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海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香港 999077)

【学术研究综述】

《废艺斋集稿》研究综述

于大海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香港 999077)

传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所著的《废艺斋集稿》是一部教授残疾人学习篆刻、风筝、编织、脱胎、织补、印染、竹雕和烹调等谋生技艺的文献。因为曹雪芹留世的作品并不多，所以自从《废艺斋集稿》进入学术界视野以来，专家、学者对其是否为曹雪芹佚著的研究、考证、讨论及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综述。

曹雪芹；《废艺斋集稿》；考辨

一、《废艺斋集稿》曹著论的提出

1973年，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吴恩裕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以下简称“吴文”)，介绍了他发现的“新材料”，并最早在学术界公开提出《集稿》为曹雪芹所著的观点。“吴文”中提到的“新材料”包括含《南鹞北鸢考工志》(以下简称《考工志》)在内的《废艺斋集稿》的部分内容，以及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吴恩裕提到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包含曹雪芹写的自序、董邦达写的序、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等内容。吴恩裕在文中首先通过多位手抄《集稿》稿本的参与者的追忆，对《集稿》曹雪芹手稿如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在沦陷区，又如何被带走的过程，以及现存抄本的状况做了说明。同时，吴恩裕提到，因为现存抄件存在虫蛀、原文不全及“年久纸脆，损失了许多字和个别句……有抄脱的字”等原因[1]，吴恩裕对其新发现的部分材料进行了校补。根据对“新材料”的整理、研究和论证，吴恩裕认为这些材料都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多年来“在国内的首次重要发现，无论对于考订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或研究他的思想变化，都有很大的帮助”。[2]文章一经刊发，就吸引了《红楼梦》读者的眼球，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对《集稿》是否为曹雪芹佚著这一问题激烈的讨论。

二、质疑声起

在对“吴文”的一片讨论中，质疑声不绝耳，其中以陈毓罴、刘世德(以下简称“陈、刘”)联名发表的《曹雪芹佚著辨伪》(以下简称《辨伪》)一文最有说服力和代表性。1978年发表于《中华文史丛论》的《辨伪》一文的初稿是于1973年投稿到《文物》杂志编辑部的“一篇‘质疑’性质的文章”，编辑部的同志曾将此事告知吴恩裕，而吴恩裕又告诉了“文雷同志”。后来，陈、刘又将“质疑”从《文物》杂志编辑部撤回，六年后，陈、刘做了更多的调查研究才将“质疑”进而“辨伪”，并以《辨伪》为题正式发表。[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陈、刘在1974年前公开发表有关《集稿》的文章。

陈、刘在《辨伪》一文中表示，有关曹雪芹生平材料一方面“流传下来是这样的少”，感到“十分遗憾”；另一方面，“要客观地对待，要给以科学地鉴定，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4]随后，在文中通过“吴文”提及的抄存者口述内容及四篇文字本身入手，对真伪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调查研究，最终得出吴恩裕新发现材料为“伪作”的结论。

(一)口述部分的矛盾与疑点

陈、刘认为，“吴文”中所提及的新材料“都不是原件实物或实物照片”，且“吴恩裕教授也确实未见过原件实物或原件照片”，有的情况甚至仅仅是“他从旁人嘴上听到的”，说服力不强[5]，从而对“吴文”中的口述内容做了研究，提出了以下疑点。(1)在叙述新材料发现经过时说：“仅仅……把关于风筝的部分，临摹下来；其余的几种，都略过去了。”[6]但在后文介绍《集稿》中讲“编织工艺”的第三册时提到“抄存者说，他还存有‘鸳鸯戏水锦’的图案”，以及第四册中“现在抄存者还保留一个摹制的为做风筝用的脱胎鹰头”[7]，这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8](2)在叙述抄存者当年描摹部分时毫不相干地提到第八册“杨歗谷曾把这部分抄下若干条”[9]，从而对杨歗谷何时能有接触珍贵的《集稿》的机会提出了质疑。(3)抄存者提到《考工志》抄本中有一个版本称为“赵雨山家传的本子”[10]，而赵雨山正是抄存者“学习扎糊风筝”的人。[11]既然彼此如此熟悉，抄存者又为何舍近求远去描摹金田氏的藏本？(4)据“吴文”记载，“《记盛》是金田氏买走的《考工志》附录……抄存者说，一九四四年抄录时……根本没有抄下来”。那“吴文”中公布的《记盛》前半部分又是从何而来？(5)关于《记盛》后半部分，“吴文”称是抄存者看见过又口语翻译出那段“已失散的那部分文字”，陈、刘怀疑抄存者是何时见到过那段“已失散的那部分文字”[12]，而当时又为什么不直接抄下来呢(字数少，也省事)？(6)“吴文”中提到的抄存者提供的曹雪芹的自题画石诗是摘自《考槃室札记》，那书中应有说明文字，“或详或略地交代它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光秃秃的只有一首诗”。《集稿》已被金田氏带走，下落不明，现在也没有公布《考槃室札记》，是不能取信于人的。

