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芳

自2002年开办以来，央视年度人物庆典栏目《感动中国》就以积极的舆论导向，浓烈的人文情怀和正面的社会现实意义，被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在整个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近年来也逐渐出现诸多非议和质疑。关于该栏目如何创新的话题浮出水面。对于一档在社会上曾经引起轰动的电视栏目来说，探讨它的现实困境和收视危机，对于引领社会价值取向，传播社会道德风尚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感动中国》节目本身的弊端

在14年的发展历程中，《感动中国》为何现在越来越难以感动国人？这一问题与大众审美心理和观看群体的变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节目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端。

（一）模式化和程式化倾向

14年来，《感动中国》的评选标准一直未变，即：“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贡献；个人的经历或行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1］。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综合2002—2016年的《感动中国》获奖人物名单会发现，正面典型人物有着非常相似的身份和背景：为国防军事和科技作出贡献的老科学家；爱岗敬业的军人；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见义勇为的平凡人；体现传统价值观礼、义、仁、智、信的普通人；边远贫困地区支教的老师、基础医疗工作者；特别致敬为国家利益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

从以上同质化严重的获奖人数我们也可以看出，中上层人物代表群体多，体现国家重点关注行业的比例多，而真正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中下阶层人士相对很少。《感动中国》实际上仍是一场主流核心价值观的颂歌，那些煽情的场景和感动的庆典仪式不过是一种更容易让观众接受的形式。于是历届《感动中国》的获奖人物几乎逃不出这样的规律：重量级的明星偶像+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现代的杰出军人+清廉公正的官员+见义勇为的平凡人+热衷慈善公益、体现仁爱情义的个人+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医生+重大贡献的国家群体，简单来说即历届的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这些奖项背后的掌控者必然是代表政府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在13亿多中国人当中要选出10个典型为何会屡屡出现同质化倾向？在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栏目宗旨下，个人的欲望、诉求和民间意识形态的表达仍然被压制在最底层；在这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下，“感动”演变成突出个别行业、个别职业的一种演出，真正体现“民意”的获奖人物也不过是照顾价值多元化的一种点缀，而并非真如栏目宣传的那样“感动了你我，就感动了中国”。

（二）过度宣扬主流核心价值观

《感动中国》作为一档主流媒体的核心栏目，既要做好政府的“代言人”角色，也要做好普通民众的“发言人”角色。但是由于节目中过度的“政府”倾向，导致很多感动是硬性地摊派，而不是自然情感的流露。

针对上层获奖人物比如明星，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比如院士专家，比如党政领导等人，不可否认，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业作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是这些人物因为自身的影响力已经名利双收，他们之所长也非精神和道德领域，与以情感和道德命名的《感动中国》实际关联不大。但节目又要说服观众产生感动，这种矛盾必然会产生牵强附会，硬性制造感动的伪道德画面。其一，最突出的表现在“死亡叙事”上：分量不够，死亡来凑。获奖人不是已经去世就是站在挑战死亡的边缘——得了癌症。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获奖人物之方永刚教授，44岁，在军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多年。他最大的亮点就是先车祸，后直肠癌但仍要坚持上课做研究，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实在可敬，但是离感动中国还差得远。其二表现在“忠诚叙述”中：如果获奖人物实在没有天灾人祸可以挖掘，那就只能谈对党和人民表忠诚。比如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之梁雨润。敬一丹在现场访谈中一再挖掘他的深层动机，梁玉润书记的回答几乎是思政教材中关于群众路线的原版再现。为百姓解决疑难问题举不胜举，也无非是一个县委书记职责之所在，这本是人民父母官的常态。但在这里却成了榜样，需要学习，需要弘扬。

在该栏目的现场采访环节，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在采访中会有意识地挖掘被采访对象回答中的“党”“国家”“人民”等宏大的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忽视个体自身的欲望和需求，也让观众有被说教之感。2013年感动中国人物方俊明，因为拯救假装落水的儿童导致高位截瘫、离异，最后在长达29年的岁月中，带着年幼的女儿由年迈的母亲照顾。这一义举一直到2013年才被湖北省追认为“见义勇为”之士。在29年的岁月中，方俊明一家人有多少委屈和苦楚。我们不得而知，但非常讽刺的是，短片展示中为了遮蔽这一荣誉迟到的失误，而用工厂、母校和城市给方俊明的照顾画面来昭示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可观众感受最多的是一家人流泪的画面。现场采访中白岩松问方俊明：“你为什么脸上的笑越来越多了？”接着问方俊明的母亲：“您最盼望社会如何照顾俊明？”这种采访倾向都有意识地忽视个体意识和自我的欲望诉求，而将集体和国家的需求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因而领奖台上的很多普通人一旦接受采访，其话语方式完全脱离自身的身份和阶层，变成仪式台上的“超人”模式，无欲无求无怨无悔，自动变成政府意志的传声筒。一旦领奖后，他们的物质境况、政治前景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此前因为社会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各种不幸和苦难立马被实利的补偿所消解。但是如何来抚慰已经感受到这种个体不幸的观众呢？

