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凌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大学生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的构建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

张雅凌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是指依据中外学生间传播过程的特殊性，从外在传播语境到传播主体以及传播形态进行建构。本文从宏观视野论及微观层面，指出中国学生影响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对于增强中国学生文化传播意识和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文化传播；对话式传播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大批外国学生来华学习，这些受到优质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是他们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知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他们在本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让留学生在华留学期间能够认识到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使他们采取对华友好和合作的态度，这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际传播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1］其具有信息传播渠道多、信息含义丰富、双向互动、反馈及时等特点。因此，相较于其他传播方式来说，人际传播对个体的影响更大。人际传播中信息由传播者“编码”并传递，因此，其必然受到传播主体文化背景的影响。人际传播的同时也在进行显性或者隐性的文化传播。

人际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传递文化。中外学生的交往过程，是包含双方的丰富的文化内蕴的信息传播活动。因此，中国学生是否具备在人际交往中的文化传播能力，是否能在与留学生交往中自觉弘扬中华文化优秀，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

良好的跨文化人际传播状态，指在异质文化间，中外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呈现出对话顺畅和文化误解最小化的一种状态。因此，提高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交际时的人际传播能力，实现文化间的有效沟通，向外国学生传递中华优秀文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

笔者采用结构问卷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式，在2015年12月对长春某高校中国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问卷430份，问卷收回率86%，其中有效问卷为370份，有效问卷率为86%，并对长春某高校的5名中国本科生进行了访谈。通过对数据及访谈资料分析整理，我们发现中国学生在与留学生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语言差异成为跨文化人际传播的主要障碍；中国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强，但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普遍较差；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间的人际传播内容单一且多集中在浅层次的话题交流等。［2］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笔者尝试构建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希望帮助中国学生提高在高校校园内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能力。

三、跨文化传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于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学界并未出现统一定义，但关于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的研究却不少，其中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为主。

跨文化传播能力，即个体在存在文化差异的传播环境下，有效地运用认知、情感、行为、语用等资源实现最大化地满足传播目标及期望的能力。关于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国内外学者从心理和行为技能等层面提出了改进措施。萨默瓦提出改进跨文化交流的几点对策：了解自己，运用移情，倾听文化差异，发挥交流的灵活性，理解文化分歧，学会文化适应。［3］孙英春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对不同文化的修辞敏感性；第二，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立场的能力；第三，适度的移情能力；第四，灵活应付不同场景的角色行为能力；第五，有助于拓展心灵的开放性与减少偏见的认同灵活性与认同协商能力。［4］单波提出解决理解和沟通的关键在于唤醒跨文化的自我，调适跨文化心理，激发跨文化敏感性。［5］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胡超将其定义为“在一个具体的交际语境里，交际者双方认知彼此多种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协商文化含义并得体地施展有效交际行为的能力”。［6］他在书中概括了Spitzberg与Cupach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三部分组成：动机、知识与技能。高永晨从跨文化交际知识系统和行为系统两个角度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知行合一”模式。“知识包括表层文化知识和深层文化知识，其核心是跨文化交际价值观……行为能力系统与知识系统相对应，由态度、技能和策略等能力组成。”［7］该模式从两个维度、六种因素指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式，并且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交际者的交际实践能力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互动关系。

针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态度、知识和能力等几个角度进行阐述，但其研究的应用范围、涵盖对象和行为都较为宽泛，对于解决中外学生人际交往中的文化传播问题应用意义不强。因此，本研究旨在针对高校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往过程中的文化传播问题构建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能力体系，希望帮助中国学生发挥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力量，向留学生群体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

四、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构建

本研究着眼于提高中国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中文化传播的能力，凸显在构建传播能力体系中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根据现有研究，笔者将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定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传播能力和水平。笔者也尝试构建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是一个在中华文化的特殊语境下、由多种成分有机构成的能力系统。

（一）跨文化人际传播过程的特殊性

语境的特殊性——中华文化语境。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语境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指交往者所处环境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伍德指出：“影响交流的最大系统是我们的文化，它就是我们所有互动发生的大环境。”一种文化的惯例、价值观、社会规范、传统、禁忌以及习俗都影响着交流系统的其他各个部分。［8］中国学生与来华留学生的交往语境处在中华文化语境下，一方面，中华文化中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会话规则对二者的交往存在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氛围时刻熏染着留学生。中华优秀文化对其产生吸引力，激发其了解中华文化的好奇心，这为中国学生进行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

（二）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构成

跨文化人际传播体系的架构呈现三层金字塔式，分别代表了三种能力在能力架构中的地位。金字塔从顶部到底部依次为态度、知识与素养和能力。三者之间存在次序差别，但同时又三位一体，在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建构中缺一不可。

1.态度。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是行为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具备正确积极的跨文化人际传播态度，才有可能进行跨文化人际传播。跨文化人际传播体系架构中的态度包括三个层面：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意识、文化交流动机。

（1）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他民族文化的理解。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感越强，对本民族文化有越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就越能够激发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意愿。同时，在交往中理解他民族文化，意识到异质文化间的差异，摆脱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和观念去衡量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主观臆断和评价对方行为。正确做法是具备多元文化心态，尊重并接纳异质文化，积极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意识，包容他民族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9］

