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宇

[摘要]作为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率先开展了澳洲中部和北部的土著部落考察，由此诞生的一系列民族志文本深刻影响了相关学科对于亲属制度、图腾、原始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古典学、人类学等领域，斯宾塞的学术遗产得到了普遍的尊重与承认，并为后续的学术思考与讨论奠定了可能性。本文以时间和事件为基本线索，系统介绍斯宾塞早期学科训练与知识背景、中期民族志调查与书写、晚期火地岛研究与田野转向三个方面的内容。基于斯宾斯生平史与学术史的文本研究对于理解其民族志调查与民族志文本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鲍德温·斯宾塞；古典人类学；澳洲土著研究；后维多利亚时代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08-07

维多利亚时期的古典学、人类学格外关注原始社会的研究，先后开辟了美洲、非洲、太平洋诸岛以及澳大利亚的田野调查。19世纪中后期，霍威特（A.W. Howitt）和菲松（Fison）受到摩尔根（H. Morgan）对北美印第安人氏族研究的启发，开始在澳洲大陆寻找图腾制度、社会组织的初级形式；罗斯（W. E. Roth）则集中对昆士兰的西北地区展开调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鲍德温·斯宾塞和吉伦（F. Gillen）深入澳大利亚中部腹地，并不断向北推进领地，完成了从南端艾尔湖——麦克唐纳山脉——卡奔塔利亚湾和梅尔维尔岛的澳洲中部和北部广袤地区的第一次完整详尽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同时期，霍威特开始对澳洲南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地区进行考察，而马修（Mathews）也在澳州南部进行调查，由此在各个地区展开的多点调查拼凑成整个澳洲原始社会研究的整体格局，彼此照应互为补充。这其中，斯宾塞和吉伦对澳洲中部和北部的调查及其成果是这一整体格局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以阿兰达人（Arunta）为代表的中部部落更是被看作澳洲最为原始的社会文化形态，因而对其进行的考察研究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纵观斯宾塞的民族志文本，其行文并非白描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受同时期泰勒（Edward Tylor）、弗雷泽（James Frazer）等学者的影响而有着错综复杂的理论脉络，他所提供的大量原始而直接的经验材料亦为弗雷泽、涂尔干（mile Durkheim）、安德鲁·兰（Andrew Lang）、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人重新剪裁和再解释。斯宾塞的这些作品在近期以“人类学”和“澳大利亚研究”为关键词，于2013年和2015年被不断刊印再版。由此可见，历经百年，欧美学术界在经历后现代浪潮后，对人类学早期民族志倾注着极大的关注。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斯宾塞及其作品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的今天，对其生平史和学术史进行大致的梳理和介绍具有积极意义。

一、从英国牛津到澳洲墨尔本：斯宾塞的学术训练与社会贡献

1860年6月23日，斯宾塞出生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他的父亲通过艰苦奋斗，从一个小职员升至管理者并最终成为了纺织厂主和大型制造商，同时也是曼彻斯特公理会的骨干分子。早年的斯宾塞受教于老特拉福德学校和曼彻斯特艺术学校，而他在美术和素描上的兴趣也伴随其一生，这一美术修养在斯宾塞科学研究工作的构图和绘画能力上更是彰显无遗。[1]1879年，斯宾塞进入欧文斯大学（现为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学习医学，同期受到达尔文主义者马歇尔（Milnes Marshall）的影响，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从而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性的进化论生物学家。

1881年，斯宾塞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师从莫斯利（H. N. Moseley）教授。主张将生物进化学同民族学相结合的莫斯利教授，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曾经作为博物学家参加过澳大利亚的科学探险考察的莫斯利教授，鼓励斯宾塞进行澳大利亚研究，而斯宾塞和同学们之间的友爱关系也大多归功于马歇尔和莫斯利这两位具有学术远见和科学精神的教授。在学期间，斯宾塞抓住了牛津大学提供的丰富机会，参加了包括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家拉斯金（Ruskin）和古典学家泰勒的课程，同期他还与师友们合创了初级科学俱乐部并擅长组织举办各种会议。1884年获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后，斯宾塞成为莫斯利实验室的一员。此时，斯宾塞还曾经和生物学家麦肯德（Halford Mackinder）共住了一段时间，麦肯德极大影响了斯宾塞对澳大利亚动物群落的生物地理分布评估，以及维多利亚公共教育的积极参与。

