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盼盼 李曉明

(蘭州大學)

2015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殷盼盼 李曉明

(蘭州大學)

本年度中國大陸吐魯番學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出版專著及相關論文集22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192篇。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民族與宗教、語言與文字、文獻與古籍、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醫學、書評與學術動態等諸多内容，現分類概述如下。

一、 政治法律

本年度政治法律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以下首先按照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唐以後四個時期對政治制度方面的成果進行介紹。

兩漢時期的相關成果體現在兩漢政府對西域的經營方面，主要有： 謝紹鷁《漢代西北邊郡代管邊外事務試析》(《西域研究》2期)指出西漢時敦煌就曾參與車師、龜兹、于闐等西域邊外事物的管理。東漢時敦煌參與和代管西域邊外事務的程度更高，酒泉郡、涼州刺史、西河郡、武威郡也都參與邊外事務的管理。漢代西北邊郡參與西域邊外事務管理是特定地理、政治環境下的産物。孟遼闊《西漢中期西域都護府的設立及其重要意義》(《寧夏大學學報》6期)以西漢中期打擊匈奴、南羌，設立河西四郡、戊己校尉，及諸多經營西域的措施爲例，説明西域都護府的設置不僅有力地打擊了匈奴和南羌，而且擴展了漢代疆域，將西域納入了漢代版圖。同時西域都護的設立也對維持絲路暢通具有重要意義。申超《漢代西域長史略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認爲西域長史是在西域都護所需處理事務逐漸增多的背景下産生的，是西域都護的屬官。東漢時期，西域長史的駐地先後位於疏勒、伊吾、柳中、于闐等地。西域長史與龜兹、月氏、車師的戰事説明其具有獨立處理軍務的職權，此外還有屯駐權和招撫權。西域長史的獨立性逐漸增强，級别趨於降低，最終代行西域都護職權。朱紹侯《兩漢對匈奴西域西羌戰爭戰略研究》(《史學月刊》5期)論述了兩漢對匈奴、西域、西羌的戰爭經過，總結其成功經驗與不足之處，並就兩漢對匈奴、西域、西羌的戰爭戰略進行比較，總結其異同與優劣之處。劉國防《政策因素對兩漢西域經略的影響——以龜兹爲例》(《西域研究》3期)指出西漢對西域諸國進行積極經營，在此背景下龜兹與漢朝關係較好。東漢對西域的經營較爲消極，没有明確目標，且時斷時續，呈“三絶三通”狀。東漢在西域屯田的規模也不及西漢，東漢在西域建立的統治並不鞏固，因此龜兹經常與東漢王朝作對。翟麥玲《兩漢西北邊疆移民政策比較研究》(《南都學壇》4期)分述西漢、東漢西北移民的主要措施，對比其異同。文章認爲西漢的西北邊疆移民比東漢更積極，東漢在强制進行西北移民的同時更加注意女性的移民。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趙紅梅《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管理模式演變研究——以魏晉時期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事爲中心》(《學習與探索》8期)探析兩漢魏晉時期西域管理機構由西域都護府、西域長史府到西域都護營、戊己校尉、高昌郡的轉變歷程。文章指出魏晉時期戊己校尉成爲統領西域的最高長官，通常由涼州刺史兼領，其職責從屯田逐漸擴大到其他軍政事務。魏俊傑《十六國時期的準政區考論》(《歷史地理》31輯)對十六國時期各政權的都督區、地方護軍、鎮戍、都尉的設置情況進行了詳細梳理，並對其類型和設置意圖進行了探討。石坤《淺談高昌王國的客館制度》(《文教資料》26期)認爲高昌國客館有寺院客館、政府客館、民間客館三類。高昌政府派有專人以承役的形式供奉客使。文章指出研究高昌國的客館有助於中原客館制度的研究，同時我們能通過高昌客館供奉客人的禮遇程度看出高昌國對他國的影響。

