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坤，王　健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企业经济·

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

白景坤，王健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企业为避免“成功陷阱”和“失败陷阱”需进行双元学习，现有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分歧且很少关注组织情境因素对该关系的影响。本文基于组织惰性视角，以中国环渤海地区183家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均显著正相关；组织惰性负向调节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其中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具有显著性。

双元学习；平衡效应；交互效应；创新绩效；组织惰性

一、引　言

不确定环境下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组织学习被预设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有效方式。学术界对企业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进行组织学习更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的研究并未取得共识。Argyris和Schön[1]将组织学习分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前者指发现并纠正错误，使之与规定的标准运作规程趋于一致的学习；后者指对个体或组织行为的正确与否进行反思的学习，他们强调不确定环境下双环学习对企业成长的积极意义。与此相类似，March[2]将组织学习划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认为探索式学习是以“搜寻、变异、冒险、试验、尝试、应变、发现、创新”等为特征的学习行为，利用式学习是以“提炼、筛选、生产、效率、实施、执行”等为特征的学习行为。Levinthal和March[3]发现受探索式学习所固有的高风险特征的影响，过于强调探索式学习容易陷入“试验—失败—试验”的恶性循环；利用式学习倾向于挖掘和利用现有知识，而单纯强调利用式学习容易因路径依赖陷入“成功陷阱”。既然如此，企业能否同时进行两种学习，即双元学习？早期研究认为双元学习很难发生，但后来的研究却发现企业能够同时探索新的知识和利用、精炼旧的知识。

对双元学习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也有研究认为双元学习能为企业带来最佳创新效果。通常而言，研究结果存在分歧可能是由于主要变量的维度构成、测量方法、关系机理和考察情境等方面的差异所致。现有研究对双元学习的测量存在明显差异，尤其缺少组织情境因素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影响的研究成果。基于权变理论，双元学习的实施效果会受到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其中组织惰性是一个重要的情境变量，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组织惰性指企业在面临重大外部变化时，没有能力实施组织内部的变革，反映的是企业维持自身发展状态稳定的内在要求。Ahuja和Katila[4]研究发现组织学习与组织惰性密切相关。那么，不同企业内组织惰性的差异会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何种类型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组织层面，借鉴He和Wong[5]以及王凤彬等[6]关于双元学习的维度划分和测量方法，探讨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假设

1.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

许多研究者发现由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之间存在悖论，两种学习方式会竞争稀缺的企业资源，当更多的资源集中于一种学习时，就意味着留给另一种学习的资源减少，所以双元学习会对组织绩效产生消极影响[2-3]。但也有学者认为维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平衡是企业生存与繁荣的关键。Levinthal和March[3]认为企业既要通过探索式学习来开拓新技术和业务领域以保证未来的收益，又要通过利用式学习深度挖掘现有技术和业务领域以确保当前的收益。Tushman和O’ Reilly[7]认为有能力进行双元学习的企业比那些牺牲一类学习而重视另一类学习的企业绩效更高。近年来，双元学习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前因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基于冗余资源的过程管理、团队架构与高管团队的整合、战略联盟与外部关系以及企业创业导向与组织文化等是促进双元学习的重要前因变量[8]。双元学习的构成与测量研究也逐渐得到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He和Wong[5]从调节匹配(fit as moderating)和平衡匹配(fit as matching)两个维度展开的研究，为双元学习的测量提供了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Cao和Zhang[9]将双元学习的构成维度设计为平衡和互补，此后相关研究多从这两个维度展开。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

