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双伍，钟燕慧

（1.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经济外交的集团化视角：博弈、策略及风险应对

□严双伍1，钟燕慧2

（1.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经济外交的多边性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相伴随，国际机制与规约的建立为国家审视和处理外溢性政治与经济议题提供了更具效率的平台。原先以点、线状为特征的经济外交逐渐转变为一个网状结构的集团性经济外交，在这种多层次构造中，国家经济外交的利益维度发生转变。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面临着多重博弈，转化与挂钩、经济软制衡和论坛选择是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的主要策略。面对经济外交的政治风险，国家应施行长远的“经济治国战略”，合理利用地缘经济工具，争取战略反制空间。

集团化国际组织；经济外交；外交策略；外交风险

集团化是国家间议事方式的一种体现，它涵盖了多边、诸边、区域关系。之所以将其与国际组织概念区分表述，是基于国际社会中不断丰富的国家间组织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国际间政府组织，集团化国际组织以特定多边条约为基础而创立，它有着更为明确的合作议程，灵活的组织形式能迅速回应国际社会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①学界一般将国际组织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就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言，有学者区分了四种型态：协定性组织、论坛性组织、协定性组织的辅助机构和内部机构及国际多边条约的执行机构。集团化国际组织比较接近于其中的论坛性组织，但其重要性显然被低估，功能边界不止于此。参见：饶戈平《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J］，《中国法学》，2001（6）:126-136。。学界认为其优势在于，它不被具有法律效力的“成立依据”所束缚，不具有常设行政机构，无繁复拖沓的机制程序可弥补全球治理中缺乏一致性的弊端［1］。

从经济外交角度来看，集团化组织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趋势与格局变迁。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趋活跃的G20就成为新兴国家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它代表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性重塑。“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的开启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让步，它是一种渐进性的外交进程，其不同于宏大或爆炸式、从权威顶点开始的改变，而是一条中间道路，有利于国际体系的温和演进［2］。本文通过分析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的博弈焦点、策略及风险应对，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经济外交的层次性。

1 集团化经济外交的三重博弈

集团化经济外交是指国家为了进行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自身发展，通过外交手段在区域、全球层次上参与组织性的政治经济活动。集团化国家经济外交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其重要性来源于几点：一是双边关系在多边领域上的嵌入，使多边机制上的国家行为更具深刻性；二是国际规范的社会建构影响了国家偏好，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多边议程已不可或缺；三是经济议题的场域有了多重选择，国家必须更重视不同国际层次的交互影响和利弊权衡。

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它体现于国际多边机构所吸纳成员的代表性，也体现于多层次的国际机制所应对议程的广泛性，特别是在特定多边条约下成立的、形式更加完备、有更高地理覆盖率的 “传统政府间组织”（Conven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其中还包括组织功能更加多元化的“集团性国际组织”（简称“G 型组织”）［3］，而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无不体现在这些国际多边框架中。

冷战之后，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开始席卷全球，多层次的国际合作体系得以形成，全球化动力下的集团化经济外交更显活力。当前，世界格局所赖以形成的政治基础及主导力量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动，而发端于国家内部的政治意识、经济动能和价值核心已发生了质变。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和西方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增大导致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全球主义、多元主义和民主和平精神价值理念遭受严重冲击［4］。如卡赞斯坦所描述的：全球和国际进程的融合，多种多样的关系将地区和地区内外的其他政治实体联系在一起［5］。这种联系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带入了一张脆弱的网络。它需要我们更新看待世界的视角。从多边层次上看，国家经济外交政策与战略体现出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本矛盾，它表现为三重博弈：

第一，体现于国际经济话权秩序与规则的博弈。这一博弈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规则的博弈、修正和冲击。早在20世纪40年代，艾尔波特·赫希曼就说，对外贸易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通过商品供给，对外贸易能够发挥“供给效应”和“影响效应”，作为一种直接权力来源取代战争并凭借依赖关系影响别国［6］。二战以来，美国及以其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了国际主要经济治理机制，利用其实力资源跨领域流动的能力，以及不同性质的实力资源相互转化的频度和效率实现了对主要国际经济治理规则的高度把控［7］。发展中国家在其相对弱势的国际地位下，利用集体的力量改善谈判格局，不断与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单边性、垄断性和排斥性行为作斗争。当前多哈回合谈判多边进程受阻，欧美国家大有撇开WTO另起炉灶之势，国际经济秩序或将面临调整，发展中国家如何冲破机制僵局，回归自由贸易的轨道，将是新考验。

