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强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统计应用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研究

赵 强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为了考察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是否会对本地其它行业工资产生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的大小在不同的行业类别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利用中国31个省份在2003-2014年的有关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尽力消除公共部门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和影响，估计了中国公务员工资增长对本地其它非公共部门行业工资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约0.741%的上升，其中对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以及与公共部门关联较密切行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大。此外，中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东部省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大于西部省份。

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失业率；财政收支比

一、引 言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工资间的相互作用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1]。这方面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2]。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通俗来说，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经济学所谓的溢出效应其实是来自于外部性的概念和理论。就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来说，一定对非公共部门即私人部门工资的增长产生影响，公共经济学称之为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从工资相互作用的视角看，所谓公务员工资溢出，是指公务员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一种现象[3]。因此，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就是指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目前，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尚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溢出效应的大小及其方向。这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文献进行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影响是积极的，即正向的溢出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务员工资几乎对私人部门工资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即不存在溢出效应。这些观点的澄清，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不仅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而且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开展自己的研究活动。

中国公务员工资增长究竟对私人部门工资的变化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这涉及几方面问题，一是中国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二是中国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究竟是正向的抑或是负向的？这些都需要进行中国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但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甚少。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公务员工资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能为国际学术界有关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提供一定的佐证依据。

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3-2014年的公共部门和各行业工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研究了公务员工资对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并考察了溢出效应在不同的行业和部门间以及不同的省区间的区域差异。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公务员工资的上升会促进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增加，也即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存在溢出效应。平均来说，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私人部门工资大约0.741%的上升。若将所有私人部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具体又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三类)，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对劳动力流动性较大的第一产业相对最大，第三产业中以和公务员行业关联度较高的公共服务业类的溢出效应最大。此外，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会对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失业率水平会对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说明，在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政策会对本地私人部门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其效果可能因为不同的行业或部门以及不同的省份而有所差别。制定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政策须考虑其溢出效应，使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机制更加合理。

二、文献综述

从世界各国来看，随着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公务员工资占公共财政的支出比例在不断上升。这不仅对公共财政的预算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学界来看，要理解公务员工资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需要揭示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及其机制。这也成为目前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属于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它是行业间工资关系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acroix和Dussault讨论了公共部门工资影响私人部门工资的作用机制，建立了一个公共部门工资溢出效应的工资方程，并用加拿大的微观数据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公共部门工资溢出效应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从业人员的职业和区域特点、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以及企业面对的外资经济的竞争等[2]。Babcock等发现公共部门教师由合同协商的工资存在着溢出效应。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正式的社会比较在决定工资水平中的作用。利用调查数据和公开数据，他们估计了以区为单位的协商工资和参照区的协商工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控制了影响地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因素，探讨了工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着工资的溢出效应[4]。Jacobson和Ohlsson利用最大似然协整方法，发现瑞典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工资存在两个长期的关系，这三个部门工资间具有一个共同的趋势，私人部门工资是行业工资的领导者[5]。Friberg考察了瑞典特定部门的工资决定是否会影响其他部门的工资决定。利用瑞典1980-2002年间部门工资的季度数据，构建了VEC模型，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跨部门工资间的因果效应是存在的[6]。Alenjandra等考察了智利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工资决定的领导作用以及政府工资管制的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工资遵从于公共部门工资，随着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下降，公共部门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领导作用在逐渐减弱[7]。Lindquist等验证了瑞典中央政府是否是行业工资领导者的问题，通过应用VEC模型和高质量的数据库，发现中央政府对私人部门工资并没有造成压力，中央政府不是工资的领导者[8]。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关注公共部门工资是否对私人部门工资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作用的大小以及产生这种溢出作用的机制。公共部门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生成的机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制度的传导机制；二是通过简化的市场模型来解释[2]。

相比国外的研究，中国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系统研究成果还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工资的决定因素、行业间工资的差异及趋同的研究。都阳和蔡昉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地区趋同性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问题[9]。陈钊等研究了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原因[10]。金玉国等提出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业工资决定假说并进行了检验[11]。李雪辉和许罗丹研究了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12]。邱立成和王自峰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13]。许和连等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工资溢出效应[14]。宣烨和赵曙东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15]。薛欣欣研究了中国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16]。杨泽文等研究了FDI对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17]。张车伟和薛欣欣探讨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18]。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专门的、系统的针对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成果还较少，急需进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三、 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公务员工资对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本文利用2004-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构造了中国31个省份2003-2014年工资的面板数据*使用2003年以后的数据是因为中国从2003年起开始施行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也是为了保证公务员工资和各行业或部门工资指标构造的一致性。，其中公务员工资的数据来自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其它私人部门的工资数据分别来自于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公务员工资。

