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　徐希平

[摘要]元代唐兀崇喜（杨崇喜）编撰的《述善集》不是纯粹的作家个人别集，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总集。其所涉的内容十分广泛，具有历史、民族、文化、教育、民俗等多方面重要价值。同时其文体也十分丰富，包括序、记、赞、碑铭、箴、志、符文、疏、传、诗、赋等。这些作品反映出唐兀崇喜与各族名士的广泛交往，具有羌汉文学关系典型范例的性质。本文着重对《述善集》编者唐兀崇喜及其唐兀家族作者、其他少数民族作者、主要汉族作者等生平家世、创作概况等进行梳理，由此真实范例可以见出元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化融合互动之一斑，以及其巨大的文学及文献辑佚价值。

[关键词]西夏后裔；唐兀崇喜；《述善集》；羌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49-09

唐兀是蒙元对西夏遗民代称，①又有唐古氏等多种异名，王国维《靼靼考》：“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1]（P.650） 1227年蒙古军灭夏，一部分西夏遗民迁居内地，其中一支辗转迁徙而定居在河南濮阳附近，元代唐兀崇喜（杨崇喜）编撰《述善集》，该书分为《善俗》、《育才》、《行实》三卷，并附伯颜宗道传，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夏党项羌后裔迁居濮阳后的历史渊源、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及与汉族交往情况。该书在民间珍藏600余年，1985年面世，引起学界高度重视，而得以整理出版，具有极高的学术与综合史料价值。我们不仅可以由此了解中华民族融合历史，还可分别从历史、民族、民俗等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因此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书中收录了与唐兀崇喜交往的各族名士诗词散文、人物传记等作品，也具有羌汉文学关系典型范例的性质，十分难得。在此谨对其予以初步的探讨，以窥其综合价值之一斑。

一、《述善集》编撰整理及研究概况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的文集，其成书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过程。张以宁的《述善集》叙写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说明至正十八年《述善集》已经编成。危素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写的《赠武威处士杨象贤序》说：“兵乱以来，（杨象贤）衰所得缙绅先生文章，次辑之，曰述善之集。”说明在至正二十四年之前《述善集》略已成书，并表明《述善集》是集辑当时社会名流的文章而编成的。但流传至今的《述善集》中却收有明洪武五年（1372）三月陶凯所写《送杨公象贤归澶渊序》，说明杨象贤在书成之后，仍然继续收录文章，而王崇庆的《序杨氏遗集》又作于嘉靖六年（1527），说明在杨崇喜逝世之后，仍有人续编《述善集》。在《述善集》的最后还收有大明正德十六年（1529）辑入的《伯颜宗道传》和清顺治十六年（1629）的（尾题诗）。这说明《述善集》自1358年杨崇喜初编成后，又经多次多人补编和续编，直到1629年，历经271年的时间，才完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述善集》。[2]

也是正值杨氏家族比较兴盛时期，因此才有可能多次补编、重编《述善集》。此后，《述善集》就成为杨氏（唐兀氏）家族的精神财富，在家族内部流传达600余年。现在杨氏家族愿将此“祖传之宝”公之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财富，真是可喜可贺。

首先是整理，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11月正式推出由焦进文、杨富学整理的《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为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2006年李吉和发表于《西夏学》第1辑的《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述评》一文对其重要作用作了详细的点评。

研究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杨姓族人珍藏600余年的祖遗藏书《述善集》抄本面世，从90年代，《中国文化报》、《河南日报》等国内各大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与介绍。1997年4月24日，濮阳县政府在柳屯镇召开“唐兀氏家乘及《述善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2001年，何广博主持编辑《述善集研究论文集》，[3]收集了包括白滨、邓少琴、李范文、史金波等著名学者在内的二十余人的文章，分别涉及西夏史、元代西夏遗民以及濮阳西夏遗民研究、《述善集》诸文献的综合价值等。其中对《述善集》直接进行研究的包含伦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角度，基本上反映了《述善集》研究概况。

