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轩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个被忽视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关于两种分工的区分

李文轩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长期以来，一谈分工，人们总是要把它与交换联系起来，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们现在谈论的分工”，甚至连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也难逃窠臼。马克思对这种分工有着不同的看法，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对于这两种分工形式马克思作出了区分，深入地理解这种区分不但可以重新建立我们对于分工这一生产形式的认识，也可厘清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发展脉络，使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再拘限于对于异化思想的补充，也可延伸至对人类自由的探索。

社会分工； 工场手工业分工； 区分； 自由

很多学者研究分工都是从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入手的。从一方面来看，分工与交换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式”的思维方式也大大限制了我们对于分工的认识。古典经济学家所执著的“交换引起的分工”不过是分工形式中的一种，马克思后来把它称为“社会分工”或“旧式的分工”。而事实上，分工经历了历史的动态演变，从起初的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再到工场手工业分工。马克思一开始就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视角去认识分工，他既看到了亚当·斯密等对它热力地褒扬，又认识到“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外化的设定”[1]237。后来，他对分工做了明确的划分，并深入研究了这两种不同的分工形式。

一、两种不同的分工形式

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给分工以明确定义，“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2]301。这样的定义不难看出马克思把分工看作为一种生产协作方式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工具性价值考量，也是马克思对分工这种行为方式的素然表述。但分工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自身也经历了数次演变，无论纵向还是横向上它都展现出不同的形式。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工进行了清晰的分类，“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为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3]406马克思把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称为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下简称社会分工)，把个别分工称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下简称工场手工业分工)。

这两种分工形式不仅仅有历史的先后顺序，同样还经历了内在的逻辑演变过程，“这种以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分工，与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分工有本质的区别。后一类分工以第一类分工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基础。”[2]303显然后一类分工指的是“各种特殊劳动在资本的指挥下……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2]303的工场手工业分工。社会分工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变得日益精细，这反过来也从更多的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各种欲求。当这种分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有不同领域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天赋才智集聚一定的财富。私有制的存在会催促这些人利用多余的财富去雇佣他人为自己劳作以追求私有财产的最大满足，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财富的拥有者变为原始的资本家。资本家的本能是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他们会在自己的工场推行并细化这种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分工。这种已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就是工场手工业分工，而这种分工产生的条件必然是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基础的。

同样工场手工业分工对于社会分工也有反作用，会扩大社会分工。“首先，因为第二类分工与所有其他的生产力的共同之处，就是缩短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因而就为一个新的社会劳动部门腾出了劳动。其次这是第二类分工所特有的，因为第二类分工能够通过它的分解过程把一个专业划分为若干部分，结果是同一个使用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出现在可以被当作彼此相互独立的不同商品来生产。”[2]304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普及将整合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形态，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分化，更加专业精细的生产工具像一把锋利的切刀把相互联系的生产行业甚至同一生产行业的不同生产阶段划开，让它们分离、独立；其次，生产原料的细化会造成更多的原料供应行业的滋生和分化。生产行业类别的细化和分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手工工场的拥有者总会绞尽人类的智慧想出进一步细化分工的点子，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每一步细化都会要求社会分工伸向全新的领域。社会分工就这样坐上工厂手工业分工的快车，在人对自由与财富的渴望的推动下驶向远方。

二、社会分工

政治经济学史上，英国的亚当·弗格森在他的《市民社会发展史试论》中最先提出了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后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阐述分工的缘由时把分工的产生归为了交换这种倾向，“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4]11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亚当·斯密同他的先驱者都是从古代的观点来出发考察分工的，他们把这种分工同社会内部的分工混为一谈”[2]309。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谈起分工往往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竭力挖掘它的工具性价值，这样不但遮蔽了自己的视野，还忽视了对分工本身的思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分析的也大都是这种一般的分工，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给予分工本身更多的思考，从辩证的视角把分工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对分工作出更全面的论述。

社会分工所承接的是立足于自然因素区别下的自然分工。自然生理的差异导致原始人类在生产劳作时，不同的人(男人与女人、年长者和年幼者等)展现出了不同的天赋，在同一生产共同体为了使每个人的天赋得到最大发挥必然会导致分工，而后拿着多余的产品去交换，这种交换带来的便利反过来稳固了分工这种生产方式。自然地理因素间的差异同样也会引起分工。不同地域间的原始部落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不同的产品(农业和畜牧业等)，而后拿着自己的产品与另一个部落交换，这样人们在消费品选择上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在原始的混沌状态下，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去活动，即便这种自然因素差别下的分工并不精细，却算得上人类伟大的进步，人类在此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在自然分工阶段的后期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已经成熟起来，这种交换行为已经把不同的生产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化的经济形态，而自然分工也在这一形态中演变为社会分工这种一般性的分工。“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相互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3]408

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的认识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客、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他承认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促使社会精美完善方面所体现的作用，它可以使劳动者的劳动技巧日益精细。商品生产在时空上都节省了成本，从而极大地提供劳动生产的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如果这种分工出于自愿，更会发挥劳动者的天赋，无限地增加他们的自由。但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分工天然地存在缺陷，稳定的分工和交换形式与财产私有制的结合下，自愿的分工开始褪色。这种条件下，人的自由开始丧失，“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是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是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537人变成了片面化的人，劳动的勤奋不会换得全面的自由只会积攒枷锁的分量。所以马克思断言：“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237

