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琨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征及其构建意义

□陈明琨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观念，核心在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本质上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顶层设计；平等、互利、互鉴、共建、可持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全球化时期的时代要求，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客观需求，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国家诉求，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特征；意义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认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这也初步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作了铺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供了理论准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在众多的国际场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意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时间推移和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铺展开来的，是在内涵逐渐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从国与国之间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到国与地区之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再到地区性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不断丰富、特征逐渐显现，面目轮廓已经清晰可见。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正式向世界系统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主张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等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也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

就其本质内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观念，核心在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本质上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顶层设计；就其基本结构而言，这一顶层架构是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的“五位一体”，并以政治平等互商、经济互惠共赢、文化互鉴融合、安全共建共享、生态绿色持续为基本内容，内含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成为人类重新审视世界的新全球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理念支撑、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方略”。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2.1 平等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各国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平等是互商互谅的重要前提，也是贯穿于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各国虽然面积有大小之分，国力有强弱之别，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应当是平等的。大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3］。

2.2 互利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互惠互利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源动力，一国单独获利必然不会长久，各国共同获益才能持续进步，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真正的发展，国家间要“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4］。

2.3 互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互鉴融合的文明交流。文明的发展进步不仅不排斥多样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缺乏交流的文明是单调的文明，缺少彼此欣赏、互相借鉴，不会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与友善，也难以铸就人类文明的光彩和辉煌，“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5］。

2.4 共建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不再是单一、局部的安全，世界上不存在所谓自身的绝对安全，也更不可能从别国的动荡不安中谋取稳定，国际安全具有公共性和共建性，一国安全的取得需要国际主体的共同建设，“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6］。

2.5 可持续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尊崇自然、绿色可持续的生态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走向，面对日趋严峻的全球生态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全球生态的可持续需要世界各国的持续合作，“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7］，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3.1 适应新全球化时期的时代要求

3.1.1 有助于引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新的时代呼唤全新的理念。思想理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新全球化时代，不仅具备旧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特征：规模空前的科技化，伴随科技的创新与进步，信息的通畅、物流的通达、交通的便捷，使得人类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的侵蚀化，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国家形态构造不断受到解构，人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甚至表达方式趋于国际化、标准化、一体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广布化，生产、交换、消费各环节呈现出全球分布的特点；区域问题的放大化，地区性的热点经过快速传播能够产生远远大于问题本身的世界性效应等。而且，新全球化时代在更大限度上促进人类交往和彼此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突出、部分国家的主权遭到侵犯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左右摇摆、跌跌撞撞。如何顺应全球化的趋势阔步向前？如何克服全球化的重重阻力继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无疑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新全球化时期的人类命运需要从多个方面去掌控，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多个方面进行着力，成为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先导，有助于引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3.1.2 有助于破解反全球化思潮的阻碍。当今新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点是，不仅有全球化思潮，还有反全球化思潮和替代全球化思潮，是多种思潮的 “多重变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思潮的博弈、较量和结果将会决定后冷战时代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全球化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而这一全球化过程并非建立在平等、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也成为制约全球化进程的“阿喀琉斯之踵”，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马太效应”的扩散，导致了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正题，反全球化是一个反题，那么，替代全球化就是一个合题。平等、互利、互鉴、共建、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治家基于中国视角提出的一种新外交理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冲突语境中是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具有纠正“全球化之偏”的作用。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态度，昭示着中国人对于建设一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发自内心的呼唤，是一种新的全球化观，有助于破解反全球化思潮的阻碍。

3.2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客观需求

3.2.1 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旧体制的瓦解。全球治理肇始于西方，当前全球治理体制也是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产物，存在着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一度被认为是西方大国俱乐部的工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从外围到中心、从侧翼到主流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学习、适应到全面融入的过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强，地位也得到凸显。但是由于受到现有全球治理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全球治理主体的“全球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也同时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全球治理的新形势，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积极有效地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中去以进行全球治理体制创新，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突破传统全球治理旧体制的束缚，扫除全球治理旧体制的沉疴，进行全球治理理念创新，适应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这一客观需求的有益尝试，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旧体制的瓦解。

