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方

古代边疆民族对丝绸之路的作用和贡献已得到历史学家的承认，但迄今为止，专门研究的论著却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资料太少。如所周知，古代历史资料中有关边疆民族的记载很少，有关边疆民族对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稳定的贡献的记载更是微乎其微，充斥史籍的主要是边疆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二者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战，以及边疆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现象当然是古代史官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近百年来，边疆地区出土了一些汉简、文书等考古资料，其中一些材料涉及到古代边疆民族，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事实有所补益，但总体来说材料仍太零碎，难以深入系统进行研究。

然而，从较少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中我们仍然得知，与历朝历代中央王朝维护丝绸之路的主要着眼点是国家安全战略，而非仅仅是东西方贸易的利益有所不同，边疆民族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西北边疆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加密切，丝绸之路贸易的得失对于他们来说更加利益攸关，甚或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既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获益者，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同时还是边疆社会的主要活动者。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与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当然应该研究边疆民族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对边疆民族的作用和贡献展开深入讨论。

一、屯 田

屯田是汉唐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和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既为有效管理西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物质保障，又为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使节商人提供了食宿安全服务，既有自我供给的经济意义，又有保障丝绸之路东西方联系和边疆社会安全稳定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因此，历代经营边疆者皆效仿之。汉唐在西域有多处屯田。西汉有渠犁、轮台、赤谷、伊循、交河等处屯田；东汉有伊吾庐、金满城、且固城、柳中、高昌壁、疏勒、楼兰等处屯田；唐代有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天山等处屯田。

屯田是汉军经营边疆的根据地和堡垒，一般而言，均由汉军或内地迁来的吏卒自行管理，且耕且战，似乎少有边疆民族参与其中。然而，事实上汉唐都有西域民族参与屯田，并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西汉昭帝时期，西域就有扜弥太子赖丹在丝绸之路北道轮台屯田，鄯善王尉屠耆在丝绸之路南道伊循屯田。

征和四年（前89年），鉴于汉在轮台、渠犂两处屯田规模不大，仅各有田卒数百人，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东西交通需要，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扩大屯田规模，但武帝晚年出于战略收缩的考虑，未能采纳。而三年后昭帝即位，即于始元年间（前86-前80年）“乃用桑弘羊前议，以前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①《汉书·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页。。赖丹时在汉为质子，欣然受命。不过，由于赖丹曾为龟兹质子，龟兹担心赖丹以汉官身份来此屯田，对己不利，“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②《汉书·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页。，因此聚兵攻屯田军，杀赖丹，致使轮台屯田受挫。当然，龟兹后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宣帝时长罗侯常惠率兵惩罚之。

如果说在丝绸之路北道轮台扜弥太子赖丹领导的屯田受到挫折，那么，在丝绸之路南道鄯善王尉屠耆倡导的伊循屯田则十分成功。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西汉平乐监傅介子因楼兰王数杀汉使，刺杀之，改其国名为鄯善，更立在汉为质的王弟尉屠耆。尉屠耆担心回国后前王之子加害于己，主动要求汉遣将于伊循城屯田，“令臣得依其威重”，西汉王朝于是“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③《汉书·西域传上》，第3878页。。可见伊循屯田因鄯善王而兴。伊循屯田的作用非常之大，不仅鄯善国从此附汉，不再翻覆，而且汉得以“护鄯善以西数国”，使丝绸之路南道真正成为西汉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并成为西汉争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基地，最终形成都护西域、统一西域的局面。虽然伊循屯田的主力军仍然是汉军，如前所述，其司马、吏士都是从内地调遣来的，悬泉汉简也有“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彊”(Ⅴ92DXT1310③:67)、“以诏书送施刑伊循”（Ⅱ90DXT0114④:338）④简见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43～244页。该书说：“‘车师己校、伊循田臣’似为一人，是否车师己校曾经兼任伊循田臣，亦未可知。”等记载，这些屯田伊循的都是汉人，甚至主要是免刑罪人，但是，伊循屯田与鄯善国尉屠耆有直接关系则是不可否认的，该屯田不仅因之而设，而且在屯田过程中也得到了鄯善国的支持，鄯善国和伊循屯田军相互支持、相互协助，才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和效果。