隋唐時期的成果主要有： 王巧玲《漢唐時期新疆的漢族人口》(《中共伊犁州委黨校學報》1期)指出兩漢時期進入西域的漢人從身份上講主要包括： 漢使、漢軍、和親人員、屯田士卒及其家屬、官吏，可能還有商人、逃匿犯人及手工業者。唐代漢人主要集中在庭州、伊州、西州及安西四鎮，身份主要是官吏、屯田人員及教職人員。曹李海《隋唐時期西域治理人物、事件、關係以及軍事制度回應的梳理》(《蘭州大學學報》1期)梳理了隋唐時期西域治理中的關鍵人物及其主要事蹟，隋唐兩朝爲治理西域與吐谷渾、吐蕃、突厥、高昌、焉耆、龜兹、大食等的和戰史實，以及此時期建立羈縻府州、都督(護)府、軍鎮屯戍制度的相關情況。龔靜《高昌平滅後的麴氏王姓——從麴建泰墓誌説起》(《社會科學戰線》5期)考證《麴建泰墓誌》的誌主麴建泰爲高昌王麴文泰之弟，以墓誌爲中心探討了麴建泰的生平。作者認爲唐平高昌後，一部分高昌王室被内徙中原，也有一部分繼續生活在高昌。李大龍《安西都護府第一次晉升爲大都護府時間考》(《陝西學前師範學院學報》4期)認爲麟德元年(664)以後安西都護府纔晉升爲安西大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從西州遷往龜兹後，並没有立即升爲大都護府，麴智湛和高賢均爲都護，裴行儉纔是第一任安西大都護。程喜霖《略論唐朝治理西域的戰略思想與民族政策》(《西域研究》4期)認爲“胡漢一家，厚德載物，漢胡合治”是唐朝西域經營的主要戰略思想。唐朝的民族政策包括： 建立伊、西、庭直屬州；在安西都護、北庭都護和伊西節度使的總領下，設立城傍胡人部落和羈縻州府；對城傍部落和羈縻州府實行輕税政策；軍事上實行“城傍子弟兵制”，充分發揮城傍子弟兵及蕃將捍衛邊防的作用；文化上兼容並蓄，以華夏文化爲主導，多種胡族文化共同發展。劉子凡《法藏敦煌P.2754文書爲西州都督府長史袁公瑜判集考》(《敦煌研究》5期)認爲P.2754《安西判集》抄自西州都督府長史袁公瑜所寫的西州都督府判集。袁公瑜在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因支持高宗而得到提拔，官至西臺舍人、司刑少常伯，後受李義府案牽連，外貶代州長史，於麟德元年(664)十一月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後歷任庭州刺史、安西副都護等職。安西都護府遷往龜兹後，與西州都督府不具統屬關係。任克良《唐代西域漢人與當地民族的融合》(《新疆地方志》1期)論述了唐代的西域經營政策，以及漢唐以來大量漢人遷居高昌等西域地區的背景下，西遷漢人與西域胡人的相互融合問題。王義康《唐代中央派員出任蕃州官員吏員考》(《史學集刊》6期)利用墓誌及吐魯番文書等資料論證認爲，唐中央派任蕃州的官員有品官與流外官兩類。部分蕃州的都督、刺史甚至縣令由中朝官員出任。在以本部落設置的羈縻州和在内遷經制州設置的羈縻州府中，中朝官員出任的佐官包括府州的長史、司馬、録事參軍和羈縻縣的令、丞。蕃州任用中朝流外吏員因蕃州是否有固定治所而體現出不同的任用程度。