在早期求学阶段，斯宾塞的研究是建立在缩微复制和组织学的先进技术上，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蜥蜴的第三只眼”（the parietal eye in reptiles）。之后，斯宾塞凭借此研究在1886年成为了林肯大学教员。在林肯大学就职期间，他的同事有在墨尔本受过教育的萨米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和杰出的拉丁语学家富勒（W. Warde Fowler），他们三人常穿梭于科茨沃尔德小镇，并在相互的学习讨论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富勒作为一名业余的领袖式博物学家，也正是他拓展了生物学背景的斯宾塞对于人文学科的认知和了解。同时期，斯宾塞帮助了莫斯利和泰勒将重要的皮特河博物馆的民族志收藏品从伦敦转移到牛津博物馆，这一经历促使他学习到手工艺品的类型学分类原则，并且加深了斯宾塞对于原始文化遗存更加直观和深切的感悟。他的这两名老师作为极有影响力的推荐人，帮助斯宾塞在1886年申请到墨尔本大学生物学系的创建教授这一职位。

1887年1月12日，斯宾塞收到了澳洲墨尔本大学的聘任通知，并于当年3月30日和他的妻子玛丽（Mary Elizabeth Bowman）到达了墨尔本。由此，斯宾塞开启了他新的科学征程和人生道路。来到墨尔本大学，斯宾塞与他的同事大卫·马森（David Masson）教授共同合作，开创了澳洲科学研究，并改变了当地大学的标准。作为节约能源的示范，斯宾塞开始设计并筹资在一年内建立生物学大楼，它的实验室是同时期设计与照明设备的典范，直至1900年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生物区系研究的中心，同时也是澳洲大学中第一个聘任女性讲演者和客座教授的研究机构。斯宾塞还开创了本科大学生的短途调查教学模式，组建了学生科学社团，并资助为女性组建的“艾达公主”（Princess Ida）俱乐部。斯宾塞一直积极参与大学生运动，并促成运动联合会的建立，作为主席的斯宾塞还帮助规划设计了卵形球场并资助修建了运动员更衣室。1908年，他力保校队获准进入维多利亚足球联盟。由于1914年联盟的召回，斯宾塞又转投效忠卡尔顿（Carlton）俱乐部。作为足球运动中的政治家，斯宾塞于1919-1926年一直担任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V.F.L）的主席。

多才多艺的斯宾塞于1890年同古典学家图科（T. G. Tucker）共同负责《澳大利亚评论》（the Australian Critic）的编辑工作，在1903-1911年期间，斯宾塞担任了大学教授委员会（the university professorial board）主席。在斯宾塞的鼓励之下，与他工作的同事和毕业的学生都积极参与到维多利亚野外博物学家俱乐部（Field Naturalists' Club of Victoria），并再次恢复了维多利亚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Victoria），斯宾塞在1891-1893年间和1895-1897年间担任前者的主席，并为后者编辑出版物并在1914年担任主席。斯宾塞和大卫·马森也是1914年举办的英国联合会科学发展会议（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meeting）墨尔本地区的创建者。作为各州之间科学合作的倡导者，斯宾塞在澳大利亚科学发展联合会（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次编辑“维多利亚会议手册”并在1921年担任代表大会主席；斯宾塞突出的行政能力也体现在1899年出任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的荣誉主管一职位，他指导并监督了博物馆向市中心位置的搬迁，策划了罗塞尔街（Russell Street） 正面的建造。凭借他在英国的分类经验亲自安置了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的展品摆放，并出版了1901和1902年的《澳大利亚民族志展品手册》（Guide to the Australian Ethnographical Collection）。

