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民众沦陷后的社会生活

2016-10-10侯颖君

长治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日寇太原日军

侯颖君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太原民众沦陷后的社会生活

侯颖君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太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成为抗战爆发初期沦陷的城市之一。太原沦陷后，当地民众在日寇的蹂躏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苦生活。太原地区的民众在渴望救助的同时，并未被日寇的奴化政策所屈服，而是不畏日寇的威胁，积极援助红军抗日。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英勇地与日寇周旋并最终获得胜利。

太原地区；生活状况；心态变化

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但是，有关普通民众在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状况和心态变化的研究却涉略甚少。本文旨在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为线索，再现太原沦陷后民众的生活变化，探究日本侵略者给沦陷区人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困难，进而论证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一、太原沦陷前的社会情状

太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97年。从太原建城以来其辖境略有变化，至沦陷时全境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东至耙儿沟，西达汾河，南到大营盘，北及新城。1943年，日伪对太原的的辖境做了较大改动，将徐沟县、晋泉县、清源县和阳曲县的一部分划归太原，其总面积扩大为363.65平方公里。

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央地区，处于太原盆地北部。它东、西、南三面环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时就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居天下之项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美誉[1]，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1月，日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天津设立“天津事务所”，并在太原等地设立驻在员，进行经济调查。[2]6

民国时期战事频繁，太原地区的百姓就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求生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太原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早就被日军觊觎多时，因而日本在全面侵华之初就把太原作为其北方作战的重要目标。

1937年9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带领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等向山西内长城进犯，同时派出大量的飞机对太原地区进行侦查和骚扰。硝烟的味道很快就飘散到太原。当时，居于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下那段时间里战事逼近带给民众的恐慌：

近日报章有日寇围攻北平京城，又在芦沟桥与官军激战，日寇说占华北之地为日已久。[5]507

倭贼近逼之讯日迫一日，人民莫不惊慌……[4]508

……日纵放其飞机到各省示威。上月十四日（8月19日）贼之飞机到吾省城一次，二十八日（9月2日）又到一次。[5]511

午前倭贼飞机一架到太原府旋转一遭而去，闻有炮声。[6]511

随着日军迫近，太原市内的很多居民开始撤离，他们大多避居到城郊、乡下，甚至是山西南部地区。“省城之内工商仕宦搬出省城散居各处者纷如，今日有赁左邻之宅而居者。[7]508”“汽车路上自省会逃出之男女，向南而行，接踵不断。......”[8]514为减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政府也下令太原市民快速撤离，“汽车路上自省会出来者纷纷，谓是上令省会合家搬家出城，限三日内全数搬移，不留一人，只留军队在城扼守。……”[9]5141937年11月18日清晨，日军对太原市发起猛攻，并于11时在城东北角打开缺口，日军大量涌入城内……太原沦陷。

二、沦陷后民众的生活情况

日军在占领太原后，首先肆意发泄他们对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怒火，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劫掠，屠杀平民四千多人。对于城内的幸存者，日军只供给他们每人每天面包一个、冷水一瓶。因为日本一直靠着“以战养战”的策略侵略中国，所以在日军洗劫太原过后就开始组织伪政府，剥削太原地区人民，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一）粮食紧缺，物价飞涨

为最大限度的剥削、压榨太原地区的人民，日军对各种资源都严格控制，再加上因为战争所导致的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原沦陷后不久，城内就出现物资短缺现象，并越来越严重。到1940年下半年，物资紧缺对于民众来说已是平常之事。

按照《山西建设资料会刊》显示，1941年下半年太原市所剩下粮食总量为3803石。而根据1929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度量衡法》，1石=100升、1升=1. 9斤的标准计算，3803石大约是722570斤粮食。1940年12月，太原总人口为118839人（不含驻军）。[10]57如果按照最低标准计算，即太原市内每人每天消耗7两粮食，当时的余粮仅够全市人民支撑不到9天。物资紧缺之程度由此可窥见一斑。《抗战日报》也曾报道过太原市饿殍遍地的惨状，“太原及其附近村庄已成满目荒凉的吃人世界，……，当地粮食已被抢光，群众仅以草皮树根度日，饿毙道旁者甚众。据伪政府统计，1942年平均夏季每天死16人，冬季死12人，但实数当不止此。”[11]283

