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溪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文化产业研究】

产业化时期韩国工人手记体裁特征及意义小考

刘 溪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进入产业化时期，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及经济的畸形发展，孕育了以工人为创作主体的“打工文学”。“工人手记”是韩国打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作主体都是在工厂一线工作的打工者。工人手记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学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打工者自主掌握话语权和运作知识权力的开始和象征。本文从“文学-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工人手记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探讨韩国工人手记的体裁特征及其意义。

工人手记；文学社会；韩国文学

20世纪70年代，韩国社会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的高压管制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产业化发展的需求下，工厂工人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与重要团体，开始追求自己的民主权益和话语权。这就使得以工人的实际经历和真实生活为蓝本的工人手记，以及一些报告文学形式出现在了文学创作的大潮中。工人手记是韩国劳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的附加产物，它的创作主体都是在工厂一线真正工作过的劳动者。所谓工人手记，就是将自己的生活或体验直接记录下来的一种报告文学类型。金成煥(音译)认为，工人手记“以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真实再现了打工者们的成长历程、对劳动的认识转变，以及对于他们而言劳动的意义，真真切切地反映了打工者们的追求与向往。”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反映现实劳动生活的“自我历史书写”。在笔者看来，工人手记是打工者们将自己作为创作者，以自身的工作生活为蓝本，利用现实直观的非虚创作手法对自我生活进行客观叙述的作品类型。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劳动者们脱离知识分子，自主掌握话语权和运作知识权力的开始和象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本论文将以具有代表性的工人手记作品张南秀的《被剥夺的岗位》和宋孝顺的《去首尔的路》为例，探讨文本内部与外部的政治社会环境关系，以期在“文学-社会”的相互渗透性关系中对产业化时期韩国工人手记的创作特征及意义做深入的剖析。

一、底层利益诉求的迫切表达

20世纪70年代，韩国处于产业化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人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他们只是被当作文化程度不高的大众文化接受者，被动地接受着专业作家创作的文化作品，而无法真正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但当时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风潮为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创作打开了大门。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韩国杂志《新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非虚构公募活动，此次非虚构写作的征集对象，包含了公车售票员、理发师、打工者甚至是拾荒者等底层劳动者。而在写作形式上，“手记”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在其中大放异彩。1970年，京乡新闻社也紧随着《新东亚》的步伐开展了“体验手记非虚构写作公募”活动。此后，越来越多的杂志媒体也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征集和宣传非虚构写作。[1]《现场文学》《对话》《产业与劳动》《劳动》等几大刊物作为当时工人手记发表传播的阵地，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底层民众创作的生活手记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工人手记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劳动者们脱离了知识分子，自主掌握话语权和运作知识权力的开始和象征。张南秀的《被剥夺的岗位》、宋孝顺的《去首尔的路》等被独立发行的长篇体验手记作品，在韩国广泛传播。

文学创作中的作者，不仅指承担文学创作任务的具体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处于文学创作过程中、并将自己或多或少地投射进所创作的文学文本中的那种特殊个体。[2]工人手记作为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或体验的文学形式，其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果要了解《被剥夺的岗位》《去首尔的路》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历程，也需要充分地把握其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生活状态。

《被剥夺的岗位》的作者张南秀于1958年出生于庆南道密阳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因家中不堪学费重负，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1973年，张南秀前往首尔的一家工厂打工并在夜校学习。1977年，张南秀进入元丰毛纺厂工作，但在1978年因“复活节事件”被逮捕拘留了半年，此后其作为元丰毛纺工会的成员为工人权益作斗争，1980年由于参与“工人界净化”组织被解雇。《去首尔的路》的作者宋孝顺于1957年出生于全北道益山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中，它的经历与张南秀十分相似。她也仅接受过7年的教育并于1973年来到首尔对日化学工业公司，开始了艰苦而隐忍的工人生活，之后由于多次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经营了1年的商店后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人生活。作者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不仅仅定位了她们的身份，也是影响她们决定进行创作的要素。工人手记作品作为特殊时期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和文学类型，其文本内容并不是作者将自己的生活影射进作品中，而是实实在在地将自己的生产生活真实而直接地记录下来。也可以说，其创作过程也通过文本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作者之所以执笔创作此作品，其原因在文中也向读者作了直接的陈述。

“我只是明白了在这片土地上有超过800万的劳动者，他们作为这个社会真正的引领者与创作者本应受到礼遇却遭受着蔑视和苦痛，而这些蔑视和苦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为了寻找能够摆脱束缚而获得自由的劳动价值，我认为有必要与之做出斗争。”[3]

“看到因为想学习知识而未能按时加班的同事被解雇并被赶出工厂，我再次明白了劳动者不论在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这部作品哪怕能对他们起到一点点的作用我也会感到无比欣慰。”[4]

以上内容分别是张南秀和宋孝顺在手记中写下的话，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知晓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动机。在韩国经济高速而又畸形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却得不到保障，打工者们在一系列追求公正公平待遇的民主运动中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奋起反抗，争取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其中，一些接受过教育的工人拿起笔杆，企求在文学创作中实现自己乃至工人阶级的夙愿。这些手记的创作和完成不仅仅承载着作者“追求权利”的愿望，也蕴含着包括作者在内的千千万万工人阶级的精神诉求。

