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梁

摘 要： 慕雅德在宁波生活传教期间记录和描绘的“宁波情节”及其亲历的“宁波生活”，是同光时期来华西人“宁波印象”形成的典型代表，对研究晚清中国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慕雅德； 宁波； 情节； 生活； 印象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6）02-0082-04

慕雅德（Arthur Evens Moule）是晚清著名来华传教士家族——慕氏家族中重要的一员，他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多年，建树颇多。尤其是刚抵中国时在宁波居住生活的几年，宁波丰富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东方神韵深深吸引了这位来自英伦半岛的虔诚教徒，这期间他不仅用纸笔记录下了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坚定了他扎根中国的决心。

一、慕雅德“宁波情节”的产生

慕雅德出生在英国南部多赛特郡福丁敦（Fordington， Dorset）的传教士家庭。在浓郁的传教家庭氛围熏陶下，他一早便确立了赴中国传教的志向，曾立誓做英国教会与中国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崛起和复苏的见证者。从马耳他基督教大学（Malta Protestant College）毕业后，他便带上新婚妻子艾格尼斯登上了驶往中国宁波的轮船，来华传教。

宁波作为较早开埠的城市，不仅有着相对宽松和谐的对外环境，而且是最早的传教士聚居区之一。1848年圣公会的禄赐悦理（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及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就已到宁波进行传教工作。1855年英国圣公会在宁波郊县慈溪观海卫租赁房屋并设置成布道所，隔年在观海卫南门外建圣约翰堂，传教活动场所由较小的布道所扩大为宏伟的教堂。1858年慕雅德的二哥慕稼谷（Geoge Evans Moule）在宁波建立了浙江圣公会布道站，创建了圣公会浙江教会。这些都为慕雅德的顺利来浙传教创造了客观条件。

（一）宁波自然环境的记录

慕雅德简明扼要的描述了宁波的地理位置：这座以“宁静安详的波浪”命名的城市坐落在甬江的两条支流汇合处，其中一条西南流向的支流发源于奉化山的中心地带，指向雪窦山的方向，灌溉着富饶的宁波平原。而另一条西北方向的支流则兴起在姚江的河滨一带，水流最湍急之处以中国古代两位君王——尧和舜命名，她流经繁忙的余姚和鄞县，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她因为自己广阔的胸怀而吸引了许多的旅行者。

宁波的山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山野丛林中遍布着各种野生动物和蛇虫八脚，慕雅德便曾三次看见狮子在宁波的近郊出没，而且豹子和其他大型野生动物在宁波的山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常常登上山顶观看宁波壮美的日出，这成为繁忙的传教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闲暇时光。此外，慕雅德对富饶肥沃的宁波平原也充满了热爱。当时的余姚是江浙重要的产棉基地，“东至慈溪观海卫，西至上虞夏盖山一带，共百余里的农民、沿海百姓，名曰沙民，皆植木棉为业”，1861年慕雅德第一次前往三北平原，他很快便陶醉其中，“那是一个阳光照耀、春风拂面、美丽动人的地方。饱含果实的花朵一望无垠，它是当地一种特有谷物，让那里的空气充满芬芳。长长的小麦都躲在麦穗里，收获的季节大约在干草早熟时分。这里到处都是稻米做成的床，闪闪发亮就像块状的祖母绿。人们将三叶草割下作为肥料撒入稻田，并用锄头翻掘稻土”。他还常常带着夫人徜徉于美丽的东钱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东钱湖老照片，徐徐而来的东南风也渐渐将他心头的忧郁和彷徨吹散。美丽、安逸是青年慕雅德对宁波的最直接感受。

（二）宁波人文环境的记录

慕雅德对宁波的一切充满着好奇。宁波为他打开了了解中国最早最直接的窗口，慕雅德对她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在1861年8月从算山码头登陆宁波。首先引起他关注的便是宁波城的巨大城墙，这些城门“由两扇木头大门组成，门上覆盖着厚厚的铁皮，前面伫立着巨大的障碍物，同时门上有一把大锁”，但是宁波的城墙十分人性化，“除了城门外还有大量的水路入口以方便船只进出，不过有时会比城门关的早。水门上有铁闸门，通常只离水面六英尺，由于过于低矮，甚至连最小的平底货船都难以通过”。慕雅德不得不采取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传教先驱们曾使用过的方法，从水门那仅有的六英尺空间进入宁波城。

当时的宁波城墙有六个城门，分别是北门、南门、东门、西门，盐仓门以及灵桥门，每个城门均有一个瞭望台，看起来十分雄伟。慕雅德沿着灵桥门来到当时最繁华的江东地区，但是城市的道路设施却让他大失所望，“小小的下水道堵住后只能依靠人力挖通，表面覆盖的青砖被暂时挖起，修理工们往往要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数小时，这使得本来狭小的街道更为拥挤不堪。而主要干道的下水道情况则更糟，它们时不时地溢出污水，一旦污水乱流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除了糟糕的市容卫生，宁波百姓的贫穷也让他印象深刻，宁波市内河道交错，许多宁波人以船为家，“他们靠捕鱼为生，常常七八个人蜗居在一个不足十英尺长、四英尺六英寸宽的小船上。天气暖和时还能靠在甲板上享受些许阳光，不过面对冬天的冰雪骤雨，与潮湿阴暗相伴的船上生活十分痛苦”。

在宁波的所见所闻使他坚信中国人民需要上帝的指引，坚称“上帝应被印度和中国所知晓！就好像十九世纪前那些处女地一样”，带有明显的帝国殖民主义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文化霸权思想是现今我们应该批判和摒弃的。

