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及其治理策略

□刘小龙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交织着社会思潮俘获主体的外在塑造过程和主体选择及寻觅社会身份的内在认同过程。在载体上借助于网络空间和文化形态进行传播，在主体上呈现少数精英和大学生网民的互动，在演进趋向上呈现出议题推动以及和中产阶级焦虑心态共振的特点，在话语上出现语言暴力和激进舆论倾向，促使当前大学生对民粹主义思潮兼有理性上的拒斥和情感上的认同的复杂特点。民粹主义思潮带来了有限的合理要素和长期的潜在威胁，清除民粹主义滋长的社会土壤，完善理性思维和法律素养教育，强化危机应对举措，是民粹主义治理的基本理路。

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社会认同；大学生

民粹主义是当前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据《人民论坛》的跟踪调查，2012年民粹主义在中国十大社会思潮中排名第八，2013年排第七，2014年跃至第四，2015年仍居第四，2016年成为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之一。民粹主义在大学生中的渗透值得高度关注。大学生缘何会受到以“草根”或者“平民”面目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侵蚀？本文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出发，力图揭示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趋势及其影响，进而提出有效防范民粹主义的治理对策。

1 环境塑造与社会认同：民粹主义思潮研究的双重视角

民粹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政治现象，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总是充满了歧义和争论，目前主要有意识形态、政治风格、组织形式和政治逻辑等四种阐释框架。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是一种“中心稀薄”的价值观念，它总是有意识地把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集团，即“纯洁的人民”和“贪腐的精英”，主张政治应当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1］。从政治风格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是政治领袖绕过政治系统、直接与大众沟通的一种政治控制和权力行使方式［2］。从组织形式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是一种微观的政治组织形式，简单直白的语言风格、极端化思维和对于他者的社会想象，构成了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3］。从政治逻辑视角来看，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以话语斗争为内核、以争夺话语霸权为旨归的政治抗争逻辑，人民话语发挥着勾连统一战线、指认共同抗争对象的凝聚和认同功能［4］。

对于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学界主要从社会思潮的视角来把握民粹主义，并且注意到了民粹主义思潮从历史语境到现实生活的形态演变。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对民粹主义的合理汲取和批判超越，而彼时的民粹主义主要指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变异”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主要表现在各类舆情事件的演变和网络舆论中。学界对于这种民粹主义思潮的本质存在争议，主要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5］、激进民意［6］、话语垄断［7］和网络集体行动［8］等观点。 关于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学界观点比较一致，主要关注了网络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三种形式［9］。关于民粹主义思潮的特征，学界概括了反对精英、非理性、极端性和间歇性等观点［10］。

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开始引发研究兴趣，大多坚持“环境塑造”的研究理路，网络媒介作为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和载体受到重视［11］。转型期的社会躁动与网络信息碎片化等外在环境因素，与大学生自身理论储备不足等主体因素，共同推动了民粹主义思潮向大学生群体渗透［12］。这种环境塑造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大学生主体层面的社会认同则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既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同时也承载了主体的某种诉求，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主体认同。换言之，研究主体缘何接受、认同一种社会思潮，需要深入探索主体的认同机制。因此，民粹主义向大学生群体的渗透过程，既是社会思潮借助于一定载体的传播、形塑过程，也是主体自主选择并进而实现社会认同的内化过程。

就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来看，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整个社会的思想境况是大学生群体被民粹主义思潮俘获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3］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大学生不再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阶层分化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同样存在，很多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面临就业、住房等诸多现实压力。同时，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生存”成为现实，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尤其兴盛，构成大学生认可民粹主义的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主体的社会认同，而不仅仅是客观社会身份在大学生对民粹主义思潮的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甚至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由主体的阶级、文化和社会地位事先决定的，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把多样诉求暂时性地统合在人民话语当中的“政治逻辑”［14］。显然，大学生群体之所以受到民粹主义思潮的感染，与当前中国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倾向［15］和比较普遍的“弱者心态”直接相关。“屌丝”“青椒”等自嘲式称谓显示了大学生群体作为“预备中产阶级”或者“边缘中产阶级”的焦虑、困惑和不满，他们在民粹主义思潮中寻觅着某种程度的主体认同。

