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2016年元旦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新年庆典，而是雾霾不仅袭击中东部地区，而且开始叩击西部大门。

以四川雅安为例，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与西南山区的过渡带，曾是陆路进藏的“咽喉”，多年以来一直以 “生态雅安”著称。前些年，这里还真有些“生态味”。以空气质量为例，雅安前些年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2009年～2011年，雅安一级空气的比例在64.9%～81.9%之间，超二级空气仅有1、2天/年。2013年1～6月，雅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38，在全省21个市州中排名第3位，仅比马尔康和康定高0.13。

令人想不到的是，2015年底开始的所谓“跨年雾霾”，让“生态雅安”的牛皮迅速吹破。2015年12月31日18点，笔者手机截屏图显示，雅安空气重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均值为246，在全国有监测数据的426个城市排名中，位列406位。当晚20时前后，AQI均值一度达到310。

其实，这几年不仅是空气质量沦落，雅安的水质基本上也是同步沦落。青衣江雅安城区河段（雅安主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2009年全年平均值为Ⅱ类水质，2010～2012年下降为Ⅲ类（个别月份有Ⅱ类水质）。2013年以后，该河段全年水质均为Ⅲ类。地方官员都知道，现在的Ⅲ类水（实际是Ⅳ类水）不能饮用，所以，前两年，因为青衣江水沦落为Ⅲ类（Ⅳ类）水质不能饮用，当地便计划改用青衣江一级支流周公河为城区居民生活饮用水源。可是，该饮用水工程还没完工，地方当局“突然”发现，周公河水其实也早已沦落为Ⅲ类（Ⅳ类）水质。令官方意外的是，周公河不是被工业污染，而是由于那些富含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和各种洗涤剂的漫山遍野的面源污染所致。于是，当地只好另找饮用水源。

像这样生态城市环境恶化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我国的环境恶化在加速。

从表面上看，环境迅速恶化，其实迅速是表象，由量变到质变才是本质，才是真相。那么，我国环境恶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4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总量巨大，且肆意挥霍资源，恣意破坏环境，这必然招致大自然的疯狂“报复”。

笔者在《人口困局》曾论述过国人与大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厮杀”：“其中既有人们向荒山森林要地、向草地沙漠要粮的壮举，也有大自然疯狂报复，掠地毁田的凶狠。人进林退，人进草退，人进水退，人进湖退，人进海退；与此同时，水进人退，风进人退，沙进人退；而更加凶狠惨烈的是，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像失血一样大量流失土壤，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层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薄，人们对此几乎完全无可奈何。”

2014年初，“网易数读”利用“谷歌”一款名为“全球森林监察”（简称GFW）交互地图网站提供的森林资源数据，做了一期名为“全球森林实况图：绿色中国有多‘绿”的专题。

根据GFW的统计，2001～2012年间，中国森林损耗面积位列全球第六，其间共失去约611.3万公顷的林地。201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森林覆盖率大约高出GFW统计值的27%。（摘自网易数读《全球森林实况图：绿色中国有多“绿”》）

再看日本，那是一块几乎被深绿色填满的土地。多年以来，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木材及其制品，自己国内一颗树不砍。与此相反，“森林穷国”却非理智地大肆出口木材及其制品。

本来，中国人的梦想应该是“人减少、树增加”，现在相反，人越来越多，而生态意义上的树却越来越少。请别提醒我说还有经济林木和果树，因为，从生态角度看，经济林木和果树，甚至还可以推至相当一部分人工林，它们都不是树，而是农作物和农产品。将其称为树并计入森林覆盖率是自欺欺人，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发挥生态之树的功能。

由于14亿中国人需要太多的土地去养活、去生存，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发财致富”，甚至不择手段，这令中国的资源环境早已招架不住，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只是资源环境被“掏空”这一事实的冰山一角。更要命的是水资源的污染和枯竭，更关系到民族的生存。