唐以後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張文德《明代天方國使臣來華考——兼議明人對天方國的認識》(《西域研究》4期)梳理了明宣德八年(1433)至萬曆四十六年(1618)西域天方國朝貢的歷史，指出嘉靖年間天方國多與吐魯番、撒馬爾罕、哈密等使一起朝貢。因明朝需要天方國所貢的馬和玉石，故與其長期往來。明人主要通過《大明一統志》和費信《星槎勝覽》等認識天方國，馬歡所著《瀛涯勝覽》流傳不廣，故除“克爾白”確定外，關於天方國的其他認識混亂模糊。陳光文、鄭炳林《莫高窟、榆林窟明代遊人題記研究》(《蘭州大學學報》5期)補充完善了一些前人遺漏的莫高窟、榆林窟遊人題記。作者以遊人題記爲線索，揭示了明朝經略河西，設立關西七衛的歷史，以及在吐魯番東侵的威脅下，吐魯番、沙州衛、哈密衛、明朝之間的複雜關係。論文指出面對吐魯番的屢次東侵，明廷多以震懾、防禦和安撫爲主。嘉靖三年(1623)吐魯番寇略肅州、甘州等地，嘉峪關關閉，之後沙州廢棄，但仍有巡禮莫高窟、榆林窟的明人。王啓明《晚清吐魯番協理台吉》(《新疆大學學報》1期)考知幫辦台吉與圖薩拉克齊均指協理台吉，《新疆圖誌》中將兩者並列的記載有誤。協理台吉的主要職責是協助吐魯番郡王處理各種事務。吐魯番克復初期，吐魯番郡王未歸的情況下，台吉邁引和哎不拉曾代行郡王，並處理軍務。劉國俊《楊增新對新疆行政區劃的調整及其意義》(《西域研究》3期)指出楊增新對新疆行政區劃的調整措施包括： 實行省—道—縣三級制，增設塔城道、阿山道、和闐道、焉耆道；出於加强對邊遠地區的管理、開發，鞏固邊防，維護交通或軍事行動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增設了12個縣、11個縣佐。調整後的行政區劃對加强基層控制，提高行政效率，保持南北疆行政區劃均衡發展，完善新疆行政區劃的空間佈局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法律方面的相關成果有： 孟彦弘《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運用張家山漢簡、長沙走馬樓吴簡、敦煌吐魯番文書、天聖令，結合傳世典籍，討論了漢唐時期法典體系的演變、驛傳與運輸制度、土地及賦役制度、古書書寫格式、明鈔本《天聖令》的整理、《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的整理及《全唐文補編》等相關問題。王啓濤《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杖刑考辨》(《成都工業學院學報》3期)討論了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重杖、痛杖、荆杖、大杖、生杖、棒脊幾種刑罰形式。肖海英《隋唐五代時期繼承訴訟慣例探析——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研究視角》(《新西部》17期)指出分家書由分産對象、分家事由和證人幾部分組成。按慣例，贍養老者，並爲其處理後事的非親人員亦可繼承財産。此文還對僧尼、女子、户絶家庭的財産繼承方式進行了探討。李進、張異《論清末吐魯番刑事訴訟過程與維吾爾族的刑事法律認同》(《蘭臺世界》33期)認爲在新疆建省後，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民衆對於從中原移植來的刑事法律體系具有很高的認同度，主要通過對司法機關的認知、在訴訟過程中的表現及訴訟完成後的心理體驗表現出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民衆接受了新的刑事司法淵源、刑事法律内容和刑事司法權威。

二、 經 濟

2015年經濟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絲路貿易、農業、户籍與賦役制度和契約文書幾方面。

絲路貿易方面的成果有： [美] 芮樂偉·韓森著，張湛譯《絲綢之路新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以樓蘭、龜兹、高昌、撒馬爾干、長安、敦煌藏經洞、于闐等絲路沿線的考古出土材料爲主，力圖構建和描繪絲綢之路的真實面貌。作者認爲没有單一且連貫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實質是中西方之間的一連串貿易市場，撒馬爾干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對象。絲綢之路民間的貿易規模較小，沿線居民仍以農業爲主。唐朝的西北駐軍是絲路貿易的主要支撑。絲綢之路對於紙的西傳及中西宗教、藝術、語言、技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楊蕤《回鶻時代： 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分析了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民族分佈格局。作者選取宋、遼、西夏與西域地區陸上絲路貿易的線路、方式和主體爲主要研究内容進行分析，指出10—13世紀回鶻人取代了粟特人主導西北地區及絲路東段陸上絲路貿易的地位，回鶻人在中原及塞北的廣泛區域内積極活動，不僅促進了絲路貿易的繁榮，而且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陶德臣《“一帶一路”： 中國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農業考古》5期)論述了中國歷史上茶葉通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走向世界的過程。文章分析茶葉向世界各地傳播的生産、市場、交通、政治等影響因素，認爲吐魯番、和田等絲路的重要據點對茶傳向中亞、西亞具有重要意義。