唐代也有西域民族参与屯田。唐代西域屯田规模很大，《唐六典·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条记载，玄宗开元年间西域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共计56屯。唐代规定大屯50顷，小屯30顷，若折中以每屯40顷计算，总计也有2240顷，合22万多亩。事实上西域屯田还远不止56屯，《唐六典·尚书工部》同条记载：军镇、守捉、烽戍等防人也有责任在驻所近旁屯田营种，以解决生活所需，“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量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我们得知，这些营田所得粮食还要上交仓库，供给驿站长行坊等交通机构。无论是56屯也好，分散零星屯田也好，这些屯田基本上都由军府官兵自行承担。我们知道，唐代军队主要由蕃兵蕃将所组成，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在军中服务的蕃兵蕃将或多或少也会参与屯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9号墓出土《武周佐王某牒为前庭等府申送上番卫士姓名事》中就有“前庭府等府”“准例牒屯五处”，屯田的卫士就有“史苟女”、“康僧”等人；同墓所出《唐王君子等配役名籍》也有“史行义 屯”的记载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4、326页。，这些都是入籍粟特人为军府卫士参与屯田的例证。

不仅军队蕃兵参与屯田，普通异族民众也在特定时期参与了屯田。大谷8058号《唐建中五年（784）七月孔目司帖》记载，孔目司下帖，要求白俱满尖鸡配织春装布壹百尺，此后可“准例放掏拓、助屯及小小差料”②《大谷文书集成》（叁）载，大谷8058是空号。该条题解说，文书保管在旅顺博物馆，编号为20.1609（第222页）。此录文转引自王珍仁、刘广堂《新疆出土孔目司公牍分析——兼谈大谷探险队与旅顺博物馆之西域文物》，载《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1993年，第24～25页。有关该文书流传、收录、研究的情况，可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四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所谓“助屯”就是协助屯田劳作。这件文书出自库车，唐代此地为龟兹王国，白姓为龟兹国王姓，白俱满尖鸡是龟兹人。此帖说白俱满尖鸡配织春装布壹百尺后，可以免除助屯等差科劳役，说明龟兹百姓是有义务参加屯田劳役的。西域屯田原本由军府差人承担，由于唐开元、天宝以来兵源严重短缺，屯田“变成了一种对百姓实行固定差科的名目”③陈国灿：《唐西州的屯田与助屯输丁》，《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成为百姓必须承担的一种杂徭，龟兹是西域重要的屯田区，征发当地民丁助屯，成为当然。这件文书钤有三方印鉴，似为“安西大都护府之印”，若不误，此帖应是安西大都护府属下机构孔目司所下。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南通古斯巴什古城发现的《白苏毕梨领屯米状》④转引自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有限公司，2005年，第95～129页。，也反映了龟兹民众屯田的情况。白苏毕梨作为龟兹国土著领取屯田粮食，即说明他参与了屯田劳役。从这两件文书可知，龟兹民众参与屯田当不在少数。

大谷8058号文书时间在建中五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时间不详，但应与这件文书时间相差不远。此时，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西域与中原相隔，已成为一块“飞地”。龟兹民众参与屯田，对于唐代保护边疆的安全稳定意义更加突出，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唐军在与朝廷隔绝的情况下，以少数之人坚持三四十年，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水利建设

西北边疆干旱少雨，水利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居民生活和丝绸之路商贸往来活动的基本保障，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

考古发现西域汉代水利遗址有多处。比如，库车西南沙雅县境内有一条汉渠，保存遗迹长达100多公里，宽达8米，深2米，可见该渠规模不小。楼兰古城遗址附近，也有一个汉代灌溉系统的遗迹，据考察，沿河道有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有的支渠甚至长达2公里，可见规模之宏大①《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6页。有关楼兰水利遗址，饶瑞符《米兰汉唐屯田水利工程查勘——从伊循灌溉系统遗址看汉唐时代的屯田建设》（《新疆巴州科技》1981年第1期）记载详细（《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页有引用）。。传世文献也有楼兰水利的记载。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二》记载，该渠是敦煌刺史毛奕推荐敦煌人索勱为贰师将军，率酒泉、敦煌兵千人到楼兰屯田时修建的，但参加者除了河西兵之外，还有西域诸国之兵。其在索勱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下接云：“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是酒泉、敦煌兵有千余人，而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有3千人，是河西兵的3倍。所以说兴修楼兰水利工程的主力是西域诸国。该工程的修筑比较艰险复杂，因而郦道元有“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的描述，又有“灌浸沃野，胡人称神”的慨叹，由于工程效果非常好，该书还赞叹：“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这条材料未注明时代，但文中有王霸，此人《后汉书》卷二〇有传，学者推论在东汉②见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页。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李宝通认为“索劢屯田事并非发生于东汉时期”，而应在曹魏末“嘉平四年”（252年）。见其著《敦煌索劢楼兰屯田时限探赜》，《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索劢楼兰屯田时限试考》，《简牍学研究汇刊》第1辑，“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年5月。这里不作讨论，暂依旧说。。据今一千八九百年前的东汉，有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和农业丰收效果，不能不令人钦佩和赞叹，而西域民众在其中的功劳不可低估。