二、《述善集》文体篇目概况及其基本价值

《述善集》文体丰富，篇目数量众多，但具体数目却众说纷纭。朱绍侯《〈述善集〉学术价值》一文作了具体统计：“《述善集》共收录各种体裁的文章及诗赋有75篇。其中文章（序、记、赞、碑铭、箴、志、符文、疏、传）有41篇，诗、赋有34首，涉及作者41人。”[4]（P.1）李吉和认为“内收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75篇”，而刘巧云《〈述善集〉学术价值刍议》却提出另一个数字，认为有一百多篇，“明清至民国年间，唐兀氏家族继承其先祖遗风，不断续修家谱，邀请地方文化名人作序、题诗，与原书编辑一起，共收录记序、碑铭、字说、公文、诗赋、铭、赞110篇，其中，唐兀崇喜自著诗文9篇，其余皆系当朝重臣和地方名人所写，文字精美，叙事简洁生动，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是研究宋元及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而且是一部颇具文学价值的社会史诗。”“一部《述善集》，洋洋数万言，一百余篇。”[5]（P.15）

据笔者考察，实际情况与二者均不完全吻合，之所以出现岐说，是彼此所探讨的文本不同，朱绍侯所论应为原藏手抄本，而刘巧云所论，则为焦进文、杨富学整理的《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本（以下简称校注本）。实际情况与二者所论亦有所出入。手抄本前有元翰林学士张以宁《〈述善集〉叙》，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应为初编之时，称“记、序、碑铭、字说、诗文、杂著，凡为篇二十九。”其后列具体目录，则为三十，故焦进文、杨富学认为未详其何所指，指出“书中还有不少内容未入目录，抑或我们所见到的抄本已与原书有别，未可知也。”[6]（P.6）

朱绍侯谓75篇，实际应为75题，其中王继善《题杨崇喜亦乐堂诗》为二首，[6]（P.81）另曾鲁和张孟兼均分别为二首，[6]（P.218，225）故总数应为78篇。校注本另增附录二类，其一为历代其他乡约共五篇，与《述善集》卷一《善俗卷》重要内容《龙祠乡社义约》密切相关，可供研究参考。附录二为杨氏家谱资料，收集清至民国杨氏家谱序文诗记等18题共31篇，（其中李德昌王廷彦有同题重序家谱诗又与翟尧岭有同题思本堂诗，主持编修的刘新宫有《读述善集》诗十首），故校注本实则收各类作品98题，114篇。

关于该书基本价值，朱绍侯先生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序中曾予以高度概括。他首先指出其三大史料价值：“《善俗》以《龙祠乡社义约》为主体，配有序、赞、诗等文字，《龙祠乡社义约》是元朝保存下来的惟一完整的乡约，包括序、赞、诗在内，都是研究元代乡约民俗的第一手资料。《育材卷》以崇义书院为主体.计有《亦乐堂记》……《崇义书院记》及有关诗文。其中有申请和办孔子庙学的呈文及元中央政府批准建立崇义书院的原始文献。《行实卷》以记载唐兀氏家族前六世的历史及其善行善事为主体，主要文章有《祖宗行实碑铭》《思本堂记》《祖遗契券志》《顺乐堂记》《敬止斋记》《知止斋记》《孝感序》《为善最乐》《观德会》等，并收录有铭、诗、箴等赞颂、劝诫等文字，是研究西夏后裔濮阳唐兀氏一支随元军征战及迁濮阳后汉化、儒化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

同时，《述善集》相关文献对于研究元代和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等都有重要价值。

除此之外， 《述善集》还有巨大的文学价值，朱绍侯指出：“由于《述善集》长时间仅在唐兀氏家族中内部流传，因此所收录的诗、箴、铭、文，包括元明时期名人的诗文，也不为外人所知，甚至名人自己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赖《述善集》才得以保存下来，对于研究晚明时期的文学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在此已说明其文学和文献价值，但前述相关研究及此后一些零星论文，未见从文学角度进行专门探讨者，故这也成为本文关注的重心所在。

