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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

2017-03-06苑朋欣

理论月刊 2017年10期
关键词:森林保护种树林业

□苑朋欣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

□苑朋欣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晚清时期,森林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已经为人们所认识,现代意义上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和思想已经产生。这些思想和认识是在毁林、开发等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萌生的,并随着西方现代林业科学思想的传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

晚清;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

晚清时期,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森林有着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现代意义上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业已产生,这充分折射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森林价值认识的提高和深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晚清时期的这些思想和认识作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就这一思想的内容、产生原因及其特点作一简要论述,希望能为我们认识今天的生态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

1 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的主要内容

晚清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抵御水患、防沙固堤、减少江河淤塞,以及调节气候、调和雨泽、减少旱灾、改良土壤、减轻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现代意义上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已经产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森林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抵御水患

晚清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当时农学毕业生赵荣章就对此作过比较详尽的阐述,他在谈到森林的生态作用时说,“若有树以为山障,枝叶能冒雨,雨水不遽及地,至徐徐滴沥而下,复有树根盘踞,岩石沙砾,为所把持,不至冲动,水流则纾曲潺缓,往往数十日始汇于河”,这样,由于大部分雨水慢慢地渗进土壤里,减少了地表径流,有效地防止了水患,认为这正是“保安国土”与“涵养水源之说举归功于森林也”[1]。 1905 年《东方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该文首先论述了森林有着抵御水患的重要作用,认为:“有森林则细草丰苔所在皆是,而又有枯枝落叶以冲积于其间,微特水力所至无浮沙浅土随之以行,纵或挟有沙土以俱来,亦必在在停蓄,节节阻留,以杀其汹涌之势,而戢其驰骤之威,其下流之及于陇亩中者,可决其纡徐澄洁,而无淹没冲刷之虞也,故曰林业可以御水患也。”该文还从反面论述了无森林以涵养水源,必会带来水土流失等水患之灾。文章指出:“山童土赤之区,霖雨既降,山洪骤生,以其地之不毛,得以畅行无阻也,奔冲荡激之所及,浮土浅沙,不能不随刷而下”,认为这些随刷而下的“浮土浅沙”,“以泛溢于田陇之间,及其既退,则禾稼已为沙土所掩,而平日所施之肥料,复被其洗涤殆尽,而于是沃壤遂化为芜田,上腴倏变为瘠土。”[2]43这里不仅论述了无森林不足以保持水土,而且还把水土流失这一导致地力下降的原因作了比较透彻的阐明,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一些政府官员对森林减少水患、保持水土功能也有相当认识,如御史华辉在讲森林的这一作用时就曾指出:林木“而根蟠土中,叶弃地面,当大雨时行,高处泥沙不致随流而下”,“凡拥压田亩”之患,“亦可减轻”。[3]3864曾在黑龙江任道员的程德全则亲身感受到了无森林涵养水源造成的生态灾难,他说:本道各属榛荒初辟,民户新集,树木之计多未讲求,村屯露立,山麓童然,一遇积雨,水潦横流,易成灾歉。并特别指出所以“易成灾歉”,就是“因无森林,雨水无多吸收”[4]1646。 林木枝叶能截留和吸收降雨,林木根系及落叶能调节地面径流和减少水土流失,这些现代林学知识,以上言论中都已涉及到了。