唐代西域水利开发更兴盛。新疆出土文书使我们对此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唐代西域水利由政府管理，基层管理人员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参与水利建设者则更广泛，除了居住乡里的各族民众之外，还有部落民众。

西域东部西州（今吐鲁番地区）有一条至少由53条水渠组成的纵横交错的水渠网③孙晓林列举了39条水渠，绘制了“唐西州高昌城周围灌溉渠系示意图”，见其著《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19～543页）。在此基础上，笔者经过爬梳史料和考证，又补充了14条水渠及3条水渠线段，见李方：《唐代西州高昌县水渠考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1～262页。，水源在高昌城北20余里新兴谷口（今胜金口），由此引水注入主干渠，贯通城南北，环绕城郭四周围。使用水渠的田主佃农负责水渠的日常维护。西州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均田制下各族民众都是土地的使用者，因而都参与了水利的使用和维护。当地租佃契约均有“渠破水讁，仰佃田人当”等内容，就规定了土地使用者承担水渠维护的责任，而当地由于均田制土地分散，民众互相佃耕的现象非常普遍。

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工程，政府规定在每年秋季进行。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记载了高昌县兴修水利的情况：“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修塞，料单功六百人；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料用单功八百五十人。”④《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7～318页。新兴谷内有十六所堤堰，维修需要六百人功，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需要八百五十人功，共计一千四百五十人功，可见规模是较大的。这是每年都必须进行的工作，文书其下载“前件堤堰每年差人夫修塞”表明了这一点，而维修时间也是固定的，其下接云：“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者”，就是说根据每年修缮的时间安排此项工作，根据文书末留款，知这个时间在九月份。而所差遣修塞之人，除了一般居民之外，特别提到“例取当县群牧、庄坞、邸店及夷、胡户”，这些“夷、胡户”就是伊朗系散居胡人和突厥部落民①荒川正晴：《唐代トゥルファン高昌城周辺の水利開発と非漢人住民》，《近世・近代中国および周辺地域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移動と地域開発》，1997年，第49-64页。沈玉凌，平劲松译文《唐代吐鲁番高昌城周边的水利开发与非汉人居民》见《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所谓“例取”，就是每年都要差遣这些“夷、胡户”及其他人。这项工程仅仅是修缮这条水利网络的头尾，因为新兴谷是该水利网络的水资源发源地，城南是该水利网络的末端，如果修缮整个水利网络，或者扩大该水利网络，或者开辟新的水利设施，则需要劳动力更多，参加工程的民众人数将更多，自不待言。

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浇溉事》则记载了居住在高昌城附近的突厥部落参加农田浇溉之事。西州都督府与突厥部落首领骨逻拂斯商议，差突厥部落人参与行水浇灌，具体由都督府户曹负责人选，都督府知水官和水子掌领浇灌，都督府仓曹负责提供部落粮食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315页。。都督府差遣部落人夫必须付给部落粮食，表现了部落民与编户民的差异。我们知道西州这个地方有许多粟特民，且有聚落群居，但其组织结构已同乡里，其人已为入籍编户民，他们参加水利工程，承担赋税徭役，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粟特的这种状况是归化久远造成的，而突厥游弈部落的这种状况，说明他们归化唐朝时日不长③李方：《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0～337页。。

西州水利基层管理人员中也有胡人。阿斯塔那230号墓出有一件《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进妻儿邻保牒》④《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70页。，可知康进感是知水人（又称知水），当地康姓为粟特人，已为学术界共知。知水人是乡一级水利管理者，其下有渠长、堰头（一渠有若干堰），其上有县知水官。学者考证，康进感可能是高昌县南平乡知水人⑤参见刘子凡：《唐前期西州高昌县水利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康进感作为粟特胡人管理乡级水利事务，是为一例，但胡人参加水利管理应不止此例。