3.2.2 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在这一鲜明主题下的世界形势总是暗藏着不稳定因素。这个世界，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恐怖主义阴霾不散，并有抬头趋势，与此同时，核危机、欧债危机、中东难民潮、生态危机等层出不穷，这些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当前的世界进步是规模空前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迫在眉睫。正如习近平所言：“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8］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需要以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为基点，中国应该也必须在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当国际社会在为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焦头烂额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理念，将在国际议程设置、国际制度塑造、国际问题解决等方面发挥特定作用，对于全球治理主体、内容、客体、方式方法、载体等方面产生重构效用，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3.3 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国家诉求

3.3.1 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国立足于国际舞台，不仅需要实力的保障，更不能缺乏先进理念的有效支撑，我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更要做思想大国，用先进的思想理念引领世界方向是当今大国负责任表现的应有之义。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客观存在，需要一定的全球性理念与之相匹配、作为其支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向世界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格局。简单地说，中国不只是做过去在西方主导下的旧国际规则的遵行者，更应该成为国际公平合理新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和坚定维护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可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政策基本遵循邓小平作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战略方向。毋庸讳言，这些方针政策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二位置的时候，中国如何打造与自身经济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硬实力上，更离不开软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的国际形象正是提升软实力的切入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一项“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价值观念产品，不仅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在复兴路上奋勇前行的国家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大国胸怀，适应了新时期彰显社会主义中国大国形象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3.3.2 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国际贡献。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注重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更在于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包括理论贡献和实际贡献。面对国际形势新发展新变化，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系统阐释了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阐明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同时配套减免债务、设立基金、支持维和、无偿援助等实际措施，实现了理论贡献和实际贡献的有机统一，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孜孜追求，产生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的生动体现，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推动中国进行国际角色的合理转换和重新定位，进一步确认中国作为国际新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身份和地位，有助于凸显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3.4 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3.4.1 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也就是说，现实的需求促进了科学理论的产生，科学理论肩负着回答和解决现实所提出问题的重大任务。世界历史一再说明，一个后发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巨大调整与变动，世界性的战争也多由此而引发，而战争的诱因多是新旧大国之间的误解、质疑和分歧。毋庸置疑，中国作为后起之秀正日益凸显于世界，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聚焦和关注。国际社会在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惊奇之余，不免表露出担心、疑虑和不解，“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等，由此而生且声势日隆，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如何摆脱崛起中的烦恼？这些都是成长中的中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平等性、互利性、互鉴性、共建性和可持续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能够折射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维护正义、敢于担当、致力于合作共赢、具有公共关怀的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深度阐释和具体的外交布局，有助于澄清和纠正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读，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质疑。

3.4.2 有助于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会长期面临着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遏制打击，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更是容易遭到西方国家的敌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虽然目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却实实在在地在抓紧实施，使我们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围绕着海洋权益的问题，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局部热点矛盾日益尖锐，不禁让人感到中国正逐渐滑向“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新兴国家日益喷张的力量将会和老牌霸主国家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摩擦出战争的火花，在威胁与反威胁之间，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历史地看，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带来国家间的碰撞，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剧烈碰撞。离成功越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复杂甚至尖锐。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国际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为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世界一直在热议“中国崛起”，但事实上，无论是历史上西方军事的“崛起”，还是中国当下和平的“崛起”，“崛起”一词容易引起误读，被诱导进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陷阱里面去。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个比较中性、温和的概念，它以谋求全球化的“双赢”“多赢”“共赢”格局为外交价值诉求，反映了中国政治家希望以此与世界携手来构筑“命运共同体”，以此打破传统的“零和”博弈定律，颠覆西方语境中“国强必霸”的逻辑理路，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0］毫无疑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范式，将所有国家置于同一共同体之下，致力于消除分歧、求同存异、相向而行，有助于有效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2］［3］［5］［6］［7］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4］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2015-03-29.

［8］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10］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22

D820

A

1004-0544（2017）10-0120-0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A001）。

陈明琨（1992－），男，河南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赵继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