双元学习的平衡维度表示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平衡程度和水平。现有文献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平衡和平衡两个方面。对双元学习不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多数研究得出负相关的结论。对双元学习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多数学者指出双元学习平衡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近年开始有学者关注双元学习平衡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王凤彬等[6]采用有机平衡观将双元性界定为不平衡、低能平衡和高能平衡3种状态，发现双元学习平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提升作用，并且高能双元学习平衡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杨学儒等[10]研究发现双元学习平衡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只对成熟期的企业成立，对新创企业而言并不成立。本文认为对于存在资源冗余的企业而言(通常是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双元学习平衡有利于控制经营风险，比不平衡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并且高水平的平衡比低水平的平衡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双元学习的交互维度表示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程度。学术界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关系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排斥到互补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二者的互补性，认为这两种学习之间存在回归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具体而言，由于探索式学习的高成本性，决定企业的探索性活动需要利用性活动的支持，对现有技术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挖掘，可以促进企业更有效地探索全新的领域，从而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所以对现有知识的挖掘和对新的互补知识的探索是共同发展的。对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Atuahene-Gima和Murray[11]认为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负相关，但更多研究发现二者正相关。Colbert[12]认为探索和利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能力，能超越任何一种单独的创新活动为企业竞争优势提供额外来源的能力。Fang等[13]指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互补能提高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对创新和绩效具有正向作用。Colombo等[14]指出探索和利用的联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果要大于单一行为的效果。Wei等[1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交互作用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文认为探索式学习能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从而促进利用式学习与创新更好的发展，而利用式学习能为探索式学习与创新提供低成本的支撑，二者交互作用，共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2.组织惰性及其调节效应

Hannan和Freeman[16]认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组织必须具有可靠性和可解释性,这两种特性必须在一个高度可复制的结构内才会发生,而具备高度可复制能力的组织将会产生高度的结构惰性。他们认为环境选择那些结构惰性高的组织,并且单个组织为求生存需向组织种群内部结构惰性高的成功者学习。因此，机械式结构更具结构惰性特征。Tushman和O’ Reilly[7]认为机械式结构中权力集中化会降低组织结构的自主性，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标准化的程序和正式的沟通渠道会限制组织内信息和知识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组织的探索与创新。Su等[17]发现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对双元学习具有不同影响，在机械式结构中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互相替代，在有机式结构中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互相补充；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相互作用在机械式结构中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在有机式结构中正向影响企业绩效。Derbyshire[18]发现在科技研发等相对柔性的部门中，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相互促进且能够提高相关绩效，在其他部门中则经常出现某种特定学习方式被强化和另一种学习方式被弱化的现象。

组织认知惰性指管理者因依赖以往成功经验形成既定思维模式，以致不能察觉外部环境变化而失去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是组织惰性研究的重要方面。Tushman等[19]认为由于组织认知惰性的存在，企业往往意识不到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即使意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对组织生存构成威胁，组织仍可能坚持既定的战略方向并按照现有组织模式运转而不做任何调整。Christensen和Bower[20]认为组织惰性会使企业将其资源投入到原有习惯的业务领域而不是新领域，从而造成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之间的张力，进而不利于双元学习的平衡。Levitt和March[21]指出在充满惰性的组织中，组织成员会按照既定成习的政策方向、主导逻辑、心智模式和策略观念等行事，以确保将探索式学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Gilbert[22]通过对新闻报刊业务的分析指出，即使纸质报刊业务出现衰退，企业还是具有排斥新颖的在线业务的倾向，主张在原有领域内不断改进与提高。

由此可见，结构层面的组织惰性因更易于导致企业专注于某一种学习方式而不利于双元学习平衡的形成，认知层面的组织惰性也会使企业倾向于选择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利用式学习，排斥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探索式学习。尤其重要的是，组织惰性所固有的对环境变化的不敏感特性，会导致企业专注于对原有业务领域的开拓和阻碍对新技术、新市场等方面的探索，造成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之间的张力，从而削弱双元学习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的发挥。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组织惰性的负向调节，组织惰性高时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将减弱。

H3b：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组织惰性的负向调节，组织惰性高时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将减弱。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的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了获得真实有效且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本文的样本选择基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企业规模在200人以上；第二，成立时间在3年以上；第三，调研对象主要是辽宁、山东、河北和京津等环渤海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本次总共发放问卷600份，问卷发放时间和回收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初和4月底，历时2个月。回收问卷234份，剔除数据缺失、答案呈明显规律性及前后矛盾的问卷，最后有效问卷183份，总体有效回收率为30.50%。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成立时间的分布比较分散；样本企业规模为500—1 000人的占42.62%；被访问者设定为企业高管和研发、战略等关键职能部门具有3年以上管理经验的中层管理者，最终数据中两类管理者分别占样本量的65.03%和34.97%；样本企业主要分布于高新技术行业；被调查者工作年限均在3年以上。

