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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赫尔曼·黑塞作品《诗人》中的中国人形象

2016-11-26

长江丛刊 2016年19期
关键词:黑塞老者诗人

邓 然



论赫尔曼·黑塞作品《诗人》中的中国人形象

邓 然

一战前愁云笼罩整个欧洲,饱受家庭和精神问题折磨的作家赫尔曼·黑塞从一次亚洲之旅中回家,却面临再次搬家。在复杂的心绪中他把眼光又一次投向东方,在童话《诗人》中绘制了一幅中国民风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出发,本文采用近文本分析方式,结合作家此时写作背景探讨如下问题:童话中的中国人以何种形象出现?为什么?还将把本篇中中国人形象与现实中中国人形象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这里“他者”是现实和想象的产物,即黑塞在尊重中国人形象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

赫尔曼·黑塞 《诗人》 中国人形象 他者

一、前言

瑞士籍德语作家兼诗人赫尔曼·黑塞对东方世界情有独钟。他到过亚洲旅行,对东方文化精髓涉猎广泛,从印度教到中国传统儒道典籍无所不包。他依此创作了一系列带有东方风情的作品,与儒道哲学思想相关的《玻璃珠游戏》(1943)还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黑塞作品的中国元素被学界广泛关注,但关于中国人形象研究极少。童话《诗人》(1913)(以下简称《诗》)是他“中国与中国人”题材的佳品。分析其中国人形象对理解黑塞作品与深刻思想大有裨益。

二、赫尔曼·黑塞与《诗人》

1913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欧洲一片萧条。两年前饱受精神折磨的黑塞完成了一次亚洲之旅,达成了多年的心愿“我必须在心里和头脑中把真实的欧洲与真实的东方合而为一,这过程伴随苦恼、动荡、战争和绝望地年复一年持续着”。[1]返欧后他考察了维也纳、布拉格、布尔诺以及德累斯顿几地,携妻儿从德国盖恩霍芬搬到瑞士伯尔尼附近,却仍然居无所安:一来欧洲动荡大战前夕阴影笼罩;二来黑塞与妻子无法达成一致——妻子想让孩子成为瑞士人,他认为自己在哪里都无处安身。婚姻不睦反映在带有自传痕迹的家庭主题小说《罗斯哈尔德》(1914)中,主人公甚至和妻子离了婚。在复杂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下黑塞创作了《诗》。

《诗》讲述了中国诗人韩复离乡背井跟随一名老者学习作诗与音乐的故事。背景设定年代不明,有四时之变,有飞禽走兽,有山有水。读者面前呈现一幅奇异画卷:在中国黄河源头一座依山傍水的小茅屋中,有位抚琴作诗的老者。弟子韩复来自黄河边,曾是倍受父母恩宠的少年诗人,有位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在一晚灯会中他梦到老者,命运发生变化。韩为老者完美表达出自己感受的诗篇着迷,到大河源头拜老者为师,历经波折学会演奏各种乐器与作诗方法。多年后他心境释然,艺术造诣炉火纯青,回乡成为令人恭敬的长者。

该作发表后并未受到太多注意和评价,但它对黑塞其他作品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2]《悉达多》(1922)与《玻璃球游戏》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多少都带着本文人物的影子。

三、《诗》中的中国人形象

(一)本文中形象的界定

“形象”一词,被法国学者巴柔定义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3]在黑塞这篇童话体裁的作品中,人物以中国人的形象出现,主人公在文中的“发展历程”也被完整描述,而这一历程的发生地点大河源头的山谷可以被看作“充满启示之地”,童话的特点又决定了文中的隐喻具有象征性——这些特征符合“处于寓言与神话边界的外国人”形象这类作品构建模式。[4]因此,这篇作品应被归入此类。与“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外国人”不同,这里的形象不是欲望物和恐惧物,而是类似“文学(至少在20世纪)重新吸收了神话的养分,用以应答一个从未被取消过的距离”的第三种存在形式。在《诗》里中国人主要以诗人(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的,其他人物有韩的父亲等等。