龟兹也有土著参与兴修水利工程。前举大谷8058号《唐建中五年（784）七月孔目司帖》载，孔目司下帖给匠户白俱满尖鸡，配织春装布壹百尺之后，可“准例放掏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掏拓”就是浚通渠堰水道、清理淤泥砂石的工作。“白俱满尖鸡”前面我们已说明是龟兹土著，可见这些土著承担了修水利的徭役。大谷8044《唐大历九年（774）二月目胡子牒》也有相关记载⑥文书载（日）《大谷文书集成》叁，龙谷大学法藏馆，2003年，第219页。有关研究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帖〉管见》，第120～139页。张广达：《唐代龟兹地区水利》（《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79页）。。其载，目胡子接到通知，他所承担的掏拓之役不需亲力而为，折成相当于“二丁”的税物交纳。虽然胡子申述家贫母亡，无以支付，请求放免，但其本身有这个义务是肯定的。这位目胡子也是少数族，可能是居住在龟兹的粟特人。可见居住在龟兹的各族在安西都护府领导下，也参与了水利的维修。

于阗同样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和田文书《杰谢作状为糜和田作等用水浇溉事》（人大博物馆编号GXW0167），记载于阗镇守军与杰谢乡百姓分水灌溉土地之事，中有“其水前后破人修捺渠道”的记载①文书见刘子凡：《杰谢营田与水利——和田新出作状为和田作等用水浇溉事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作者公布这件文书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即动用人力修缮渠道，所用之人当然包括杰谢当地的百姓。唐代杰谢大约在今和田地区策勒县以北（可能是丹丹乌里克遗址），当地百姓即是于阗人。也就是说，唐代于阗百姓也参加了当地的水利兴修。

三、交通及其他赋役

各少数民族还参加了许多其他方面有利于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的活动。

比如汉代有邮亭传置制度，这些交通机构就有羌人服役，近年发现的悬泉置汉简披露了这个事实。“元延二年二月乙卯，鱼离置羌御离吉受悬泉置啬夫敞”（Ⅱ90DXT0111②郝树声、張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21）；“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日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Ⅱ90DXT0114②：165）；“□一封，敦煌太守章，诣使者雍州牧治所。……佐永受御羌归”（I90DXT 0114①：11），“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夜半，佐傅受……遮要御羌大目”（Ⅲ92DXT0909④：30）②，这里的“羌御”、“御羌”，就是驾御传车的羌人，“离吉”、“归”、“大目”是这些羌人的名字。而“元延二年”、“元始五年”，分别是西汉成帝、平帝的年号，时在公元前11年、公元5年。“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则是敦煌郡广至县、效谷县传置的名称，这些传置就是汉朝分布在丝绸之路敦煌郡由东往西路段上的交通机构。这些羌人在这些传置中服役，就是直接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流服务，为汉代治理西北边疆服务，为边疆社会稳定发展服务。简文中有“皇帝玺书一封赐敦煌太守”的内容③V T1612④：11AB。转引至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与丝绸之路三题》，《2015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编，第496页。，有“敦煌太守章”的公文，等等，可见他们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繁忙的，上举简文中就有“平旦”、“夜半”出发或到达的记录。

羌人的服役范围是很广泛的。悬泉置汉简有一件《归义羌人名籍》，说明归附汉朝的羌人男子都要登记造册，汉朝政府对他们实行了严格的管理，他们像汉朝编户齐民一样服各种徭役和兵役。悬泉置汉简中有记载：“】多者五十，少者廿日，羌徒【”（I90 DXT0109 S：94）④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第174页。，指的就是羌人服役的时间；“庚申，羌人六人作”（Ⅱ90DXT0114③：606），指的是六名羌人为悬泉置提供劳动⑤汉简引自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秦汉简牍探析》，文津出版社，2009年，第212～213页。有关羌族研究参考了该文。。可见羌族在交通乃至其它各种社会活动中都奉献了力量。