1912年在昂佩利（Oenpelli）的时候，斯宾塞收集了200多张树皮画。出于慈善和公益的目的，斯宾塞将它们和自己的一些民族志藏品于1917年捐赠给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Victoria），其中包括他的电影、蜡缸，以及一些高质量的土著照片。自1895年起，斯宾塞担任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的托管人，后期成为副主席，他一直鼓励澳大利亚艺术品的购买，尽管这样的行为并不明智；1916年他返回英国为Felton遗产托管寻找顾问，这次挑选同威廉姆·布拉克（William Blake）的作品一起在1920年代丰富了美术馆的收藏。斯宾塞的这些贡献在1926年被正式确立下来，他获得了悉尼艺术家协会的奖章，由麦金尼斯（W. B. McInnes）等画家所画的斯宾塞的肖像分别挂在了维多利亚博物馆、墨尔本大学、牛津大学的艾克赛特学院的墙上。从1887年受聘于墨尔本大学，直至1919年作为名誉教授退休，斯宾塞在这30余年期间为澳洲的大学教育以及科学科研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澳大利亚，作为土著部落的保护者、研究者和行政长官，斯宾塞成功地演绎了多重角色，而整个澳大利亚也都以斯宾塞的知识、经历和享誉世界的声望为荣。

二、从澳洲大陆到火地岛：斯宾塞的土著部落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1894年斯宾塞作为动物学家和拍摄者加入西澳角科学探险队（W.A. Horn Scientific Expedition）进入中部澳大利亚，这次调查历经3个月，调查区域达2000多平方英里。由于成员和资助者之间的矛盾，斯宾塞在后期负责调停以及四卷调查报告的编辑，而他自己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澳大利亚植物动物群落分布的生态学介绍。在这次探险过程中，斯宾塞于5月离开阿德莱德（Adelaide）前往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部落中进行考察，当年7月斯宾塞在爱丽斯斯普林斯（Alice Springs）邂逅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伙伴——人类学家吉伦，并重新点燃了他对人类学的激情。之后，斯宾塞开始帮助吉伦出版一些民族志的笔记，二人逐渐发展成为亲密的学术伙伴，共同创造了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研究工作。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所指出的，吉伦提供了同土著密切接触的机会，斯宾塞的贡献是科学训练的思维，也许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这项凝聚着两个人共同努力的伟大工作。[2]（P.843）

1896年，斯宾塞同吉伦一起展开了对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部落最为集中的田野调查工作。二人完成的《澳洲中部的土著部落》于1899年出版，这本民族志报告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进化理论，以及艺术和仪式起源的解释。作为斯宾塞与吉伦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澳洲中部的土著部落》以阿兰达人（Arunta）为主要考察对象，主要介绍了麦克唐纳山脉南北两侧的土著部落。该地区由于荒漠的气候条件加之地形上的彼此隔离，部落发展呈现停滞状态。本书的旨趣在于描述该地区土著部落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并与澳洲其他地区的发现形成对比并互为补充。在图腾的分类和仪式上，阿兰达人同其他部落极为不同，图腾的传承是父系的，但是图腾的传承原则与通婚原则并不能彼此相互规定，图腾可以规定禁食原则；关于个体与图腾的关系，每一个阿兰达人认为他自己是黄金时代祖先的灵魂转世。[3]（P.234-239）在调查期间，凭借着吉伦多年来同土著的密切联系，斯宾塞和吉伦参加了阿兰达部落的成年礼，以及在1896-1897年间爱丽斯斯普林斯的土著部落举办的Engwura仪式。西方学者从而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到土著部落的重要仪式，并得以揭开其神秘面纱。《澳洲中部的土著部落》一书提供了关于因提丘玛仪式的大量资料，受此启发，弗雷泽将图腾制度概括为一项基于彼此合作的、有组织的、为部落提供生存资料的巫术系统。[4]（P.109） 从事人类学学科史的斯托金（G. E. Stocking）则认为，正是因为阅读了斯宾塞和吉伦关于澳洲土著的材料，使得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二版中确定了巫术思维分布和应用的广泛性、基础性。 [5]（P.52）其中，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此书发表后，弗雷泽与斯宾塞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他们的通信集整理后于1932年发表。