1.2 森林能防沙固堤、减少江河淤塞

森林是防御风沙的自然屏障。晚清时期人们对此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如学者陈炽就讲,在北方,由于一些省份不重视护林,加之战争对森林的破坏,造成“万里中原,风沙茫茫,几同塞外”[5]237。 这既表明陈炽对北方一些地方毁林造成的沙漠化现象感到痛心,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人们已认识到森林的防风固沙作用。关于森林的固堤作用,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较普遍的认识,如《申报》中的一篇文章,在论述河南种树的益处时就提到:“豫土不坚,濒河善溃,种树则根枝纠结,可以固堤。”[6]陈炽还对国外种树固堤的经验大力宣传,以引起人们对森林护堤作用的重视。他说:英国人在印度恒河“沿河两岸广购民田,多植树木,不及十载,两岸各成一宽一里,长二千里之树堤,多阔沟渠以杀水势,树木根株盘结,水力不能溃之,而恒河始名称其实矣。”[7]99也正是在以上认识基础上,有人建议通过造林来根治黄河水患,指出:“中国黄河为害,每年修补所费甚巨,而其害仍然不息,欲避此害,宜于黄河流域遍植树木,深根固结,则土沙不致流出,永无此患。 ”[7]99这种通过“遍植树木”来防治水患的治本思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充分认识到了森林具有减少江河淤塞的重要作用。如文章《论种植防荒》云:“江西山地多沙,河中亦然,每遇大雨,山地之沙皆冲入河,今则河身日积日高,船固难于行走,一有大雨水涨,河不能容,以致泛滥于城市田园之内。……乾嘉以前,山与地俱多草木,沙土皆为其根结固,纵遇大水,不能冲刷,河身日深。以后木多被伐,草亦被芟,沙土无从钳制,故每大水一次,则河内之沙土亦淤数寸,未及十年,河之浅塞日甚,今则几至与无河者相似,河身仅如一沟而已。 ”[5]255森林植被被毁,大雨时会带有大量泥沙流入河川,造成河道淤积。该文通过毁林造成的惨痛教训,把森林减少江河淤塞的作用讲得明明白白。关于森林这方面的作用,总督陶模在 《劝谕陕甘通省栽种树木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山岗斜倚坡陀回环,古时层层有树根枝盘互联络,百草天然成篱,凝留沙土不随雨水而下。后世山木伐尽,泥沙塞川,不独黄流横溢,虽小川如灞涯诸水,亦多淤塞溃决[8]34。 他结合毁林造成的危害,把森林固沙土、减少江河淤塞的作用作了明确阐述。

1.3 森林能调节气候、调和雨泽、减少旱灾

当时人们对此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森林能调节气候、调和雨泽,山西农林学堂一毕业生就讲:“苟地质中含有多数之水量,则一经日光之热,即蒸发飞越于空气之中,为水蒸气,是即所谓云也。迨至水蒸气出乎温度之表,而触乎寒度,则必仍凝为质点,以飘散而下,是即所谓雨也。惟有草木之根荄,能吸集地质之水,以为其营养料,而不使之流走,故水蒸气常弥漫于四周之空中,以升而为云,降而为雨。人当盛夏酷暑之会,入森林中,辄觉凉气爽肌,翛然如易一节候者,无他,以其内含有多数之水蒸气故也。”[2]44他不仅讲到了森林致雨的原理,还讲到了有森林则能形成水蒸气,可使天气较为凉爽,这些都不亚于现代人的认识。农学毕业生赵荣章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风云雨露总一空气变化所为。……水遇热蒸腾为云,云于空中遇冷,水分凝结下坠则为雨,若雨降至半空再遇热则仍化散为云。……林木之深根能吸地中水分,发散于杪叶,森林之气常清爽浸润,是其明证。此西人树能引雨之说所由来也。……盖森林所吐清润之气,则空气不甚炎热,……此调和天气之功也”。并进一步强调说明:“森林繁密之境则雨泽均调,沙漠不毛之区,则常年苦旱,亦明证矣。”[1]上述观点,如森林能调和雨泽,有着调节温度的作用等,都已是现代科学知识。关于森林能减少旱灾,人们的认识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东方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就讲:“若夫旱灾之至,人皆以为由于天时者也,而不知实由于地质,……林业不兴,则地面之水,皆浸入地心,而无物以为之吸集,日曝愈久,土质愈枯,旱暵之灾由是而作矣。有森林则日光之热度愈烈,所发之水蒸气愈多,水既由液体而变为气体,复由气体而反于液体,辗转变化,循环不休。”文章讲的是,森林通过蒸腾作用向大气输送大量的水分,是增加降水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这些思想认识都已达到了现代人的认识水平。该文进而指出,“彼夫漠北沙碛之地,每数月不获一雨”,就是无森林的缘故[2]43-44。当时一些政府官员对森林防止旱灾作用,也有明确的认识。如御史华辉认为:“嘉树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灾。 ”[3]3864直隶省盐山县知县王光鸾在其劝种树株告示中也宣传“树能招雨,可免亢旱”[9]12。 陶模则强调:种树旷野可以接洽霄壤,调和雨泽。炎日重蒸易成旱干,而树叶被拂空中则能呼吸上下之气,所以塞外沙漠无树不雨,终年树密之区恒多时雨[8]34。 他讲的是,森林能调节雨水,增加降水量,无森林则会造成干旱,认识水平上已和现代人相当。鉴于森林能致雨免旱,当时还有人建议要让普通农民懂得植树护林的重要性,他说:“我国林学振兴之初,尤当爱护旧有森林,而加之以保护矣”,并特别指出:“近来内地各省履遭荒旱,小民但知仰天祷雨,而不知培养树木,以致频年饥谨,其所以不肯植树者,由于不知森林之利益也。今宜择森林利益显著者,……晓谕百姓。”[7]110-111提出让老百姓了解森林能防止水旱之灾,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眼光。