太原地区飞涨的物价也是导致人民衣食无着、生活困苦的原因之一。在抗战前，太原地区物价就很高，“斗粟贵至三、四元大洋，尺布贵至大洋三、四角，其余菜蔬食物，价皆膨胀，至于千仭万丈之高……”[12]424太原沦陷后，日军不仅对现有物资实施严格的配给制，还大肆搜刮民众手中的各种资源。此外，伪华北临时政府还在1938年2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在太原设立分行，发行金元储备不足、不兑现的纸币——“中日满联合准备券”(简称“联银券”)，办理兑换各地杂钞。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太原地区民众购买力下降的同时物价也猛涨，“纸币闹荒，粮价因之大涨，每斗粟每斤面，日来之价莫不加倍。”[13]538，“……市上粮价高贵，每一新斗重不四斤，价到四元五六角，谷米若斯，他粟亦皆贵，不可言矣。”[14]559

物价猛涨使太原地区普通民众生活得异常艰辛，即使像刘大鹏这样的乡绅在当时也是捉襟见肘，“今朝无米为炊，乃谋筹措度此乱日，非仅吾一家受此困穷，群黎百姓无一家不受艰难，无一处不经穷迫。……”[15]523而日伪政府的公职人员在生活上并不比普通民众好多少，“市内一般官吏之食粮，除在当局每日配给少数面粉、小米外，多数食粮仍由市内自行购买。故虽月收入在300元以上之高级官吏，生活亦感困难。每月仅能收百元以下之低级官吏，更不敷应用，或将眷属送回原籍，或自动辞职奔走他处，……种种现象都因粮食缺乏造出之现象。”[16]243官员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生活之难可想而知。

（二）捐税沉重、支差繁重

太原地区人民生活负担沉重，不仅体现在日伪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掠夺，还在于名目繁多的捐税和沉重的支差。对于太原市内的普通民众，各种捐税的征收主要表现为各种生活行为经济成本的增加。例如，筵席捐原来是按菜价的百分之十征收，1943年时则改为按百分之十五征收；烟灯捐原定是每盏灯捐10元，1943年时增加一倍，变成按20元征收；影戏捐原来是按票价百分之八征收，后改为票价的百分之十六……

而对于太原城附近县的居民来说，捐税征收形式多种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刘大鹏所在赤桥村，在太原沦陷后不久便建立“赤桥村公所”，作为日军侵略该村的工具：日军给各村下达指令，要求每个村民都佩戴新通行证，而村公所为增加收入，还会从中抽成。“午后在村公所换新通行证，……，本县政府所发来，每张定价五分，村公所要……角。”[17]522日人为敛财还强迫村民看戏，“有人邀予赴县观剧，予始知本县公署倡行，卖票之戏，每票卖一元大洋。业已散给各村之票，勒令往看，……，我赤桥村亦散来五十票，勒索大洋五十元。”[18]551村公所还时常毫无缘由的收钱，各种繁杂的捐税令刘大鹏这样略有家底的乡绅都难以维持生计，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日军除勒索各种名目的捐税外，还会役使当地民众从事各种差事，如日军让各村出夫修补汽车路、威胁村民修理晋祠西边的炮台、砍伐路边的树木修屋子、强迫民众烧砖、甚至在省城直接抓壮丁，让他们穿上军装上前线。其他人不知道在哪儿打仗，只见受伤的士兵和死尸被运回来。《抗敌报》曾报道过日军强拉壮丁的事情，“近来敌寇派队四处强拉壮丁，挨户捕捉，并在大道强拉。……总计太原已集中3万多人。又据闻要做到每10人中抽3个。民间纷传敌抽壮丁系压赴南洋作战，故恐慌异常。”[19]277《新华日报》也曾就该事做过报道，“敌寇自在各地强拉我青年壮丁以来，太原城内，已陷入恐怖状态。洋车夫已大批被强捉暗捕，……太原工人被绑走者极多，太原炼钢厂，仅一次即被捉走270余人，其他如小店员小市民衣着稍形褴褛者，随时都有被拉走之危险。”[20]278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清楚感到太原地区的民众在日寇统治下生活的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物质和精神方面受着双重打击，人们迫切渴望听到日军失利的消息，迫切渴求有人能给予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哪怕只是精神层面上的支持和鼓励都是民众在毫无生气的日子中所期待的东西。

三、沦陷后民众的心理变化

太原作为一个传统的内陆城市，它只经历过来自草原的冲击，参与过军阀间的混战，却从未体会过跨越大洋的战争。由日本所引发的战争虽自1931年起就断断续续的发生在中国边境各城市，但是对于太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些战争遥不可及，所有的相关消息或来源于报纸，或源于道听途说，都做不得数。中日战争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听说日寇将要打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将信将疑，直到太原沦陷。