(二)四篇文字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口述部分提出质疑的同时，陈、刘还认为风筝的图谱、歌诀“甲可以画、乙可以写、丙可以记，不一定非曹雪芹不可”[13]，不足以证明《集稿》为曹雪芹所著。随后探讨了“曹序”“董序”“自题画石诗”和曹雪芹的《记盛》等四篇文字所存在的种种问题。(1)吴恩裕在校补“曹序”时，在“适予身边竹纸皆备，戏为老于扎风筝数事”后，有“称贷两日，摒挡所有，仅得十金”十二字的附注，而随论文刊登的“用薄纸双钩描摹”的“曹序”抄件照片里却没有这十二个字[14]，存在描摹件与原件不一致的情况，而且从图版上来看，“曹序”每行的字数为21字至23字不等，这12个字恰恰不能构成一行的总字数。所以，用描摹时遗漏一整行这种说法来解释也是站不住脚的。(2)除“自题画石诗”外的三篇文字都有三位不同作者的署名，但“从遣词造句、文字风格上看，却如出一人之手”。同时，“董序”与学术界公认的董邦达传世作品《静退斋集》却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把这三篇文字说成是出自曹雪芹、董邦达和敦敏的手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15](3)署乾隆二十三年的“曹序”中有“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的记载。据吴文“至迟当在乾隆十九年”的推论，陈、刘比照了乾隆十七年到乾隆十九年的《晴雨录》，据《晴雨录》记载，这三年的除夕当天均是晴天。(4)据《记盛》记载，乾隆二十三年事：“入冬，雨雪频仍，郊行不便”[16]，乾隆二十三年立冬为十月初七日。但《乾隆二十三年晴雨录》也有记载：“从十月初七日到十二月底，这八十三日内，晴八十一日，雨一日，雪一日”[17]，显然，《记盛》的内容是与史实违背的。(5)吴恩裕曾告诉读者：“曹雪芹的这种技术，曾于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在玄武门里结了冰的太平湖当着董邦达、过子龢、端隽、于叔度、敦敏、敦惠等人表演过。”[18]但从现在保存着的敦敏《懋斋诗钞》原稿中却找不到与其相关的痕迹，“也不见提到董邦达、过子龢、端隽、于叔度、敦惠五个人的名字”。此外，根据敦敏写的《敬亭小传》得知，他的母亲去世于乾隆二十二年秋天。按照当时的规定，“子丧父母要居丧三年，实际是27个月。”[19]也就是说，敦敏参与的太平湖上的风筝表演正处在居丧期间，与当时的守制有很大冲突。(6)参加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盛会的敦惠在“吴文”中称为敦敏的堂弟，曾当面向曹雪芹学习扎绘风筝。“吴文”中还提到《考工志》的抄本有“敦惠的后人金福忠家传的本子”。[20]陈刘查阅了内务府抄本《近支、远支宗室名册》，的确在敦敏、敦诚兄弟辈分中发现了敦慧，并提到“惠”和“慧”通用，是满语对音关系的原因，应该为同一人。在《爱新觉罗宗谱》宗谱中，记载敦慧的生年是乾隆三十年，这比盛会晚了七年，比曹雪芹去世晚了三年，所以提到的敦惠曾拜师曹雪芹学习做风筝并传给后代《考工志》抄本没有真实性可言。(7)《记盛》里提及的“钮公”，从上下文看“大概是个做官的旗人……在福建做官，或是在京师做官，曾因公前往福建”，并且“完全是一种官场中人的口吻，而且口气不小，显然不是个小官”，[21]但查阅《缙绅录》与《福建续志》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间北京和福建全部官员的名单，没有找到与“钮公”相关的信息。(8)“吴文”新材料中多次提及的董邦达是乾隆时期显贵的大官僚，但从来没有出现在敦敏、敦诚、张宜泉的作品里，不合常理。陈、刘还表示，“把一个高居上层的御用文人和一个沦落下层的伟大作家相互调和起来”[22]，正是暴露了这些情节是捏造的。

三、对质疑声的回应和答复

(一)文雷的析疑

在“吴文”发表后的一片质疑声中，胡文彬与周雷联合以“文雷”的名义于1974年发表了《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一文，站在支持《集稿》为曹雪芹佚著的角度对当时持反对态度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对于敦敏在为母守丧期间参加盛会违反守制的说法，文雷的回应是清朝宗室“醉生梦死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暴露”，而所谓的守制则是“剥削阶级的伪装”，简而言之，就是“说一套，做一套”。[23]对于有人提出曹雪芹《考工志》自序中出现的简体字及没有避讳的疑问，文雷通过古文中的反例做了回应。对于有人提出“某邸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不符合当时的物价水平，文雷则认为“封建贵族挥金如土、穷奢极侈的腐化”。[24]有学者认为《考工志》中记载的风筝歌诀不像曹雪芹的文笔，文雷从《红楼梦》中找出了五首风格相似的诗来证明《考工志》却为曹雪芹所写。对于《记盛》中对天气的记载与《晴雨录》不同，文雷认为是《晴雨录》仅记载北京城区的天气，而不包括曹雪芹当时居住的西山，是因为“地区不同”造成的。此外，文雷还认为惠哥不是敦敏的堂弟敦慧，而是另有其人。