三、编者唐兀崇喜及其作品概况

《述善集》由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父子二人共同编辑，涉及作者41人，其中潘迪13篇，唐兀崇喜9篇，张以宁7篇，程徐5篇，伯颜宗道、王崇庆、张翥、张祯、睢稼各2篇，其余33人各一篇，（其中有3人不知姓名）。分属于西夏党项羌人后裔、汉、哈剌鲁氏等多民族，这其中，有的本身为著名学者文士，如张翥、危素、张以宁等。有的则不见其它记载，作为羌汉等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实证，有必要对主要作者进行深入的考订。

在这些作者中，编者唐兀崇喜最为关键，故在此首先对其生平及创作情况作一考察。

唐兀崇喜，为《述善集》编者，与不少作者关系都很密切，集中作品大多都因他而作。《元史》无传，光绪《开州志》卷6有《杨崇喜传》，记载了他捐资助军与建立崇义书院的业绩。因他长期不仕，故又称为处士。至正末，中原红巾军起，元政府军力吃紧，供应短缺，崇喜自愿捐米500石、草万束，以助国用，而不求名爵。并创建庙学以养士，割良田500亩瞻之。朝廷以其事下中书，赐名“崇义书院”。他在元末避乱京师时，曾任过官职，惜未详其具体职位。从其交往的人士多为达官贵人或名重一时的学者这一因素看，当时他在京师是有着很高地位和声望的。关于唐兀崇喜的生卒年，各种史籍均未见记载。焦进文、杨富学注释考：“至正十六年（1356）崇喜曾向朝廷上呈《报效军储》，称时年56岁。由此可知，唐兀崇喜当生于大德四年（1300）。其卒年无从考证，但从《述善集》收于崇喜洪武五年（1372）二月所写的《劝善直述》来看，崇喜卒年当在1372年以后。” [6]（P.19）大致可参。

唐兀崇喜作品目录如下：

卷一收两篇：

《龙祠乡社义约》（至正元年辛巳1341）

《自序》（至正二十七年，1367）

卷二收两篇：

《报效军储》（至正十六年，1356）

《节妇后序》（至正丁未，1367）

卷三收五篇：

《〈唐兀公碑〉赋诗》，（未署时，据潘迪《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侯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写作时间为至正十六年，可知作于同时1356年）

《祖遗契券志》（至元后二年，1336）

《为善最乐》（至正十三年，1343）

《观德会》（至正辛卯，1351）

《劝善直述》（洪武壬子，1372，二月朔旦）

《述善集》之三“行实卷”载有《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侯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碑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时立，碑文为唐兀崇喜之师潘迪撰，对其家世有较详记载。这也是《述善集》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对于了解唐兀崇喜家世和流变有极为特殊的价值。

碑主唐兀公为唐兀崇喜之祖唐兀闾马，闾马之父唐兀台，即崇喜曾祖，世居宁夏路贺兰山。“岁乙未（1235年）扈从皇嗣昆弟南征，收金破宋，不避艰险，宣力国家，尝为弹压，累著功效，方议超擢，年六十余，以疾卒于营戍，其妻名九姐，年五十余，先卒。时甫君（唐兀闾马）十岁许…”。

唐兀闾马成人后优于武艺，随元军“攻城野战，围打襄樊，诸处征讨，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濮阳县东，拨付草地，与民相参住坐。”以后便正式迁于此地。配哈剌鲁氏，生五子，依次为达海、镇花台、闾儿、当儿、买儿。

长子达海（1280-1344），即崇喜之父，配孙氏，乃汉族女子，崇喜则为唐兀与汉结合之后裔，达海以崇喜恩封忠显校尉，左翊蒙古侍卫百夫长。有子二人，崇喜，字象贤；卜兰台，字敬贤，配旭申氏；

唐兀崇喜，“为国子上舍生，积分及等，蒙枢密院奏充本卫百户，授敦武校尉。娶李氏，封恭人。”崇喜有子一人，名理安，娶征士奉议大夫翰林待制伯颜宗道之女哈剌鲁氏，女二人长适旭申氏阳律。”唐兀崇喜为唐兀氏，其母、妻皆为汉族女子，其子女又分别与哈剌鲁氏和旭申氏（许慎氏，蒙古族一支）婚配，《述善集》中还有其亲家伯颜宗道传记。