農業方面的成果有： 王欣《魏晉西域屯田的特點》(《中國邊疆史地研究》4期)認爲魏晉西域屯田範圍較兩漢明顯縮小，中心東移，形成以樓蘭和高昌爲中心的屯田。與此同時，以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爲代表的屯官系統更加完備，高昌郡的設立使屯官系統更加健全，出現兵屯、民屯和犯屯等屯田。屯田人員土著化，河西移民和西域胡人是屯田人員的重要構成，河西在西域屯田中的地位顯著提升。樓蘭和高昌兩大屯田區逐漸一體化，隨著樓蘭屯區的衰落，高昌的地位日益重要，爲高昌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蘇金花《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古代西部緑洲農業的灌溉特點——基於唐代沙州和西州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6期)對比沙州和西州地理、水源、灌渠系統和灌溉管理的特點，指出西州地勢北低南高，灌溉水源以河流爲主，山澗泉流次之，湖泊、水澤、潢水、壕塹再次之。高昌城的一些水渠既可環流高昌城，又可跨縣灌溉。西州的水利由西州都督府總管，都督府參軍處理諸縣有關灌溉的牒文，設有知水官、水子、知水人、渠長、堰頭，並遵循先下後上，依農時定灌溉時間和次數，按田量和作物種類供水的原則。小型的灌溉設施維護與管理遵循“以水定地”、“以地定役”原則，大型的修築和維護則需“任縣申州，差夫相助”。

户籍與賦役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劉晉文《魏晉時期户籍制度探析》(《上饒師範學院學報》1期)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對魏晉時期登記户籍的材質，户籍製作程序和户籍登記内容進行了簡單介紹。張榮强《再談〈前秦建元二十年籍〉録文問題》(《史學史研究》3期)考訂《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原録文第11行“次丁男三”到第14行“凡口九”之間只有一行空字，推測内容爲“小女二”。 張榮强《從“歲盡增年”到“歲初增年”——中國中古官方計齡方式的演變》(《歷史研究》2期)指出中國古代計齡方式存在官方與民間之别。至遲從漢武帝時起，民間便以農曆春節爲年齡增長的節點。官方的計齡方式則與户籍制度掛鈎，以官府造籍的時間爲增長節點。根據秦漢隋唐的造籍制度可知，秦漢時期官方的年齡增長當以八月爲節點，官方年齡較民間年齡“慢一拍”，隨著造籍制度的變化，隋唐時期官方與民間終於均以歲初爲年齡增長節點。黄樓《闞氏高昌雜差科帳研究——吐魯番洋海一號墓所出〈闞氏高昌永康年間供物、差役帳〉的再考察》(《敦煌學輯刊》2期)認爲《闞氏高昌永康年間供物、差役帳》是永康十年(475)閏三月焉耆王在前往柔然，經過高昌時，闞氏高昌進行傳供招待時所用供物和雜差科的總賬。文章指出闞氏高昌的雜差科有繳納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實物和燒炭、取楨、作瓨等力役兩種，這種制度在麴氏高昌時期仍有延續。闞氏高昌很大一部分的雜税和差役被用於招待各國客使，民衆負擔沉重。陳習剛《吐魯番所出〈高昌張武順等葡萄畝數及租酒帳〉再探討》(《吐魯番學研究》1期)重新校録《高昌張武順等葡萄畝數及租酒帳》，辨析“無租、租了、得酒、有酒、儲酒、無桃”及“姓”的含義，指出“姓”爲容器“甕”的假借字，此文書是“針對租酒輸納不足葡萄園主酒情況的調查與收購”的租酒帳。趙貞《唐前期“中男”承擔差役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西域研究》1期)指出唐前期中男要承擔夫役、征行、村正、曲長、侍丁、執衣、門夫、烽子、郡史、渠頭、斗門、堰夫、渡子、守橋丁等差役。具體差配情況與中男的家庭背景有關，五品以上的勛官以及翊衛、隊副中男之子不承擔色役差科，中男在承擔差役時享有“終服”之制。16歲以上有專門技藝的中男還可能被選在太常寺司儀署和岳瀆齋及太史局中充役。張新國《唐前期的女户及相關問題——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指出唐前期西州把作爲户主的中女、丁女、丁寡統稱爲“户主大女”，敦煌地區則無特殊稱呼；唐前期女户家庭除“賤口”和漏籍的“幼男”、“小男”外，均爲女性；女户家庭的受田數額較少，經濟條件較差，多爲“下下户”，且均爲不課户；女户的存在與唐代的某些戰事相關，一定程度上反映戰爭傷亡情況。敦煌吐魯番文書關於女户的記載能補充唐《田令》的不足。彭麗華《唐代丁匠的徵發與上役管理——以〈賦役令〉爲中心》(《史學月刊》4期)認爲唐代法律中的“丁匠”指“承擔普通力役的丁與已成丁並擁有專門技藝的匠”，並進一步利用《天聖令》及敦煌吐魯番文書考察了丁匠的徵發程序和日常管理諸問題。黄樓《唐代的更簿與直簿——以吐魯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縣更簿〉爲中心》(《吐魯番學研究》1期)對《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縣更簿》進行重新復原綴合，指出原被斷定爲一件的文書2004TAM398： 7實爲兩件，並將其分别編爲2004TAM398： 7-1(a)、2004TAM398： 7-2(b)。2004TAM395： 4-5號文書應綴於2004TAM395： 1-2號後，2004TAM395： 5號可能爲二月十七日更簿的内容。更簿爲唐永徽、顯慶年間文書，其實質是造籍期間爲分配里正宿直的更次安排，是“完整的上行官文書”。里正在造籍時到縣衙上直是其本職的延伸。趙璐璐《里正職掌與唐宋間差科徵發程序的變化——兼論〈天聖令·賦役令〉宋令第9條的復原》(《史學月刊》10期)指出李錦繡在唐令第30條復原時的做法有待商榷。唐前期里正在差役徵發時挑選丁夫，弊端較多。大中九年(855)唐調整了差役徵發方式，宋代“五等丁産簿”和按户等徵差科制度完善後，里正挑選丁夫的權利逐漸喪失。差科徵發制度的調整引起了差科徵發程序、文書簿籍制度的變化，反映了唐宋間對基層控制的加强和基層政權運行機制的轉型。