实证检验的第一部分将主要考察公务员工资的变化是否会对本地私人行业或部门的工资产生影响，从而为公务员工资的外溢效应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根据前文的分析，公务员工资的增加会提高私人部门工资的水平。基于省级层面的工资数据，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1)并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lnaveragei,s,t=α+β1lnpai,t-1+γprovincet-1+ year_dummyt+εi,t

(1)

式(1)主要用于检验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溢出的大小及方向，lnaveragei,s,t是本文衡量私人部门工资的指标，其中average代表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lnaveragei,s,t代表私人部门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下标i表示省份，s代表行业或部门，t代表年份。在方程的右边，lnpai,t-1是省级行政区人均公务员工资的自然对数，下标i表示省份，t代表年份。lnpai,t-1是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即公务员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主要关注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影响，即β1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β1可以解释为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即公务员工资每变化1%会带来的私人部门工资变化的百分比。若公务员工资的增加能带来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增长，那么β1显著为正；否则β1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向量province是其他可能同时影响省级行政区私人部门工资的特征，是模型的主要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失业率、外向型经济等指标。选择这些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些变量对私人部门工资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就相应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相应地，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也越高。失业率对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相应地提高了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14]。从理论上来说，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外向型经济等因素也会对地方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失业率也会对地方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因此，不控制这些地方的特征指标，可能会带来模型估计的偏误。另外，我们同时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以year_dummy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在Stata13.0计量经济软件中用i.year命令来设置，这就会生成以年份为基础的虚拟变量，相应地就是控制年份后的回归。εi，t是干扰项。

除了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偏误外，在考察本地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过程中，不仅公务员工资的增加会促进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增长，私人部门工资的增加也可能会促进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因此，对模型的OLS回归估计可能因为逆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问题而产生偏误。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估计。由于公务员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财政的收支限制，本文构造了省级行政区在特定年份的公共财政状况指标，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比值，作为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工具变量。

四、实证分析

表1是模型(1)的基本线性回归结果，主要被解释变量是私人行业和部门的加权平均工资数的自然对数。第一列描述公务员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的简单线性关系，由回归结果来看，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公务员的平均工资越高，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在第二列，控制了各省区的特征控制变量，主要控制变量有人均GDP、非农业人口占比、失业率、出口占GDP的比例和FDI占GDP的比例，用于控制各省区之间的不同差异效应。在第三列，增加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用于控制时间差异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影响系数介于0.59到0.98之间。

表1 公务员工资平均溢出效应的基本回归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下表同。

为了进一步减轻公务员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因逆向因果关系而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在表1的后三列，将公务员工资和其他省区的特征控制变量均滞后了一期进行回归分析。第四列描述公务员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滞后一期的简单线性关系，由回归结果来看，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公务员平均工资越高，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在第五列，控制了各省的特征控制变量并都滞后一期，主要控制变量有人均GDP、非农业人口占比、失业率、出口占GDP的比例和FDI占GDP的比例，用于控制各省之间的不同差异效应。在第六列，增加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用于控制时间差异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影响系数介于0.55到0.92之间。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符合现实的状况。此外，失业率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为失业率越高，私人部门对工资的讨价议价能力也就越强，而劳动者对私人部门工资的讨价议价能力也就越弱，从而私人部门对劳动者的工资支付也就可能越低。出口、FDI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总体上看，出口和外贸导向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从基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本文的主要观点得到了证实，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具有明显的平均溢出效应，公务员工资对于私人部门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十分显著。

然而，即便控制了较多影响公务员溢出效应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同样存在于模型(1)中，导致表1的估计结果有偏误。私人部门工资可能存在和公务员工资相关的因果关系：私人部门工资越高，公务员工资也会相应得到提升。中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关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此外，其他遗漏变量也可能同时影响公务员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的高低。这均是不能观测的因素，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本文模型虽然使用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存在的因果倒置问题，但是不可观测变量缺失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则不一定能够有效解决。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由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工资增长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公共财政的状况，而私人部门的工资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状况的变化，公共财政状况的优劣会制约着公共部门工资的增加[1]。公共财政状况越好，公共部门越倾向于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公共财政状况越差，公共部门越不倾向于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因此，本文选取每年各省的公共财政收支的比值作为公务员工资的工具变量。

表2展示了这一回归结果，基本结构类似于表1，限于篇幅，仅汇报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2SLS分两个阶段进行估计。第一阶段，使用工具变量预测公务员工资变量；第二阶段，将预测的公务员工资

