学经典自身也同样对立于传统、对立于文明和对立于自身。这种对立就是现代性对经典的“修正”。

电影改编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对话式美学批评

在21世纪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不应在传统学科范畴内认识，而要在比较文学的“通透”高度与学科视域的“融合”场域中，进行可比性研究和对话式批评。文学经典从现代传播学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传播媒介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媒介实体的改变可以从根本上产生新的思想或体系。随着20世纪“媒介的兴起”，文学经典必须在“媒介即讯息”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格局内进行批评与接受。文学最初的每一种传播媒介，并不决定其必然成为接受的本质属性或唯一特性。久远的口头史诗经历流传、发展、汇集、重组与钦定，其中的音乐节奏和口语化叙述在文本过程中逐步消失，成为广泛流传的文字化史诗文本。对其是一味的否定，还是持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继承与批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结果不言而喻，这同样适用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

关于“媒介”传播或“媒介”批评，人往往会忽视人本身所起的主体作用。“媒介”从文学经典一开始产生就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媒介的传播性直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形成性。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个体本身作为媒介对文学经典在传播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改写”作用。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经典”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都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价值建构(construct)。其中缺乏本身的存在(in itself)，即单纯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他们的“价值”是以认定的主体而存在：它意味着某些人在特定情况中依据某些标准，或者根据既定目的而赋予其价值的任何事物[19]。也就是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有意识的“改写”，即使是因为学识结构和经验阅历造成的无意识地改写，甚至阅读复述的过程也是一种文本的潜意识改写，“改写”的普遍存在，本身就是在对文学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媒介”化研究。狭隘的观点认为媒介就是物质性东西，而忽视了人本身是对媒介进行操作的特征，甚至人本身充当了媒介物，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当时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不在其过程中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也许几乎是不被察觉的”[20]。所以，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过程就是一个“改写”的过程。文学经典一旦产生，进入传播流通领域，就必然有“媒介”的“改写”存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改写”都是负面的减损，更多的是在恢复文学经典本来面目的历史考证及价值纠偏，或者是在接受美学上，因时空差异而导致的接受视域问题。在人作为“媒介”对文本“改写”问题上，人们普遍接受甚至认为理所当然，更多是因为，在同一体系中对语言方式与思想意识的改动，认为此种“改写”只是文学传统中神经末梢的悸动，不触及文本“形式”之后的根本实质。

电影改编作为文学经典的传播“媒介”，是对人的延伸，这也是把人作为“媒介”的主体变成研究对象。文学经典与电影艺术由于表达形式不同，表面上可能会在大众的思想意识中分割两者之间“相通”(殊途同归)的艺术本质。其实，追溯文学发展历史，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交集的主体成分是小说，在其产生的早期阶段享受着与现代电影改编共同的异样眼光与低俗批判。到商品社会，小说才成为文学的主要表达形式，这是对两者相似性问题的探讨；“殊途”的形态并不影响两者之间在叙述上相似的线性“流”(时间)形式：叙述内容、叙述视点和叙述模式*叙述内容上小说主要反映普通人情感、思想和意识，电影直接服务于大众；叙述视点指“叙述故事的方法——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选自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电影也如此；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叙述模式指“功能”，定义为“人物的行为，服从人物行动意义的行为”。拉康在结构主义中，认为叙述模式与人心理有同构关系。这都考虑到叙述模式的实际功用。，是针对某一主题不同层面的叙述文本*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也称为文本，改编是两者主题关系的勾连点，不是“模仿”与“复制”。。虽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依存关系，或者布鲁姆从弗洛伊德家族系谱学理论出发，引申出“影响的焦虑”理论，这都不影响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是一种现代意义的“复调”关系，或主题“变奏”式表达。“存在即合理”的事实与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去除两者之间的界线与层级区分，以及狭隘的文本中心主义，是建构两者之间学术关系的最佳途径。