唐代西北边疆的蕃族胡人也是要服徭役兵役的。如在西域西州的粟特人及其他异族，他们作为入籍的异族人，与汉民一样，在享受均田制等各种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各种赋税徭役。阿斯塔那42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记载，“右给得史阿伯仁部田六亩穆石石充分”、“右给曹破褥充分”、“右给白海相充分”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8～132页。，就是按照均田制的规定，授予粟特人穆石石、曹破褥、龟兹人白海相等人口分田。而作为义务，他们要服兵役、徭役、交纳赋税。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武周载初元年（690年）高昌县甯和才等户手实》中有“户主康鹿独年肆拾岁，卫士”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511页。，这位粟特人康鹿独就是卫士，正在服兵役。阿斯塔那507号墓所出《唐仪风二年（677）后西州残差科簿（？）》中有“□畔陀”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贰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72～273页。，当系粟特人，配役为典狱，到监狱里值勤④此人名前缺，不知姓，但“畔陀”同“盘陀”，为粟特人常用名。；该文书中还有“康子才”、“康圈圈”、“安安住”等粟特人，以及天竺人“竹幢洛”，配役为白直，给官吏当差提供服务⑤《唐律疏议》卷11谓：“执衣、白直之类，止合供身驱使。”。阿斯塔那376号墓所出《唐开耀二年（682）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违番不到驿丁事》则说明粟特人康才艺承担了驿长的徭役⑥《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289页。。而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崇化乡里正史玄政纳龙朔三年（663）粮抄》，记载了粟特史玄政交纳粮食，不管他是自己交纳粮食，还是代交本里之租粮（其为崇化乡里正，有征收本里租粮的责任），由于该乡居住的主要是粟特人⑦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4～188页。，因此，都表明粟特在交纳赋税等物⑧阿斯塔那35、125、376、501号墓以及《大谷文书集成》共载有十六件有关“史玄政”的文书，笔者曾对此做过综合性研究，见李方：《唐西州九姓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286页。。西州少数族承担与汉人相同的责任义务，这是唐朝政府一视同仁政策的体现，而这些责任和义务，无论是赋税或兵役徭役，都为当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知道，唐朝在西域有三种管理模式，如果说西州是等同内地的正州且以汉人为主，那么龟兹、于阗等地则是镇守军镇守之下的羁縻府州，其居民主要为当地土著民族，这些地方的情况或许更能反映边疆民族在丝路和边疆社会的作用和贡献。

目前有关龟兹的材料不多见。如前所述，大谷8058号《唐建中五年（784）七月孔目司帖》有孔目司要求白俱满尖鸡配织春装布壹百尺的记载，该文书第二片有类似内容：“配织建中五年春装布，匠莲花渠白俱满地黎壹百尺了”，这些足以说明龟兹人为安西驻守军配织春装布。在当时西域与中原阻隔的情况下，西域胡族的这种支援对于唐军坚守西域是至关重要的。上举大谷8044《唐大历九年（774）二月目胡子牒》中，目胡子请求放免纳税，承诺“已后但有驱驰，不敢违命”，这里的“驱驰”也是承担官府差遣的各种劳役。

大谷8074《唐年次未详（八世纪）安西（龟兹）差科簿》记载，“柘羯、来富、拔勿烂、苏达素石、奴鹞子”等六人为驻守军锄苜蓿，苜蓿是马匹牲口的饲料，也是为驻军或驿站提供服务的，这六人中有胡亦有汉，但显然胡人居多；其下又有“三人花林园役白支陁羡宁□□磨大斯姐渠元裕作人俱滿提”，“花林园役”应是官府的一种杂役，而这三人也是胡人，也反映了胡人为军政机构服务的情况。该文书还说明，当地胡汉民族杂居共处，共同为当地军政机构效力，政府对他们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①参见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有限公司，2005年，第95～129页。 《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4页上。。