表2 公务员工资平均溢出效应的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

变量作为主要的变量，和其他外生控制变量一起解释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溢出效应。表2 结果报告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主要用于判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合适。从本文的估计结果来看，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量都大于30，证实了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收支比和公务员工资的相关关系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当期为正相关关系(模型第一列和第二列)，滞后一期为负相关关系(模型第三列和第四列)。从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即公务员工资，

其符号、显著性和前文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即使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五、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前面的回归结果确认了公务员工资对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那么，不同类型的行业或部门受到公务员工资影响的程度是否相同呢？本文将私人部门先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和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第三产业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又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三种，分别考察公务员工资对各个不同类型的行业或部门的溢出效应。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被归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则归为公共服务业。

表3 公务员工资对不同行业溢出效应的异质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

表3为公务员工资对不同行业或部门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2SLS1、2SLS2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当期回归，2SLS3、2SLS4和2SLS5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当期回归。2SLS6、2SLS7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滞后一期回归，2SLS8、2SLS9和2SLS10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滞后一期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公务员工资对所有类型的行业工资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对来说，公务员工资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公共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最大，而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最小。平均来说，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第一产业工资0.968%～1.114%的上升，会带来公共性服务业0.802%～0.910%的上升，高于其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行业人员的流动性以及与公共部门关系的密切性所引起的，这些部门具有较高的人员流动性和更低劳动力就业门槛带来的更高的劳动力供给弹性。相对而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受公务员工资的影响较小。平均来说，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第二产业工资0.522%～0.566%的上升，会带来生活性服务业0.429%～0.491%的上升。

六、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的空间差异性

在之前的回归中，本文主要考察了公务员工资对私人部门工资的平均溢出效应以及其溢出效应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但是，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区也可能存在差异。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失业率、劳动力供给弹性、外向型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间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空间差异。在表4的回归中，本文根据中国东、中、西部分类方法，将所有省区分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分别考察公务员工资在不同省份对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

在表4回归中使用滞后一期的公务员工资的变化，以减轻逆向因果关系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比西部地区高，而中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平均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0.889%的上升，高于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平均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0.747%的上升。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 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空间差异的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

七、结 论

本文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公务员工资对本地私人部门工资的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和省份间的差异。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公务员工资对本地其他行业工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平均来说，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约0.741%的上升，对劳动力流动性大以及与公共部门关系较密切行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大。此外，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省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大于西部省份。

[1] Afonso A, Gomes P. Interaction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Wages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39).

[2] Lacroix R,Dussault 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Public-Sector Wage Contracts in Canada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1(66).

[3] 谢露露. 从工资差异到趋同:外溢的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2).

[4] Babcock L, Engberg J, Greenbaum R. Wage Spillovers in Public Sector Contract Negoti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mparis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5(4).

[5] Jacobson T, Ohlsson H. Long-Run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Wages in Sweden[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4(3).

[6] Friberg K. Intersectoral Wage Linkages: The Case of Sweden[J]. Empirical Economics, 2007(1).

[7] Alenjandra Mizala, Pilar Romaguera. Testing for Wage Leadership Processes in the Chilean Economy[J]. Applied Economics, 1995(3).

[8] Lindquist J, Roger Vilhelmsson. Is the Swedish Central Government a Wage Leader?[J]. Applied Economics, 2006(14).

[9] 都阳, 蔡昉. 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地区趋同性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J]. 世界经济, 2004(8).

[10]陈钊, 陆铭, 佐藤宏.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 经济研究, 2009(10).

[11]金玉国, 张伟, 康君. 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业工资决定假说及其数量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5).

[12]李雪辉, 许罗丹. 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2).

[13]邱立成, 王自峰. 外国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J]. 经济评论, 2006(5).

[14]许和连, 亓朋, 李海峥.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溢出效应[J]. 管理世界, 2009(9).

[15]宣烨, 赵曙东.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分析——以江苏为对象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

[16]薛欣欣. 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的实证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08(1).

[17]杨泽文, 杨全发. FDI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J]. 世界经济, 2004(12).

[18]张车伟, 薛欣欣.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贡献[J]. 经济研究, 2008(4).

(责任编辑：李 勤)

Study on Spillover Effects of Public Servant Wag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ZHAO Qi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the growth of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wages will have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loc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wheth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region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2003-2014,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paper try to eliminate the reverse causality and effect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wages, and estimat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wages growth on other non-public sector wage growth. The study found that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salaries of public servants, there is 0.741% increase in the salaries of other industries. The wage spillover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abor mo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ctor and the other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wages are characterized by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public servants wages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is greater than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public servants wage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public servants wages; spillover e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employment rate;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atio

2016-06-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创新生成扩散机理与培育策略研究》(13BZZ043)

赵 强，男，山西长治人， 理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

F224.0∶F249.24

A

1007-3116(2016)12-006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