二、一线工作经历的透明表述

工人手记的内容构成必须要通过亲身体验而获得。正如任宪英所说：“从工人文学所具有的属性和发展样式可以看出，不论在何种阶段，经历过精英文学作品的催化后，必将迎来‘体验时代’。”通过品读工人手记的文本内容，可以感受到这些现实经历和劳动生活是作者亲身经历并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品中对工厂工作的描写具有极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实性。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上夜班，真的是无法言表的辛苦。除了1个小时吃晚饭的时间一天都不可以休息。我吃完晚饭之后实在是撑不住了就躺在长椅上休息了一会儿，虽然是很硬的木头椅子也感觉特别舒服。”[5]

以上内容是作者叙述自己刚刚进入工厂工作时的情景，作者用直白的话语描写了艰苦的工作条件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展示出工人就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种直观的文字表露“还原”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带领读者步入工厂现场，这些内容所表现的也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素材积累过程。观察《被剥夺的岗位》与《去首尔的路》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手记作品中的故事按照时间的先后以回忆录的形式依次展开。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基本遵循了“贫困的家境-工厂生活-思想启蒙-工会活动与斗争-解雇”这样的框架，勾勒出了作者作为工人的生活轨迹。因此，工人手记的完成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以作者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体验生产生活的过程。

三、产业化、民主化过程的真实写照

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成就却是在牺牲大量底层民众的基础上得到的。以社会底层群众为创作主体的民众文学主要反映了这些社会问题，工人手记也就应运而生了。张南秀和宋孝顺的成长均处于韩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窥探出当时韩国大部分底层群众，尤其是城市中“离农农民”的人生经历。张南秀和宋孝顺都是“离农农民”身份，他们在作品中也都对产业化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所叙述。

“虽然来到了父母和兄妹们生活的首尔，但不知为何心中还是如此伤感。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因为这宣告了我童年时节的结束，它把我珍藏在心中的小小梦想拉进了未知的黑暗与恐惧之中，甚至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奶奶把我送到首尔回去之后也意味着我的首尔生活开始了。”[6]

这些内容描述了张南秀刚刚到达首尔时的心理感受，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她的不安和恐惧，作者也透露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首尔工作，她也即将加入“打工者”的队伍中。她的个人经历影射了整个社会现象。20世纪60年代后，韩国出现了离农现象，这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们壮大了工人的队伍，为工人运动与底层创作提供了条件。

所谓离农现象，是随着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具有极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逐渐发展起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并带来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移动。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例如农村劳动力骤减、社会休耕田面积扩大等。而对于城市而言，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也产生了住房、交通、饮用水等诸多社会问题。[7]

随着韩国工人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创作群体的不断涌现，为工人手记的创作主体和阅读对象提供了丰富的后备军。不仅如此，工人的激增还客观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韩国在当时是极为反共的国家，所以其工人运动不得不依赖宗教人的帮助。[8]在《去首尔的路》中，作者将产业宣教会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书写了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和经历的工人运动。在韩国，城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不再只是简单地进行产业宣教，而是开始引导工人以团结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韩国出现了许多民主工会，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元丰毛纺劳组、YH贸易劳组等。女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张南秀、宋孝顺作为一名女工所具备的特殊创作身份。《被剥夺的岗位》第四章就以“YH屋顶之上”为主题，记录了当时的工人运动过程，以及对朴正熙政权的颠覆，足以说明这些工会在当时民主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劳动者自我的主体意识开始在一系列追求公正公平待遇的民主运动中不断觉醒，工人阶层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也愈发迫切，开始通过自身参与创作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愿望和诉求。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底层民众的“手记作品”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呈现出了惊人的增长态势，这样的变化甚至被称为“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9]。

四、结语

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当是器械——改革社会的器械”。在韩国产业化时期产生的工人手记，在韩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创作工人手记作品的打工者们突破了世间的偏见，打破了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的精英文学的局限和牢笼，开辟了韩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的新局面，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他们通过客观、真实的书写，向社会叙述了作为底层打工者所承受的困苦，以及为了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牺牲。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对自身生活的书写，记录了自己在社会发展浪潮中的思想转变和成长，这也引导着他们不断地追求生活的意义和劳动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文化管制下，这些底层人民的呐喊并没有被大众广泛认知，仅仅局限于小部分人群，甚至在地下传播。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极具民众和民主意识的文学作品的积极作用逐渐显露出来，它们不仅影响了韩国文坛的发展，对于韩国社会逐渐向民主社会转型和变革也有着重大意义。

[1]刘晓曼.韩中非虚构写作比较研究-以《人民文学》和《新东亚》的非虚构公募为中心[D].首尔：首尔大学，2016.

[2]王一川.文学理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0.

[3][6]张南秀.被剥夺的工作[M].首尔：创作社，1984.3.24.

[4][5]宋孝顺.去首尔的路[M].首尔：形成社，1982.208.37-38.

[7]宋貞嘉.韩国农村的近代化与离农现象[J].全北人文，1981，(2)：139-152.

[8]徐仲锡.韩国现代史60年[M].朱玫，孙海龙，译.首尔：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2007.49.

[9]洪性植.民众文学的主体与工人手记[J].韩国文艺评论研究，2008，(26)：501-523.

【责任编辑：周丹】

G239.312.6-F

A

1673-7725(2017)09-0087-04

2017-07-05

本文系2016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韩国产业化时期‘工人手记’的产生及意义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6-057)的研究成果。

刘溪(1993-)，女，河南商丘人，主要从事韩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