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的中美关系整体上是平稳的，双方的合作在不断加深。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合作不断加深的同时，两国从具体问题到战略层面的竞争日益加剧，战略猜疑不断上升，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中美关系 相互认知 战略猜疑 战略博弈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中美战略猜疑日益加深

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无论是从主观意图来看，还是客观效果上，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有针对中国而来的意味。尽管美方一再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其所作所为以及所带来的连带效应都表明美国刻意制衡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确保自身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军事安全方面，奥巴马政府加大美军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同地区内盟友的同盟关系。美国计划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近期美国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为借口，不顾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更强化了中俄的忧虑。

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和盟友仍将是我们国际交往的基石。”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并有意将双边、三边乃至多边串联起来，构成防堵中国的网状结构，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以塑造和规制中国的对外行为，维护美国在西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双边上，美日、美澳、美韩、美菲提升合作力度，加强相互配合；多边上，则是美日韩、美日菲和美日澳三边协调，进而寻求多边整合。构建亚太同盟体系，和北约相互呼应，一东一西打造两支“安全锚”，构建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将是美国寻求的政策远景目标。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2015年4月27日，美日正式公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决定把美日军事合作扩大到全球范围，并提出将为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日美两国自1997年以来再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目标就是实现美日军事合作的无缝焊接。新版指针放宽了日本行使武力的条件，解除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地理限制，美日军事一体化加深加快。①奥巴马公开表示，美日双方将加强包括网络威胁和太空领域在内的合作，并且日本将在亚太和世界各地发挥更大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让日本承担更多的义务，奥巴马政府默许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同盟。

政治外交层面，奥巴马政府加大了同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组织的往来与合作。时至今日，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办了四届会议。2016年2月，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维持美国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阻遏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

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言权。2016年2月4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TPP协议。美国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耐人寻味。除了经济上的收益外，美国有意以此来减弱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制衡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拓展。尽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贸关系相互渗透，阵线交错，但还是能够隐约看到中美之间的竞争。

美国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态，欢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在亚投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对华高科技出口等问题上，美国却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法。近年来中国外交更趋活跃，也更为自信。在中国的倡导下，“金砖国家”成立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响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但美国认为这是意图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危害美元霸权地位。除了自身拒绝加入外，奥巴马政府还竭力劝说和阻止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盟友加入。作为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指出美国反对加入亚投行的真正原因是，“这是中国提出的倡议，而且即便美国加入，美国也不会发挥主导作用”。伯格斯滕进而认为，反对加入亚投行不符合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也不利于增加中美互信。“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处理国际事务提供更多资源，但现在中国决定这样做了，美国却表示反对，这是不对的。”②除了自己不承认外，美国还劝阻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对华高科技出口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同样自食其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拒绝兑现诺言，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美方一直担心中国会效仿美国，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将美国排挤出亚洲。2014年5月，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提出亚洲新型安全观，引起美方的高度关注：“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奥巴马政府担心，中国明显有意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寻求将美国排除在亚洲安全事务之外。中方则明确表示，无意把美国排挤出亚洲，愿意看到美国在亚太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美方并不太相信中方的解释。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似乎正在将两国推向正面对抗的危险境地。美国逐渐从幕后走至前台，有意从“局外者”变成“当事人”，强化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以便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美国政府内外不乏有人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视作中国是否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一块试金石。美国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巡航力度，还鼓励其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联手巡航南海。实际上，美国有意炒作南海问题，将其作为一个抓手，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同时，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时至今日，中美从言辞到行动上都针尖对麦芒，矛盾骤然上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正在全面展开，这在西太地区尤其如此。自北向南，朝核、钓鱼岛、台湾地区、南海这些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中美正在进入到一个竞争日趋加剧的阶段。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公开呼吁中美应当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正确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不要出现战略误判。

中美战略猜疑的根源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是一个老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对于中国的猜疑愈发加重。中美战略猜疑的根源主要源自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相互之间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叠加。

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大战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都是以此为基点，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2014年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强调其政策底线，“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这表明美国在维护自身霸权的目标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

美国是一个守成霸权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新兴崛起的大国往往会挑战守成的霸权国家，而守成大国则会想方设法来压制新兴大国，阻遏其发起挑战，双方无法妥协，以致于最终诉诸于战争手段来解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的戒心，将中国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和前苏联相类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大国”，很可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中国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在美国看来则是中国有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而中国追赶的速度之快更是让世界震撼。中国接连超越英国、德国和日本，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依照现价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3589.73亿美元，而美国是59795.89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接近10.36万亿美元，美国是近17.42万亿美元。如果单就数据来看，中美之间尚有不小的差距，但从中国发展的速度来看，至少GDP总量大有赶超美国的势头。未来5至10年，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会进一步缩小。而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③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在当今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新课题，“没有先例可循”。随着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外交更趋活跃。作为对过去“韬光养晦”得失的反思，中国外交理念相较过去更强调“有所作为”。中国有意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塑造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外交将逐渐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方向演变。而美国“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④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越来越感知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要真正包容中国的崛起，学会平等相待，习惯于领导地位的美国需要一个心理调适期。美方对于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方向主要从负面予以评判，认为中国有意另起炉灶，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由此，陷入了一个战略认知的怪圈：中国将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则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将逐步削弱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基辛格告诫说，中美两国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年的教训，避免让猜疑和潜在的冲突最终爆发为巨大的灾难。⑤

