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锦卫　秦艳

[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梦的实现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与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中国梦的幸福特征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就需要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要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本文以多元文化交融具有悠久历史，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培养大批少数民族人才，加强民汉双语教育是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需要为内容，提出通过开展民汉双语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是实现和谐中国梦的重要保障，阐述了多元文化发展的途径与措施。

[关键词]双语教育；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91-05

语言是传承和发展文化的载体，通过民汉双语及其教育能使各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注入生机活力。我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进程中，提倡开展民汉双语教育，要求各民族不仅学习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字，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者。这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民族团结繁荣，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展的实际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明确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并提出了四个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四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根据其内涵和特征可见，实现中国梦与加强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一、多元文化交融具有悠久历史

我国56个民族使用着80多种语言。在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经有几千年历史，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多语和双语现象，民汉双语文化及其双语教育历史悠久。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记载：“我诸戎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1]《左传·宣公四年》中记有“楚人谓乳毂，谓虎于菟，”[2]（P.405）两汉末年刘向在《说苑·善说》里记录了一首《榜枻越人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3]（P.278）鄂君子皙让随行人员翻译成楚语，鄂君子皙听了非常高兴，隆重地接待了唱歌的越人。有一首古代北朝时期折柳歌的歌词中唱道：“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此诗可能原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诗中透露出了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信息。《论衡·书虚》载：“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夏朝统治者为了让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之四夷臣服，排除语言障碍，设立了专门翻译的官职和机构。从这些诸多现象中可看出，当时已经有了双语现象的存在和双语使用情况的存在。

范晔所著《后汉书》中记载的《白狼歌》，据学者考证，其语言属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其歌词是由汉语语音转写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就有部分古汉语借词，如“圣、德、臣、仆”等。从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和18世纪的《五体清文鉴》等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维吾尔语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早期汉语借词。如：“皇历、大唐、弟子、道人”等。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孝文帝为了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把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并要求臣民穿汉服、学习汉俗等。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改变语言，规定每个人都要学习使用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了30岁以下的人学习汉语，说汉语的要求。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各民族在经济贸易、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向汉族学习。“东魏权臣高欢的部下包括鲜卑人、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他对军士讲话，时而用鲜卑语，时而用汉语，说明当时各族人民都懂得这两种语言。当时鲜卑没有文字，诏令文书都用汉字，因此各级官吏都必须会写汉字，尤其是鲜卑的上层贵族。孝文帝改革时，将自己姓氏拓跋改成元姓，并与汉族的上层地主通婚。这一时期，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是各族人民与汉族民族融合时，也带来了他们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床、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夷汉观念淡化等，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也促进了隋唐时期女权意识的觉醒和开明的民族政策。”[4]契丹人在历史上创制了契丹文，但在皇室贵族中则提倡学习汉文。元代，契丹地区设经书国子学，培养了一批具有民汉双语能力的学者。元代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并举，在使用和发展蒙古族文明时，大力提倡推行汉文化，重视汉语文学习。

明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双语机构四夷馆，这是我国最早的双语学校，明代双语人才的培养在双语应用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会同馆和四夷馆编纂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华夷译语是用汉语语音把民族语言转写，再注解语义的民汉双语书。明代是民汉双语发展最为繁荣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对少数民族实行“教化为先”、“教化以学为本”的政策，在各地吸收一批少数民族入学，主要是上层子弟，在客观上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发展。《贵州图经新志》中记载了孝宗弘治年间少数民族“男知读书”、“通汉人文字”的史实。1982年，贵州省大方县文物工作者在本县城关小学内发现了“成化钟”。因钟面彝汉文均注明其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而称之为“成化钟”。迄今有500多年的历史。钟体全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公斤。钟顶部有36厘米高的挂耳，形状奇特。钟面四周各有一幅八卦，八卦四周的云，雷纹夹有两对“日”，“月”图案。有彝，汉铭文八幅，每幅高19厘米，长54厘米。据历史记载，元末明初，民汉双语的广泛应用，为云、贵民汉和睦相处，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第2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国家通过这些法律的规定，保障和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实现了各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平等。