表1　样本的基本信息

2.变量与测量

为确保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对变量的测量采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对双元学习的测量主要借鉴Atuahene-Gima和Murray[11]开发的量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各用6个题项来测量。在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测量方面，现有研究对交互效应的测量均采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乘积；但对平衡效应的测量始终存在分歧，如Cao和Zhang[9]基于He和Wong[5]的研究，用两种学习的差的绝对值(即|x-y|)来测量平衡效应，但这种方法不能考察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和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变化。对此，王凤彬等[6]提出用1-|x-y|/(x+y)测量平衡效应，该测量方法得到后续研究的肯定，本文采用该方法测量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对组织惰性的测量借鉴Godkin等[23]的研究建议，将组织惰性分为认知惰性、行动惰性和心理惰性三个维度，并采用Huang等[24]开发的13个题项的量表对组织惰性进行测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本文借鉴Ritter和Gemünden[25]开发的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量表，用6个题项测量企业创新绩效。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此外，本文以公司规模、成立时间和所在行业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问卷发放和回收时间间隔较短，所以不存在应答偏差问题。此外，问卷调查时所有题项均由同一填写者填写，因而有可能会出现同源偏差问题。对此，本文采用Podsakoff和Organ[26]建议的统计方法进行样本数据检验，主要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问卷题项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反映了数据同源偏差的量。对本文问卷所有题项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载荷量的17.06%，所以不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3.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值大于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索式学习提取的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0.74%，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0，各题项的KMO值为0.80，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332.81(df=15，p<0.00)，Cronbach’s α系数为0.81；利用式学习提取的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1.67%，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57，其余均大于0.70，各题项的KMO值为0.81，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327.83(df=15，p<0.00)，Cronbach’s α系数为0.81。组织惰性提取了3个因子，经正交化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67，其余均大于0.70。提取的三个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的69.68%，各题项的KMO值为0.79，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1 247.24(df=78，p<0.00)，Cronbach’s α系数为0.71。企业创新绩效提取的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3.80%，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58，其余均大于0.60，各题项的KMO值为0.79，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196.83(df=15，p<0.00)，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四、实证分析

1.相关分析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自变量(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与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相关。本文采用层次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的层次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为了避免加入交互项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按照惯常做法，分别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交互项并代入回归方程中。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和*分别表示在0.00、0.01和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2.回归分析

表3是各变量和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4和模型5分别是加入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模型5的F值可以看出，除模型1(只有控制变量)外，其余各模型均具有显著性。

表3　层次回归结果

表3中模型2是对H1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1.66，p<0.00)，因而H1得到验证。模型3是对H2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23，p<0.00)，因而H2也得到验证。但探索式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显著为负(β=-0.16，p<0.01)，这似乎与实际不符。通过现有文献可知，探索式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我们还对其二次项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β=-0.24，p<0.00)，这解释了模型3和模型5中探索式学习系数为负的原因(一次项只是衡量倒U型关系的右侧部分，而其之所以显著通过做散点图可以清晰看出样本数据大多分布在倒U型关系的右侧部分)。模型4是对H3a的检验，模型中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受组织惰性的负向调节(β=-1.44，p<0.05)，因而H3a得到验证。模型5是对H3b的检验，模型中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组织惰性的负向调节作用并没有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虽然组织惰性导致两种学习方式不平衡，但由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具有交互作用，致使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交互效应在组织惰性的调节下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β=0.00)。尽管如此，由于其回归系数仍为负数(β=-0.20)，因而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不同于以往分别研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将这种研究置于组织惰性情境之中，剖析组织惰性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启示如下：

1.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检验了中国情境下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而且实证检验了双元学习平衡水平的差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高水平的平衡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这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一。该结论对企业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企业应积极推动双元学习并在两种学习方式间平衡地分配资源，充分发挥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对企业创新成长的重要作用。同时，双元学习的交互效用同样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企业应充分发挥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成长的交互效应，而不应人为地将探索式和利用式两种学习方式割裂开来。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同时加大对两种学习方式的资本投入，使二者处于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同时打破企业内部部门间的边界，为两种学习方式的相互促进创造良好的氛围。