随后，弗雷泽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为他的同伴获得一年的休假时间。如此一来，斯宾塞和吉伦再度合作，于1901-1902年间考察了澳大利亚中部的北部部落，他们从乌那达塔（Oodnadatta）到波威克里克（Powell Creek），向东到达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的博罗卢拉（Borraloola）并开创了使用wax cylinder记录和拍摄影片。在这一次探险中，他们再次调查了之前研究过的部落来重新审查提出的讨论和解释，并且将调查范围覆盖到向北的其他地区。其调查成果于1904年发表为《澳洲中部的北部部落》，该书印证了他们基于澳洲中部田野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并给出了更加细致的证据：其一图腾的成员非常有节制的食用图腾动植物，以此来完成丰产，并为其他图腾的成员提供食物；其二在性活动与生育之间没有相关性，所有的孩子都被看作是黄金时代祖先灵魂或者储灵伽的转世；其三群婚以更加进化的方式存在。对于社会组织、部落和仪式生活、婚姻等等，霍威特在新南威尔士完成了同样的工作，然而霍威特的发现与斯宾塞的资料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并互为补充。[6]（P.700-701）斯宾塞明确指出，群婚作为人类早期婚姻形式广泛存在于澳洲。由此回应了在欧洲由麦克伦南率先开展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结构以及婚姻形态发展的讨论，即主要运用泰勒的“遗存”这一概念，试图通过一些现存的现象去寻找一种“结构”上的古老，从而去探究文明社会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形态。[7]（P.9）斯宾塞的研究虽然是在一样的指导思路下进行，然而他关于群婚的观点却与麦克伦南相反，同霍威特等人的研究彼此支持。《澳洲中部的北部部落》这本书是否能够获得同先前作品一样令人振奋的结果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它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澳洲中部这样的原始社会中，土著的仪式和信仰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的普遍性是否具有重要意义？[8]（P.143-144）哈登总结道：斯宾塞和吉伦的名字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学家都是格外熟悉的，或许没有任何一本民族志作品像《中部澳洲的土著部落》和《澳洲中部的北部部落》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评论。[9]（P.146）

斯宾塞和吉伦最后一次的合作探险是在1903年，他们考察了居住在艾尔湖（Lake Eyre）的阿拉巴纳人（Urabunna），此次调查成果是1912年发表的2卷本《穿过澳大利亚》（Across Australia）。这本新书同前两本不同，它是为普通读者和非专业学生所设计的。它描述了作者从南向北穿越中部澳大利亚的探险旅程，其中包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介绍，它的植物和动物群落、气候状况等。作者们作为优秀的自然学家和观察者，会呈现给我们最为原始的观察情况和推论，同时附录了未在先前作品中展出的图片。泰勒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说道：在近期发表的有关于宗教起源、婚姻、图腾或者巫术的基本形式的人类学作品中，无一例外的不在处理着斯宾塞和吉伦所提供的资料。在这个国家中，弗雷泽的不朽作品以及其后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些赤身裸体嚎叫着的中部澳大利亚的野蛮人身上。[10]（P.178）

当英联邦政府获得对北领地（the Northern Territory）的控制后，1911年斯宾塞再次带领了包括吉尔鲁思（J.A. Gilruth）在内的三个科学家，开始了“初步科学考察”（Preliminary Scientific Expedition）。受到他们调查发现的影响，政府立刻派遣斯宾塞前往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Darwin）作为在地方长官吉尔鲁思到任之前的特殊长官和土著保护者。1913年斯宾塞正式向议会提交关于土著福利的草案，他的概念是家长式、独裁的，并充满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但同时他也是革新的，鼓励着各种各样的创新。

1914年，《澳洲北领地的土著部落》（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一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包含了斯宾塞在整个北领地的调查结果。该书是他首次完成的澳洲北领地地区的民族志考察记录，其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澳洲文化性格的整体性，以及如何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构建大区域的文化变迁和转移的历史。尽管其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但斯宾塞的努力就在于将其按照区域或者按照人类的迁移路线进行分类。该书提供的大量珍贵的资料补足了我们在认识澳大利亚社会与宗教方面的鸿沟，同时在更广泛的问题上提供了依据。斯宾塞着重介绍了Kakadu人以及他们重要的仪式Muraian，该仪式部分与阿兰达人的因提丘玛相似，部分与Engwura相似。Kakadu人在岩石和树皮上的绘画代表了澳大利亚土著艺术水平的最高境界，是澳洲原始文化和石器艺术的革新代表。这次考察所收集的图片和器具、工艺品都被收藏在墨尔本博物馆，他们都是无价的展品，相比书中的图片更能够带给观察者震撼。[11]（P.504-508）1923年，斯宾塞在政府的要求下前往爱丽斯斯普林斯和赫曼斯堡（Hermannsburg），但他关于福利的提案被忽略，此份提案建议应该留给土著居民7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保留地，这些面积的土地对于土著部落来说是最为基础的，然而这些保留地却逐渐地被侵蚀。