二、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培养大批少数民族人才

和谐文化是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是儒家文化的倡导，史书《管子》就对“和”“合”做了系统的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和，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5]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所求和所需，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特征。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大量培养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的，但没有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作为基础和保障，民族教育以及民汉双语教育就无法开展，多元文化人才无处培养。

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在教育及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各民族文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看重和谐及其和谐社会生活的建立，提倡和谐精神的存在与发展。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五经之一的《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正是因为有此思想，所以在处理对内与对外关系上，中华民族始终倡导“以德服人”“协和万邦”。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倡导“既且和平，依我馨声”，虽然是讲言语和谐，但也包括了天地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思想。“和合”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理念。“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6]这种和谐思想和多元文化理念在在中华民族人为社会科学及其教育与人的培养方面贯穿始终。

在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和影响，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贯穿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的国家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也有着它自身的优点。”[7]（P.1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翻身得解放，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成为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工作重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国内的许多反对因素的存在，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因素的合力推进，其中民族教育特别是双语教育在推进民族地区稳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其它许多方式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双语教育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传承本民族文化和文化交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还应体现在培养受教育者形成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新时期双语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可概括为文化功能，即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政治功能，即促进‘四个认同；社会功能，即构建和谐语言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功能，即培养大批‘民汉兼通的各类人才”——中国特色多元文化教育”[8]（P.15）双语教育应成为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应把双语教育的改革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予以高度重视和重点推进。

斯大林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中说：“无论在诉讼方面或在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多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团结最重要的基础。民汉双语教育的开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各民族互相学习、和谐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增长发展民族地区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的素质，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地解放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藏语文授课型双语教育，对将现代科学知识通过母语传播到广大农牧民群众中，从而改变农牧区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9]（P.26）民汉双语教育是一座多民族科学文化交融发展的金色桥梁，他的特色在于为传承民族文化培养人才，也为少数民族学生很好地学习汉文化创造了条件。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世代沿袭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民族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广大民族地区需要一大批既懂本民族文化，又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接班人，民汉双语教育正是培养民族地区所需要的具有双语文化才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为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做人才的储备工作。

三、加强民汉双语教育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文化关系，诚然是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有着特定的历史限定和地理空间限定。”[10]（P.11）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56个民族的共同的任务和责任。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与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和谐与全面小康，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校学生的回信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民族地区的和谐全面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因素的合力推进，其中民族教育特别是双语教育应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民族地区是我国实施双语教育的重要区域，双语教育作为针对各少数民族本身进行的教育活动，其传播的思想观念、内容等更容易为少数民族所接受，这正是推进民族地区稳定和谐发展的其它许多方式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我国民族地区数十年来开展的民汉双语教育不仅提高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入学率和升学率。

以四川开展的民汉双语教育教学为例，四川双语教育主要是藏汉双语教育和彝汉双语教育，双语研究的体制分为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一类模式是指从小学到高中各门课程用民族语文教学，从小学到高中只开设一门汉语课程的以民族语言教学为主的双语教学。二类模式是指从小学到高中各门课程用汉语文教学，从小学到高中只开设一门民族语文课程的以汉语文教学为主的双语教学。截止到2013年6月，四川民汉双语教学一类模式小学638所，学生85545人，初中42所，学生23049人，高中4所，学生2798人。一类模式学校共有684所，学生共有111392人；四川民汉双语教学二类模式小学882所，学生211317人，初中110所，学生48212人，高中13所，学生5296人。二类模式共计学校1005所，学生264825人。双语教育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共计学校1689所，学生376217人。四川彝、藏地区双语教学在认真总结、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双语教学、两类模式、两次分流、三级规划、二十年分三步走”五个要点。