第二，体现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博弈。每个国家都是国际合作的平等参与者，但大国是国际经济资源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大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的超前主动性是由其利益的高度国际化所决定的，它通过经济外交提供国际资源与合作平台，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有助于延伸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逻辑，使国际公共产品的收益显现得更具协同效应。而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对称的影响，或可以发挥“强制课税者”的作用，有助克服搭便车的问题［8］。大国权威有助于为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提供合法性，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组织的委托—代理模式是霸权国平衡国际公共产品效率和霸权收益的有效方式［9］。这一模式固然有助于提高机制运作效率，也使霸权国的野心与私利隐藏于国际机制的“中立性”与“专业性”之下。然而，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倾向，且其权力和决策分配机制代表性问题已严重制约当下国际经济治理的公平与公正。

第三，体现于全球价值链优势地位的博弈。国际贸易与投资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与延伸的通道。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离岸外包的进程，从“双城生产”模式到“买家驱动”模式，再到“无边界的生产”模式，跨国公司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相互受益，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之悬殊更为全球贸易竞争增添难以调和之笔。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则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要求实现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然而国家却要在保护主义下实现价值链的单向上升。发展中国家单凭后发优势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否能实现对发达国家封锁和垄断的突破还不得而知，毕竟第三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创新模式与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方向仍然在摸索之中［10］，新能源产业或将成为新兴经济体冲出重围的突破口。

2 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的策略

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国家影响力在不同层次上的释放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行为空间，跨层次互动机制的复杂化为国家处理双边经济问题让出了许多真空。不同的外交策略得以贯穿于多边经济谈判、双边经济问题的多边化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多个过程。

2.1 转化与挂钩（Linkage politics）

挂钩政治也可被称为关联政治，转化战略则正是因为关联性的存在，才得以实现。挂钩政治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其中之一体现于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影响及其转化效应［11］。此外，挂钩政治的战略性还体现于两个行为体之间更精准的博弈关系之中。亚瑟·斯坦将挂钩政治定义为“一国在一项政策领域所采取的行动与另一国在不同领域的行为议程相关”。而挂钩战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在一个政策领域内实力的下降，因此需要对另一国的弱势领域进行施压以实现其效应［12］。

挂钩策略在国际经济谈判中很常见。如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持续地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挂钩，还在双边贸易协定中使用同样的伎俩，扩大推行范围至区域合作。而北美的劳工合作协定（NAALC）就是在美国压力下的产物，是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之一。这种使劳工标准与国家政治挂钩的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低端政治议题向高端政治议题施加影响的表现，以贸易之名行政治干预之实。

然而，这种领域间的干预并不当然奏效。张晓通认为，这种在不同实力领域资源流动困难的原因除了权力结构不同之外，还有不同议题领域的权限分配和制度安排的不同。解决办法在于实施两大战略：“一揽子谈判战略”和“国内补偿战略”［13］。前者即将多项议题组合起来进行谈判，所有议题谈妥后最终敲定协议。后者即对在谈判中受损的国内利益群体给予补偿来实现进展。而在集团国家经济外交实践中，这种结构性矛盾的转化可能会遭遇更多阻碍，例如阵营内部观点的统一困难，因此，阵营部分成员会受到利益引诱而出现分化，这是WTO谈判中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惯用路径。此外，谈判也会遭遇偶然性事件，外部的突然刺激改变一方阵营的利益格局，它可能会打破议题僵局。再者，两方阵营中核心成员的关系变化也会引起格局的转化。

2.2 经济软制衡（Soft-balancing）

“软制衡”概念是与“硬制衡”相对应而提出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对“软制衡”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解释，即通过国际制度、经济安排、保持中立等非军事手段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进行拖延、设障和破坏，其避免了直接挑战美国军事地位，其有助于汇聚期望、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14］。“软制衡”概念的支持者们认为，其相对于传统的均势硬制衡有着明显优势：首先，次等大国以此战略可以在不损害与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情况下，削弱、限制霸权国的军事实力和单边倾向［15］。其次，有利于提升制衡国家在全球谈判中的地位，先礼后兵［16］。再次，它可避免在体系层次上直接挑战霸权国［17］。制度和观念等层面的互动使参与方的互动形式和所造就的结构都有了新的属性。