唐兀崇喜《〈唐兀公碑〉赋诗》云：

欲鎸金石纪宗枝，特特求文谒我师。为感恩亲无可报，且传行时后人知。

唐兀家族作者中除唐兀崇喜之外，《述善集》还有唐兀伯都。崇义书院建成后，延聘唐兀伯都执掌教席，唐兀伯都为前国子上舍生，曾任濮阳监邑、密州学正，《述善集》中收录其读《乡社义约》后题七律诗一首并序，[6]（P.35）诗云：

虽假龙祠立社名，本书乡约正人情。祈晴祷雨非淫祀，劝善惩邪实义盟。助罚有方风俗美，交劝无过礼义明。蓝田剂券覃怀籍，一脉流芳到鄄城。

唐兀崇喜家族作为编者需要特别介绍之外，集中另外还有三位少数民族作者：伯颜宗道、刘让、李颜。

首先是伯颜宗道（1292-1358），开州濮阳县月城村人，哈剌鲁氏，一名师圣，号愚庵，元史卷190《儒学二·伯颜传》记载：“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西廉访佥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至正十八年，率乡人抵抗刘福通部属，失败后被俘获不降而死。史传称其死时年六十有四，而《述善集》中有《伯颜宗道传》谓其享年六十七，且补充正史所未详。杨富学《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一文考订甚详。[7]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毁于兵，亡佚殆尽。伯颜宗道与唐兀崇喜为儿女亲家，其女嫁与唐兀崇喜独子唐兀理安。②《述善集》保存伯颜宗道《龙祠乡社义约赞》③、《节妇序》④两文，为其仅存之作。此外，《正德大名府志》卷十《文类》亦有记载。

刘让为元判濮阳首知，卷二《育材》载其自述诗，[6]（P.116）署名自称西夏刘让，可知其为西夏后裔。诗前有序曰：“至正八年（1348）春，予以守令判濮阳首知，同夏，象贤杨君伯仲，好义能下士，继祖父志，为吾夫子庙貌，费巨万，殿堂门庑轮换一新。亲王额书，名贤赞美差强人意，盛一段佳话。”五言律诗云：

若祖来西夏，澶乡卜震居。百夫虽授长，三代寔崇儒。肯构魁多士，周穷变六虚。明时君子重，金柜正抽书。

李颜，生平不详，《述善集》卷三有诗一首，自署西夏李颜，贺兰人。诗云：

与君同是贺兰人，柳色都门别意新。万里青山横上国，一簪白发照青春。

读书尚足征文献，耕钓何妨老缙绅。旧隐可能无恙否，好因秋雁寄书频。

由此可见刘让和李颜与唐兀崇喜同为西夏遗民后裔，其诗歌皆体现出较熟练的汉字写作素养和文化底蕴。

四、《述善集》其它重要作者考订

相关作者作品及其基本内容。

《述善集》所收作家作品为本文研究重点，现据相关资料将部分作者予以简介和考订。

《述善集》汉族作者数量众多，其作均围绕《述善集》相关专题内容而产生，且多为文化名人，见载于正史的就有十余人，《元史》有传的为张翥、张帧，《明史》则收录有张以宁，程徐、危素、陶凯、魏观、曾鲁、张筹、张孟兼等。

首先需要提到的一个人物，虽不见载于元、明正史，但却非常重要，这就是潘迪。潘迪为元城（河北大名）人，官国子司业，集贤学士，礼部尚书致仕，为著名经学家，也是唐兀崇喜的国子学老师，著有《易春秋学庸述解》、《格物类编》、《六经发明》等。为《龙祠乡社义约》作序，并在《述善集》中著有诗文13篇，是集中收集和留存作品最多者，可见其关系密切，并对唐兀崇喜有重要影响。

