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梅+邬江

【摘要】当今世界已进入文化软实力激烈博弈的时代，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职责。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需要增强话语自信，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需要广纳百川，兼容并蓄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也需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努力提高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

【关键词】话语体系 国际影响力 途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话语体系”是指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包括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技巧问题，但实质上却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在文化软实力激烈博弈的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能否具有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能否打动人和改变人，在根本上决定其能否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和赢得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如何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的进程中构建既适合中国具体国情而又立足全球视野的融通“古”、“今”、“中”、“外”的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增强话语自信，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直致力于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在世界话语体系的重建中勇于发声，敢于亮剑。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也为中国话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在的中国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国际金融、国家安全方面，还是在世界环境保护、世界文化发展等问题上都能发出有力的声音。我国搭建的博鳌论坛、上合组织、20国集团会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平台，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话语表达空间。

但由于我国缺乏进入世界主流渠道的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大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目前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依然面对着冷战结束之后的强势西方话语以及自身话语建设不足的局面，国际话语权继续呈现出“西强中弱”状况。正是基于此，我国要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发出新概念新范畴下中国话语的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此，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第一，发展和繁荣基础性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个国家的话语生产、核心价值的建构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包含的诸多要素和特性，如概念的创新、话语的逻辑、说服力和价值观等，这些只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赋予。现代西方话语体系之所以繁荣昌盛，正是因为西方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源泉。一个个大师光辉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成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基础，正如斯宾诺莎、洛克、霍布斯、卢梭之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或如亚当·斯密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直至今天构成了西方主掌现代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由此可见，发达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增强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是何等重要。为此，我们应该加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集聚研究人才进行理论攻关，夯实话语体系建设的学理基础。

第二，以逻辑的力量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一种话语表达系统，价值观念是其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中凝练而成的价值理念。现在的关键是，中国如何以自己独特的叙事框架、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从学术层次阐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合理性及其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价值，进而回应西方社会对中国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歪曲和批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科学也更加重视，有着更多的资金投入、研究人员数量和质量上升，这些都为发展出能诠释我们中国道路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我们有理由自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成功实践背后的世界价值和意义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会在国际话语体系的浪潮中勇立潮头。

第三，总结提炼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原创话语。认识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经典话语的前提下不断地提出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新话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丰富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语言和学科语言形成的话语，另一种是特色鲜明、十分朴实的“接地气”话语。前者如“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一国两制”，“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负面清单管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梦”，“一带一路”，等等。后者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老虎苍蝇一起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铁还需自身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等等。这些话语生动具体，脍炙人口，体现了我党在实践探索、理论扬弃上的话语创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话语体系的源泉，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的实践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得到了完善，理论家们从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了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达到创新话语体系的目的。

广纳百川，兼容并蓄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交织激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襟与气度，积极借鉴与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对丰富的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并进行批判和改造“推陈出新”。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提升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坚持“古为今用”。所谓“古”，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中华民族生存环境和发展需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或是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兼爱、非攻”中和谐的价值取向，或如“君子慎其独也”的注重自律自控的思想，又或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重视修养和境界提升的理念，都可以成为建设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有利因素和积极力量。为此，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要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的源泉之一，在对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扬弃的过程中，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继承不等于全盘接受。因此，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一定要避免“新复古主义”。所谓“新复古主义”，是指对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无条件的推崇，过分强调其中某些内容的观点与主张。比如，主张把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将“易经”视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等。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自身的一些缺陷。比如，个人主体性遭到伦理秩序的压抑，人的权利、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以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等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转换和创新。转换，就是“旧瓶装新酒”，对历史局限性较大但仍有借鉴价值的概念，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概念形式和内涵，激活其生命力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创新，就是按照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继续发展、拓展、完善，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其次，提升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洋为中用”。所谓“洋”主要指西方优秀文化。如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一样，西方文化也是深奥精微、多姿多彩。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总是特定生存环境和历史语境的产物，对其价值评价只有将之置于一定历史语境和现实情势当中，才能辨识其长短优劣。作为体现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诞生于西方地理气候等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之中，是围绕着西方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展示的也是西方文化路径的未来选择，是西方人的存在方式，也是西方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西方话语体系呈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问题阐释方式的多样性、精准性等等，都值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理智研究和借鉴学习。