太原沦陷初期，民众一直处于茫然和恐慌并存的状态。在他们已有的经验中，只要不亲自参与战争，躲避得当，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受较大影响。然而，这是一场不同于传统战争的民族之战，是一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存较量。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必然会先屠杀、劫掠一番，太原也自不例外。日寇铁蹄所踏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例如：1937年11月，十多个日本鬼子到南堰村修理电线，他们突然兽性大发，奸污了七八名妇女。其中，有3名士兵窜到北堰村，看见一名郭姓青年正在浇地便将其杀害。埋伏于沙河堰的游击队闻声赶来，将两名鬼子击毙，一人逃跑。却不想第二天，一百多日军从太原开着装甲车而来，在北堰村村东口架起机关枪封锁出口，士兵向村内推进。在这过程中逢人便杀，不问缘由。屠村后变放火烧了房屋，大火一直到隔天才熄灭。这只是日军暴行的冰山一角，却真正触碰了每一个沦陷区人民的内心。

太原地区的民众在经历了沦陷初期的茫然和恐慌，在体会过日军惨无人道的杀戮后，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不论之后日寇采取多少花样宣传他们的“正义”之举，美化他们的侵略行径，都不能抹杀他们给民众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多重伤害。在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中，从1937年至1942年的6年间，共提及日军小规模失败就有十一次，其中诅咒日军失败、来华之人永不能归的就有九次。“众闻日军受伤，莫不喜欢，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21]527“一闻红军打死日军，莫不欣喜，众口同音。谓日军将来必定死在中国，不得回其东洋也。”[22]529“以现在晋人之情形，无论男女老少咸盼日军之败，且谣言日人都死在中国无一能回其本国也。”[23]535民众对于日军的憎恨之深，恨不能生啖其肉。

而在沦陷区民众处于暗无天日之时，有一股势力悄悄地出现在沦陷区，并逐渐成为与日寇势力争锋相对的存在——红军。当红军初入沦陷区时，当地民众对于这股势力的突然出现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在刘大鹏的日记中最初有关红军的记载都是红军在某某地与日军作战之类的消息，“有人言炮声在柳子峪口外，系红军炮击日军所过之汽车也。”[24]513“……红军于前（廿一日）由柳子峪迁移风峪，日军追至口外官厅村西，接战一二时，日军已死三兵。.……”[25]516这一时期，太原地区民众冷眼看着交战的双方，期盼着日军多死一些，对于红军并无太多情感。

然而，在红军踏踏实实的努力下，太原地区民众对于红军的态度由最初的漠不关心渐变为赞扬支持。红军为保卫民众积极与日军作战，他们纪律严明、秋毫莫犯，带领民众反对种植鸦片、焚烧罂粟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中华民族的存亡不懈努力着。红军势力虽小，但他们逐渐成为沦陷区人民心中的支柱。“……然红军虽云不敌日军，莫能将日军铲除消灭，还我土地，而现在日军往来奔走，情形急迫，有不遑安处之势，可见其防备红军莫敢偶疏焉。”[26]532

在红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国家、民族战斗时，太原地区人民却不见国民政府的行动，甚至听到阎日勾结的传闻，种种冰冷的现实中唯有红军的力量温暖着大家。很快，民众便私底下与红军相联系，并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近日红、日两军不闻有开战之处，惟闻各村雇人送饷需于红军，入风峪中，每日不断。”[27]527民众不断给红军传递消息，引起日寇大为不满，“……前两日，有日军到赤桥村公所告说：令各家门前悬挂五色旗，否则飞机投掷炸弹，以示严威。盖恐人民不奉日军命令暗通红军攻击日人也。……”[28]527日军对于民众与红军暗通曲款甚为恼怒，对暗通之人绝不姑息。“柳林庄之村长通乎红军，日军于近日招寻村长不见，竟将柳林庄村长之房院全行焚烧。又将村付殴打垂死，用枪击毙，投入汾河。……”然而就是这样残酷的镇压都不能让民众与红军离心，因为民众知道谁才能带给他们生的希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日军占优势的沦陷区顽强坚持下来，面对日寇“扫荡”、“封锁”而毫不畏惧，并创造出许多新战术，正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民众支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获得这场生存之战的最终胜利。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强调的是民众力量的不可小觑。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则突显出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早在1931年便直面日寇侵略之锋芒且从未退缩。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国失去大片土地和人民，尽管因为民国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和对日寇侵略看法的不同使得政府的抗日行动时断时续，但民众却从未放弃反抗。由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夹缝中依靠人民的力量保全下来，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直至带领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历史事实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心是决胜的关键！

［1］沈乔.古城太原历史遗存刍议［A］//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辑),2003,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11］［16］［19］［20］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编.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M］·太原卷.第一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3］［4］［5］［6］［7］［8］［9］［12］［13］［14］［15］［17］［18］［21］［22］［23］［24］［25］［26］［27］［2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第一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岳谦厚、翟一帜.日本占领期间太原市民的日常经济生活［J］.民国研究,2013,24辑: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