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山 王安菊

（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 山西 临汾 041000）

山西票号业在时空变迁中没落原因初探

□高洪山 王安菊

（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 山西 临汾 041000）

本文以《山西票号史料》中山西票号的时空分布史料为核心，以票号业的时空演变过程来探讨其空间结构特点，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这正是在历史课程核心素养之历史时空观、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价值观的指导下深挖历史教材，契合高考素养立意要求而进行的研究。

票号；时空变迁

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而史料方面集大成者即为《山西票号史料》[1]，该书是目前出版的票号史料总收集最丰富的史料汇编。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课本第三课《古代商业的发展》中仅在“历史纵横”有提及，这不足以让学生对票号有充分理解。本文试图以山西票号业的时空分布变迁为脉络，探讨其时空演变规律，进而揭示票号没落的各种原因。

1 山西票号业在全国主要工商业城市的分布状况

晋商票号的兴起根植于今太谷、平遥、祁县三县地方活跃的民间商业活动。“自有明讫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2]“足迹遍天下，执各大埠商界之牛耳。起家之数十万者，尤为（太）谷人之特色。”[3]至同治后期光绪初期，票号业迅速风行于在外省经商的山西商人。

凡长江各埠之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营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置票庄。[4]

这就使得票号业一开始就利用了山西商人的商业网络迅速打开了局面，在五口通商口岸或其临近地区，山西票号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占领各个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据不完全统计(见下表)。

表一 同治光绪时期主要工商业城市票号设立表

这一时期在南方地区兴盛的票号业因服务于国内大宗贸易而异常繁荣，在通商口岸更为发达。

上海与国内各地交易繁盛，每年已有亿万两之巨额，而其转送正货所以极少者，赖有票号为之周转，而彼此用相杀法也。[17]

票号代替了大宗货币的周转流通，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流通速度，在这些商业发达地区的繁荣自然可想而知。此外，太平天国和同治回乱时京杭运河和西北地区交通阻隔，票号也承担了地方税收和军饷汇兑业务。

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18]

同治光绪时期，西北军饷和京饷运输也更多依赖西北地区的山西票号。

节次代解四川京饷、划拨滇省军饷，并由滇省汇兑。[19]

综上可见，票号早在同治初年，便凭借晋商的商业地位和官方的倚重而迅速扩张。从地理上看，票号业已经形成了以山西为总部核心区，以京师、上海、汉口等为重点，辐射各个省会的空间结构，几可称其“汇通天下”。

营业区域极广，不但在中国内地十八省，即使在蒙古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分号或来往商号。[20]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票号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南方省会和交通枢纽也出现了票号业的分号，南下扩张明显。而上海、汉口的票号业进一步发达，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票号空白区被填补，而且又扩散到经济上较为落后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整体上呈现出以京师、上海、汉口为核心而空间覆盖更为均衡的地理特征。

从全国的视野来看，山西票号以京师、上海、汉口为最盛。

票号以北京开设为最伙［火］。各号均在北京设有分号。与前票号之往来，均以官家交易为主。北京为官吏之中心，不啻亦为票号营业之中心。各号存款、放账以及汇划事项，均以北京方面之交易额最巨。[21]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和外贸口岸，工商业发达自不必说，故有日人说：

上海与各地之交易，关系为最多，票号之数因是特盛。[22]

前所述中，福建山西票号本不多，在19世纪末，亦在厦门开设分号。

厦地生意向称繁盛，（山）西帮票号有五六家之多。[23]

而曾经的天下繁华地——苏州，山西票号势力也十分强大。

票号皆为山西人所开设，…资本至厚，信用亦深。…票号可谓为大银行…一店资本产业之总数，至少亦必在数十万两以上…[24]

以上史料都可见此时的山西票号如日中天的盛况。

2 山西票号衰败的时空过程

在晚清票号名噪一时的同时，其衰败的表现也逐渐显露，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在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票号逐渐不敌当地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先前提及有数家票号的厦门票号在1895年后就展露疲态：