可见，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的并存，提示着大学生群体受到民粹主义思潮感染的复杂成因，同时也要求开展相关研究时避免“决定论”的武断，从社会认同的维度来考察民粹主义思潮在高校滋长的原因、机理和对策。一般来说，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指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认知，及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价值和情感意义［16］。卡斯特认为，网络时代催生了“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等三种认同方式，合法性认同由已经居于社会支配者地位的行动者所拥有，抗拒性认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规划性认同则是社会行动者建构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17］。作为一种缺乏坚实内核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抗拒性”认同，正如简·杜克特和艾·朗格分析的那样，民粹主义话语是在与精英主义话语的博弈中生成的一种抗争性话语［18］。抗拒性认同不仅昭示着大学生群体在政治维度上对精英话语的疏离和反叛，而且在文化维度上体现大学生群体构建身份标识和文化认同的主体努力。

为此，本文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出发，以“坚持人民的中心地位”“反对精英”“强调人民的同质性”和“宣扬人民的权益正处于被社会精英侵蚀的危机之中”等四个核心要素作为判断民粹主义思潮的标尺［19］，设计了关于民粹主义思潮的个人深度访谈提纲，选取了广东省三所高校（一所985高校、一所省属二本高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各20名大学生共计60名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以此了解大学生群体缘何认同民粹主义思潮的原因和表现；同时在微信中自媒体类型中选取2016年6月1日到2017年6月1日阅读量在10万+以上的文本，对典型的民粹主义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力图把握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趋势。

2 理性拒斥与情感认同：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趋势

当前大学生对于民粹主义思潮具有理性拒斥和情感认同相交织的特点。一方面，大学生对于民粹主义思潮并没有系统的认知和自觉的认同，绝大部分访谈对象对于民粹主义的内涵和立场并不了解，也拒绝给自己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同时，明确表达民粹主义立场10万+以上的文本中占比在1%以下，说明大学生对于民粹主义思潮比较拒斥。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容易在情感维度认同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对于民粹主义坚持人民至上、绝对平等、反对精英和渲染危机的价值立场，以及“非黑即白”“草根和精英对抗的二元叙事”“老百姓绝对正确”等思维模式认同度较高。这种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在涉及到某个具体的社会议题和个体经验时尤为明显。可见，大学生对于民粹主义思潮具有理性层面的拒斥和情感层面的认同、整体性上的拒斥和个别性上的认可、长时段的拒斥和阶段性的认同等复杂心态。这既与民粹主义思潮固有的渗透性、多变性和迷惑性特征有关，也反映了大学生对于民粹主义的认知、认同需要置于具体的语境中仔细考察。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民粹主义思潮的渗透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

第一，民粹主义思潮借助网络空间和文化载体进行传播。网络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对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影响日趋扩大，从而成为民粹主义思潮向大学生进行传播和渗透最重要的渠道。从访谈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表示在热点舆情事件中进行过点赞、评论或者转发，并且主要站在底层、草根和人民的立场，认为网络自由赋予了他们一种表达“社会公正”或者“发泄情绪”的新方式。对于近年来发生的“药家鑫事件”“李刚事件”“魏则西事件”“贾敬龙事件”等网络事件，四分之三的访谈对象表示比较关注且参与了相关评论，他们认为官员、明星和专家比较“可恨”，社会弱者则“很可怜”，高度认可网络民意的正义性及其展示的积极意义。不少大学生比较认同“民比官好、穷比富好、多比少好、社会弱者比强势阶层好”的网络定律。一些大学生显示出了仇官、仇富和仇权的心态，对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激进网络舆论缺乏理性的辨识和思考能力，因而容易被情绪化的“网络民意”所裹挟和感染，成为网络民粹主义不自觉的推手。