(二)中国人形象

1、韩复

主人公韩复的形象贯穿全文完成了成长蜕变,真实鲜活。对他的身家样貌,文中这样描写:

“这时的韩复有二十岁光景,面貌俊秀,谦恭有礼,满腹经纶,年纪不大,而在家乡的文人中已颇有诗名,虽说并非大富大贵,但家财也不薄,况且妻子将要带来的丰厚嫁妆还会使家庭经济更加宽裕,未婚妻貌美贤淑。”[5]

他爱好作诗近乎狂热。开篇直叙他“年少时心中便有一股冲动,凡是于作诗有益的一切他都想学,并且想做得尽善尽美。”面对美妙的灯会,他并未参与到朋友和未婚妻间玩乐,而是想到了如何作诗,想要“将外界以完美的诗歌表达出来,令其因而得以净化生活而永留人间”,却无法把愿望变为现实。此时树边现身一名老者道出了韩复心中所想。韩的反应印证了老者诗的精妙:初听时心都要凝固,老者消失后韩复“心也跟着他走了,在欢乐的人群中他显得那么陌生,眼神那么蒙眬,大家都取笑他坠入爱河了”。如此入迷后他延期婚事,一心前往大河源头拜师学艺。但进展缓慢:第一年他沉浸在音乐中琴艺大有长进,逐步忘记了原来的作诗方法,自己作诗高不可攀。

韩复形象具有矛盾的两极性。在学艺时他并非毫无动摇,有过三次乡愁。第一次促使他偷跑回家看望父亲和未婚妻,却在对比真人和想象后发现“在自己诗人天性的梦乡中蕴含着优雅美丽,而这在现实中可遇不可求”,没与家人见面直接回谷,又被老者琴声和诗句感动。第二次想回家,仍被夜晚山谷琴声召回。第三次梦回故乡,醒后对师父心生怨恨,觉得他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要动杀机。老人在睡梦中醒来“温良优雅而悲伤的微笑”使韩屈服。他让弟子明白留在山谷学习是韩复的选择,他有选择任何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利。韩复最终选择安心留下。艺术的享受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克服乡愁。此后老者才教授写诗之道,使他终于学有所成。

出师后他的诗歌“听起来让人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太阳鱼儿柳树,而是整个天和地在瞬间合成完美的乐章,听着这样的音乐,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所喜所怨,小男孩想到游戏,年轻人想到情人,老人则会想到死亡”。本人达到了一种境界:既不能分辨现实的灯和水中的影,也不能分辨现在的灯会与当年初遇老者的灯会,因虚实古今对他而言已无二致。

2、完美文字大师

韩复的师父是位住在大河源头的高人,自称“完美文字大师”。对他样貌的描写只言片语散落文中:在韩复梦中出场时他“身穿紫袍神态可敬”,睡觉时“胡须随着呼吸轻轻颤动”,说明年事已高。他总是微笑:念诗时,听到韩复问题时——“那是进入圆满人生的人的微笑”,韩复寻访时不应,“颔首微笑以他优雅的手指弹奏着琴”,甚至在韩复动杀机时还带着“温良优雅而悲伤的微笑”,化解了韩复怨恨之情,也化解了自己的危机。短短一篇文章中就有如此多的关于他微笑的描写,可见大师应是慈眉善目,颇有涵养。

他艺术造诣颇深,出口成章,掌握各种乐器,演奏技巧高超。他对诗歌的把握已登峰造极,用韩复的话说“我的任何师长都不如先生”,“做那位大师的徒弟,这个愿望大于其他世间的幸福”。他在韩梦中随口吟咏,便是能完美表达别人感受事物的“伟大诗人的作品”。拜师时他入神抚琴,“美妙的琴音似银色流云在山谷中升起,韩复听得入神,忘了其他一切”。 在他“艺术的享受”中,诗歌和音乐与景物融为一体,如一次轻轻抚琴时,“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出现两行飞鸟,他们正以有力而充满渴望的神态飞向远方”比韩复诗句中试图描写的完美得多。徒弟韩复青出于蓝,学到一门神秘的艺术,做的是诗歌但“听起来让人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太阳鱼儿柳树,而是整个天和地在瞬间合成完美的乐章”。

