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时代的进步和属性，决定了中美之间必然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虽然具有必然性，但绝不是说中美之间可以我行我素、坐等超越的自然实现，只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最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美在大国关系的主要领域应加强理解与合作，在舆论导向和维护政策环境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中美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合作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家，霸权国家也会主动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从而导致大国战争不可避免。此说法来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后来西方历史不断重演这一悲剧，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是新兴大国的翘楚，美国是全世界的霸权国，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冲突是必然的。因此，很多人都在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金灿荣教授认为，中美都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两国关系非常复杂。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中美两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美两国不一定成为好朋友，但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性的。①那么，中美两国到底怎样做才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悲剧的重演呢？

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当今时代的进步和属性，决定了中美之间必然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生存空间”及其类似的理论已经被文明社会所不齿和摒弃。“生存空间”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理论中的术语，理论来源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拉采尔利用生物学概念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一个国家透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的现象。二战以后，这个臭名昭著的理论已经不能堂而皇之地走上台面，可是其流毒在某些时候仍然会侵扰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然而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来看，“生存空间”的理论和行动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摒弃。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拥有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即使是地理条件较差的日本，也完全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保证自己的未来发展需求。历史已经证明，侵占掠夺别国的土地来寻求本民族发展既是不正义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德国和日本今日的富足和繁荣就是明证。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之一，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而与对方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当代高科技发展造成的武器毁灭性能力已经使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设想。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把国家视作理性的行为体，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我们处在一个总体和平的时代，但却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今天的相对和平不等于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彼此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这种消极的和平状态一方面来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造成的无法摆脱的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和大国普遍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战略核武器，这种相互的核威慑就好像在各自头上悬挂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就客观上给各大国的政策和行动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行为限度。不管矛盾冲突怎样发展，只要大国的领导人具有人类正常的理智，谁也不敢以任何理由发动一场针对另一大国的战争。

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造成国家之间的利益交错融合成一体，对大国之间的战争形成现实的制约和消解机制。全球化造成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加深，导致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许多领域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中才可能谋求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也使各个国家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联合体。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有了更多的契合点，在一定程度上会推进国家间合作，维护世界和平。②

共同利益的扩大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制约双方某些冲突的无限制激化。客观地讲，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已经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此外，中美两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拥有重大的共同利益，比如朝核问题、中东问题等，只有两国携手合作，才能维护各自的利益和地区的稳定。在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领域，中国与美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突出表现在反恐、防止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当今的人类良知和文明程度已经不可能容忍以亿万人员伤亡的代价来攫取单个国家的狭隘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知识和规范的不断积累，21世纪全世界人民的道德水平和人类良知的底线大大提高了。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在综合国力上也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在人类良知面前恐怕也要三思而后行。武装冲突和战争一定会造成大量生命的消失，在大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战争中，不仅杀伤大批的敌人，也造成大量平民的无辜死亡，同时自己的士兵也难免伤亡，各种各样的“战争综合症”严重困扰着美国社会。这是美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么人员的伤亡会不计其数，“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严重的人道危机必将拷问美国民众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可以理解，但是必须遵守道德和法律的规范，绝不能建立在消灭大量生命的前提之上。当然，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中美双方都有一套成熟的决策机制，避免了个人情绪冲动可能带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失误。美国在两百多年的治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政府决策机制，虽然总统和其内阁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议会、法院、媒体、舆论也同时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信息化的发展，民意和舆论也在国家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会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殚精竭虑，但是对抗特别是战争肯定不是中美任何一方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相信中美两国成熟的决策机制，绝不会因一些具体的矛盾和分歧而发生战略误判，造成两个大国迎头相撞的悲剧。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虽然说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必然性，但是绝不是说中美之间可以我行我素、坐等超越的自然实现。只有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摒弃落后过时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双方的决策者、各政府部门、各界精英乃至普罗大众的共同努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愿景才会最终实现。

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心态的调整。“修昔底德陷阱”的要害在于两点：一是新兴大国的崛起，二是霸权国家的恐惧。因此，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须从这两方面来思考。

第一，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也是美国最为担忧的对其霸权的挑战国，但是，不仅是美国，还有我们自己，要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知。这包括对两个问题的认识：

首先，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崛起？不错，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2010年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也获得了显著的提升。虽然国际关系中人们普遍看重的是国家整体GDP的规模，但是人均GDP的水平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在不断扩大，但是人均水平还是很低，目前我国人均GDP大约是750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处于90名左右，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在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体制改革、反腐败、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教育医疗的不完善、食品安全等领域存在着大量的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问题。客观地说，中国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以前的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所致，今后的发展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如果非要说崛起，笔者认为中国也只是刚刚走上崛起的轨道，离真正意义的崛起还差得远。

其次，中国崛起的路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早在2005年，中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中国历届政府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妥善处理各种国际国内关系，努力化解矛盾和摩擦，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在军事建设上长期采取克制的政策，只是近几年由于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需要刚刚开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目前仅以军事指标来看，美国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4倍，中国军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美国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不予置信，这是对中国战略的严重误读。

第二，美国对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的恐惧感是无中生有、心理失衡的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习惯于从静止的观点看待自己的霸权地位，总想保持对其他国家全面的、绝对的优势地位，总想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对其他大国的政策和行动总是给予过度的解读，总觉着别国是在挑战自己。当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获得适当的提升时，比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得到增加，中国在钓鱼岛、南海被迫出手维护国家主权，中国为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都被美国政府解读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实际上，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与国之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权力、利益的适当调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美国是敏感过了头。