文化民粹主义是大学生认同民粹主义的另一重要载体。如果说大学生对于以政治形态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还有一定警觉的话，他们对文化民粹主义则高度认同且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文化民粹主义，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极端地推崇冠以人民之名的大众文化，同时贬斥精英文化。大学生是文化民粹主义的创造、消费和传播的重要力量，在他们看来，文化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娱乐特征，包含着时尚元素，彰显了反抗精神，显得“好玩”“酷”和“很嗨”，并且在建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亚文化认同。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各种戏谑、调侃和恶搞的“造句运动”和“人肉搜索”为典型的文化民粹主义在大学生群体中很有市场，文化民粹主义与青年亚文化、网络文化和大众文化具有高度的重叠，成为民粹主义传播和扩展的重要载体。

第二，在热点议题的推动下反复发酵，与中产阶级的焦虑心态出现共振。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渗透，与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心态嬗变直接相关，因而在热点议题和社会心态的推动下反复发酵，中产阶级的焦虑心态在大学生中的弥漫和扩张尤其值得注意。触发民粹主义思潮的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高校领域的具体议题。社会议题主要有四类：其一是就业、住房等生活压力。2016年以来新一轮房价暴涨引发了关于阶层固化、底层逆袭无望的悲观情绪，这种议题及其承载的焦虑心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相当有影响。《关于社会阶层的残酷真相》等渲染阶层固化的文章阅读量、点赞率一直很高，使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中产阶级的焦虑心态。其二是对“雷洋事件”“假疫苗”“聂树斌”终审判决等涉及到公、检、司法部门的社会管理事件的关注。其三是“盛世蝼蚁”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延迟退休”政策引发广泛关注，表明大学生对于社会保障机制改革较为关注。其四是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很高，一些大学生对地方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和举措尚有疑虑。

高校管理中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相关议题主要有教育公平、学费上涨、大学生就业、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延迟退休政策和教育制度改革等问题。大学生对于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平问题尤为敏感，“有事向网上捅、把事情闹大”成为少数大学生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近年来在研究生招生、评优评奖、学校硬件设施建设等议题诱发过网络事件。

从深层次看，社会议题不断变换的背后是一种影响甚广的焦虑心态。中产阶级的焦虑心态在作为“预备中产阶级”或者说“边缘中产阶级”的大学生群体中弥漫开来［20］。超过八成的访谈对象谈到了留在大城市生活的梦想与就业压力大、房价压力大之间的矛盾，那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为无法通过个人奋斗来缩小与家境优越的同学之间的差距感到无奈和无助，还有一些对象在谈到房价问题时表露出对于政府调控不力的不满，甚至还表露了对于整个体制的不满。可见，焦虑心态有可能激发不满情绪，并且也有可能成为激进政治自由主义的温床［21］，甚至酝酿、演变为一种反体制的躁狂。

第三，在主体维度上呈现出少数意见领袖和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与西欧、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强势崛起不同，当前中国没有出现公开宣称主张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但民粹主义的主张经常被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所吸纳，他们经常以平民的代言人自居，对改革开放多有批判。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左派激进人物和右派公知大V并不推崇，公知大V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日趋式微。但是，以“格隆汇”为代表的投资精英和以@作业本为代表的草根写手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些人把关注底层、贴近草根和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作为塑造自身形象的手段，譬如格隆汇炮制的“盛世的蝼蚁”一文带来刷屏效应，@作业本发出的“东莞不哭”的民粹主义动员在大学生群体中影响甚广。可见，少数意见领袖为了达到商业目的，倾向于使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和营销方式。