2.组织惰性在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这种负向调节只在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性，在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组织惰性的存在确实使得组织有偏好于利用式学习的倾向，进而导致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之间的张力，阻碍了二者间的平衡。可见，组织惰性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影响较大，高的组织惰性不利于组织双元性的构建，但双元学习的交互效应受组织惰性的影响较小。该结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对试图通过双元学习提高创新绩效的企业而言，应充分重视组织惰性的消极影响，尽量避免或克服组织惰性以达到双元学习和创新成长的目的。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该营造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组织气氛，以克服认知和心理惰性，增强文化柔性；同时还应下放权力，鼓励跨部门的合作，以克服行动惰性，增强结构柔性。

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学习和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新技术行业且集中于中国环渤海地区，未来可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样本的地域和产业覆盖范围，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样本主要选取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因而研究结论对初创企业是否具有适应性有待检验。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跨期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变量的因果关系。

[1]Argyris，C.，Schö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8.345-349.

[2]March，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71-87.

[3]Levinthal，D. A.，March，J. G. The Myopia of Learn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S2): 95-112.

[4]Ahuja，G.，Katila，R.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Firms: A Longitudinal Stud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22(3): 197-220.

[5]He，Z. L.，Wong，P. K.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4): 481-494.

[6]王凤彬，陈建勋，杨阳. 探索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及其平衡的效应分析[J]. 管理世界，2012，(3):96-112.

[7]Tushman，M. L.，O’Reilly，C.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6，38(4):8-30.

[8]白景坤,杨智,董晓慧. 双元性创新能否兼得?——公司创业导向的作用与知识刚性的调节效应[J]. 经济管理,2015,(11):42-52.

[9]Cao，Q.，Zhang，H. 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Contingencies，and Synergistic Effect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9，20(4):781-796.

[10]杨学儒,李新春,梁强,等. 平衡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一定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吗?[J]. 管理工程学报,2011,(4):17-25.

[11]Atuahene-Gima，K.，Murray，J. 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7，15(2): 1-29.

[12]Colbert，B. A. The Complex Resource-Based View: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4，29(3): 341-358.

[13]Fang，C.，Lee，J.，Schilling，M. A.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The Isolation of Sub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0，21(3):625-642.

[14]Colombo，M. G.，Doganova，L.，Piva，E.，et al. Hybrid Alliances and Radical Innovation: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Integrat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5，40(4): 696-722.

[15]Wei，Z.，Yi，Y.，Guo，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mbidexterity，Strategic Flexibility，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4):832-847.

[16]Hannan，M. T.，Freeman，J.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4，49(2):149-164.

[17]Su，Z.，Li，J.，Yang，Z.，et al.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28(4):697-714.

[18]Derbyshire，J. The Impact of Ambidexter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15 Countries and 14 Sectors[J]. Technovation，2014，34(10):574-581.

[19]Tushman，M. L.，Virany，B.，Romanelli，E. Executive Succession，Strategic Reorientations，and Organization Evolution: The Minicomputer Industry as a Case in Point[J]. Technology in Society,1985，7(2): 297-313.

[20]Christensen，C. M.，Bower，J. L. Customer Power，Strategic Investment，and the Failure of Lead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3): 197-218.

[21]Levitt，B.，March，J. 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8，14(4):319-340.

[22]Gilbert，C. Unbundling the Structure of Inertia: Resource Versus Routine Rigid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5): 741-763.

[23]Godkin，L.，Allcorn，S.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Inertia: A Tripartite Model for Achieving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and Economics，2008，8(1): 82-95.

[24]Huang，H. C.，Lai，M. C.，Lin，L. H.，et al.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Inertia to Strengthe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 Open Innovatio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2013，26(6): 977-1002.

[25]Ritter，T.，Gemünden，H. G. Network Competence: Its Impact on Innovation Success and Its Anteced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3，56(9): 745-755.

[26]Podsakoff, P.M., Organ, D.W.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4): 531-544.

(责任编辑：孙艳)

2016-06-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组织理论与组织治理研究”(11&ZD15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组织惰性视角下公司创业导向和组织学习对成熟期企业持续成长的影响研究”(7137206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创业导向和组织学习的组织惰性克服研究”(11YJC630001)；广州市属高校社会科学项目“基于组织惰性视角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生成与实现机制研究”(08B061)

白景坤(1972-)，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组织变革与新组织现象研究。E-mail:bjk0047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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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6X(2016)09-00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