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北村一仁 撰 罗 亮 译

引 言

《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以下简称刘著）是刘安志先生所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刘氏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专长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2011年在龙谷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访学①译者注：刘安志教授访学日本时间实为2012年。。在中国国内自不用提，在海外也积极展开资料调查、参与研讨会、进行演讲等活动。其主要成果，首先是于2011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本书则是后续出版的第二本著作。

关于本书，中国学界已有七篇介绍、书评发表②中国主要有以下介绍、书评：《书讯：刘安志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出版》，《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2期；《〈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出版》，《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拜根兴：《〈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33期，2014年；赵和平：《〈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唐研究》第20卷，2014年；尤学工、申红果：《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中国历史学前沿》，10（1），2015年（英文）；王旭送：《中古文史研究的新成果》，《新疆日报（汉文）》2015年3月31日；吴羽：《资料与问题——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读后》，《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由于篇幅原因，以及笔者能力所限，尚不能完全论述刘著的真正面目。故有关全面的评论，可参见此前的书评，本文只对全书作一概要式介绍，笔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利用“新资料”进行研究，对此发表一些感想。下面是本书在书讯上展示的目录③译者注：原作后尚有“文字全部改为日本常用字体”一句，今删去。。

目录

绪论

上编：礼仪·宗教·制度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初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原题《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年；以及《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

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初载（林佳慧翻译日语）渡邊義浩编《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汲古书院，2011年）

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初载《唐研究》第13卷，2007年）

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初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辑，2006年）

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年）

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

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初载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河南荥阳新出《唐宋华墓志》考释（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2009年，与楚小龙合著）

下编：写本·知识·学术

《华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览》乎？——敦煌写本P.2526号新探（初载《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7辑，2013年）

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9辑，2013年）

《修文殿御览》佚文辑校（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2012年）

《太公家教》成书年代新探——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初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初载《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括地志》与《坤元录》（初载《历史地理》第28辑，2013年）

关于《括地志》辑校的若干问题（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9辑，2013年）

后记

一、刘著之概要

本书由上下两编、十六篇论文组成。上编主要是基于“新资料”对中国中古时代（大约为3-9世纪）的文化制度进行研究。下编则是对“新资料”，特别是出土文书，从文献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本书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哪一篇，都是将传世文献史料与出土文书等“新资料”相结合进行考察，这一点是共通的。

有关全书的概要，刘氏自己在《绪论》中进行了概括，基本上是对全书内容的简要介绍。

首先是上编所收的九篇论文。第一篇《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是基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龙谷大学所藏的大谷文书4922号和8113号，以及敦煌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周字70A号，本文彻底证明了它们是《大唐开元礼》的一部分，并指出该书受到了唐人的极度重视。

其后三篇是关于随葬文书的论文。《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同样是基于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并对其源流进行探讨的研究。文章阐述了先秦以来的“遣策”、“赗方”，在西汉中期变为“衣物疏”，南北朝时期又受佛、道二教的影响，变为移文的演进过程。隋唐以降，这种“移文”在北方（高昌）受佛教的强烈影响而演变为“功德疏”，南方则被“买地券”所取代。之后的《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则对南朝“地券”的性质，其中所见张坚固李定度的出现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指出南朝所见“地券”，并非“买地券”、“镇墓券”，而是“移文”一类的文书。其中所见的张坚固、李定度，是镇守墓地的神灵。接下来的《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则对“移文”中出现的“海”、“东海”进行了考察。大致上，在唐代，“东海”一语指代死后的世界。在此之前，汉代泰山才是死后的世界。六世纪时南方受道教影响，产生了“海”、“东海”的概念并流传至高昌。

再次是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对吐鲁番出土的《维摩诘经》等诸经注疏的残片进行了介绍。《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则是基于吐鲁番文书，对府兵的“简点”即选拔确认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府兵简点最初每年一次，武周以降，改为了三年一次，最后走向崩坏。《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讨论了唐代伊西二州以及四镇地区的诸节度使问题。指出伊西节度使并非仅为统辖伊、西二州的节度使，而是为了应对情势有过几次反复的分合。《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利用唐代告身形式复原了钟绍京的五通告身，特别是前四通告身都集中在七日之间，透示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