以上种种弊端，根本性在于该栏目在体现民间意志之外，时刻顾忌且强化自身的国家意识形态立场，以此来融入主流社会来获得更高层面的认可。但与此同时，感动中国的人物不感动人，或者感动的分量太轻太浅都极大地伤害了“感动”这一品牌，让“感动”越来越廉价，观众越来越麻木。如果不正视这些弊端，重视民间意志的表达和弱小者的呼声，改变这些模式化、程式化倾向，《感动中国》必将流失更多的观众，在口碑和收视率上都会继续走下坡路。

二、《感动中国》背后潜在的社会现实困境

电视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意识形态的传播一般通过两种形式来出现，其一是文本的建构，其二是文本的省略。“所谓文本的建构 (textual construction)是指优势阶级在其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在电视文本中建构意义系统和理解框架,然后再透过电视节目的输出而达到控制效果。从文化研究的范围角度来看,体现在阶级、性别、种族三方面的情况是,正面的主要角色均由优势的阶级、性别、种族担任,而出身弱势阶级、种族、性别的人只能担任次要角色甚至反面角色；而所谓文本的省略(textual omission)是指优势阶级的立场、观点总是占据电视传播的主导地位,在突出某些内容的同时,必须忽略了某些内容,这种省略,久而久之有利于优势阶级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2］。

《感动中国》的流程一般分为三个环节：播放感动人物事迹的短片——现场采访——诵读颁奖词、颁奖。在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前两个环节，尤其是第一个环节。正是通过这些短片的讲述和记录，感动人物才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美德和人格魅力。从文本建构的意义而言，纪录短片中人是表现的重点；从文本省略的角度来讲，人所在的生存环境处于次要的位置，但同时也获得了一种独立发展的生命力。一方面《感动中国》通过电视文本“人”的建构方式塑造出繁荣、和谐、稳定的国家图景，传播主流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也通过电视文本“环境”的省略方式给观众一个远离主流发展态势的陌生化的西部景观：贫穷、落后、艰苦。透过文本建构和省略的差异，揭开被遮蔽的隐性事实，我们在该栏目有意识地遮蔽社会道德危机，消解政治矛盾的背后，依然能够窥见其潜在的社会现实困境。

（一）东西差异巨大，脱离主流发展态势的西部现状

从获奖人物的分布地区来看，2002-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中：“获奖者44.5%来自东部，28.6%来自中部，25.2%来自西部，1.7%来自国外；从获奖人物的职业来看，科学家（含文学家）的比例占总数的14.5%，官员和军人分别占10.7%和12.2%，医生、教师的比例也比较高，分别为6.1%和7.6%；工人、农民所占比例仅11.6%。因此，科学家（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最高，军人比例位列第二，官员比例位列第三，占10.7%”［3］。从这二者交叉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部的工人和农民、西部的基层公务员、支教教师和基层医生最容易获奖。

从东部地区来看，获奖的专业技术者大都有这些称号：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元勋、氢弹之父、核潜艇之父、杂交水稻之父、航天事业奠基人、核物理研究专家……这些人物大都学贯中西，在核物理等方面成就显著。他们的人生选择放在一个宏大的中西比较框架中，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诱惑，为清贫的祖国母亲奉献自己的余生。与此同时，他们辉煌人生的背后预示着一个蒸蒸日上的经济强国。这种倾向证实了我国东部崛起和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科技兴国，这一国策即使在依重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感动中国》也不例外。可见，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并非独立行走，它必然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一个专业技术人员能否感动中国，要看他是否参与过国家重点军工行业，是否贡献出更多的科技总量和经济效益。相比之下，西部的获奖者大都有着外来者的身份，在中部和东部获得个人的发展，然后作为知识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来到西部地区。四川凉山、贵州、藏区的教育和医疗是表现人物的核心地带。为了赢得观众的“泪水”，这些支教的志愿者李桂林夫妇、年轻的大学生徐本禹、退休的外交官朱敏才，为藏区基础医疗作出贡献的退休医生王万青等人的感动事迹宣传中大都采用了“苦情叙事”的表现手法。对于本土的西部基层公务员而言，川藏线的暴风雪、地震、泥石流造成的天灾和云南边境的贩毒走私、新疆的少数民族骚乱形成的人祸往往是他们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物所在的西部环境越恶劣，越能凸显主人公的道德高尚。在重点烘托“人”的文本建构中，离不开被忽视的人所在的“生存环境”的表现。这种叙述主观上强化了普通人在远离城市文明，抛弃物质和功利心理，一心为他人的美德，但客观上也通过若干文本省略片段的连缀，暴露出西部边远地区的贫穷和落后现状，迎合了西部地区在观众心目中刻板的弱势定位。

《感动中国》通过一个个获奖的个体以及特别致敬的群体描述，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座道德丰碑，但透过获奖人物生存的背景展示，也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社会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困境：东部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科技强国、各方面发展极其迅速的国家。但是，西部又揭露了中国经济贫穷、交通闭塞、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一面。十几年过去了，东西部差异失衡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这一差距值得我们深思。