契約文書相關的研究成果有： 阿風《中國歷史上的“契約”》(《安徽史學》4期)把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文書置於整個中國歷史契約發展的長時段以及國内出土的契約文書的大範圍中進行考察，以重要的研究成果詮釋出土契約文書的重要價值。文章還分析了中國古代契約在形制和語言上的變化。龔戰梅、崔匡洲《〈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中所見土地契約的形式和特點》(《蘭臺世界》28期)介紹了《清代檔案選輯》所見晚清新疆沙俄侵略、阿古柏叛亂後吐魯番地區關於租賣、退賣和續賣的三種契約。

三、 歷史地理

本年度歷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於吐魯番地名的研究和絲路交通的研究方面。

對吐魯番地名進行的研究有： 陳國燦《吐魯番地名的開創期——吐魯番地名研究之二》(《吐魯番學研究》2期)指出車師王國時吐魯番有交河城、石城、兜訾城、萬度、其養、乾養、柳婆、摩訶演、阿虎、喙進等地名，無羅、葡萄谷、山帝、零中亦可能出現在此時期。戊己校尉時期出現的漢語地名有高昌、柳中、高寧、横截、白艻諸壁。高昌郡時期有高昌、田地、横截、高寧、白艻五縣。大涼時期有高昌郡轄高昌、横截、高寧、威神四縣，田地郡轄田地、白艻、酒泉三縣，交河郡轄交河、鹽城二縣。陳國燦《對高昌國諸城“丁輸木薪額”文書的研究——兼論高昌國早期的諸城分佈》(《吐魯番學研究》1期)對阿斯塔那48號墓出土“丁輸木薪額”文書的内容進行復原，判定其時間在章和(531—548)初期或更早。文書顯示在章和初期高昌曾施行“一都一郡十二縣”的行政建置，章和十一年後逐漸擴大，過渡到“一都三郡十五縣”的建制。作者考訂了諸縣城的佈局，認爲十二縣分佈於吐魯番的各緑洲中心，丁輸額的不同折射出各縣居民規模的不同。夏國强《〈經火山〉與“蒲昌館”》(《中華文史論叢》2期)認爲“長行坊馬料帳”中的館驛以各縣爲中心，在各路線上按遠近順序排列。岑參詩“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中“火山”即今火焰山，“蒲昌”指“蒲昌館”，在今鄯善縣薩奴吐爾附近，“火山突兀赤亭口”中“赤亭口”係“赤亭道口”。李樹輝《吐魯番地名新探》(《語言與翻譯》2期)否定了“吐魯番”爲維語“turpan”音譯的觀點，指出turpan的漢譯“秃爾班”最早見於《通制條格》卷4《户令·女多溺死》中。《西域行程記》、《西域藩國志》所記“吐爾番”，指唐代安樂城，明《殊域周咨録》中記爲“吐魯蕃”，其所指地域範圍已包含交河在内，後發展成吐魯番盆地全境的名稱。Turpan由突厥語動詞tur-和源於“嚈噠語的副動詞/行動詞構詞成分-pan構成”。