同时，民粹主义思潮也迎合了部分大学生的主体诉求，不少大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推手。民粹主义思潮迎合了中国社会弥漫甚广的“弱者心态”，折射了一部分大学生的焦虑心态，反映了大学生群体追求社会平等但理性思考不足、注重政治参与但方式过激等特征，因而承载了部分大学生的主体需求。因此，从情感宣泄、主体价值实现和政治参与诉求等层面，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容易感染民粹主义的主体因素。整个中产阶级的焦虑、迷茫乃至怨恨情绪提前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预演。譬如高校青年教师自嘲为“青椒”“工蜂”，大学生对于“屌丝”的认同，既体现出他们所面临的住房、就业等现实问题，更显示出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对于社会公正的期待，尤其是“网络愤青”更倾向于民粹主义主张。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具有拥抱民粹主义的主体动因，民粹主义话语构建了一种否定精英话语，表达不满和愤怒情绪的一种“抗拒性认同”［22］。

第四，在表达形式上以话语暴力和激进舆论为主，在个别议题上出现集体行动苗头。民粹主义的话语表达具有平民化、情绪化和批判性等特征，通过扣帽子、情绪渲染、散布谣言、抹黑精英、谩骂等手段实现一边倒的话语垄断［23］，以激进话语和对立思维来显示自身的情感力量和道义力量。因此，民粹主义话语擅长于煽情而不是说理，表现为偏激而不是平和理性，归结为群体从众心理而非个人冷静思考。这种激进话语通过对内的批判和对外的仇视体现出来。从访谈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访谈对象都承认自己曾经在网上发表过过激的言论，在热点事件上时常发表偏激乃至谩骂的帖子。他们认为，在网络空间中不激进和极端难以彰显力量，心平气和的讨论只会淹没在信息海洋当中。但他们在主观上并不承认自己倒向了民粹主义立场，运用了民粹主义话语。也就是说，大学生在社会舆论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大众心理的从众特征，是网络空间中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物。

如果说对内立场还相对温和的话，在涉及民族主义的议题时则更容易表现出激进立场，运用激进话语。近年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合流趋势比较明显，潜伏在民族主义背后的民粹主义值得关注。统计结果显示，潜伏在民族主义背后的民粹主义文本数量占据首位。继2016年针对蔡英文的“帝吧出征”、抵制赵薇选用台独演员事件之后，2017年民族主义事件频有发生：歌手张敬轩被踢出《我是歌手》节目，特朗普对华政策引发高度关注，除夕之夜“炮轰联合国”的网络示威，尤其是反萨德系统、“手撕”乐天超市事件的持续发酵，显示了大学生群体对于爱国主义认同度非常高。但是，也有个别大学生持有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大国心态，表达方式也过于激进化和情绪化，一味强调对外强硬，对不同意见者动辄扣帽子，进行责骂甚至谩骂，甚至还采用人肉搜索、黑客行动和舆论施压等手段，从而走向以爱国为名、民粹为实的民族民粹主义。一些人不仅在网络上进行“敌我”区分，用扣“汉奸”帽子的方式来党同伐异，甚至还出现了号召大家参与集体行动的苗头，需要警惕。

3 合理要素与潜在威胁：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复杂效应

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影响比较复杂。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民粹主义思潮具有一些合理要素，譬如激发了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关注，约束了社会精英的言行举止以及推动了教育制度变革。但是，总体而言，民粹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主要的，尤其是其潜在威胁值得警惕。