近数年来自台割后，生意日渐颓败，…，咸各收账款歇业归去者已有五家，刻只有”新泰亨［厚］”一家，可见商务之衰矣。[25]

而厦门票号业的衰落预示了全国范围内票号业空间结构的崩溃。

此外，曾经分号数量仅次于北京的天津，票号虽仍较多，但大势已去：

表二 各票号主要分号撤存一览表[26]

“经光复之后，南方之山西票庄，倒闭净尽，而天津之票庄，尚存留十余家。然营业范围。均已缩小。又有本地钱庄与新式银行竞争，故已成强弩之末。”[39]

先前票号业在长江流域的两大重心上海和汉口，票号分号也急剧减少。而北京、天津虽然在分票数量上仍据前列，但也跌去一半。在残存部分的空间结构来看，票号除了固守北方业务核心区京津以外，整体上被新兴的银行业向西北压迫，票号业曾经的南方重镇上海和汉口，其分号数已经下降到全盛时期省级中心的位置，在随后几年间被彻底逐出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地区，而广州等岭南地区票号，更是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被一扫而光，这种自东南向西北的整体空间重心的位移，恰恰从地理上反映了票号业被新兴银行业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至1932年，全国保有票号之名的金融机构只剩两家，基本宣告票号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3 票号衰落的原因

自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作为中国金融业的典型代表叱咤风云，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但入20世纪后，其发展江河日下，清亡后急剧衰落，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3.1 票号牵涉政治过多，对官方与官员资金依赖很深，清亡受到极大冲击

票号一面大量吸收清政府的利息很低的公款和官员的私款[40]，甚至沦为官员储蓄赃款的机构[41]，另外又高利放贷，坐收巨利。其“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为“本票”沦为行贿工具[42]大开方便之门，这些都使得票号业与清政府牢牢捆绑在一起，无形间削弱了对政治风险的抵御能力，也使得票号在金融创新上画地为牢，错失了近代金融转型的契机。如清朝灭亡，与官方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票号便应声而落。

“（北京）官家款项，固已无染指，即私人交易，为数亦缺，尚不及炉房犹能在当地保其固有能力也。”[43]

3.2 票号业运营管理不力或依附于畸形产业，导致难以为继

如西安票号就是运行混乱的代表：

“于金融业界最占势力，唯资本虽厚，而组织不良，营业除汇兑外，滥放款项，漫无限制，以致光复后被累甚巨，难以继续，宣告破产者不一而足。即存在者，亦以周转不灵，停止营业着手清理。”[44]

广西梧州票号则依附于烟土种植业，禁烟后业停则号亡：

“票号昔有百川通、新泰厚等四五家，专事云贵川各省汇兑。唯自烟禁以后，无业可营，均经收歇矣。”[45]

3.3 时局动荡造成正常业务被迫停止，资金链发生断裂

如河南票号的资金链断裂就是此种情形：

“时值荒乱，纷纷提款，其零星小户到号强迫，而外欠之款则收不回来者。此种情形，大抵本不亏空，特一时被挤，无可支持，如“日升昌”等号。大抵为三者之中，实以此种原因为最多数。”[46]

而山西总号在北方地区的困顿则是因地方形势不稳，商业陷于停顿：

“辛亥以后，南中秩序不靖，银根紧急，票号业因之缩减至最低度。…北方则活佛肆虐，白狼奔跳，内外蒙、甘、陕与直隶之张家口等处贸易全行歇绝。”[47]

