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玲



《尘埃落定》的叙事艺术

王玉玲

阿来小说《尘埃落定》通过“傻子”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环形的叙事结构和富有形象性和抒情性的叙事语言，展现了麦其土司家族发展、壮大到灭亡的历史。对该小说的叙事视角、结构、语言进行探究，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叙事艺术对于小说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意义。

《尘埃落定》 叙事 视角 结构 语言

一、叙事视角

视角即视点，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李建军认为叙事视角属于小说的宏观修辞范畴，“视点乃是小说家为了展开叙述或为了读者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形象体系所选择的角度及由此形成的视域。……视点意味着作者的选择和强调，甚至意味着作者的态度和评价。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视点的影响，为作者所规定的观察角度所影响乃至同化。”［1］杨义先生更是把视角看作在所有技巧中最为重要的修辞手段，“有时一个视角的精心安排，会起到波诡云谲，甚至石破天惊的审美效应。”［2］“视角……的功能”在于可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境，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层面，新的对世界的感觉，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色彩和文体形态。也就是说，成功的视角革新，可能引起叙事文体的革新。”甚至“独特的视角操作，可以产生哲理性的功能，可以进行比较深刻的社会人生反省。换言之，视角中也可以蕴含着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作者将会根据小说的主题，选取与小说风格相匹配的叙事角度，同时，叙事视角一旦确立便折射出作者在小说中的立场和态度。

藏族文化向来以其神秘性吸引着读者，如果这种神秘性只保留在故事本身的奇异性，只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怎样使小说自内而外散发出一种藏民族特有的气息，对小说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在小说的阅读中，直觉感受往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需要作品具有瞬间感染读者的魅力。阿来《尘埃落定》中叙述者“傻子”的设定，便使小说具有了先声夺人的优势。巴赫金认为傻子是特殊的“体裁面具”，具有强大的功能“他们有权不理解生活，有权打乱生活，对生活加以夸张，滑稽模仿；他们有权不成为本义上的自己，有权说话，讽刺性模仿；他们有权通过戏剧舞台的时空体悟生活，把生活描绘成喜剧，把人们表现为演员；他们有权揭开他人的面具；有权用最损的（亵渎偶像的）话骂人；有权公开一切最最隐蔽的私生活。”这就使作者在小说叙述中可以根据表达需要随意变换视角，打破了限知与全知的界限。这种叙述者的选择不仅增强了作品叙事的灵活性，还使作品具有了魔幻色彩和神秘感，使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以直觉的形式体验藏族文化的特点。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取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和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作者根据写作对象的精神文化特点选取了最适合小说内容的叙事角度，两者的恰切融合又强化、凸显了小说的主题。“傻”，使得“我”能够对世事保持一种疏离和超脱之感，从而能够更好地观察家族方方面面的变化。土司家庭的日常生活、土司家人的情感和争斗、土司与下人之间的互动摩擦、土司之间的矛盾冲突……清晰而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傻子”这一视角本身的模糊性、神秘性让人寻味，而且他在早上醒来时的问题“我在哪里”、“我是谁”，也会把读者带入一种悠远的思考状态。

二、叙事结构

结构属于小说的形式要素，是作者根据要表达的主题需要，对小说加以组织和安排的过程。“结构乃是叙事作品中具有宏观意义的创造工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3］“结构安排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文本思想内容能够获得最好的表达效果。正因如此，结构安排上的一切考虑……无不要服从于思想内容表现的需要。所以，结构安排是否最有利于文本思想内容的表现，应当成为评价文本结构优劣的重要尺度。”［4］结构是整个小说得以存在的框架，对小说主题的表达有着重要的作用，选取或者创作出适合小说表达内容的结构是考验作家艺术能力的重要方面。

“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声声叫唤。”“血滴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尘埃落定》中“我”的故事在床上开始，也在床上结束，体现了宿命的味道，同时形成了小说的环形叙事结构。由于叙述者的“傻子”身份，使得小说的叙事具有随意甚至凌乱的特点。小说开始时被画眉吵醒的“我”没有接着讲述关于画眉的故事，而是随意地展现了一段与母亲和侍女的小插曲而后才又把话题转向画眉。“天啊，你看我终于说到画眉这里来了。”小说中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另外，在正常的讲话中突然转移话题从而打乱了小说的行文秩序，也是小说中常出现的现象。例如当父亲问“我”粮食的价钱时，我没有回答，却把母亲的暗示喊了出来“太太掐我了”。这一反常行为使得哥哥和父亲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无意中显示了两人的不同心里。好的结构有利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尘埃落定》中叙述者的独特性带来了小说结构的特异性，体现了作者对于“权力和时间”的思考。

三、富有形象性的叙事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是小说内容的载体，同时又是小说形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的语言风格不仅受作者内在气质的影响，还与作品要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有关。《尘埃落定》的叙述语言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特点，这是由“我”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以及小说的叙事角度决定的。小说叙述语言的这种特点有利于营造一种悠远又有朴拙纯真的氛围，有利于抒发作者的感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通过这样的叙述，声音像长上了翅膀，可以看得见它飞翔的身影。“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少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起来的声音。”这里作者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抽象的声音幻化成了可触可感的水，能够淹人。“此时此刻的我，不要说脑子，就是血液里，骨头里都充满了爱情的泡泡，晕晕乎乎跟着她出去了。”抽象的爱情通过这样的叙述语言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直观可感。这样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使得小说的语言充满灵性，富有灵动的诗意。抒情性是《尘埃落定》叙述语言的又一特点。“我的心啊，现在，我感觉到你了。里面，一半是痛苦，一半是思念。”“我抬头去看太阳，太阳带着格外的光亮。傻子的心啊，好久没有这样滋润过了。”“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小说的第一人称内在式叙事使作者能够根据表达需要自由抒发感情，就使小说叙事避免了平板单一的特点，变得起伏有致。

《尘埃落定》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傻子”的语言，他的语言具有随机跳跃性。“傻子”语言的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了“我”确实有正常人所说的傻气，还表现了“傻子”超然于现时环境的性格特点。“我还想象所有脑子没有问题的孩子那样说：‘我爱你，阿妈。’可我却对随即赶上来的母亲说；‘看啊，阿妈，鸟。’”“而我立即又叫他们吃惊了。我宣布：‘明天，我们在这里围猎。’帐房里嗡一下，陡起的人声像马蜂被惊了。小尔依在我耳边说：‘少爷，春天不兴围猎。’”当众人开始怀疑“我”的傻子身份时，“我”却当即表现出我的傻来，这样随机说出的话语掩盖了“我”的智慧，显出“我”大脑混沌却又大智若愚的特点。“傻子”独特的说话方式，掩饰了其具有的质朴的聪慧，成就了他穿越于现实和虚幻的可能，这是作者的一种叙事技巧，同时渲染了小说魔幻般的故事氛围。

《尘埃落定》独特的叙事视角增加了读者对藏族文化的直观感性体验，直接真实。这种体验通过小说的抒情性语言得到进一步巩固，真切而又透彻。小说的环形结构又从理性上引导读者把上面的感性体验上升到一种对生命存在及消亡的普遍性的思考，意味深厚，耐人咂摸。

［1］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5）.

［2］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194.

［3］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9）.

［4］张杰.大学写作概论［M］.武汉:汉大学出版社，2007（216）.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