其作品篇目如下：卷一《龙祠乡社义约序》（16页），卷二《亦乐堂记》（67页）、《礼请师儒疏》（104页，至正十六年、1356年），《礼请师儒疏》（106页，至正十五年），《有元澶渊官人寨创建庙学记》（109页），卷三《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侯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137页，至正十六年，1356年），《昆季字说》（159页）、《顺乐堂记》（161页）、《敬止斋记》（163页）、《知止斋记》（167页）、《唐兀敬贤孝感序》（177页）、《观德会跋》（196页）、《伯颜宗道传》（226页）。多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排序于各卷前列位置，尤其是其中《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侯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伯颜宗道传》两篇人物传记，记事翔实，层次井然，为我们留下考证西夏后裔迁徙足迹的重要依据，实属不可多得之珍贵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与文学价值。同时潘迪作为国子司业，循循善诱，提供了古代各民族团结合作交融的成功范例，《唐兀公碑》末尾铭曰：

贺兰右族，归顺国初。拥扈圣胄，强梗是除。剪金蹙宋，不避艰虞。……延师诲子，道义是求。贫而好学，愿代束修。子女匮食，乃赎于室。乃室乃归，俾遂所适。贫弗能官，我叙其职。亡不能葬，我资其力。

以简练的语言叙述了唐兀崇喜祖先迁徙濮阳及其办学兴儒过程与德行，表现出对不同民族渊源的理解和由衷的尊重，满怀敬意，由此可以看出他与弟子唐兀崇喜交往并深得其信赖的原因，彼此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情感的相通。

张以宁（1301-1369），字之道，古田人。《明史》卷285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有其传。称其“泰定中，以《春秋》举进士，由黄岩判官进六合尹，坐事免官，滞留江、淮者十年。顺帝征为国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在朝宿儒虞集、欧阳元、揭傒斯、黄溍之属相继物故，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师取元都，与危素等皆赴京，奏对称旨，复授侍讲学士，特被宠遇。帝尝登钟山，以宁与硃升、秦裕伯等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

洪武二年秋，张以宁奉使安南，封其主陈日煃为国王，皇帝亲自御制诗一章遣之送行，刚抵达安南，陈日煃去世，国人请求直接以印诏授其世子，但张以宁不同意，坚持让世子向明朝皇帝告哀并请袭封爵，得到许可，等待新的使者到达进行册封，张以宁教世子服三年丧，令其国人学习中国顿首稽首礼仪，天子闻而嘉奖之，赐玺书，以陆贾、马援相比，再赐御制诗八章。不幸于归途去世。

张以宁为官清廉，不营财产，在由元朝入明官员中，张以宁与危素名气最大，危素长于史，张以宁长于经。危素因为客观原因其史书成就少有人知，张以宁《春秋》学则较为通行。

《述善集》收录有张以宁《〈述善集〉叙》、五言长诗一首，[6]（P.72）《濮阳县孝义乡重建书院疏》、《崇义书院记》、《知止斋后记》、《书唐兀敬贤孝感序》、《送杨象贤归澶渊序》等，文章数量仅次于唐兀崇喜之师潘迪，不仅可见其地位，也可见其与唐兀崇喜关系密切及其影响。其诗开宗明义曰：

侯贺兰之名裔兮，宅澶渊之隩区。族浸蕃而孔硕兮，袭祖祢之庆余。

同样对唐兀崇喜之先祖充满敬意，并借有关嵩阳书院和白鹿书院典故之叙述，揭示其所受程颐、朱熹理学之直接影响。

张翥（1287～1368）字仲举，晋宁（今山西临汾）人，为元代著名诗人，也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元史》卷186（列传73）有其本传，少时四处游荡，后受业于著名文人李存，学其所传陆九渊道德性命之说，后又从诗人仇远学习，以诗文知名。官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致仕。长于诗，其近体尤工长短句。有《蜕庵诗集》4卷（《四部丛刊续编·集部》），又曾收集元末反对农民起义而死者事迹编为《忠义录》，许多作品在元末动乱中遗失。邓绍基《元代文学史》对张翥文学成就有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8]（P.514-520）《述善集》之《善俗》卷有其五言长诗一首，[6]（P.58）《育材》卷收其七律诗一首，皆不见于本集，对于这位在动乱中作品散失较多的作家，其意义自然可知。