助力“软制衡”在理论上日趋成熟的因素还来自于“软地缘政治”（soft geopolitics）理念的推动，它认为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被运用在了一个国家间或超国家的组织框架内，这种合力能为其外交政策及对外经济活动尽可能地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那么，“软制衡”如何映射于集团国家经济外交实践？一是软制衡的主要目标体现于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实力，通常着眼于争取份额权重，赢得国际经济治理的决策权与话语权。二是其主要通过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平台来表现。许多对于美国制衡的研究多认为是从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开始，实际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不是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从欧洲六国建立煤钢共同体至欧共体成立，再到单一货币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成熟，欧洲盟友从自身机制上的建设早已成为对美国制衡的投射［19］。还如，在推动国际机制改革进程中，新兴国家对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偏好，使其制衡力度可以维持在合理范围内。金砖国家中三国所组成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IBSA）就以灵活的合作模式，在经贸、政治社会发展和金融等领域取得不小进展，成功地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国际声望及力量分配［20］。三是软制衡以和平目的为主，以既得国家利益的获取为准。哈萨克斯坦为制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强势力量，它通过积极参与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到与土耳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参与巴库—第比利斯—塞伊汗（BTC）石油管道工程等经贸手段，不断对俄罗斯实行和平的制衡政策。

2.3 论坛选择（Forum shopping）

“论坛选择”源自于诉讼主体对法院的挑选，即当存在争端解决的多个法院的选择时，诉讼人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判决和利益获取的法院。其后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扩展和全球治理机制的繁荣，“论坛选择”概念被引申至国际法中对涉外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挑选及国家对多层次治理机制中的偏好选择。它是有意识地追逐国家利益的体现，国家根据其政策取向选择更有利于自身的议事平台和争议解决机制［21］。

在集团化经济外交中，“论坛选择”体现于国家间议事论坛的选择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它针对的问题是当前趋于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国家间合作效率的提升？国家对治理机制的偏好选择会导致何种后果？应当看到，碎片化的发展现状是国家间权力分散的表现，即霸权力量的流散和多中心国家的兴起，也有学者称之为“迷你多边主义”①参见 Miles Kahler.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A］，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C］，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295-326.作者提出，在迷你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中，通过小团体的互动有助于促使国家间的合作提升。但其局限性是认为这些小团体的力量来源前提是吸纳国际体系中最有实力的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小团体。。其内驱力还是国家自主性的提升，从而推进了集团国家合作的自由度。一国经济外交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开始从依赖少数大国提供特殊国际公共产品到更注重国家合作意愿、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国际贡献度、国际人才水平及执行力等综合因素上，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层次上各种机制的交错留下的权力与责任真空激励了碎片化的机制创新②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利弊的争议可参见：AynsleyKellow.Multi-level and multi-arena governance: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forum shopping［J］.Int Environ Agreements. （2012） 12:327–342.。可见，“论坛选择”融价值创造和价值偏好于一体，它推动了国际机制的竞争与更迭。美国通过国际机制选择对其域外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历程是个鲜明的例子：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反假冒贸易协议》，美国交互采取单边、双边和多边贸易措施，在其知识产权利益的驱动下，美国通过“论坛选择”策略，意图把不断提高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实质地延伸至全球领域［22］。美国以其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实现了论坛加入、论坛转移和新论坛构建等一系列策略。

从发展中国家实践来看，“论坛选择”为国家参与集团经济外交赋予新的身份。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成果，并非是以对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全面否定为目标，而更多地是如学者伊肯伯里所说的“后霸权时代自由国际主义”的纵深发展③学者伊肯伯里将全球治理中吸纳非西方国家、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全球规则和合作网络的拓展等特点称为“后霸权时代自由国际主义”（post-hegemonic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参见：G.John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 2009（1）:71-87.。G20在次贷危机后的迅速崛起及其对金砖机制、亚投行等多个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带动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基于“论坛选择”的灵活策略表现。与发达国家以强势话语权控制多边机制不同，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一条利用不同论坛的优势及相互间的桥梁特性，以诸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成果反哺于全球性机制的完善已被发展中国家实践发挥出了“论坛选择”的正能量。