但反过来，马克思又肯定了这种一般性分工的历史性价值，这种一般性的分工不过是人类走向全面自由的过渡，它自身的缺点不能喝止我们对它的赞歌。“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1]538这种一般性的分工使人片面化的同时又给了人更多的自由，这种分工及与之配套的交换打破了地域性隔离，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建立了起来。生产时，人的身体被限制在一定的时空内，可他的眼界和自由的上限却极大地提升了；一个人所能生产产品的种类单一了，可他消费的产品种类却大大丰富了。一般性的分工每前进一步似乎都给人以限制，却是以换取更多的自由为补偿的。

三、工场手工业分工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生产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在资本的驱使下进行的。资本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了物质前提，马克思将其归结为工人的集结、劳动工具的集结、原材料的增加。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产生的原始动力已经不再是交换，而是资本。资本家为了更快地提高生产效率，会在某一使用价值的下属部分再进行分工。也就是说，为了同一使用价值可能会衍生出不止一种分工体系，而隶属于不同资本家的分工体系所生产出来的部分使用价值通过交换才能完成组合，形成完整的使用价值。这种完整的使用价值生产效率与分工的细化是成正比的，所以随着资本家腰包的鼓起，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形式被固定下来。

这种资本主义分工形式的形成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表述为，“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分化，不同的劳动部门才会相互分离，使每个特殊部门从事专门劳动，在这种专门劳动内部又会发生分工，专门劳动的分解。”[2]301资本家从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的分工意识也会越来越强烈。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都充斥着对剩余价值的竭力追求和对资本所辖领域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形式。”[3]421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与社会分工的不同。“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422

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的广阔视野，它只是资本家主导下为自身攫取财富自由的工具，是以牺牲更多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劳动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不得接受资本主义分工形式的安排，付出让自己片面化的代价。劳动者自由的丧失只是在堆积资本家不必要的财富高山。工人只能无奈地在天然不平等的契约上签字，否则便没有生存的余地。如马克思所言：“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驶着这种力量。”[1]537劳动者从这种分工中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物质补偿，使自己得以苟延残喘，壮大的是压迫自身的异己力量，丧失的是作为人可贵的自由。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种成功可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衍生品，但却可以言明这种资本主义的分工生产方式并非坏得彻头彻尾。因为资本主义的分工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为了财富而分工的分工，不仅在分工上更细化，同时也效率最大化，从而不断造成新的、更为广泛的一般性分工。这种分工使整个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水平，人们在物质层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四、两种分工的区分与人的自由

为什么要把两类分工特别的区分开来？主要是因为一般性的分工总是代表着历史进步，所以每一种新的一般性分工无疑不是有利于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主要是从这点来谈的。但是如果发现这种一般性分工的进步是与内部分工的更加细化，从而是人的更加片面化为前提的，问题就会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这种分工意识，当然也就没注意到这里的问题。而马克思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存在的问题和分工的这种辩证特性。“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5]131但也就是这种对分工异化式的表述使很多人以为马克思反对一切分工，将分工理解为绝对坏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并不绝对地反对分工，相反，马克思赞同任何一种旨在历史进步的一般性的分工，这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唯物主义主旨相合，马克思只是反对这种一般的分工的进步以人的分工的越来越片面和狭隘为前提。

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都是以私有制为中介的生产形式，私有制的存在使人从一开始就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去为交换或财富而分工。社会分工虽然为人们带来自由的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弊端，但它更多的是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让人的自由不再拘限于个人，而逐步形成“类”的自由。可以说在这里人们是为了普遍自由而去分工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以资本家单纯的为自己获取财富自由而设立的，它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自不必说，但这种分工造就的更多是自由的差异：自由者更自由，不自由者更不自由。这种情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被这种分工形式所带来的财富所蒙蔽，马克思敏锐地嗅到这种财富的血腥味。人的“类”的自由在这里被极大地阻碍，个别人获得的财富是以普遍人的自由为代价的。

两种不同的分工都以不同的矛盾方式为人的自由发生作用，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马克思认为，必须打破财产私有制这个中介才能使分工越来越进步，人的自由越来越丰富。可是人们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是基础这一理论有极大的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也主张最大限度地去攫取财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逻辑同一。这种貌似同一中却有本质差别，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经济只是基础，只是最起码、最低级的前提，是一旦满足就可以抛弃的东西，他们的主旨是人的自由。所以，一方面是在经济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去分工局限自由的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是这种自由的丰富的发展导致的一般性分工的更加丰富。

一般性分工的发展又可以看成从为交换而分工，到为财富而分工，再到为自由而分工的进步；但随着资本主义货币的普遍化，个人的分工达到极点，从而人片面狭隘到极点。可同时货币的普遍化为个人全面和丰富提供了重要的中介，为打破这种分工对人的狭隘性奠定了普遍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货币普遍化为人与世界的丰富性关系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货币普遍化使得人可能从一切依赖中摆脱出来，成为最丰富的人。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旨在财富追求基础上的分工，从而在一般性分工方面更加丰富，同时要积极推进货币普遍化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丰富，使人对普遍物的依赖变成对单一货币的依赖，使人从更多的依赖中解放出来，避免人的分工越来越片面化，让人获取最大的自由。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编辑：刘小明

2016-09-03

李文轩(1990—)，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