（2）文化传播意识。传播意识对传播行为起指导和支配作用，并贯穿于传播过程中。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传播意识就是在对中华文化认同、觉醒以及准确把握的前提下，时刻保持塑造、展示、传递中华文化的意识，与外国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超越浅层次的交谈，主动地构建文化交流模式。

（3）文化交流动机。动机是引起个体行为的内在因素和动力。文化交流动机是在跨文化语境下，传播者向属于异质文化的受传者主动进行文化传递的内在动力。中国学生的文化交流动机就是涉及文化层面时要向留学生积极介绍其中蕴涵的文化内涵，自觉传递民族文化精髓。动机可以分为生理动机、心理动机、社会动机。笔者认为，文化交流动机属于心理动机，即进行文化交流是出于满足情感需求，对于中华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激发个体展示民族文化，从而满足内心深处的优越感。

2.知识与素养。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素养的提升同属于第二层面，上承态度，下启能力，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紧密关系：文化知识的积累促进文化素养提升，文化素养的提升又会反作用于知识的积累，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若要传递中华优秀文化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储备，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又涵盖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学生应将系统学习民族文化融入学习、生活中，并将其与自身社会化过程相统一，将优秀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等内化为自身文化涵养的一部分。深入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知识，为传递优秀中华文化奠定基础。同时，中国学生应对他民族文化有所了解，即对他民族的礼仪、习俗、道德、宗教、禁忌等有所觉知，在交往时能够充分尊重对方，避免冲突。

素养指行为素养，包括礼仪规范和行为习惯。日常生活中，定型化效应普遍存在，其符合人们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人或事物采用固有化、简单化认识的认知习惯。留学生往往把身边中国学生的形象直接定义为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无论是否存在传播意识，中国学生在言行举止中都在传递中华文化。他们自身的行为举止体现出的礼仪规范和行为习惯在留学生眼中就是中华民族的礼仪风度和道德规范。与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学生应时刻意识到自己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在交往中要遵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3.能力。文化传递仅仅依赖态度和知识并不能保证良好的传播效果，良好的传播能力可以优化传播过程，使传播效果最大化。能力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高语言能力，克服语言障碍，减少歧义，使跨文化沟通顺利进行。第二，培养移情能力。“要做到移情就需要传播者克服从自身文化角度去解读他人行为的倾向，自觉地建立跨越不同文化的情感机制，对他人的思想和动机做出正确的反馈和反应。”［4］培养移情能力是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发展和保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条件。第三，沟通能力。积极学习并运用良好的交际与沟通技巧，如得体的语言、眼神的交流、尊重的态度等。第四，技术能力。互联网技术使校园内的传播系统发生改变，人际传播模式从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模式为主转向以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成为重要的传播渠道，这就要求中国学生能够更好地利用网络工具，使之成为与留学生沟通的桥梁和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

（三）跨文化人际传播过程的理想状态

留学生在与中国学生进行交往时领略中华文化，要在交往过程中树立中华民族良好形象，具体涉及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这与中国学生在传播过程中提高三个层面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良好的传播态度可以顺利地开启文化对话，深厚的知识积淀和行为修养可以促使交流双方进入文化交流层面，并让留学生充分地了解和领略中华文化。在具备前两者的情况下，中国学生同时要运用恰当的传播技能和交流技巧，“弘扬式”而非“宣传式”地展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蕴和精髓，以在留学生心中形成的中国良好印象。

理想的跨文化传播状态是传播双方始终处在一种对话式的传播过程中。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对话思想认为“真正的对话”可以造就令人珍视的“我—你”关系，这种“我—你”相遇的关系就称为“对话”。在布伯眼里，真正的传播是人在寻找自我的途中，不间断地与他人发生对话式的关系，真正的对话是“转向他人”的传播，要求人带着自己的心灵，甚至带着疑问和困惑，带着对人的尊敬和自我尊敬，转向他人，倾听他人的意见。［4］

对话式要求传播者具有独立意识与平等相处的意识，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积极地传播交流，尊重、欣赏对方，接纳、理解差异，并寻求差异的价值，通过对话与交流，在深层次上发掘出更高的含义。因此，在中国学生具备了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的前提下，应该努力构建对话式的传播模式。在交流中，尊重对方的文化，以主动、开放、认真、忘我的态度去倾听，在相互尊重的传播语境下，积极地传递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四、结语

高校大学生作为中国发展的新生力量和中国形象的鲜活代表，在我国文化传播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增强大学生的文化传播意识，提高其文化传播能力，对于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跨文化人际传播能力体系从整体视角指出中华文化环境对人际传播过程的制约，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视角阐述了构成能力体系的各个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阐述了最优化的人际传播状态。构建的跨文化人际能力体系着眼于文化传播层面，具有针对性，将为中国学生进行文化传播提供切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1.

［2］ 高校内跨文化人际传播现状调研——以长春市某高校为例［J］.重庆：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2016（16）：224.

［3］ 拉里·A·萨默瓦，等.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11-318.

［4］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8-274.

［5］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50（1）：103-113.

［6］ 胡超.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9-170.

［7］ 高永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J］.外语界，总163期，2014（4）：80-88.

［8］ 张文英.对外文化传播意识的构建：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0）：138-141.

［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96-196.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8-0056-02

作者简介：张雅凌（1994—），女，河北廊坊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