《河南荥阳新出〈唐宋华墓志〉考释》，对2005～2006年出土的“宋华墓志”进行了整理，并加以若干考察。

下编收录对出土文书进行文献学分析的七篇研究论文。首先是对中古时期的类书，特别是以《修文殿御览》为中心进行研究，三篇论文都是围绕此点进行展开。《〈华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览〉乎？——敦煌写本P.2526号新探》，对敦煌文书P.2526加以重新讨论，根据书法和避讳的特征，判断其是8世纪中叶的产物。又将其与《修文殿御览》逸文、《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进行比较，得出P.2526号文书并非《修文殿御览》，而更可能是《华林遍略》的结论。《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则对这些类书的流传进行了考察，在梁代成书的《华林遍略》基础上，北齐编成了《修文殿御览》，唐代前期依据前者编撰了《艺文类聚》，《华林遍略》此时受到重视。到了唐玄宗时期，在后者（《修文殿御览》）的基础上，编纂了《初学记》。而到了宋代，以此两派类书为蓝本编纂了《太平御览》，至此南北的类书形成了统一。此外，从中日古籍中收集整理了《修文殿御览》的逸文，形成了《〈修文殿御览〉佚文辑校》一文。

接下来两篇是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首先《〈太公家教〉成书年代新探——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主要依据大谷文书写本的书法和纸质，推断其为唐前期的产物。而《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则通过与敦煌出土写本进行比较，判断其为吐鲁番出土的八世纪中叶的写本。

最后两篇是与唐代地理书《括地志》、《坤元录》相关的考察。首先《〈括地志〉与〈坤元录〉》，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入手，并与日本残存写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坤元录》是《括地志》的略抄本。《关于〈括地志〉辑校的若干问题》，则对清代孙星衍以来的辑佚工作提出了疑议，认为其中混入了《魏土地记》、《括地象》、《括地图》等书，而这些并非《括地志》原文。

二、刘著的评价与基于“新资料”研究的展望

以上简要对刘著进行了介绍。本书如书名所示，讨论“新资料”，也即是依据“新资料”为中心，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加以讨论的成果，并将其编集成论文集。这里的“新资料”，如其所言指“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地券、族谱以及域外文献”①刘著《绪论》，第1页。。总之，可以大致认为和一般所言新出史料是同一概念。中国史学史上，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说起“新资料”的代表，也是刘氏的主要研究对象，排在首位的当属敦煌吐鲁番文书群，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除此于外，他也列举了走马楼吴简和郴州晋简、天一阁所藏《天圣令》，认为它们也是“新资料”②《后记》，第410页。。其中于1996年长沙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中国学者自不必提，日本方面也十分关注，对其进行了研究③我国（日本）以1999年9月长沙吴简研究会为发端，投入精力举办国际研讨会进行研究活动，现在已出版三本研究报告书。最近成果是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之研究：从仓库关联簿看孙吴政权的地方财政》，早稻田大学出版会，2016年。。此外，现在各地陆续出土墓志、佛教道教造像碑记等，也应属于“新资料”。但除出土史料之外，对“域外文献”加以关注，是本书优长所在。这里的“域外文献”，既有古代日本从海外引进，至今依旧残存的古籍，也指近现代时从中国流出的文献。举例而言，刘氏不仅搜集了日本各地残存古文书中所见的佚文，还利用了各国机关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物。特别是前者，在搜集日本残存佚文史料这一点上，刘氏之慧眼令人折服④最近《日本国见在书目》的点校本已经出版。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如加上笔者兴趣所在，日本和韩国、欧美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的佛像·造像碑记等非“文献”类材料，也可列入“域外史料”吧⑤参孙迪：《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综合图目》，外文出版社，2005年；林树中：《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对这样的“新资料”、“新出史料”进行利用研究，在日本国内也很盛行。1995年，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成立，即成为新出土资料研究的核心之一。对近二十年《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中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两项进行浏览，虽然年度有所变化，其倾向是，此类研究每年都会被强调出来。

掌握“新资料”，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是无需多言的。首先可以弥补传世文献史料的不足，可以想象其修正错误的可能性。以前被忽视的、看不见的分析视角，也因其提供了可察觉的契机，可以期待其拓宽研究范围的可能。