和田出土了一些唐代汉文、于阗文或双语文书，从已公开发表者来看，于阗土著承担的赋役较多。有交纳粮食的。国家图书馆近年所收藏35支汉语—于阗双语木简，及艾再孜·阿布都热西提公布的4支双语简②艾再孜·阿布都热西提：《和田发现汉文、于阗文双语木简》，《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第104页。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8页。，共39支木简，每支简记载的都是于阗地区百姓交纳粮食的情况,如第一组第1支正面载：“拔伽不遶俱，送小麦叁硕贰斗。开元十年八月四日，典”，背面载：“何仙，官张并、相惠。”③荣新江、文欣：《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将这39支木简进行了释文和分析，第1组第1支即指该文所列顺序。其下并说明：“于阗语小麦数量较少，可能是书手的错误。”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2008年，第47页。不遶俱交纳小麦叁硕贰斗，其来自于阗拔伽，显然是于阗当地人，收纳者典何仙、官张并等，则应是唐朝镇守军④吉田丰认为：“唐军并不是直接向于阗每个人征收赋税，而是利用当地的行政机关间接征收。”（吉田丰撰，广中智之译，荣新江校：《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剳记（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第160页）。总体情况应该如此。。这些木简所载粮食作物有小麦、粟、青麦、四种⑤荣新江、文欣：《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第67页。。有交纳羊皮的。Dx.18922《纳羊皮历》：“三人纳羊皮壹拾张。廿九日，纳羊皮三拾[]·三十日，役四人纳羊皮肆拾张，计皮壹百[张]”⑥《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上。。这里交纳的羊皮与“天”、“人数”、“役”联系在一起，似为“以庸代役”，只是此“庸”非绢布纺织品，而是“羊皮”，可能与当地的特产有关。有交纳税役钱的。Dx.18925《某年正月六城都知事牒为偏奴负税役钱事》有“胡书偏奴共负钱八十千文”，“[杰]谢所由欠上件税役钱”等记载⑦《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6页下。。“此处之税役钱，或为代役的课钱。”⑧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2002年，第233、231页。说当是。有交牛皮和鹑鸟翎的。Ho⁃er nle.2.CHa.2《.唐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杰谢镇知镇官将军杨晋卿限纳牛皮及鹑鸟翎帖》：“䪌鼓牛皮一张，鹑鸟翎破碎不堪，……上件等物为镇器械，破折损，箭无翎修造，帖至仰准数采觅，限五日内送纳。”⑨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37页。这是杰谢镇知镇官将军杨晋卿要求杰谢镇交牛皮和鹑鸟翎，并说明牛皮和鹑鸟翎是军事器械。而Dx.18916《大历十五年(780)杰谢镇牒为征牛皮二张事》所征亦是牛皮，其用途说得更明确：“䪌鼓牛皮二张，……因恐贼默来侵抄，辰宿至要鼓声相应[者]。”⑩《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1页。牛皮是用来做鼓面的，鼓是用来报警或指挥作战的，敌人来袭，“鼓声相应者”。所征非常急迫且严厉：“火急限[当]日内送纳，迟科附者。”要求当日交纳，延误受罚。可见其军事用途重要，亦可见当时形势严峻。大历十五年为公元780年，时西域与中原隔绝，并处于吐蕃的攻势下。有交纳脚钱的。Dx.18920《大历十四至十五年(779-780)杰谢百姓纳脚钱抄》载：“大历十四年十月内杰谢百[姓][]脚钱壹拾壹阡[文]信；此留本[][十]五年春[装]□□幞[]”“[脚]钱柒阡文，于张[]梁怀玉边领得本[]日，卫尉卿白（花押）”①参见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有限公司，2005年，第95～129页。 《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4页上。这是杰谢百姓交纳脚钱的抄（收据）。脚钱即运输费。《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天下舟车水陆运载皆具为脚直。”“就征纳物的性质而言，它可分为租脚、庸调脚及地税脚”②艾再孜·阿布都热西提：《和田发现汉文、于阗文双语木简》，《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第104页。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8页。。据残存的“春[装]□□幞[]”，可知这里的脚钱应是杰谢百姓交纳大历十四、十五年兵士春装的运费。有交纳驼麻的。Dx.18927《建中六年（785）十二月廿一日行官魏忠顺收驼麻抄》：“守捉使牒：杰谢百姓讫罗捺供行军入碛，打驼麻卌斤。建中六年十二月廿一日，行官魏忠顺抄。顺。”①《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7页下。第2行下书于阗文，后接书于阗文两行。驼麻究竟为何物不甚清楚，但文书说明乃于阗镇守军行军所需物资，于阗杰谢镇百姓提供，行官魏忠顺于建中六年（785）十二月廿一日签收。

另外还有一些杂差科。斯坦因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所获《唐大历三年（768）典成铣牒为杰谢百姓杂差科及人粮事》略载：“得杰谢百姓胡书，……去载所著差科并纳足。……今年有小小差科，放至秋熟，依限输纳。”②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768）典成铣牒跋》，《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镇守军得杰谢百姓胡语状称，去年差科已完成，今年的差科也将依限输纳，等等，说明于阗土著百姓承担了杂税差科等义务。

以上简要列举了于阗土著百姓所承担的一些赋役。我们知道唐朝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其下注云：“无羊之处，以白羊估，折纳轻货。”③（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77页。诸国蕃胡仅需交纳银钱和羊匹，或据此折纳轻货，所承担的赋役比正州赋役轻，所谓“轻税诸州”，“皆从半输”。然而，从以上所举可见，该地区百姓所承担的赋役种类和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唐朝对诸国蕃胡的规定。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拟另文研究，此处仅指出个中原因，一是于阗军镇体制发生了变化，军镇管辖范围由军事延伸到民政，并支配了原来的羁縻体制④参见孟宪实：《于阗：戍到军镇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这些文书反映的基本上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情况，其时吐蕃占领陇右和河西地区，西域与中原隔绝，坚守西域的唐军不得不从本地获取所需要一切军需物品，而要求西域本地百姓增加对唐军的供给力度，从而促使西域民族保卫边疆维护丝绸之路的贡献作用也增大。