民汉双语教育取得的成绩告诉我们，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少数民族散居区开展民汉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如果不开展好双语教育，不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汉双语教育，民族教育将会受到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也将受到影响。我们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和破坏就是一个例证。就我国民族最大的聚集区西藏而言，民汉双语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干扰和影响。“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严重忽视了对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致使西藏的教育质量有所下降。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大部分学校不重视利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授课的问题，老师、家长、学生普遍认为升学考试特别是高考，既不用藏语进行考试，又不把本民族的文字作为一门学科进行考试，所以学习藏语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与其学习藏语文，还不如学好数、理、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学校只偏重于汉语文教学，忽视了藏语文课的教学和研究。双语教学开展得不好，也是当时的学生知识水平大大下降的主要原因。”[11]（P.62-67）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1978年后西藏自治区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重新得到重视，藏语文的工作也得到恢复。到2000年，西藏己经建立了符合西藏自治区实际的以藏语文为主的藏、汉双语教学体系。全区除少数城镇小学外，95%以上用藏语文授课。初中阶段藏语文授课教学正在稳步推进，目前西藏全区中学有102个班的教学用语使用藏语，另有部分中学的部分课程也用藏语授课。”[12]（P.19-24）改革开放以来，藏汉双语教育在西藏迅速发展，目前全区99%以上的藏族中小学生接受双语教育，全区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升学率达到90%以上。“西藏双语教学的开展使藏汉兼通的人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初能听懂汉语的藏族人为数甚少，目前，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藏族人普遍都懂藏汉双语，拉萨、日喀则、泽当等地90%左右的藏族人能用一般的汉语进行交流，就连没有读过书的藏族商贩也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西藏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都以藏汉双语作为工作语言，文件都用藏汉两种文字行文。西藏不仅有用藏语演出的藏戏团、民间歌舞团，还有用藏汉双语演出的话剧团、歌舞团。广播、电视都有双语频道，优秀影片都有藏语译制片。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商业、电信、邮政等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大多用双语服务。随着群众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西藏创办发行了藏汉文字的报纸、期刊近60种。这些都较好地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使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使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13]（P.98）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我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一件大事，其根本还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所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部分城市出现许多盲流人员。这些盲流人员大都来自于农村，其中来自于牧区和农区的农牧民子弟还不少，这些青少年就是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牺牲品。根据调查，80年代中后期大量涌进城市的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一部分是小学、中学毕业后由于升不了更高一级的学校而流浪于社会，另一部分是在校的学生由于学习成绩差，无法继续完成学业而辍学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归根结底就是教育基础差，教育设施差，教育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极其落后，许多民族地区没有从民族地区教育所需要的实际出发，办学规模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在校学习等原因，使很多少数民族学龄儿童、青少年因为考不上高一级的学校，被迫流浪于社会，使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要素受到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对教育增加投入，高度关注教育的形式下，各地区积极响应，四川省开展了“四川教育十年行动计划”。通过十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的基础设施、校舍建设等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四川民族地区人们普遍反映，民族地区修得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四川在十年教育行动计划中，一是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把家庭困难的学生集中起来办寄宿制班；三是加强了民汉双语教育教学的开展。通过开办寄宿制班，加强民汉双语教育教学，调动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农牧民积极将孩子送到民汉双语不同模式学校学习，民族地区每个县市的学生辍率降低了，入学率和升学率提高了。随着国家对民族教育的重视，民族地区教育规模的扩大，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双语教育从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开通接轨，使一批又一批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进入到中学、大学学习深造，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前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发展，也将对发展和促进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极大的保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积极开展好民汉双语教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通过双语教育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从而传承发展好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各民族要通过双语教育渠道，加强汉语言文化的学习，学好国家通识语言文字，从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民汉双语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国情所在。开展双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民汉双语文化兼通，热爱祖国、品学兼优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大司徒·绛曲坚赞.朗氏家族[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2]达布·喇钦占巴南喀.本教根本藏释义（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

[3]毛尔盖·桑木旦.毛尔盖·桑木旦全集（藏文第六卷）[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4]卡尔梅·桑丹坚参.卡尔梅·桑丹坚参选集（上）[M].德康索朗，英译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5]夏咱扎西坚赞.本教知识宝典[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6]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7]古格班智达札巴坚参.太阳王系和月亮王系（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

[8]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藏文，上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16-06-2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