五言长诗一首（程徐书，张翥题）其中写道：

……英英西夏贤，好古敦民彝。几世家濮阳，乐兹风土宜。

同乡余百年，桑梓联阴翳。礼让庶几兴，居人聿来归。……

七律云：

好事多君有义方，里人弦诵共琅琅。须知石鼓终名院，要似匡山旧筑房。高栋宿云油素润，虚窗迎日碧□香。此心尚友当千古，不独朋来乐一堂。

张帧，字约中，元代汴（今河南开封）人，登元统元平（1333）进士第，累迁至中政院判官、监察御史、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等官，至正初年曾任开州刺史。⑤曾重新修葺文庙。⑥于至正八年（1348），弹劾太尉阿乞拉欺罔之罪，未果，又于至正二十—年（1361），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兒、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遂辞去，结茅河中安邑山谷间。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兒犯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除赞善，又除翰林学士，皆不起。扩廓帖木兒将辅皇太子入讨孛罗帖木兒，遣使传皇太子旨，赐以上尊，且访时事，桢复书，扩廓帖木兒深纳其说，是用事克有成。后三年，卒。《元史》卷186有传。

《述善集》卷二收张帧诗一首，[6]（P.71）卷三有《知止斋铭》。[6]（P.173）

其诗云：

万象涵濡丽泽多，蕊珠琪树共吟哦。风行川水波光溢，日射帘栊昼影和。白马翩翩来上国，锦衣灿灿照行窝。明堂厦屋须栋梁，不是衡门隐者歌。

程徐，字仲能，鄞（浙江宁波）人。元名儒端学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历官兵部尚书，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岁儿与女琼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精勤通敏，工诗文，有《积斋集》五卷传于世。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史》卷139列传第二十七，《国朝献征录》卷44有传。《述善集》有程徐五言长诗一首（与张翥合署），《象贤征士亦乐堂诗》、《崇义书院田记》，五古诗一首，卷三有《知止斋箴》。[6]（P.77，100，190，173）

其《象贤征士亦乐堂诗》云：

圣朝崇教化，乡塾总儒林。古郡弦歌盛，征君众庶钦。

构堂千载意，讲道百年心。和会交闻里，欢欣动风襟。

育材宁弃禄，教子不遗金。邂逅纷倾盖，追随尽盍簪。

传经师说富，辅德友情深。知二怀端木，⑦闻三喜子禽③。

菁菁莪草茂，秩秩简芸森。适意诗频和，忘怀酒屡斟。

华香浮几静，云影落窗阴。步月秋携手，临流昼听琴。

中原称胜事，大猾托遗言。俊彦罗阶玉，贤材拟国琛。

涵煦思盛世，腾跃望甘霖。他日檀渊上，扁舟许我寻。

另有诗一首：

名都多节行，尤说二难贤。共掷银符贵，相趋彩服鲜。获丧宁问马，思孝即通天。柩上回飞火，江边汲涌泉。古今同一理，又见后人传。

危素，字太仆，金溪人，唐抚州刺史全讽之后。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梈门。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成，由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转大司农丞、礼部尚书。十八年参中书省事，寻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二十年拜参知政事，俄除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

素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曾进讲陈民间疾苦，诏为发钱粟振河南、永平民。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为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师入，乃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

明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兼弘文馆学士，赐小库，免朝谒。尝偕诸学士赐宴，屡遣内官劝之酒，御制诗一章，以示恩宠，命各以诗进，素诗最后成，帝独览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时素已七十余矣。御史王著等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