1926年斯宾塞从北领地返回后，斯特莱罗（Carl Strehlow）称斯宾塞和吉伦关于阿兰达人的工作是错误的。对此，斯宾塞在1927年发表了《阿兰达人：关于石器时代人类的研究》（The Arunta： A Study of a Stone Age People）以回应斯特莱罗的批评，并捍卫他和吉伦的工作成果。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指出，在阿兰达人的研究上，斯特莱罗与斯宾塞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主要是源自于二者看待事件的不同角度，绝不应该在记录事实方面出现偏差。马氏认为看待两份作品，人们应该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斯宾塞，尽管他是一个并没有接受过必要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训练的杰出的观察家。相反，根据斯特莱罗对土著风俗的了解，其发表的内容更加详实丰富，为前人的研究弥补了很多空白。[12]（P.279）但涂尔干则认为，尽管斯特莱罗对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做出了草率的解释，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细节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斯特莱罗的考察虽然是对斯宾塞和吉兰的补充和修订，有时甚至是纠正，但是他在一切根本问题上都肯定了斯宾塞和吉兰的研究。[13]（P.124）总的来说，《阿兰达人：关于石器时代人类的研究》是关于阿兰达人研究的核心范本，是在阿兰达人消失之前最后的记录。

自1894年作为动物学家和拍摄者参加西澳角科学考察探险之后，斯宾塞开启了澳洲的土著部落研究之路。从中部的南部部落，如阿拉巴那部落和阿兰达部落，一直到1926年一路向北，先后调查了凯蒂什、瓦拉蒙加、马拉部落以及最靠近北部的梅尔维尔岛。斯宾塞于1928年出版的《漫步在广阔的澳洲》（Wanderings in Wild Australia）是关于先前作品的集中重新修订合刊。正如书名所暗示的，本书涵盖了关于社会习俗与规则、仪式与信仰、艺术与工艺丰富的解释，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共同组成了两卷本共930页的巨幅内容。

作为荣誉教授退休后，斯宾塞因为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婚姻的破碎，以及对战时英国女儿的担忧使其需要靠大量的酒精提供慰藉，因此他的精神和判断力受到了一定损伤。1921年，斯宾塞进入医院接受治疗。身体逐渐恢复后，斯宾塞又重新开始人类学调查，并重建他的艺术品收集。他的这一兴趣的重燃，则与汉米尔顿（Jean Hamilton）的交往密切相关。此时，斯宾塞的研究兴趣从澳洲大陆转至了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他的这一研究转向或许只是出于对于德国传教士“即便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中也存在一神论”的说法的驳斥，同时也表明澳洲或许并不是斯宾塞意义上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斯宾塞尝试着去寻找澳洲之外更加原始的社会和文化的形式。[15]（P.361）在斯宾塞开展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的研究之前，学者海达思（P. Hyades）和德尼尔森（J. Deniker）对火地岛的Yaghan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考察，并且给出了物质文化以及石器工具的相关描述，但是对于Yaghan人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则没有任何叙述。斯宾塞带着关于澳洲土著的考察经验前往火地岛（更为退化的民族），希望能够填充知识的空白，并且对人类原始民族进行比较研究。[14]（P.179） 1929年5月，斯宾塞到达纳瓦林岛（Navarin Island），在那里进行了一个月关于Yaghan人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考察，成果包括亲属制度和婚姻规则的笔记，人类灵魂信仰和丧葬礼仪的总结，挖薯蓣的工具以及农业方法等的记录。

三、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斯宾塞与原始社会研究

1929年7月14日，在火地岛从事了三个月的艰苦调查之后，斯宾塞不幸于纳瓦林岛死于心绞痛。汉米尔顿将斯宾塞埋葬在智利的麦哲伦，他的笔记被整理发表为《斯宾塞最后的旅程》（Spencer's Last Journey）于1931年出版。这本书包括了斯宾塞在火地岛的这次考察的日记，以及他的陪伴者汉米尔顿的回忆叙述。在《斯宾塞最后的旅程》一书中，学者亨利·巴尔弗（Henry Balfour）对斯宾塞在火地岛的考古学、民族学搜集品做了简短的介绍，人类学大师弗雷泽则为斯宾塞的人类学作品进行了介绍，此外，马雷特（R.R. Marett）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基于斯宾塞的生活和工作写了一篇人物传记。他的这些学者朋友们在书中强调，斯宾塞和吉伦将会被人们长久的怀念，他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系统的、科学的澳洲土著部落的记录。实际上，斯宾塞的突出成就很早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0年他入选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并先后被授予曼彻斯特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和墨尔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等。1907年，牛津大学的艾克赛特学院聘任斯宾塞作为荣誉研究员。而弗雷泽爵士则在1899年《澳洲中部的土著部落》一书出版时做出了预言性的声明：“（该书）使中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千古留名，而斯宾塞和吉伦也同时在此名垂青史。”