1.4 森林能改良土壤

当时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已经相当明确。学者陈炽在 《种树富民说》一文中就讲,“西国化学师详求要理,始知树木之本能,吸土膏烂沙石,故细根入地,硗确可变膏腴”,所以森林“有益于地”[5]203。 饶州府知府在劝民种树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农林为养民之源,富强之基。近时西人发明物理,以树木收吸土膏,……硗确之处可变为腴美。”[10]还有人用外国造林的事例,来说明森林有着改良土壤的功能。如山西农林学堂一农学生就指出:“昔者埃及国地势长而窄,田野小民胥抱不毛之撼,乃于尼罗河一带引水灌田,广植林木,近处土壤,遂皆肥泽。 ”[7]97现代林业科学表明,森林能够防止土壤退化,提高地力。这些科学知识,看来当时人们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而陕甘总督陶模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有着一定的科学成分,他认为:种树于瘠土可化碱为沃,引导泉流。平原若有密树则根深蒂固,能收山气,互相灌输,由近及远,土脉渐通[8]34。 在这里,陶模已经认识到,林木根系在土壤中纵横穿插,既能固定土壤,又能疏松土壤,提高土壤的通气透水性。也就是基于以上认识,当时就有人建议,“须先由地方官考察各地情形”,将一些“荒地免粮与硗确不可耕者,皆使其造林”,“以改良土壤”[7]102。

1.5 森林能够减少空气污染,有益身心健康

这个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森林有益身心,能净化空气、保持空气清新。如当时《申报》中的一篇文章就讲:“五行之用不克不生,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飞,人物粗猛;树多则土不飞腾,人能聪秀”,并认为这和“西人每谓多种树木则人得清气,可以养生”[6],有着同样的道理。陈炽在《种树富民说》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树木之枝能收秽恶化为泽清,故绿荫宜人,贫病顿成殷富。且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而万木之荫,别饶润泽,……有益于人。 ”[5]203晚清时期的一些官员对此也有透彻、深刻的论述。如总督陶模就正确地揭示了森林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他说:种树遍于僻壤荒村可以上连天和,驱疫疠而养民病。赤地童山,阴阳隔阂,其民多病而弱,树木之性收秽气吐清气,可使人身心健康[8]34。 饶州府知府劝民兴办农林时也讲:森林“况清润葱蔚之气可致甘霖,……且绿阴宜人,兼除秽恶,与夫卫生均有关系。”[10]1906年,北洋督练处提调督率员役前往各镇种树,就是考虑到树木能保持空气清新,“于兵丁卫生有益”[11]162。福州知府程听彝在这方面的思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在劝民植树时说:“树气轻清养(氧)气也,人气重浊炭(碳)气也。树得炭气以肥其柯叶,人得养气以畅其形骸。若嘉木成丛,则清气充溢,一切秽病之气,不得而乘之,此消疫疬之利。”[12]森林是二氧化碳的消耗者,也是氧气的制造者,还有净化空气作用,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这些现代科学知识,看来当时已有人认识到了。

2 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产生的原因

晚清时期,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已经产生,其中,毁林、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这一思想萌生的重要诱因,而现代林学思想的传入则为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首先,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来自毁林、破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清代,自清政府18世纪初实行“摊丁入亩”后,就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23 417 000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就增至102 750 000人,道光二十年(1840 年)骤增至 412 817 000 人[13]9。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人地矛盾愈加突出,以致很多地方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现象。以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诸省山区多被森林覆盖,由于大批农民进山垦种,山地森林不断遭到破坏。如安徽霍山县“近以生息益蕃,食用不足,则又相率开垦,山童而树亦渐尽。无主之山,则又往往放火延焚,多成焦土”[13]920。 在江苏句容县,“温州、台州、安庆等处棚民寄居于此,即以垦山为事”,加上“荆、豫客民又来开垦耕种,兼开诸山,如浮山、历山、方山、丫髻山、瓦屋山一带,既经开遍”[13]166。 这些在人口压力下的滥垦山地,再加上“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对森林资源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此外,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其北方的山西、直隶等省还有数以万计的流民大规模地进入山区,在那里砍伐树木,“开炉煽铁”“析薪烧炭”。尤其在大量流民聚集、无法管理的山区,伐薪、冶炼、烧炭则成了继“易山为田”之外又一主要的森林破坏活动。同时,清政府实行的开发边疆政策,也造成了森林资源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自顺治年间始,清政府就迭次颁布招民开垦的各种法令。尤其是晚清政府开放禁垦区及奖励垦荒政策的实施,带来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及内蒙等边疆地区,以致垦区人地关系急剧恶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乱垦滥伐现象。再者,连年不断的战争也严重毁坏了森林资源。在清军与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兵燹所至,无树不伐”,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省的丘陵地区森林几乎被毁灭殆尽。回民起义时,也因叠经兵燹,地旷人稀的陕、甘诸省,“地多荒芜,童山弥望”。总之,人口增长造成的过度垦荒,流民在山地丘陵地区进行的无节制的砍伐,清政府开放边疆带来的乱垦滥伐,战争的破坏等等,使得晚清时期成为森林毁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学者陈炽就指出:“自山泽禁弛,树木斩伐殆尽,重以捻回之乱,萌蘖无存,土膏既枯,泉流胥涸,郑工塞决,求一拱把之木不可得。”[5]2 3 7由于毁林极易破坏生态平衡,加以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旱之灾加剧等。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面对毁林开发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当时人们开始朦胧地认识到森林有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所以,滥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的惨痛教训,自然会给人们的思想认识提供深刻的反面教材。