其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敢与美国为敌，但是美国又是一个不能缺少敌人的国家，因此就要不断为自己制造敌人。二战以后，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支柱有两个：一个是美元霸权；一个是战争机器。美国要保持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缺少不了强大的战争机器。美国打压对手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手打国际金融牌，一手握战争大棒。二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工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现在，美国的军工企业和与军事有关的高科技行业的GDP占到一半以上。因此，美国是一个不能没有敌人的国家，即使出于部门和军工集团的利益，没有敌人也要塑造一个敌人出来。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强烈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对“美国感觉自己需要一个敌人，于是把中国塑造成敌人”这一点感到担忧。③2016年5月6日，前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下任总统最为困难的外交挑战就是平衡好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伙伴与竞争关系。这位资深外交官认为，把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敌人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再次，从民间的主流民意来讲，除了极少数网络愤青和个别激进专家外，即使在目前民族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反美情绪并不严重，这与反日情绪的高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不仅知道美国人曾经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而且记得美国人带头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开办现代教育和医疗机构，通过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大量的现代人才，曾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0世纪70年代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扩张等等，因此，中国人对美国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抵触情绪较小，一部分人甚至心生羡慕。从各级官员到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口头上反美的激进分子，热衷于送子女到美国留学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在民间层面，中国也不具有挑战美国的民意基础。反过来讲，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执意在围堵、遏制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那么未来中国的民意肯定会发生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变化。

总之，美国需要在新的时代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调整对抗的心态，代之以合作的诚意。在不断调试的中美关系中，两国都需要克服彼此之间的相互恐惧。为此，两国相互提升政策透明度、加强沟通理解、建立有效的互信机制至关重要。

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中美在国际制度框架内的竞争与合作可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面临着“囚徒困境”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诸多困境，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解释。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中美关系似乎无解，但是从自由主义范式出发，利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论分析，可以有效化解中美关系中的困境。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提出了“重复博弈理论”。如果大国之间只有“一锤子买卖”式的单次博弈，那么大国关系就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大国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多次的，那么大国就会对自身的行为有所顾忌，它们会逐渐认识到，不良的国家行为必然导致博弈对手的报复和惩罚，因此重复博弈的结果就相对容易产生合作的结局。④

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2014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从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理念，是用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来看待和规划中美关系前景。客观地讲，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兴趣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也不深入。建设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是中方一国的事情，缺少美方的诚意与合作，再好的思想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真心希望美国的精英和决策者，认真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且建设性地提出美方的看法，并且在各种交流对话机制中进行真诚的磋商。只有中美两国同心协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愿景才能最终达成。

中美在大国关系的主要领域应加强理解与合作。目前，大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主要表现在国际权力的争夺、意识形态对立、经济利益的矛盾、对全球共同问题的有效治理等方面，中美关系也不例外。⑤

第一，化解国际权力的争夺：寻求责任与权力的平衡。单纯地追求在国际社会的权力、企图获得某种绝对安全、过分强调相对收益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落后思想。中美两国应该意识到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把追求权力变为追求为本国人民谋取更大福祉，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维护世界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获得了实质性提升，那么美国就应当正视这种现实，对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平衡，使中国切实地负起应尽的责任。

第二，正视意识形态的对立：变斗争为竞争。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本国的人民谋求最大的利益，各国由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无可厚非。战争在大国之间已经成为风险最大、可能性最低的时代，各大国睿智的领导人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把意识形态斗争变为意识形态竞争，把政治对抗变为政治对话，看看谁的选择更能使本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和利益。说到底，意识形态不具有目的价值，而是一种为民族、为大众的发展造福的工具性的手段。

就笔者个人而言，非常敬佩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以及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公共产品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希望未来中国也能在一些观念和领域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任何理念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性，如果不顾各国的具体环境和国情而强行推广，必然造成巨大失误，给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失败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和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对思考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具有极大的启示。

第三，正确处理经济利益的矛盾：竞争与合作并举。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美国对先进高端技术出口的限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等问题上。为化解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双方应遵循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原则，在遵守规则、积极参与、有序竞争的前提下，切实保障各自应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要通过对话协商、友好合作的方式，以制度化的方式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避免使其政治化，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

第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协调与合作是唯一出路。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大国协调与务实合作，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和必然要求。作为负有重要责任的中美两国，应当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勇于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加强两国之间在具体问题上的协调力度，化解分歧增进互信，使目前陷于停滞的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重现曙光。只有中美两国齐心协力，才能推动最终形成一个普遍、高效、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美双方在舆论导向和维护政策环境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中美双方都应避免军方人士不负责任的表态严重干扰两国政府的理性决策。军队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强力工具，应该严格按照现代国家的要求，完全服从政治领导人的决策，而不可出于部门利益而自行其是。如果任由军方的领导人发表无知、鲁莽、不负责任的过激言论，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将造成巨大伤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2016年5月9日报道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小哈利·B·哈里斯表示，他的部队必须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在中国问题上，我们需要准备好以有利位置来迎接所有的后果，”哈里斯上将说，“包括黄岩岛，整个南海，又或者是某种网络攻击。”

第二，中美双方的媒体都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做到实事求是，认识到恶意炒作的极大危害，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彭博社网站2016年5月12日发表文章说，如果说欧洲人在一件事上与唐纳德·特朗普不谋而合的话，那就是美国正在败给中国。2015年，皮尤的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在欧洲主要国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或者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了。

以上两种情况在中国也是经常发生的，政府亟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对新闻恶意炒作的管控，避免舆论走向极端化，否则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

【注释】

①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②熊光清：“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③“美国如何消化中国崛起？美学者强调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中新社华盛顿，2015年4月14日。

④林宏宇：“博弈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关系”，《人民论坛》，2012年第32期。

⑤邵峰：“大国竞合的四类主要分歧及化解之道”，《国家治理》，2015年第1期。

责编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