美国的霸权心态注定了其追求绝对安全的诉求。进入21世纪，美国着手部署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做法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则加大防范的力度。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也在扩大。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方也不得不加快国防现代化，构建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防御力量。由于缺乏战略互信，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就容易陷入一种“安全困境”。

其次，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分歧加剧了双方的猜忌。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在谈及美国外交政策时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政策制定者处理特定的问题提供了框架，而关注（外交政策）的公众也在这个框架中去理解这些问题。”美国人秉承自由主义传统，推崇有限的政府、个人自由、保护私人财产、自决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等价值理念。美国民众对极权主义政府颇为仇视，并倾向于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民主程度。不仅如此，“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和道义的思想促使美国产生一种使命感，进一步推动着美国去用自己的想象重新缔造世界。“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⑥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美国人潜意识的反共产主义经过冷战的强化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后冷战时期，鼓吹民主国家不打仗的“民主和平论”深深影响着美国的精英阶层，也由此将理想主义价值理念和现实主义利益完美地嫁接起来，并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无论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发生怎样的变化，促使中国朝着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的“民主化”方向转变，仍然是其政策的主要目标。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中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在意识形态层面采取举措来严加防范。至少从中国官方来看，无论是先前发生在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还是后来的“阿拉伯之春”（包括“茉莉花革命”），背后都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子。因此，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防范来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与意识形态相关联，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凸显。事实上，“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主题。一旦中国继续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那么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此外，中美两国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也影响了两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又经历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因此对于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有着高度的认知，坚决反对他国干预内政。而美国缺少这样的经历，还抱有优越感和使命感，再加上霸权心态，因此常常会插手他国内政，甚至是武力干涉。不仅如此，由于文化差异，中美两国精英阶层的思维定式也有所不同：中方的思维定式往往是先确立战略目标和战略框架，然后再来谈具体合作事宜。而美国的思维定式则是先谈具体合作，然后再来考虑远大的战略目标。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并不是特别重视远大的战略目标，而是强调在具体问题上的实际合作。这种思维定式的差异也往往给相互间的沟通与协调带来困难，甚至造成误解。

再次，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反过来又叠加强化了相互间的战略猜疑。在美国的思维定式中，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集权国家，中国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对现有秩序构成挑战。中国则认为美国口是心非，并不乐见中国的崛起，而且想方设法会制衡中国，刻意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美国在民主、人权、台湾地区、南海、钓鱼岛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横加干涉，以及在防扩散、反恐等诸多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引起了中方的坚决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摇摆不定更是增加了中国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担忧，甚至怀疑美国合作的诚意。

中美战略误判的危险性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华盛顿决策圈内外围绕是否将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变为“遏制”一直有所争论。自2015年以来，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有了明显上升势头，而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态度的声音正趋减弱，精英阶层对华看法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在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看来，尽管暂时融入了现行的国际体系，但中国最终还是要挑战这个体系，以便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体系。他们认为指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只是一种乐观的甚至是虚幻的想法，中国只是在等待时机。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埃米·泽加特（Amy Zegart）指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与所有大国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会提出和制订服务于中国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组织章程和行为规范，绕开、忽视乃至终结那些不符合它利益的法律、制度、章程和规范。”⑦一些前政府官员或知名学者甚至认为过去八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没有能够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公开主张转变对华战略。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一份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⑧的报告。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强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安抚周边国家、巩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取代美国作为亚洲最重要大国的地位。该报告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基于上述分析，这份报告主张，美国需要“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以便限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危及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这份报告进而提出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建议未来更多地依靠“施压和竞争”，而较少依靠“支持与合作”。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不无担忧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一部分重要的美国政策精英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公众也把美国看作是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障碍和无助于中国维护国内稳定的因素”。⑨