虽然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学习和借鉴对我们学术进步有重要意义，但是向他们学习，不等于盲目地迷信西方。今天，在中国某些领域存在一种现象，少数学者严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历史基础和实践根基，言必称西方，话必说欧美，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盲目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似乎离开西方案例的比附，缺少了西方理论的论证，对自己的话语就没了自信，甚至怀疑其正当性。其结果就是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思想的混乱和困惑。毛泽东曾经说过“要批判地接受”，要求“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实际上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做学问、做研究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和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借鉴西方话语体系时，切忌盲目简单照搬，要辩证地、科学地看待和吸收西方话语体系。

人类文明在相互交流、互学互鉴中进步。中国和西方的两种话语体系作为两种禀性相异的文明成果，其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既充分吸收我们历史文化遗产的精粹，又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符合我国实践的成果，才能建构一种“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话语体系。

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努力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

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中国和西方世界长期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双方各自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有效的交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对着强势的国际话语主导者—西方国家，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就显得微弱。这除了中国话语体系自身在对概念创新、对理论的阐释、以及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对国际规则应用能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学术解释等方面存在话语质量不高之外，对外传播渠道单一、言说方式远离受众、传播策略宏大简单不无关系。因此，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重视话语理论的创新，也要注重话语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变革。

第一，以简约朴素的话语系统表达好中国的深刻思想。大道至简，真理永远是朴素的。在国际话语传播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质、思维方式、语言风格和接受习惯，尽量使用国外受众可以接受的概念、词汇，增强话语的亲和力，营造话语的接近感。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事务中垄断话语权，除了硬实力的支撑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复杂理念转化为容易传播的简单概念，当本就拥有硬实力支撑的国家把握先机创造了概念，其他国家就只能陷入被动的状态，只能被动的跟随或反驳，但反对者开始反驳时，国际传播高地已经被这些概念占领了，反对者想推翻这些概念时就会受到极大的阻力。比如“软实力”、“文明冲突”、“游戏规则挑战者”等等，这些概念简明通俗。其实，国际传播很多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概念，简单的思路才容易被人记忆和接受，容易快速传播。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传播的这些特点，对一些核心话语的解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指出，几年前，英国首相为了弄明白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专门发电向驻华大使馆询问，结果使馆发了一份达三页长的电报。我们原则多故事少，有时世界听不懂。可见，如何用简约通俗的语言，以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中国，尚需假以时日。

第二，以平和坦诚的开放心态述说好中国真实故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形成了对中国的一种偏见认识：神秘、不确定、难以信任，中国是他们心中的一种“想象中的异类”。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更加开放、平等、自信的大国心态，以平和坦诚的方式，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发展的中国，一个敢于挑战困境直面问题的中国。对此，上海外语频道作了成功尝试。他们精心打造的并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5集大型外宣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好评。该片直面中国热点话题，涉及经济、民生、创新、政治和价值观等问题。在传播策略上，采取中西合作，邀请国际知名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撰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罗伯特·库恩参与了节目策划并担任节目中的主持，而中方团队则担任主创，保证了纪录片的本土特质和色彩。这种方式使得节目更加全面客观，风格符合西方主流的审美习惯，实现了通过数据和故事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做到了中国立场、世界表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

第三，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格局建构好中国话语模式。从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建设计划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已经得到提高，具备了对全球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但与话语权紧密相连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依然处于弱势。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在国际信息传播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几大西方通讯社提供了80%～90%的传播内容，而以中文为载体的信息量，仅仅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连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也只好大量采用西方媒体的消息和画面。加上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架构，国际传播的途径主要集中在官方渠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要有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运作，还应该有政府支持的非官方组织的有序发声，英国广播公司（BBC）虽然不是政府直接管理，但它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公营媒体。此外，在传播渠道中还要重视新媒体应用，如“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RT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上都开办了自己的频道。多元主体的传播渠道，新媒体的应用，这些模式在一个国家国际话语的建构中充当了重要的一环，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作用重大，这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作者分别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和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D021、省2013276）

责编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