老者神秘莫测,托梦给韩复,神秘地在梦境中出场,让韩复在灯会一片人声中只闻其诗。盛夏抚琴时能起风使天色大变,气温降低,唤来诗句中所写景象。在徒弟掌握能打动人心的神秘艺术后,他神秘地从现实离开。从韩复的角度作者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形:

“有一天早晨起来发现茅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无论他怎么找也找不到老者了。秋天似乎一夜之间就来临了,严酷的冷风晃动着小茅屋,天空中一大群候鸟飞过,虽然,现在并非候鸟出现的时候。”

他的出现促使韩复离开家乡,离开昭示着韩复回归。彼时一大群候鸟突然出现突兀不合时宜,更暗示了这一行动非比寻常,为大师的神秘增色不少。

四、《诗》中的中国人形象与中国人形象比较

文中形象与现实中形象的关系值得注意和探讨。若要讨论《诗》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人形象的比较问题,须先了解黑塞与中国的渊源,特别是他在一战前这一创作时期视域内的中国与中国人。

黑塞的外祖父母与父母都曾在印度传教,年幼时母亲为他朗读许多异域风情的故事。二十七岁他阅读叔本华接触印度典籍《薄伽梵歌》,其后开始研究并接受印度哲学思想。然而在创作《诗》时期,他的思想完成从印度哲学向中国哲学的转变。1910年一系列中国典籍德译本出版,他尽数阅读并为《论语》、《道德经》写书评,在同年随笔《中国人》中还称赞“近十年来没有比老子更伟大的思想家”[6]了,并认为“《庄子》这类神奇的书籍为自己这样只读了印度佛教典籍的道家思想门外汉,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他盛赞中国智慧:

“......神秘玄妙的学说,是冥想沉思的成果,也是深入灵魂生命炽热地带的智慧。共同之处是两种学说都包含着敬畏之心、都有真诚实在的精神,绝不粉饰太平,没有花言巧语......这种智慧非常形象,一点也不抽象,比如《庄子》,就经常以童话般的比喻文字表达思想。”[7]

《诗》显然带有《庄子》风格特点,其神秘性体现在完美文字大师和大师韩复种种超自然的才华展现;同时它没有一般浪漫童话的夸张想象与花哨情节,表达了作者真诚实在地对中国人形象的向往。

他还阅读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对其中中国人形象特别是诗人形象尤为推崇。谈到李白,他在推介一本中国诗选时认识到李诗属于诗选的最高境界,“这忧郁的诗人是一位酒中仙,又是一位多情人,他的诗表面上轻松愉快光彩照人,内涵则无比忧伤”。[8]又如杜甫在他眼中“敏感多情,但他的心灵更多为人间现实的事件所牵动,而不是为存在之奥秘”。[9]此观点与中国普遍意义上的李杜形象存在共同点,体现了黑塞对他们了解程度深入。诗人杜甫与李白更以德国化的形象“赫尔曼”与“克林格索尔”出现黑塞的作品《克林格索尔的最后夏天》(1920)中。

黑塞视域内,中国知识分子形象都与其作品风格保持一致。这些大家和贤者如庄子、列子和孟子“喜欢自发地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他们的体验得来的自我表现法,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10]如孔子也拥有“在其他文学中无可比拟的泰然自若、幽默与朴质”。这与《诗》中老者和大师韩复的形象一致。

黑塞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来自亲身经历。完成《诗》前的1911年,他与朋友同去亚洲游览印度和新加坡等地,对印度完全失望,对东南亚见到的中国人表示惊喜,认为他的民族是“第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民族”。他难以忘怀一位在船上见到中国知识分子,此人多次被写入黑塞作品。他风度高雅,