第一，民粹主义尽管打着人民的旗号，却背离了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了大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对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威胁。民粹主义推崇社会底层、否定社会精英太过偏颇，偏离了有序民主的轨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同时，在民粹主义建构的整体性、同质化的人民面前，个体权利无足轻重，在人民正义的口号下可以藐视法律制度，侵犯个人隐私，从而可能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任由民粹主义泛滥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带来冲击。“人民”话语强调了社会底层与社会精英的对立和对抗，加剧了社会分裂，冲击了社会秩序，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粹主义在推崇人民的话语背后隐藏着背离人民的内核，任由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必然影响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第二，民粹主义倡导非制度化、情绪化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利于培养具有责任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参与方式，诉诸情感而缺乏理性，参与热情过度而公民训练不足，强调人民整体权利而忽视主体责任和个体权利，主张人民审判而轻视司法判决，在人民的名义下以激进舆论、人肉搜索等非制度化渠道来干预现实、表达诉求，具有只讲权利不讲责任的片面性以及缺乏自我约束而具有走向暴烈的危险性，在很多时候发展成为一群具有破坏潜力的乌合之众和网络暴民。这种苗头在近年来网络上泛滥成灾的“人肉搜索”和舆论狂欢案例当中可以窥见；在“药家鑫”案、“李刚事件”“余纯合事件”“雷洋”事件中，网络舆论审判对于司法审判公正性和独立性的压力已然显现。民粹主义固然激发了大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表达诉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但他们却没有学会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和沟通，也不善于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因此，民粹主义对于高校培养具有责任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是很不利的，也影响了大学生对于依法治国的信任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第三，民粹主义挑战既有权力结构、激起群体对立、加剧社会分裂，又不利于大学生养成健全的社会心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民粹主义激化了大众与精英、官与民、体制外与体制内两大阵营的对立乃至对抗，二元对立思维撕裂了社会团结，妨碍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理性沟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仇富、仇官、仇权的非理性心理开始蔓延，“砖家”“叫兽”等污名化称谓体现了反智的倾向，不满、怨恨和愤怒等社会情绪得以集中宣泄，甚至在网络空间中开始出现“道德民兵”和“网络红卫兵”，这必然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养成健全的社会心态，削弱了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尊重和敬畏，也会影响到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第四，民粹主义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坚持底层立场和结果平等，追求教育资源分配的平均主义、教育治理的大众决策和教育改革的民意支配，给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利于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当前，在公立学校设置、高考指标分配、高校学费上涨、升学选拔机制等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议题上都可见民粹主义倾向的出现，具体表现有：在改革目标上以平等主义代替教育公平，主张“补偿弱者、拉平强者，完善大善、舍弃小善”；教育舆情中的反精英立场；以及教育治理中的民意裹挟，以多数民意作为教育改革依据。应当说，民粹主义的这种关注对于纠正当前“寒门再难出贵子”“农村教育空心化”以及教育过度市场化等偏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是，只注重结果公平而不注重过程公平、加剧精英和底层以及百姓和政府的冲突以及教育改革过程中以“少数服从多数”民意来裁断、裹挟教育改革进程，显然是不合理的，必将导致另外一种教育不公平，进而把教育改革带向歧途。

4 深化改革与危机应对：防控民粹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路

民粹主义被比喻为 “时刻存在且不定时发作”的“癣症”，管控民粹主义被称为“一场激烈而不能肯定取胜的斗争”，因此，民粹主义的防控策略在于尽量限制其负面意义，防控其消极影响，而不是彻底清除民粹主义。其主要的治理思路如下：

第一，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消除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归根到底，民粹主义思潮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反映和评价，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民生问题突出等问题所引发的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因而民粹主义思潮的防控从根本来说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把民粹主义防控纳入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正，解决民众关切的社会问题。具体到教育领域中，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加大国家对于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在教育资源分配上适当向农村、向基层、向社会底层和非重点学校倾斜，适当提高农村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以教育公正来吸纳平等主义诉求；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广纳民意，推进民主协商，鼓励社会公众的适度参与，把非制度参与冲动转化为制度化、常规化的参与渠道；营造有利于高校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创造条件解决高校师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青年教师面临的职业发展以及住房压力、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以及高校大学生面临的生活困难、就业压力等问题。