(二)吴恩裕再次发声

吴恩裕也在1979年发表了《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重申了自己认为《废艺斋集稿》不伪的观点，并对各种质疑进行了答复和解释。(1)对于《记盛》来历不明的疑问，吴恩裕解释为孔祥泽于1972年到金福忠家看到的，并提到“抄了一半就因自己发生事故很快就送还”[25]，这也同时回应了陈、刘提出的为何不把另一半也抄下来的质疑。(2)关于天气的问题，吴恩裕给出了与文雷同样的答复，同时指出文雷的说法是“合乎常识”，也有“科学的依据”。(3)关于曹序双钩描本中的“十二字”的出入，是因原件“年久模糊”和“虫蛀”而无法辨识，后来是经过与金福忠版本的校对才加上这十二个字。(4)新提出了曹序与新发现的曹雪芹书箱笔迹相似，对《考工志》为真加以佐证。(5)提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枝茂夫教授称在拜访高见嘉十的时候，高见还记得在北京让学生描摹《考工志》一事，证明1944年孔祥泽确有接触《集稿》的机会。(6)提出从文字角度讲，仅仅通过几个字的重复是无法证明曹序、董序、《记盛》三篇的文风一致，甚至是出自一人之手。同理，仅靠曹雪芹没有出现在董邦达的作品里来推论两人没有交集也是不科学的。(7)在陈、刘谈论“守制”问题时，提到敦敏在为母亲守丧期间参加的“盛会”，事实上仅仅是请朋友鉴赏古画宴会，而陈、刘将其称为“盛会”则是在“夸张事实”。(8)向读者介绍了抄存者孔祥泽的身世，通过孔祥泽的显赫出身来说明当时有机会接触《集稿》是“不奇怪的”。[26]

四、后续的讨论

在1979年12月26日吴恩裕先生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继续辩论《集稿》的真伪，甚至连反对《集稿》为曹雪芹所著最强烈的陈毓罴、刘世德也表示不再就这个话题表达任何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又慢慢拾起了对《集稿》的研究，因为大多数后人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文所述的文献基础上，所以在下文中仅对新补充的材料和新提出的观点进行简单地梳理。

199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学史研究所的朱冰发表了《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科技史料》一文，提出了《集稿》是“明清两代工艺技术的集大成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集稿》中涉及的风筝、编锦、染织等技艺与曹雪芹所生活的时空背景进行一一对照的方法，证明《集稿》为曹雪芹所著。[27]

2006年，《河南学院学报》刊登了香港学者梅节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一文[28]，支持陈毓罴、刘世德的观点，对《集稿》为曹雪芹佚著持否定态度。梅节在陈、刘《辨伪》一文的基础上，提出了《记盛》中记载的是乾隆二十三年的场景，而当时作者敦敏正在外任职，不在北京，在时空上存在矛盾。

2013年出版的《五洲红楼》收录了一篇樊志斌的文章《<废艺斋集稿>曹著论》，樊志斌在文中提到，2008年曹雪芹纪念馆邀请了公安部文检专家对正白旗三十九号院西墙上题壁诗、张行家藏松木书箱的墨迹与《考工志》曹雪芹自序双钩三件文物进行了鉴定，得出了“三者笔迹一致，显系一人所书”的结论[29]，由此认为《集稿》确为曹雪芹所著。

五、结论

参与“《集稿》为曹雪芹佚著真伪”研究、讨论的专家和学者有很多，在本文中仅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总体来看，支持《集稿》为曹雪芹佚著的要多于其反对者。笔者认为，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不能仅凭几篇文章，或者说仅凭支持人数的多少就可以盖棺定论。以陈毓罴、刘世德为代表的“反对派”提出的质疑不无道理，但仅凭目前提出的论据还不足以完全推翻《集稿》为曹雪芹佚著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还需要当代历史学人做出更多的调查和研究。

[1][2][6][7][9][10][11][12][14][16][18][20]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J].文物，1973，(2)：2-16.

[3][25][26]吴恩裕.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丛考[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45-147.148-155.210-220.

[4][5][8][13][15][17][19][21][22]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40.441.442.444.444-449.450-458.458-459.468-469.469-474.

[23][24]文雷.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J].文物，1974，(7)：85-88.

[27]朱冰.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科技史料[J].中国科技史料，1992，(13)：83-90.

[28]梅节.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5-44.

[29]樊志斌.《废艺斋集稿》曹著论[A].周汝昌，杨先让.五洲红楼[C].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王崇】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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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9-0094-04

2017-07-05

于大海(1990-)，男，山东昌邑人，主要从事明清及近现代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