但要做到这些，正如前辈所言，细致的注意力是必需的⑥参冨谷至：《所谓“古董商”》，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编：《从地下而来的赠物——新出土资料在古代中国》，东方书店，2014年，第346～347页。。利用这些新出史料之时，对其出现后的经历（出现的时间、地点、相关人物、现况等），都要尽可能的了解。首先必须讨论其是否足以被利用（简而言之，即其真伪问题）。其次要论证其是否具有超过或补订现有史料的价值。这个过程也即史料批判，经过初步认定其具备作为史料的依据和价值，才称得上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

其次，基于“新资料”进行研究之时，还有一点需多加留心。例如“新资料”，还有必要对其作成的时期、地域作关联性考察。“新资料”所处位置的环境，从其自然环境、地形到古城、坟墓、寺院、古道一类的遗迹、遗址，都应作为考察的对象。还要考虑出土文书、史料的场合，其内容是展示了当地特有的情况，是局限性的还是具有全国性、普遍性的意义？这些需要我们慎重地考虑。因此基于一直以来积累的学术史土壤上的讨论是必要的。

例如笔者利用的造像铭一类的“新资料”，出土于何种场所，之后有怎样的流传？从中看见政治、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意义在北朝史整体历程中如何定位？持有造像铭的地域之独特性如何体现？或者相反，与其他地域共同的普遍性的部分又在哪里？对迄今为止的研究，例如府兵制的研究过程中，关于此点又有何种意义，这是我们要不断思索的。长沙吴简的研究也是如此，简牍内容是否有地域限制性？不止于孙吴政权史，还有三国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史，或长沙地域的历史，简牍与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想不断保持这样从这些侧面进行考察、在史学史上存在某种意义的视角，也是极为重要的。

正如江川式部氏指出的，对“新史料”，“在既有史料背后，追问其真正价值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①《2012年的历史学界》，《史学杂志》，122（5），2013年，第216页。。无论是对现在发生的，还是过去已经积累的反复讨论的问题，“新史料”研究的重要基石已经形成。

翻看刘著即可看到，所收的研究论文，都是从对“新资料”整理开始史料批判，再讨论前人研究，对各种各样观点进行考察辩正，最后大部分观点都为其所驳倒。就此点而言，这超过了同类书止于对“新资料”进行介绍的范围，而具备了极高的学术价值。例如，《河南荥阳新出〈唐宋华墓志〉考释》一文，在补充传世文献史料的不足及修正错误这一点上作出了工作。此外，其中对笔者特别具有启发的是《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关于府兵制制度的实际情况，所见传世文献史料中很难看到制度逐渐丧失机能的过程，但此文则依据“新资料”将其描绘了出来。又如《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在传世文献中也是极难窥见的课题。而本文则利用了从汉代的镇墓文到唐代吐鲁番出土的移文，再到宋代湖北、江西出土的买地券等不同时代、地域的“新资料”来讨论了该问题。

一方面，仅从此点，应该可以看到今后能够解决的课题。之前所举的《从泰山到东海》，与启发我之处相呼应的是，刘氏在时代、地域上广泛利用各种史料作参照，这也是其长处所在。但另一方面，这些时代或地域上有所分隔的史料，能否放在一起利用的疑惑也浮上心头。换言之，“新资料”是特定地域的产物，是否能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这与此前的问题也有所关联吧。例如“东海”作为一个新的冥界观，从南朝向吐鲁番传播。那么具体是如何向吐鲁番传播的呢？在传播的时候，恐怕在各地都会残留下痕迹。假如推定传播路线经过河南，又或是四川和陕西，又会留下何种痕迹呢？它们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这类课题。如果填补了这些空白，刘氏所言的冥世观念变迁及移动，也就可能更明白的被理解了。关于此点，我很期待刘氏进一步的考察。

以上粗略介绍了刘著，并始终依据自身兴趣对其进行评述。特别是对受史料强烈制约的中国中古史研究而言，“新资料”意味着可以从珍贵的材料孕育出新研究的可能性。而刘氏在本书的考察中，为我们展示了多种方法。基于此点，我认为刘著对今后有志于利用“新资料”进行研究的人，是可以被视为榜样的。对笔者自身而言，也因刘著重新改变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并产生了新的认识。

（图书信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全书411页，381000字，99元）

（本文翻译自《东洋史苑》第89号，2017年，第4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