3 经济外交的管理与风险应对

经济外交的实质是国家大战略的磨合与对抗，它体现为对国家战略实力的调动、分配、投送和运用过程的筹划和指导。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国家应避免政治风险在经济层面的负面效应。利用经济巧实力，合理运用地缘经济工具，多方面争取战略反制空间。

3.1 在商言商，保持政治能力对经济事务的支持，避免政治风险的系统扩散是经济外交的正面逻辑

经济外交所面临的矛盾有二：之一是国家对政治关系的重视程度更高，将经济关系视为低阶政治，为模糊、短视的政治利益损害经济关系的情况屡见不鲜。之二是自由主义推动了国家治理的二元性。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管理黏性，即国家 “黏性权力”（Sticky Power）的施行与国际治理的稳定性要求发生碰撞。

因此，国家经济外交需要延续国家发展的经济逻辑主线条，规避重大战略冲突所带来的系统风险。国际战略关乎理性，但如何定义与运用国家理性却存在争议。学者托马斯·谢林认为，理性行为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利条件，构成理性的众多要素中很大部分是冲突条件下的战略不作为（Strategic disabilities）。他认为战略应被视为通过影响对方对自我行为后果的预期判断达到遏制对方的目的，可以借助威慑和承诺处理冲突困境，即国家冲突战略实际为一种“相互依存决策”（Interdependence decision）［23］。 国家战略冲突带来的经济风险可从俄美关系中找到反面例证。俄罗斯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争斗牵制了俄罗斯在经济上的投入，压缩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空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碰撞一度走到热战前沿，而俄罗斯在面对伊拉克战后安排问题中的战略应对手段严重不足，这不仅使俄罗斯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外经济战略挫败，还使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际战略环境［24］。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克里米亚主权变更再度将俄美关系拖入冰点，俄罗斯不得不着力处理新一轮西方经济制裁和低迷的经济指数，它极大地制约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空间。

此外，还需要重视国家间经济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基础性地位，施展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类管理艺术①二战后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扩展是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体现，历史上看，这一思想实现了国家公共治理与宗教统治的分离、公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分离及公域经济活动与私域经济活动的分离。然而这一分离却由于“新重商主义”的兴起而模糊化，经济利益常常为政治利益所操纵。因此，是否可从国家功能治理上实现经济事务管理的相对独立。 参见：Michael Walzer.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J］.Political Theory，1984（12）:315-330.。首要的是明确经济外交的利益边界。美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外交体现了这一鲜明的对比。对于如何发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沃尔特·米德早于2004年就提出美国应该通过“黏性权力”与软实力配合使用以争取更多吸引力②米德认为美国的黏性权力之基础在于全球金融体制和自由贸易。实质上，黏性权力就是政治实力对经济事务的充分渗透。 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America’s Sticky Power ［J］.Foreign Policy.March/April， 2004:46-53.。然而，从美国的经济外交实践上看，它却受制于国内政策，不断偏离全球经济共同体与自由贸易的轨道，出现对外经济政策的多重反转。特朗普上任后，对前任的经济外交成果全面清算，呈现出淡化多边重视双边、边敲打边安抚的特点。特朗普一度被扣上“反全球化”的标签［25］，其上任伊始就在贸易逆差上大做文章，美国不仅退出苦谈多年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和多国组织资金提供计划，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在双边关系上，特朗普通过不同渠道在贸易逆差、汇率操纵、产业竞争等诸多议题上，与中国、日本、墨西哥和德国等多国产生摩擦。但这些经济问题虚实不一，经济杠杆与政治筹码相互借重。究其原因，利益集团和决策程序等因素造成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多变性，多重反转不仅不利于本国经济信誉，更波及国际经济秩序。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经济外交显得更具稳定性。新加坡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历来从经济入手，以经济促政治，把经济外交作为其外交关系的基石［26］。新加坡虽然推行的是政府干预型的经济外交模式，但其平衡点在于政府协助企业解决了国际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准入性的问题，同时企业的运行充分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则，保持了商业竞争力。新加坡经济外交可以看作是政府竞争力与商业竞争力的结合体。可见，经济外交与国家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有着重要联系，为管控经济外交风险，国家可通过国家功能规范化和法治化使经济领域的事务保持相对独立性，避免政治风险的系统扩散。