四、语言翻译

汉唐开通丝绸之路，交流东西方文明，开拓巩固建设边疆，事涉多国和多族，克服语言障碍，交流沟通就成为首要问题。汉武帝所谓“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战略设想，其“重九译”就是“言重重九遍译语而致”之意⑤正文载《史记》卷123《大宛列传》，“重九译”的解释见“重九译”之注“正义”之言，第3167页。。用重重翻译来形容汉之威德将达于地方之遥远，恰恰说明了翻译在沟通东西方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而汉唐西域民族生活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具有多种语言的天然优势，使他们成为语言翻译的最佳人选，从而在沟通东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西汉张骞出使大月氏，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⑥《资治通鉴》卷18“汉武帝元朔三年”此句下有胡三省注：“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第611页。，张骞亲身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地，对于西汉乃至中国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已为人所熟知。此导译应是大宛籍人；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也是通过译者引诱王来见汉之使者而成功的①《汉书》卷70《傅介子传》：“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卽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遂行刺。第3002页。。而楼兰王之死，鄯善国之兴，对于西汉西域整个形势变化起到的作用，我们在屯田节已有论述。此译者应是楼兰籍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在西域各国普遍设置了译长，“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其中译长约有37：且末国、精絶国、皮山国、于阗国、乌垒、危须国、蒲类后国、车师后国、郁立师国、山国、卑陆后国、劫国、单桓国各有译长1人；鄯善国、扜弥国、温宿国、姑墨国、尉犁国、车师前国各设译长2人，疏勒国、卑陆国各设左右译长1人，实亦2人；焉耆国设译长3人，莎车国、龟兹国各设译长4人。这些译长在传达中央政令，落实汉朝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反映地方实情、沟通东西方文化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译长、译人的作用，是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历史语言背景所决定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民族交往和外交活动最频繁的朝代之一。据《唐会要》卷94至100记载，唐朝先后曾与周边79个国家或部落进行过交通。有学者统计，武德七年（624）及大历七年（772），仅西域昭武九姓及石国入贡就有94次②参阅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三十一辑，第103页。。由于外交活动频繁，唐王朝必须在相应机构设置专门翻译以便沟通，这种专门的翻译当时称为“译语人”。中央机构中，鸿胪寺和中书省都有译语人。鸿胪寺主要接待四方来朝入贡的宾客，译语人自然不可或缺。兵部职方司兼掌外夷地图，每有蕃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③《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职方郎中”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也需要鸿胪寺译语人协助工作。唐中书省有四方馆，“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④《资治通鉴》卷199“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十月条”，“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胡三省注，第6273页。。唐朝民间亦有翻译者，三藏法师玄奘、高僧窥基、明濬等都是译经大家。这些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中央翻译机构和佛经翻译大家。

边疆地区有无译语人，史无明载，但出土文书提供了信息。从出土文书看，译语人遍及边疆军事行动、商业贸易、商队活动、法律审讯，以及官府与地方百姓的沟通之中，而少数族是翻译的主力⑤详见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第45～51页。。

军事行动。贞观二十三年（649），唐朝派安西都护郭孝恪与昆山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组成蕃汉联军，征伐龟兹，这次重大军事行动就设有译语人。阿斯塔那210号墓出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文书⑥《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39页。，可见有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西域康姓应是粟特人已如前述。当时安西都护府设在西州，所以康某得以参加这次军事行动。调露元年（679），裴行俭以送波斯王泥涅回国的名义，在西域组织了一支以波斯军为名的军队，袭击叛乱的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这支蕃汉组成的军队中也有译语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察在阿斯塔那三区四号墓出土所获的《波斯军官员怀岌上尚书省某司牒文》（编号ASTⅢ·4·093）⑦参阅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查所获中国文书》〈法文〉，伦敦，1953年，第95～97页。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4～276页。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但关于波斯军及牒文的系年，尚有不同意见,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此处不赘。，反映的就是这次行动，其中两次提到“译语（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译语人的姓氏族属，但估计也应以胡人为主。而且，牒中波斯军官员怀岌认为，从京调度译语人等“恐烦传驿”，不如在伊、庭、西等州就近征发随军前往，“于理极省”，这些译语人应当就是居住在西域的本地人。