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政策辩论中负面噪音抬头，中方也有更多人士倾向于认为美国遏制或制衡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随着中美在西太地区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升级，中国国内也在研判美国的所作所为。与以往相比，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回击的人数在增多，影响在加大。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更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针对中国而来。一时间，各种阴谋论也随之而来。在中国学者当中，有人开始讨论中美是否已陷入或正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战略互疑不断加深，有意无意影响到双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在诸多问题上蕴含冲突与对抗的风险，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大幅震荡。这些风险点主要包括：美国直接插手涉及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之争的议题，诸如台湾地区及东海、南海等；中美之间包括外太空和网络空间在内军备竞赛的潜在风险；中美在西太地区的军事博弈强化，美国近海抵近侦察与反侦察导致海上擦撞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利用中国国内不稳定因素进行渗透，推波助澜，包括利用民主与人权问题对华施压，等等。此外，第三方因素如果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的局面，甚至颠覆整个中美关系。这些都会引发一方或双方的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双方都从消极面去解读对方所采取的行动，进而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导致局势不断升级，乃至最终局面失控。

一旦出现战略误判，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中美都是超大型国家，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尽管双方相互竞争，但在很多问题上相互合作。一旦出现战略对抗，就会出现双输的局面。稍好的局面就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冷和平”，双方各自拉拢一些国家你来我往，中美则避免正面交锋，其结果将造成世界的分裂。糟糕的结局则是中美出现战略对抗，双方正面碰撞，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不仅会使得两国付出巨大代价，也会给地区和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两场战争都和战略误判直接相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中方的一再警告，麦克阿瑟却误判中国不可能参战，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界，结果中国被迫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于是从而造成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对抗使得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话来说，就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⑩有研究表明，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死亡人数超过125万人。中美在朝鲜战场的对抗也僵化了两国的政策抉择，从而大大延迟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也丧失了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良机。而1955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各方死亡总数接近210万人。美国之所以逐步介入越南战争，就是出现了战略误判，担心共产主义扩张使得东南亚各国赤化，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结果是美国一步一步陷入泥潭，打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

中美如何避免战略误判

由于正面碰撞的后果难以想象，因此中美都有意采取举措来避免战略误判与对抗。而当前中美关系依旧平稳，尤其是双边合作的日益加深为两国避免误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就积极面而言，中美两国在伊核、朝核、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暖、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反腐等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领域的诸多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并采取了总体上合作的态度。中美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对于达成具有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中美经贸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中美应当继续探索和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一直试图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探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路径。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实际上表达了中方积极的政治意愿。然而，美国一些人士担心这只是中方的一种圈套，意在为中国的崛起赢得时间，并诱导美国上钩。这种对中国倡议的猜忌，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目前，美方对于“不冲突、不对抗”这一点与中方有较高共识，而对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后两点则持保留态度。时至今日，奥巴马本人在公开场合一直回避使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术语。不过，基辛格明确肯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路径。在基辛格看来，20世纪德国的崛起引发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构性挑战。“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仍有待两国共同阐明。美中（或其中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一种战术策略。尽管如此，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的唯一出路。”未来中美两国可以就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磋商，以促进共识。

继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增进战略互信。在多边层面，中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分歧较少，可以进一步合作。在双边关系上，可以加强双边经济政策的协调，大力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让中美关系的基石更为牢固。2015年，中国首次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美方统计数据，2015年中美经贸总额达到了5981亿美元。未来可以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工作，以促进双方投资增长。

建立和利用好相关机制，加强相互间对话，管控分歧。首先要改变思维模式，正确看待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协调，求同存异，避免矛盾外溢，防止个别分歧主导整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解决安全困境的问题，这在西太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东亚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美国则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周边国家也利用这种态势左右逢源，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未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步缩小，这种博弈将会更加凸显。两国如何采取措施，实现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对抗，则是中美及地区内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继续推动中美军事交流，保持近两年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就是双边关系中的短板，两军之间战略互疑最多。尽管军事互信一时间还很难建立起来，但有接触总比没有接触好，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对话比对抗好，接近比疏远好。即使是在双方尖锐分歧的问题上，如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双方也可以进行对话；即使一时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达成一种临时性、过渡性安排也是个办法。

积极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推动社会各界往来，从而使得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未来中美之间的交往，不应仅限于两国官方的往来，更要注重推动两国民间交往，以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美能否避免战略误判、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两国的共同努力。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只要两国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①冯武勇，刘秀玲：“安倍为何急于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4月29日，第7版。

②高攀，郑启航：“美国反对亚投行是个错误—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伯格斯滕”，新华网华盛顿，2015年3月18日电，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19/c_1114700721.htm。

③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④⑤⑥[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第298页，第305页，第481页。

⑦Amy Zegart， "Should the US Be Bullish or Bearish on China's Ri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0， 2014.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06/20/should-america-be-bullish-or-bearish-on-chinas-rise/.

⑧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No. 72，March 2015.

⑨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China'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was co-hosted by The Carter Center and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ver May 6-7， 2015. Available at ： 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⑩Omar N. Bradley，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May 15， 1951. I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82nd Cong.， 1st sess.，pt..2， p.732（1951）.

Bethany Lacina and Nils P. Gleditsch， "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5） 21：pp.145-166.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Se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15.

田帆，李建敏：“习近平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新华网华盛顿，2015年9月25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5973.htm。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