3.2 运用经济巧实力，合理利用地缘经济工具，争取战略反制空间是经济外交的有效路径

集团化经济外交赋予新兴国家更多运用巧实力的空间。选项一是在国际竞争中坚持双重社会化（Twoway Socialization）路径，即相比于新现实主义所提供的追随与平衡及机制自由主义的单向“内化式”的社会化，双重社会化不仅需要接受国际规范和规则，还有着重构国际规范和规则的任务［27］。这种渐进式的演变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重大战略利益冲突被极化的风险，使谈判成为优先的选项。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利用西方国家的制度合理之处，并修正其使用规则，融入国际体系。

选项二是合理运用地缘经济工具，减少负面猜想和战略遏制。地缘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往往是国家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考虑，应该如何合理利用地缘经济工具？首先，地缘经济战略应尊重地缘对象国的发展规律和意愿，即地缘工具应保持规则的开放度和受益范围的均衡度。由于地缘经济战略的发起国往往具有更好的地缘实力，地缘经济工具往往有助于其实现超越单纯经济效益的收益，或使其收益远远超出合作伙伴。其次，地缘经济战略应具有包容性，不可造成国家间相关利益的偏废。中美关于“新丝绸之路”的方案竞争就体现了地缘经济战略的优劣与适应性。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首次公布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即打造一条以阿富汗为核心，贯穿中亚至南亚的交通与贸易枢纽。然而其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不少学者将中美的计划作对比。有分析认为，中国寄希望于加强与邻国及欧亚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而美国则希冀维持并巩固其在大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渗透西方的发展路径和政治民主［28］。虽然美国的计划是出于对阿富汗战略的重大转型考虑，从军事第一、经济第二，逐步过渡到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倚重地区国家发展的战略转变路径，但其对经济与安全议题未能做到合理衔接，军事安全仍然摆在区域战略的首位，这一缺陷也受到美国媒体的诟病［29］。因此，通过综合化的巧实力运用，有助于化解经济外交的风险。

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目标要量体裁衣，根据不同的国家实力和相对优劣势评估，争取战略主动权。一般来说，可分为总体战略实力占优的主动权、主导领域战略实力占优的主动权和次要领域占优的主动权等三种类型。在经济外交实践中，国家应灵活地进行战略对垒，正如《史记》中的田忌赛马一则，孙膑所言“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其巧妙地在竞技中扬长避短。此外，经济外交战略还在于反制空间的争取。反制空间体现为战略筹码运用。例如，国家间利益交互范围越广，议题的利害等级越高，其可资利用的反制空间就越大。比较典型的是2017年4月中美达成的“百日计划”，实际上是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利益平衡与交换，中方对美方在金融和进口牛肉等领域加大开放，而美方则在美国汽车出口中国和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等敏感问题上保持暂时冷处理。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的那样，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越来越过时的WTO规则下变得越来越僵化，这些规则其实和中美争端的关键事项并无瓜葛［30］。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所以迟迟未达成中美贸易与投资协定（CHUSTIA），实质上双方的竞争活力在于均保留着对彼此尽可能多的反制空间。

4 结语

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是每个国家参与集团化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集团化经济外交的出现为双边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它使国家间经济外交的成本—收益的计算乘数加倍，也为研究经济外交增加了新视角，例如先前在层次之间的互动主要是由国内向国际层次的投射，而集团化经济外交的多元性会如何影响国家政策的变动？这两个层次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系或是提线木偶模式所能回答的。它涉及国内政策对国际层次的反应机制、国家政策的国际偏好、国际层次对国内政策的作用模式以及复杂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之解，本文抛砖引玉，以期从体系性视角延展经济外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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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LEIFROSENBERGER.TheRiseandFallof America’s New Silk Road Strategy［EB/OL］.http://www.economonitor.com/blog/2017/05/the-rise-andfall-of-americas-new-silk-road-strategy/.

［30］C.弗雷德·伯格斯滕，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肖恩·麦纳.再平衡：新大国时代，中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M］.丁振辉，张慧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325.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31

D829.1

A

1004-0544（2017）10-0170-07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严双伍（1957－），男，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钟燕慧（1986－），女，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