简要回顾斯宾塞的学术人生及其在当代的学术影响，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所散发出来的强烈时代气息。出生在英国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斯宾塞，先后在欧文斯大学、牛津大学修读生物学专业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但他同时也受到泰勒等人的人类学、古典学的人文学科的熏陶。怀揣着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渡重洋的斯宾塞于1894年正式开展了澳洲土著部落的实地考察，并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部落的田野民族志；他扎根于澳洲土著调查，但却从未远离并深深影响着英法的学术思想。斯宾塞的每一笔不仅在记录澳洲，而且也是在书写欧洲。如今，其著作仍然不断刊印再版，博物馆、民族志影片、原始宗教等多方面研究的论文也争相引注他的作品。

实际上，斯宾塞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学术个体，而是其所处时代和思想浪潮的一个缩影。他前往澳洲展开民族志调查，并非个人情感的执念，而是对人类早期社会和文化原初形式的探索，是关于人类普遍性意义的寻求。这也正是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所追求的学术旨趣。斯宾塞的民族志作品并非事无巨细且毫无洞见的田野材料堆积，而是与同时期的古典进化学派一脉相承，并且与弗雷泽、泰勒等人的思想彼此交错、互相影响。与此同时，斯宾塞开展的澳洲中部和北部土著部落的考察，也与同时代的霍威特和菲松针对澳洲东南部的研究、马修对澳州南部的研究、吉兰和伊利亚德等人的研究互为对立补充，并一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澳洲研究的全景。在原始人消失殆尽的今天，斯宾塞这一代学人的研究为当代人类学提供了无尽的宝藏。

作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学术大师，斯宾塞传奇而厚重的生平与学术经历值得我们推敲琢磨。恰如弗雷泽所言：像我的书，或早或晚都会被基于更全面知识的解释所取代；而你的书，充满着真实的观察和记录，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16]（P.386）由是，认识斯宾塞、阅读斯宾塞、理解斯宾塞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特别致谢：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张亚辉教授组织召集的“古典人类学”读书会，特此感谢参与读书会的各位师友。

参考文献：

[1]D. J. Mulvaney.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M].Volume 12， （MUP）， 1990.

[2]A. R. Radcliffe-Brown. Review：Spencers Last Journey by Baldmin Spencer[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7， No. 5， 1932.

[3]E. Sidney Hartland. Review：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 and F. J. Gillen[J]. Folklore， Vol. 10， No. 2， 1899.

[4]J. G.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M]. London：Macmillan， Vol. 1， 1911.

[5]G.W.Stocking. Functionalism Historicized[M]. Lo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0.

[6]W. I. Thomas. Review：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East Australi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 No. 5.

[7]毛雪彦.麦克伦南论一妻多夫制[J]. 民族学刊， 2015， （04）.

[8]C. H. R. Review：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 and F. J. Gillen[J]. Man， Vol. 4， 1904.

[9]A. C. Haddon. Review：Across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J]. Man， Vol. 12， 1902.

[10]E. B. T. Review：Across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23， No. 4， 1912.

[11]E. Sidney Hartland. Review：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J]. Folklore， Vol. 25， No. 4， 1914.

[12]Malinowski， B. Review： Across Australia by Baldmin Spencer[J]. Folklore， Vol. 24， No. 2， 1913.

[13]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14]A. C. H. Review：Spencers Last Journey by Baldmin Spencer[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78， No. 2，1931. p. 179

[15]George W. Stocking. Review：So Much That is New[J]. Isis， Vol. 77， No. 2， 1986. pp. 360-361.

[16]John M. Cooper. Review： Baldwin Spencer. Review：Spencer's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with Sir J. G. Frazer and The Other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5， No.2， 1932.

收稿日期：2016-07-3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