3.4 其自身在金融业中的落后性注定了其要退出历史舞台，日人在这方面有着精辟的论述

“革命后成立共和政体，以上种种关系（指票号经办清政府和官吏的款项）为之根绝。相反，中国、交通等银行陆续成立，及外国银行在北京设置分行，他们所经营的各地间之汇兑业务，准确而且敏捷，使票庄这一方面的业务全被夺去。而其从前利用各地银两之差异，乘机在汇兑手续费用上取得暴利。现在完全以银元为汇兑金额，不仅不能如往昔的有利可图，而其汇兑比新式银行需要较多的时日，一般官民感到不便，存款也就因此减少。加以各票庄的南方分号放款收回不顺利，来源更为涸竭。照他们目前的状态，在金融上已到了不足道的地步。”[48]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2]（民国）安恭己撰：《新修太谷县志序》，《太谷县志》，1931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18页；

[3]（民国）仇曾佑：《新修太谷县志序》，太谷县志，1931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18页；

[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8-219,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 19页；

[5]“至于上海的票号，究以何家分设最早，今日已极难查考。”《上海通志馆未刊稿》，丙“金融机关＜一＞”，第2-3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8页；

[6]据各年汇兑京协饷奏折，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9页；

[7]据各年汇兑京协饷奏折，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9页；

[8]“汇兑票局向只协同庆、新泰厚、蔚长厚鼎足而三”，《厦事汇登》，《申报》，1888年7月6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0页；

[9]《上海通志馆未刊稿》，丙“金融机关＜一＞”，第2-3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8页；

[10]既明：《汉口之钱业》，《银行杂志》，第1卷第22号，1924年，第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2页；

[11]葛元煦：《沪游杂记》卷四，《山西汇业》，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8页；

[12]《申报》，1879年5月25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9页；

[13]光绪七年九月《冠裳萃会》山西太汾两府众票号同立，《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下，第14页，这一数目尚未包括全部在汉山西票号，同年同月有“天地同流”匾额，还有另外数家票号，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4页；

[14]“山西上海汇业公所碑文”，藏于上海博物院，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9页；

[15]《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8页；

[16]《厦事汇登》，《申报》，1888年7月6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0页；

[17]潘承锷：《中国之金融》上册，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第52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9页；

[18]《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8页；

[19]《山西巡抚英桂折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朱批》财政类，卷号34-40，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1页；

[20]《北京金融谈》，《东方杂志》第14卷第4期，第149—15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18页；

[21]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永泷久吉明治三十九年（1907年）报告，见潘成锷：《中国之金融》上册，第52-53页，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290页，

[22]《中外近事福建票号收庄》，《大公报》，1903年5月17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16页

[23]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九月二十五日报告，转引自潘成锷：《中国之金融》下册，第26-28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21-322页；

[24]《中外近事福建票号收庄》，《大公报》，1903年5月17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16页；

[25]《北京金融谈》，《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期，第149—15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18页；

[26]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续），《钱业月报》，第3卷第12号，192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1页；

[27]《汉中归客之谈话》，《大公报》，1915年12月21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1页；

[28]《河南票商惨状述闻》，《大公报》，1915年7月3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3页；

[29]《汴省外县商况志要》，《大公报》，1915年3月13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3页；

[30]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39页；

[31]《访问连成甫先生记录》，1980年5月23日于武汉市，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0页；

[32]《访问武炳文先生记录》，1980年5月24日于武汉市，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0-541页；

[33]《访问武炳文先生记录》，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1页；

[34]《北京金融谈》，《东方杂志》，第14卷第4期，第149—15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318页；

[35]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续），《钱业月报》，第3卷第12号，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1页；

[36]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续），《钱业月报》，第4卷第5号，第55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6页；

[37]《河南票商惨状述闻》，《大公报》，1915年7月3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3页；

[38]《山西之沧海桑田观》，《大公报》，1915年3月26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4页；

[39]《支那省别全志》，第18卷，第999-100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36页；

1004-7026（2016）18-0005-04

F832.9

A

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16.18.002

高洪山，男，1963年出生，山西省临汾市人，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研究工作。

王安菊，女，1965年出生，山西省尧都区人，中学高级历史教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