商业贸易。西域是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重要区域，西州有每年定期举行官府掌控的马市，来此交易的有西突厥、突骑施等周边少数族，也有内地来的如河西、朔方节度使等所遣市马使，前者卖马，后者买马。这种交易也有译语人为中介。如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41页。,就记载了何德力作为译语人，协助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卖马，并为之代写收取马价的情况。何德力是落籍西州的粟特人，此事大约发生在先天二年（713）②何德力又见于阿斯塔那189号墓所出《唐令狐建行等率皮名籍》（《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肆，第115～116页），该名籍残存六十四人，其中一些人出现在其它高昌县文书中，可知何德力是落籍西州的粟特人。。大谷1067《会计文书断片》也有译语人的记载，然残缺太甚，仅存“两斛油”（商品）“,壹阡贰佰”（价钱），及“昌译语”（补全应是“高昌译语人”）寥寥数语③《大谷文书集成》壹,龙谷大学法藏馆，1984年，释文第14页。，可见高昌译语人还介入了其它商品的交易。事实上西州市场门类繁多，有马匹、丝绸、油等等交易，甚至还有奴婢买卖交易。

商队出入境。西域是西方中亚商队频繁出入的地方。按唐朝规定，出入境需要持有唐官府颁发的过所（通行证），并接受唐官府检查。在出土的过所检查案卷中有译语人。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就有“译翟那你潘”④《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346页。，翟那你潘就是译语人，而且应为突厥人。翟那你潘在官府的讯问中，一方面帮助兴生胡（未入籍者）登记姓名年龄，回答问题（如回答此前未取得过所的原因），另一方面保证他们不是唐朝禁止通行的人（如压良为贱、拐卖人口、盗贼、冒名顶替者）。可见译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是翻译，又兼做保人（正式保人另有其人，该案卷中就有五位正式保人，四位与与商队成员同为昭武九姓胡，一位是汉人）。

法律审讯。西域是多民族居住区，刑事民事案件审讯需要译语人进行沟通。如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唐麟德二年（665）婢春香辩辞为张玄逸失盗事》，其中就有“译语人翟浮知□”⑤《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239页。。这件失盗案件中被告麴运贞家奴婢春香是突厥人（文中记载“春香等身是突厥，所以突厥人翟浮知□当译语人。翟浮知□不仅在审讯词后签署，而且画押，在译语人名左旁画有指节印，而同案另两件审讯汉人张玄逸、知是的文书则没有画押，这是因为《唐律疏义》卷25“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条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译语人在审讯中诈伪是要追究罪责的，为防止被告人与译语人串通起来隐瞒实情，唐朝特别制定了这条法律规定，而从出土文书可见，这个法律规定在西域得到了执行。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译语人既有翻译的责任，也有证人的责任，作用是多方面的。

官府与民众的沟通。羁縻府州地区的镇守军有汉人和其他族人，与当地百姓语言不通，需要翻译。上举《唐大历三年（768）典成铣牒为杰谢百姓杂差科及人粮事》载，“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上件百姓”，就表明百姓所呈状子是用胡语写的，镇守军的牒文是用汉文写的，其中经过了翻译。和田出土的文书表明，当地有称作“胡书典”的人。学者研究指出：“思略(Sidaka)时代的胡书典有偏奴Phemduka(Dx.18925)及阿施捺(D．v.6=陈国灿，540-541页=Chavannes 4=S.5864)为我们所知。杰谢方面的代表可能是像Sidaka那样的人；而可能在交纳征收物后为他发行相当于收据的文书。”①吉田丰撰，广中智之译，荣新江校：《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剳记（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偏奴其人从Dx.18925《某年正月六城都知事牒为偏奴负税役钱事》②《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286页下。来看，本身即为承担税役钱的本地人。阿施捺见于D.V.6.Cha.4.S.5864《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牒为驴换丁不得乞追征处分事》，其第1行载，“阿摩支师子下胡书典阿施捺，胡书典”③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40～541页。。由于文书残缺，阿施捺的具体族属不明，但其为胡人或异族应无疑问。Sidaka既为于阗杰谢的代表，其为西域本地人也应无疑义。

综上所述，汉代西域的译人、译长基本上由本地土著担任。唐代西域译语人则以粟特、突厥人、于阗等本地人为主。西域本地人生活在丝路之路要道上，熟悉各种语言；粟特是丝绸之路的活跃族群，其语言是当时中亚地区通用的语言；西突厥曾控制西域，突厥语也是当地通用语言，这些人作为翻译中介是必然选择。而这些蕃族胡人作为译人、译长、译语人在沟通交流语言的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成为丝绸之路和边疆稳定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西域民族承担了赋税和当地屯田、水利、交通等徭役活动，并在语言沟通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他们在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的建设发展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些贡献和作用是在中央王朝政策措施的指导下和其派驻机构的引领下取得的，也是应该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