在文学经典中引入“媒介”因素，不仅仅是娱乐。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在形式上的“陌生化”效应，首先是对文学经典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解构与结构。巴赫金说，每一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读过去的作品，一部经典作品的历史生命就在这种社会和观念的重读中得到延续。电影改编就是现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价值挖掘，或深度理解。其次，“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1]。电影改编在现代性语境下是新的“尺度”，它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文化形态进行转换，而且意味着文学思维范式的新转变，也即媒介“讯息”可能被引入到文学批评中去，“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22]。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反应与批评是多元化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学院派文字表达上的曲高和寡；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文本在现代性学术视野下的视觉化批评、跨学科研究和多元化思维，本身就是对经典的新历史主义认知或者解构主义批评。这种批评模式不仅仅是叙述方式的转变，更是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转变。乔治·斯坦纳在《人文素养》一文中说，现代性文学批评的三重功能是：重读、沟通和批判。如果把电影改编看作文学主体层面上的附着物或者其立体化的背景呈现，其综合表现的现代语境与文学经典内涵之间的时空对话，就是大众话语与文学精英的交流，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学独守与学科交融的对接。在此意义上，电影改编不仅是媒介传播，更是对话的桥梁。

人们否定电影改编是因为大众文化的普及特性，实际上，文学经典同样存在着大众文化的立场。“文学是基本象征和价值观的特别恰当的载体，能够对不同的社会团体——从不同的民族、时代到特殊的社会亚群体和关键时刻——产生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包含有两种强有力的文化合成物，其一是艺术，其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23]。这种文化合成物中的商品属性，推进一步，就是现代性与“媒介即讯息”的综合表达。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68年的社会变革思潮中，制造了“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发生的实际场域。他认为大街是现代主义的真正所在地，开放性的道路是通往公众的广场。实际上，“大街上的现代主义”作为艺术是“转瞬即逝的”*波德莱尔对拱廊街艺术的现代性认知，见《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新生的、消失的丽人，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电影与文学则可以完美地记录这一现象，电影作为各种艺术立体性展现的场合，可能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卢卡奇所说，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24]。这一场合就是电影的画面“话语”，可以潜存各种文化身份与批评视角。

电影改编是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从学术源头上是依据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三种学派：译介学、誉舆学、渊源学，在现代主义学术体系中建立理论框架，形成一种接受美学的批评模式：(一)“翻译”与媒介学研究。电影改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叙述方式和思维体系发生转变，兼有“语境”和“境遇”的双重性思考，相似性是“翻译”的前提条件，“创造性思考”的不真实或改写则是电影改编中的研究重点。“媒介”是一种主动批评模式，而不是被动阅读。(二)“作者”与“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认为文学史就是一部“影响的焦虑”的系谱学，在前驱作家的基础上必须超越。电影改编是对文学经典的戏仿，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加入自己的故事或者思想，激活文学文本。电影改编的“作者”在身份上兼有双重性：既是理解接受者，又是思想发现创造者。电影改编是文学批评以“文本模式”(电影的叙述文本与小说文本具有同构性)的一次话语体系创新。在此意义上，则是对誉舆学中心意识的打破，呈现出无中心的现代性概念。其实，文学经典的个体性和想象性，电影改编的集体性和大众性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源于自我与他者的复杂深层关系。(三)“误读”与“互文性”。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之间本身存在互文性关系，“误读”是对经典文本深刻内涵的阐释和思考，这种“正”与“误”的鲜明区别在本质上是对文学经典价值的进一步探讨。有差异，有分歧才是文学经典内部张力的一种体现。这样，“误读”对文学经典在历史时空中渊源流传的演绎和扩散，则与文学经典本身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对话关系，或者也可以说现代性批评。

结论

目前现状，不管是学院派批评还是大众接受都比较轻视改编“视觉化效应”的表面性“弱点”，普遍认为，影视改编仅仅是对文学经典的“缩写”和“误读”。这种观点是受狭隘的学科意识或者传统的学术视野所限。电影改编与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关系，必须树立三种观念：首先，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以布罗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为指导，认识到任何文学经典都是在前驱作家作品“影响的焦虑”基础上的“修正”，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不存在时间先后上的价值优劣批判；其次，现代性语境是对文学经典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文学经典是在“理解力场”中形成与发展，传播是其本质。最后，电影改编的媒介批评模式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话语批评模式，形成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对话。所以，电影改编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性批评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文学的现代性本质及社会的现代主义思潮所造成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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