当然，慕雅德更多的是在和当地人的交流中增进对宁波的了解。他首先结识了善良的宁波人沈恩德，他常常住在沈牧师在观海卫的家中，抵足而眠。在沈牧师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其中一位叫阿金的老人当时已九十岁，拥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他和慕雅德交谈甚欢，虽未受洗却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一直给予慕雅德必要的生活帮助。最终阿金老人以九十九岁的高龄仙逝，这是慕雅德在宁波期间遇见的最高龄的信徒。他也因此经常勉励其他传教士：奋进吧！以免你所给予的上帝之音姗姗太迟！

作为慕雅德在华生涯的第一站，宁波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开放务实的人文民风给他以不同于严肃刻板的英伦绅士生活的巨大震撼，建立了慕雅德的“宁波情节”，成为了他脑海中“中国”概念最直观的概念，这为他日后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并为中国的转型建设奔波游走打下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二、慕雅德“宁波生活”的内容

从1861年到1864年，这三年是近代宁波动荡不安、风雨变换的三年，同时也是慕雅德在宁波生活的三年。他不仅记录下了当时重要的历史史实，为现今研究太平天国在浙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而且也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的生活见闻

在慕雅德来华一个月后，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率几十万大军日夜兼程挺进孤立无援的浙江。很快新昌、嵊县、上虞、奉化、慈溪等地区均被太平军所控制，三个月后，宁波沦陷。

当时西方人士纷纷逃出宁波，前往临近的吴淞地区避难，包括一些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如传道会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圣公会的包尔滕（John. S. Burdon， 1826-1907）等。但是慕雅德考虑到宁波传教工作的实际需要，还是选择和二哥一起留守宁波。

太平天国治下的宁波混乱而动荡，抢劫盗窃的行为时有发生，慕雅德就目睹了一位靠乞讨为生的老太太为了防止自己积攒一辈子的积蓄被太平军抢走，将家财放在自己的棺材里。然而不幸的是她的一位邻居看到了这一切并且协助太平军士兵抢走并瓜分了这些财产，那位失望痛苦的老太太很快就郁郁而终了。慕雅德自己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他感到孤独而恐慌，街上到处是头发蓬松凌乱、携带着长剑、穿着怪异的太平军战士，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一些太平军战士竟围坐在自家厨房取暖，由于害怕，他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他们离开才敢回家。

太平军的行动也阻碍了圣公会正常的传教活动，许多布道站都面临重度物资匮乏的危机。慕雅德多次前往三北布道站分发应急食物，好几次在路途中还遭遇到饥饿的太平军战士的抢劫。与此同时宁波战事不断，即使远在三北依旧能听到从宁波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活脱脱一幅乱世“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的景象，这样的动乱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夏天宁波被清政府收复。

慕雅德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对客观，“对于这片我爱着的土地，太平暴乱势必是其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我试着沉默以对。我看到了它早期所散发出的魅力和赞美、也看到了后期那种高度残忍扭曲的观念；我看到了战斗时它勇往直前的光辉、也看到了它对于王权的贪婪；我看到了太平军对一个地区毁灭性的、持久的、不知重建的破坏；看到了其超越于制度之上的个人权利；看到了在整片土地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它最终在鲜血和战火中被外国帮助的统治者打败……这些都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害怕”。

（二）对宁波文化的认同

慕雅德对于宁波文化的认识是从他对宁波历史的了解开始的。他注意到宁波完全具备建城的客观条件，然而直到公元696年宁波天封塔建成后七十六年才正式建城，由此他从中归纳出了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有一块风水宝地是前提条件，建造宝塔以震慑邪恶的力量；然后便可以看见城墙建立；最后一步则是城墙之内住户居民的迁入”。当然，宁波的城市发展史受多种复杂的因素影响，断不会如慕雅德推测的那般简单，但慕雅德对宁波历史的热爱清晰可见。

他还对宁波传统故事和传说感兴趣，如他记载了宁波桃花渡的由来，“古时候有蛟龙出没，每年必食童男童女各一人方才作罢，否则兴风作浪，民不聊生。后来，有一位叫黄晟的勇士来到此地，为保一方平安，拿起长剑跳入湖中与蛟龙搏斗，最终和蛟龙同归于尽！此后湖水变成了灿烂美丽的桃红色。村民们为了纪念黄晟，便将此称为‘桃花渡”。慕雅德高度评价了无谓艰险的勇士精神，也借此增加自己在华生活的信心。

此外他还对中国风水有过了解，即“风水就像是风，来无影去无踪；亦像水，摸不着抓不住”。同时试图将基督教义与风水理论相结合，为此他提出了三个契合点：第一，上帝决定着世界的命运；第二，上帝和这个地球共同影响着全人类，他试图利用人类的力量继续维护他神圣在上的地位；第三，已逝者美好的祝愿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者的好运。虽然这三点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慕雅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结语

1865年春，慕雅德接受慕稼谷的邀请，离开宁波赴杭州协助其处理圣公会事务。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这片土地。但是来华初期所产生的“宁波情节”以及三年多坎坷漫长的“宁波生活”，使这匹“西来的人马”形成了“和谐开放、朴实友好”的“宁波印象”，也是近代西人“宁波印象”的典型代表，不仅对研究当时宁波的历史风貌大有裨益，而且为后来的来华西人搭建了了解中国风土文化的重要平台。宁波印象也成为他日后传教生涯的重要精神力量，激励着他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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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