第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大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法制意识培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公民。理性精神、法制意识的培育是抵御民粹主义诱惑的思想利器。为此，要坚持素质教育的基本方向，在教育目标上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公民。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法制思维。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采取互动式教学方式。在教育方式上不断创新，实现从知识传播、思想灌输到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教育路径上注重开拓网络教育平台，实现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线下教育和线上学习的有机结合。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善网络教育平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整合民粹主义，尤其注重用真实、具体和鲜活的人民概念来整合整体性的人民话语，用社会公正来整合平等主义诉求，用法治理性来规约道义冲动，引导大学生以理性、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第三，分工协作、突出重点、有针对性、有策略性地做好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在防控思路上，把民粹主义防控定位为一种柔性、细致和持久的思想工作，多在“引”和“导”上下功夫，尽量少去“堵”和“截”。在工作重点上，要把网络民粹主义治理作为重点。建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专门的微信公众号、网络舆情跟踪系统和应急处理系统。对网络舆情进行定期监控和周期性总结，对触发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议题做全面的整理归类，对高校网络舆情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搜集和监测，对那些可能引发动员的舆情苗头进行关注和及时解决。在网络民粹主义舆论形成之后迅速开启舆情危机应对程序，坚持黄金24小时的应对原则，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信息公开，及时进行师生沟通、情感疏导和启动问责等，力避堵、躲、拖延和敷衍等态度。及时总结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在技术管理、平台建设、议题观测、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反思和完善。

在分类处理上，对草根维权型、针对于社会精英言行不当的情绪发泄型、商业利益裹挟型和娱乐狂欢型等四种民粹主义区别对待。对于草根维权类民粹主义，要解决问题，回应诉求；对于社会精英的不当言行引发的民粹主义舆论，譬如雷政富事件、周久耕事件、杨达才事件，则需要及时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实现相关部门与涉事主体的切割，尽量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商业利益裹挟类型则需要适当管控；对于娱乐狂欢类型，要以积极的文化引导来提升网络文化欣赏品味，同时为其划定法治边界，尽量避免其对个人隐私和社会安全带来冲击和影响。

在防控对象上，注重对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的重点布防和统一战线工作，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圈子化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干预。目前微博平台仍然是思想观念传播和意见领袖塑造的重要领地，激进左派在价值观上倾向于认同民粹主义，在话语表述当中也经常使用民粹主义的策略，他们的言论被转发的数量远大于右派意见领袖，因而对这类意见领袖是防控的重点对象。同时，也要注意网络上意见领袖圈层化、抱团化的现象，采取管制和培育相结合的策略，从硬性管制走向软性沟通。对大学生群体当中思想激进、偏激的学生也要开展个别性的引导和教育。

在防控策略上，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同时也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手段以形成合力。建立有效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建立以党委、宣传部门、思想政治教师、辅导员为主体，分工协调、运转有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积极培育高校意见领袖，培养一批懂网络、善于开展网络思想工作的网评员，在网络空间亮剑和发声。注重大学生人文精神塑造，净化网络生态，提升文化品位。开设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对民粹主义的由来、实质和危害有清醒的理论认识。

［1］C.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 39（3）：541-563.

［2］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J］.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1-22.

［3］MATTHIJS ROODUIJN.The Nucleus of Populism: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14，49（4）：573-599.

［4］［14］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M］.New York:Verso， 2005：224，224.

［5］［9］陈同顺，杨倩.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J］.江苏社会科学，2016（3）：127.

［6］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9.

［7］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57.

［8］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J］.学术月刊，2011（6）：25.

［10］李良荣.民粹主义的三个动向［J］.人民论坛，2017（1）：22-24.

［11］吴默闻.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5）：25-27.

［12］王辉.论民粹主义思潮网络嬗变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4）：72-74.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15］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20.

［16］N ELLEMERS， SELF-CATEGORISATION.Commitment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3.

［17］［2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6-7.

［18］JANE DUCKETT，ANA INES LANGER.Popu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Diversity and Ideology in the Chinese Media’s narratives of health care reform［J］.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2013，39（6）：653-680.

［19］MATTHIJS ROODUIJN. The Nucleus of Populism: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J］.Governmentand Opposition，2014，49（4）：573-599.

［20］李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J］.江苏社会科学，2017（2）：2.

［21］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J］.社会，2011（2）：149.

［23］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57.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19

G641

A

1004-0544（2017）10-0103-07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题 （2016MZXY22）；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4YJC710028）。

刘小龙（1982-），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继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