危素为元翰林学士，实际主撰宋、辽、金史，入明后又与宋濂一道修元史，晚年又谪居和州（今安徽省含山县），守西夏遗民大臣余阙庙。其主要文化贡献应该是在史学，一人参与了二十四史中四部史书撰写，这是很少见的。但他是降臣，故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打压，《明史》及历代编撰的《抚州府志》和旧《金溪县志》，仅将其置于“文苑”传中予以介绍。危素在元末明初有很高的文学地位和影响，他的诗风骨遒劲，气格雄伟，有《云林集》2卷，其散文被誉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说学斋稿》4卷，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此外，还有《尔雅略义》19卷，以及《草庐年谱》、《元海运记》等。此外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危太仆后庭花》杂剧1本，王国维疑为危素所撰。《述善集》卷三中有危素赠唐兀崇喜的《赠武威处士杨象贤序》，[6]（P.205）不见于其集。（序略）传在《明史》卷285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

陶凯，字中立，临海（属浙江）人。《明史》卷136有传，元至正乡荐，除永丰教谕，不就。洪武初，以荐征入，同修《元史》。授翰林应奉，为礼部尚书，定科举式。充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凯序其首简，遂为定例。六年二月，出为湖广参政。致仕。八年起为国子祭酒。明年改晋王府左相。博学工诗文。扈行陪祀，有所献，帝辄称善。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其手。凯尝自号“耐久道人”。帝闻而恶之。在礼部时出使往高丽，主客曹误用符验，论死。《述善集》有《送杨公象贤归澶渊序》，[6]（P.215）作于明洪武五年（1372）。

魏观，字巳山，蒲圻人。《明史》卷140有传。元季隐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国子助教，再迁浙江按察司佥事。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奉命偕吴琳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三年，转太常卿，考订诸祀典。称旨，改侍读学士，寻迁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知龙南县，旋召为礼部主事。五年，出知苏州府。前守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观尽改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还任。初，张士诚以苏州旧治为宫，迁府治于都水行司。观以其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或谮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帝亦寻悔，命归葬。

《述善集》卷三有其七言律诗一首。[6]（P.216）诗云：

张守从来畏简书，薛苞归去复田庐。蓬莱春色吟无尽，桑梓韶华乐有余。日上虚庭初度鹤，雨收芳漳忽沉鱼。邻翁贳酒来相过，好为南宫致起居。

诗中以唐代名相张九龄在朝常畏简书，和东汉孝子薛苞安贫乐道之典，赞美唐兀崇喜村居生活的平淡惬意与道德情操的高尚自足。

曾鲁（1319-1372），字得之，新淦（今江西新干县）人。《明史》卷136有传。年七岁就能够暗诵《五经》，一字不遗。稍长，博通古今。凡数千年国体、人才、制度沿革，无不能言者。以文学闻于时。洪武初，修《元史》，召鲁为总裁官。史成，赐金帛，以鲁居首。五年，拜中顺大夫、礼部侍郎。鲁以“顺”字犯其父讳，辞，就朝请下阶。吏部持典制，不之许。戍将捕获倭人，帝命归之。儒臣草诏，上阅鲁稿大悦，曰：“顷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复如此，文运其昌乎！”未几，命主京畿乡试。甘露降钟山，群臣以诗赋献，帝独褒鲁。是年十二月引疾归，道卒。淳安徐尊生尝曰：“南京有博学士二人，以笔为舌者宋景濂，以舌为笔者曾得之也。”鲁属文不留稿，其徒间有所辑录，亦未成书云。

《述善集》卷三收其诗二首。[6]（P.218）

张筹，字惟中，无锡人。《明史》卷136有传。父翼，尝劝张士诚将莫天佑降，复请于平章胡美勿僇降人，城中人得完。以詹同荐，授翰林应奉，改礼部主事。奉诏与尚书陶凯编集汉、唐以来籓王事迹，为《归鉴录》。洪武九年，由员外郎进尚书，与学士宋濂定诸王妃丧服之制。筹记诵淹博，在礼曹久，谙于历代礼文沿革。然颇善附会。初，陶安等定圜丘、方泽、宗庙、社稷诸仪，行数年矣。洪武九年，筹为尚书，乃更议合社稷为一坛，罢勾龙、弃配位，奉仁祖配飨，以明祖社尊而亲之之道，遂以社稷与郊庙祀并列上祀。识者窃非之。已，出为湖广参政。十年坐事罚输作。十二年仍起礼部员外郎。后复官，以事免。其诗云：