“笔直地靠在护栏上,用他的黑色而机敏的眼睛盯着探照灯,带着和平时一样友善的微笑......保持着沉默和善意,就像阳光下的一座山峰,在他礼貌地筑起的喜悦中凭借一种动人的爽朗将所有不管如何不快的问题都反射了回去......”[11]

他的形象与《诗》中的中国人相似:知识分子,热爱微笑,以自身的风度和本领吸引别人。不难推测,对中国诗人的浓厚兴趣和这段印象深刻的与中国人的交往经历,为他塑造《诗》中的诗人形象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诗》里中国人诚然有现实中的中国人的特点,却是作者塑造的虚拟形象。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范畴内,文学形象都具有三种意义“它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造出的形象”。[12]此处黑塞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即侧重与想象有关的形象。故事发生的时间模糊,地点“黄河边”,黑塞文中意指的这个黄河位于亚洲东部中国,主人公是在这里生活的“中国诗人”。但当读者读到“中国”、“中国人”这些一样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就面对一些可相互置换、原发性的形象(原型)、而意味着面对一些在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变化的形象和描述。”[13]重点是有“一个显明的事实的存在,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幻象’和‘形象’起了所谓‘作品内核’的作用......浪漫派很熟悉这种‘幻象’,20世纪的文学对它也并不陌生。”[14]在这篇童话里,作品内核就是“中国人”的形象,而所出现的两个诗人形象与黑塞其他带有浪漫风格的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很多共同点,某些地方更是如出一辙。如本文的老者与《玻璃球游戏》的呼风唤雨大师、《笛之梦》(1913)的舵手、《悉达多》的船夫一样,看似以东方“得道者和启示者”的形象出现,是智慧与艺术的化身,实则是理想化的形象并不确切存在,只体现了黑塞理想化和完善人格的追求,根源追溯到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悉达多》的主人公是披着亚洲外衣的“欧洲佛”,《诗》也不例外,黑塞借“中国诗人”之口表达了对东方文化赞许和向往。

中国人形象是中国形象的符号。以异国形象标准划分,它体现黑塞对中国人形象即中国形象的态度属于巴柔归类的亲善正面形象,对“我”这方文化的补充。这要求“我”承认与“他者”以平等方式共存,“他者”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换的特征。“注视别人的目光也会返回到自我身上,而投射到自我身上的目光并未忘记绕经别人那里。” 这正是《诗》中国人形象的题中之意,借文中“他者”审视自己的生活与世界。

五、结语

《诗》在人物形象处理上保留了黑塞一贯浪漫文风,如对真理(此处是诗歌和音乐)和完美人格的追求,矛盾的两极性等。但人物外表和精神风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些中国诗人的真实特点,中国人这一“他者”形象一是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二是来自想象出来的幻象。一方面作者试图把他看到的中国一部分与想象中的中国人展示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基础上,他以尊重事实的方式来处理笔下的中国人,以此寄托自己对避世隐逸神秘生活向往。

[1]ZELLER Bernhard.Hermann Hesse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M].Hamburg:Rowohlt,1963.

[2]HOWARD Patricia J.Hermann Hesse's Der Dichter:The Artist/Sage as Vessel Dissolving Paradox,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J].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22(01).

[3]孟华.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孟华.让-马克·莫哈.文学形象学与神话批评:两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交汇与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孚克·米歇尔斯著,谢莹莹译.赫尔曼·黑塞.诗人,黑塞之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HESSE Hermann.Hermann Hesse.Gesammelte Werke 12[M]. Frankfurta.M,1970.

[7]孚克·米歇尔斯著,谢莹莹译.赫尔曼·黑塞.文化书籍,黑塞之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8]孚克·米歇尔斯著,谢莹莹译.赫尔曼·黑塞.文化书籍,黑塞之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9]孚克·米歇尔斯著,谢莹莹译.黑塞.我爱读的书(节选),黑塞之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0]Hermann Hesse.Indien(1911).引自马剑:黑塞与中国文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1]孟华.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2]孟华.巴柔.形象学理论:从文学史到诗学,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孟华.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4]张弘,余匡复.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邓然(1989-),女,河南郑州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耳曼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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