第二，在人口总量巨大的国度，长期、全面推行粗放式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广大国土、遍布城乡的海（水）陆空立体污染。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令所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都争先恐后地在自己地盘大力发展粗放式经济。越是落后地区，越敢于将高耗能、高污染、高物耗企业（简称“三高企业”）引进来，甚至藏起来（比如藏在偏远山沟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决策层，让人们失去了遭遇“大规模环境危机”的紧迫感。而事实上，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粗放经济高增长，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和“战略回旋余地”，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局面。所以， 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事实上已经落空——我国目前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正在失去控制。（拉闸停电、临时停工停产、约谈主政官员只能算是“游戏”，谈不上“控制”。）

有经济学家完全无视上述严重局面，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年增长率”，他的基本理由是，其它一些国家在我国现阶段及其水平上曾经按这个增长率发展了20年左右。出于同样的思维模式和推理逻辑，他对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也比较乐观，因为他看到，发达国家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并且都很成功。他甚至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制造业比重大的阶段，也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阶段。若放慢经济增长脚步，只能使这个发展阶段拖得更长，环境污染更严重。

笔者左看右想，总觉得他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其理论虽然“光亮、完美”，但却脱离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这个最大最基本国情的实际。尽管大经济学家应该与“生搬硬套”不沾边，但是很遗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今天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这样的思维模式很可怕，因为，历史已经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足够时间，让我们可以犯错再改正。老天爷眷顾中华民族，曾一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但如今，他老人家也没法再给我们留下“交学费”的时间了。

第三，贪官污吏贪欲无限，恣意妄为，使中国环境形势雪上加霜。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贪官污吏最喜欢经济增长，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大力招商引资，意味着可以从招商引资中分享红利，这包括能放到桌面上的招商引资奖励（好几个百分点），私下收受或索取的贿赂，甚至还有几个百分点的企业干股。

第四，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仍然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按理说（即按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要继续维持高增长，以免增加经济和环境危机的风险，而是要全面改革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抑制环境恶化最为有效的手段。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笔者曾为受训官员分析过，如果“60条”中有1/3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实施范围中有1/3能够真正改革到位，那么，中国社会将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会超过当初的改革开放。

然而，实质性的改革、转型何其之难啊！这其实早已在笔者的预料之中。

写作至此，恰巧读到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他在谈到贯彻《决定》存在4大阻力时说，“因为（早先）改革得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30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苏联式意识形态障碍依然存在，它的“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粗放式增长模式很难有实质性推进，而粗放式增长在地方经济中还是主流，并且仍在继续。

吴敬琏证实，“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

尽管宏观不振已经反映了粗放式增长“气数已尽”的现实，但在微观层面，它却像“臭豆腐”一样仍然被人津津乐道。显然，这里的本质还是利益关系。粗略分析，粗放式增长（除开继续重复建设“摊大饼”不说，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就是引进“三高企业”）的受益者有四，一是贪官，二是企业老板，三是地方财政，四是就业人口。贪官的“红利”和外地企业老板（多半是东部三高企业改头换面“混”过来）的利润显然与当地老百姓无关；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受益人也主要是财政供养人口，这与当地非财政供养的普通老百姓基本无关。所以，就这三部分来说，普通老百姓难以受益。

就业人口问题最容易混淆视听，所以需要单独讨论。三高企业能够吸收当地少数劳动力就业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当地就业受益人数与高污染受害人群完全不成比例（悬殊太大）。在数量非常有限的就业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失去土地的村民，这些村民的土地要不直接被企业占用，要不就是因企业污染而无法耕种。对于这部分村民来说，他们因为三高企业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虽有一份微薄收入，但是很无奈，因为，近距离的高污染将伴随他们终身，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对于另外一部分就业者来说，虽然没有失去土地的不幸，但每天承受高污染，而且，水、空气、土地、食物都遭受污染，这实际上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

（作者为雅安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