江上花飞委绿波，送君奈此别愁何。一杯且干麻姑酒，万里须经瓠子河。某水某山宜猎钓，我疆我理足委佗。白头归隐真奇事，不愧诗人赋在阿。[6]（P.222）

张孟兼，浦江（今属浙江）人，名丁，以字行。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以宋濂、王祎为总裁，三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张孟兼与赵壎等三十余位四方文学士征为纂修官。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孟兼性傲，尝坐累谪输作。已，复官，太祖顾孟兼谓濂曰：“卿门人邪？”濂对：“非门人，乃邑子也。其为文有才，臣刘基尝称之。”太祖熟视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几，用为山西佥事。最终因廉劲疾恶，得罪太祖宠臣，惹怒太祖，械至阙下，命弃市。[9]

诗二首，其一：

天上青春老，江干细柳昌。客归舟倚渡，人送酒盈觞。未觉年华晚，空怜岁月忙。惭予留滞久，惜别最思乡。

又一首：

三月江南景，村村荠麦齐。归装连晓发，好鸟向人啼。纵酒歌频放，停车思欲迷。今朝回首地，应隔五云低。

此外还有曾坚，字子白，明代金溪（属江西）人。少与危素齐名，元末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明洪武初为礼部侍郎。有《龙祠乡社义约赞》并七言古诗一首，[6]（P.62）长达三十韵。

王崇庆（1484-1565），字德徵，号端溪，明代开州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明代著名学者，历任户部主事、四川布政使、南京太常卿、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有《海樵子》等多种著述，另有《端溪集》，明史无传，《述善集》卷首载王崇庆《序杨氏遗集》。

《述善集》有睢稼四言古诗和五言律诗各一首，[6]（P.174，189）可见有较大的辑佚价值。

纵观《述善集》基本内容，可知唐兀家族是一个多民族和谐融合的大家族，《述善集》中诗文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较长，作者数量众多，族别涉及较广，唐兀崇喜又接受了中国多元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与其进入国子学中学习不无关系，元代后期，恢复科举，儒学影响进一步扩大。作为唐兀崇喜国子学的老师，潘迪在《述善集》中所写文章最多，可见其关系密切和对唐兀崇喜文学儒学影响。唐兀崇喜等人作品既有对党项族先祖征战的景仰和怀念，但更多的是儒家教化、勤俭行善等观念的宣扬，有的甚至还十分激烈，如伯颜宗道、唐兀崇喜分别所作《节妇序》、《节妇后序》，但却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现实和各族士大夫思想观念的真实反映。如其《〈唐兀公碑〉赋诗》云， “欲镌金石纪宗枝，特特求文谒我师。为感恩亲无可报，且传行实后人知。”朴实无华，十分真实地写出其不忘根本，传存本族家世根源的民族情结，同时也糅合中原及广大汉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这一方面反映出《述善集》的编撰目的，客观上也彰显中华多民族文学与文化融合的价值。

注释：

①《新元史·氏族表》：“唐兀者，故西夏国，自赵元昊据河西，与宋金相峙者二百余年，元太祖始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

②参潘迪：《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侯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述善集》140页。

③《善俗卷》之一，27页。

④《育材卷》之二，130页。

⑤光绪《开州志》卷4《职官志》。

⑥光绪《开州志》卷2《建置志》。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朱绍侯.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序

[3]何广博.《述善集》研究论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4]朱绍侯.《述善集》学术价值//何广博，等.《述善集》研究论文集[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5]刘巧云.《述善集》学术价值刍议//何广博，等.《述善集》研究论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6]焦进文，杨富学.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7]杨富学.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J].新疆大学学报，2001，（1）.

[8]邓邵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卷285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

收稿日期：2016-07-19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