其次,晚清时期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的形成,还与西方林业科学思想的传入密切相关。自明末清初以来,一些传教士就开始在华传播包括林业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一些现代林业思想和林学知识也不断地传入中国。这就为国人对森林价值的传统认识和西方现代林业思想逐步融合,并迈向现代科学准备了条件。例如,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译书机构和报刊就介绍过国外的林学思想和林学知识。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一些学会及杂志也以传播东西方现代农林科技知识为己任。如1896年上海成立的农学会,就以研究和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农林科学知识为宗旨。该会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农林期刊《农学报》,专门刊登“欧美、日本农书、农报”中的农林科技知识。据不完全统计,该刊物介绍的有关现代林学思想和知识的文章约50篇。这些文章涉及造林、森林经营、森林利用等方面内容,对西方林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一时期,中国还相继创立了许多新式农林学堂。戊戌变法时期中国就有新式农业学堂出现,到1909年,已新建成高等农林学堂5所,中等31所,初等75所,在堂学生达6028人[14]72-73。这些新式农林学堂一般设立林业一科,向学生介绍日本和西方的林学、植物生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现代科学知识。这自然推动了农林科技知识的推广和传播。总之,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和日本等国林业思想和林业科技通过以上多种路径逐步传入中国,现代林业科学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当时人们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对森林价值的认识开始纳入现代实验科学的轨道,促进了晚清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态环境观念和思想的产生。

3 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的特点

晚清时期,人们对森林与自然界、森林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已有了较深切的了解,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和思想已经产生。而作为现实的反映,这一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是在当时毁林、开发等造成严重生态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萌生,并随着西方现代林业科学思想的传入及其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丰富和发展的。第二,尽管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而且当时人们也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和术语,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和思想已经在很多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知识层面上很多已属于现代科学知识,包括生态学、林学、植物生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知识。第三,晚清时期的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在当时还远没有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共识。有这方面思想的人,有些是文人学者,有些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农林学堂师生,他们在社会上属于少数,而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如当时就有人指出“林业可以御水患,……林业可以免旱灾,……之二端者,悉由西人所考验而得,而为我农民之素所未闻者也”[2]44,这就是说,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思想,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识。

总之,晚清时期,人们已经朦胧认识到森林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维护生态平衡的主体和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这是在晚清森林资源衰败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对中国森林前途和命运不断探索的结果,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强烈要求振兴林业和保护被破坏了的生存环境的愿望。这些既为中国林业走向现代化作了必要的舆论、心理准备,同时又将成为推动中国林业沿着现代化的趋向前进的重要助力。

[1]农学毕业廪生赵君荣章上某当道论农学书[N].大公报,1907-11-27.

[2]论林业与水旱之关系[J].东方杂志,1905(5).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李兴盛,马秀娟.程德全守江奏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宜今室主人.皇朝经济文新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2005.

[6]广树艺说[N].申报,1902-01-21.

[7]振兴林业策[J].东方杂志,1906(6).

[8]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五[M].浙江:浙省书局,1898.

[9]盐山县王令光鸾劝种树株告示并督宪杨批[A]//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二十三.

[10]饶州府谕劝兴办农林[N].申报,1907-7-05.

[11]各省农桑汇志[J].东方杂志,1905(9).

[12]福州府程听彝太守劝民种树利益章程[J].农学报,1902(185).

[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14]王笛.清末民初中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7(1).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11

K252;X173

A

1004-0544(2017)10-0061-05

苑朋欣(1965-),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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