（二）道德和信仰危机深重，常态变成典型

《感动中国》获奖人物的普通人基本由全国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构成。道德模范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家庭、情感中表现突出的人物，邻里之间、母子之间、父子之间都传出许多感人的佳话。比如39年照顾高位截瘫病人的郑州陇海大院、抛弃婚姻事业家庭照顾父亲的朱晓晖、与儿子同桌16年的黑龙江母亲陶艳波、背着捡来的妹妹一起上学的河南哥哥洪战辉、照顾亡妻家人一老一瘫一傻33年的河南工人谢延信、割肝救子的湖北暴走妈妈陈玉蓉、背着瘫痪的养母一起上大学的山西孝女孟佩杰等。人数比例在普通人构成中最多；另一部分是劳动模范——兢兢业业几十年身患绝症去世的基层民警、在突发事件中为国家财产和他人利益牺牲的军人、创新实干发明无数的蓝领工人、爱岗敬业献工献血的慈善工人、因公殉职的公务员等。

以上两大类人物经常让人泪流满面，但也有许多人引起争议。母子、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血缘关系互敬互爱。这是一种本能，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关于爱岗敬业，这也应该是集体归属中人的一种职责。因病痛因突来的意外殉职也是个人义务的一种表现。在《感动中国》中一对包工头兄弟及时给农民工发了工资成了典型，一群在救火中牺牲的消防员也成了典型，甚至慈母、孝子、孝女、仁兄都成了典型……作为家庭中的个人、集体中的个人这些本是应尽的义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常态在当下却成了一种典型，需要呼吁、需要号召、需要学习。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也从侧面预示着在经济转型期我国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感动中国》感动了国人十几年，但社会诸多怪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弃女不养，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时有发生，最极端的个案发生在2013年6月南京江宁两女童被亲母关在屋里活活饿死，举国震惊；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媒体曝光才能缓解；假公济私、贪赃枉法、行业潜规则，等等。虽然道德和信仰的重建不能仅仅依赖一个电视栏目，但其背后昭示的道德困境却无法不让人触目惊心。如果《感动中国》感动了我们十几年，社会道德困境的现状依然如故，那么感动的力量在哪里？感动的意义又何在呢？

（三）弱小阶层和边缘人群的制度保障缺失

通过纪录短片中的感人事迹，集体力量在个体面前失语的现象也不少见。30年来照顾同村的孤寡老人林秀贞、抚养十来个少数民族孤儿的阿里帕-阿力马洪、为留守儿童办学的女大学生李灵、为四川麻风村孩子建小学的台湾记者张平宜、为残疾孩子办爱心小院的河北农妇高淑珍，等等。这一连串的名字让许多人震撼，这些平凡人的确在生活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在这些被表彰的个体背后，集体和政府的声音在哪里？以孤儿、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麻风村小孩构成的弱小阶层和边缘人群，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福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个体的力量所能担当。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弱小的个体为此牺牲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政府和国家都处于失语状态，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西部地区的教育，2003年支教大学生徐本禹的事迹带领观众看到了贵州山区基础教育的落后和启蒙的艰难，2013年的藏区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需要过冰河、溜铁索、走悬崖去传播知识的火种。十年了，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为何我们西部的基础教育还如此落后？早在2006年我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2008年秋城市义务教育全免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奖助贷措施在这十年间举不胜举，但在《感动中国》我们看到烤羊肉串的阿里木在助学，年届九旬拾荒老人刘盛兰在助学，而在重庆拖着病体的母亲姚厚芝需要年复一年编织十字绣来支撑自己的孩子上学。关于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汉族姑娘李春燕贴药贴钱贴嫁妆才能维持苗乡当地唯一的卫生所，重庆北培区西河村要靠一个残疾人周月华来保障健康，而藏区玛曲人民的生命安全要依赖2003年退休的外科医生王万青，等等。这些支教、助学、卫生医疗感人事迹的背后，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一种心酸：如此艰苦的西部，如此苦难而壮丽的人生。我们同样也要问一句：我们强大的集体给予这些边缘人群和偏远地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人权保障在哪里？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此多充满泪水和辛酸的故事？

一面是繁华和强大，一面是贫穷和弱小。《感动中国》电视栏目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整个中国最现实最真实的一面。这是电视栏目背后潜在的社会图景给予我们的警示。

结语

盛极而衰是事物常见的发展规律，如何求真求新，在弘扬集体的同时兼顾个体的实际诉求，在宣传主流的同时兼顾弱小和边缘群体的利益，对于《感动中国》而言是一大难题。对于政府和国家而言，我们在关注该栏目正能量的同时，更应该反思栏目背后揭示的社会现实问题。在物欲主义盛行的今天，如何提高“感动”的分量，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精神领域的“感动”价值。这不仅是电视栏目创作者们和领导决策者们应该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1]欧阳国忠.精心策划成就精彩作品：析《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成功运作[J].电视研究，2004(3).

[2]陈龙.“霸权理论”与电视意识形态宰制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3).

[3]王炎龙.社会荣誉分配的公益表达和价值诉求[J].现代传播，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