有關絲路交通的研究有： 張碩勛、王曉紅、韓岩《作爲媒介的驛道： 古代長安通西域的驛道考》(《長安大學學報》1期)考察了中國古代從長安向西域的驛道設置及驛站分佈情況，指出中國古代驛道和驛站對促進中國多民族發展和中西交流發揮著重要作用。李書吉、錢龍《漢唐間的伊吾及伊吾路》(《山西大學學報》5期)指出烏孫和月氏均曾活動於伊吾地區，匈奴在此地區的活動更爲複雜，漢代奪取伊吾，設立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對伊吾的發展至關重要。同時漢唐間，匈奴、柔然、北魏、三涼、突厥、隋、唐等政權曾在西域地區展開激烈角逐，伊吾路在諸政權的爭奪中作用極爲重要。另外從中原通西域道路的角度來講，伊吾路也是一個重要樞紐。李樹輝《絲綢之路“新北道”的開通與興盛》(《石河子大學學報》3期)考證認爲“新北道”開通於西漢元始年間，是溝通車師後國與敦煌間較爲安全的路線，經北朝隋唐發展成一條貫穿中原與天山北麓、中亞、西亞的重要通道，達到最盛期，此路到明清時期仍然沿用，進而指出前輩學者認爲烏拉泊古城是“唐輪臺”的説法不成立。

另有李宗俊《唐前期西北軍事地理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分朔方節度、河西節度、隴右節度、北庭節度、安西四鎮五章討論唐前期西北軍事地理方面的諸多問題。其中涉及西域交通、軍鎮建置、隋唐王朝的西域經營等諸多問題，很好地利用了敦煌吐魯番文書，是唐代西域研究的重要成果。盛景艷《〈新唐書·地理志〉標點勘誤兩則》(《智富時代》11期)一文，認爲中華書局點校本《新唐書·地理志》隴右道西州交河郡土貢“葡萄五物酒漿煎皺乾”應斷爲“葡萄五物： 酒、漿、煎、皺、乾”；同書河東道下太原府太原郡土貢條“葡萄酒及煎玉粉屑”應斷爲“葡萄酒及煎，玉粉屑”。

四、 社會文化

社會與文化方面的研究涵蓋内容較爲豐富，主要可分中西文化交流、體育活動等，相關成果如下。

中西文化交流方面：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分“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互動”、“漢文化的西漸”、“外來物質文明的貢獻”、“三夷教的流傳”五編，收録了氏著已刊的多篇論文，其中多篇爲吐魯番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李剛、崔峰《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陝西人民出版)運用傳世典籍、出土文書、出土文物等資料，論述了先秦到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諸多面向。鄭君雷《西漢邊遠地區漢文化結構中的西域》(《北方民族考古》2輯)認爲西漢的西域考古學文化没有形成一個整體的漢文化板塊和地方類型，並從政治環境、社會環境角度分析其原因。文章指出漢代西域漢文化應該置於“‘環套鏈接結構’的中原地區與波及地區”的交界處。王聰延《漢代西域屯墾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兵團黨校學報》4期)簡述了漢代的西域屯墾所帶去的冶鐵技術、農田灌溉技術、禮儀制度、文字等漢文化因素對西域地區社會生産、日常生活方式、語言文字、禮儀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劉德波《古代中國與印度的樂舞文化交流》(《音樂傳播》1期)論述古代中國與印度的音樂交流，認爲高昌樂也有可能受到了印度樂的影響。董永强《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經〉習俗考論》(《西北大學學報》2期)指出吐魯番地區高昌國及唐西州時期民衆有陪葬《孝經》的習俗。出土衣物疏中所列《孝經》並非虚記，而是將墓主生前所用之物隨葬。這種習俗來源於漢魏以來中原地區陪葬《孝經》的習俗。漢武帝以來，歷代統治者極爲推崇《孝經》，將其用於學習教材，並以法令的形式確保孝道精神的實施。在唐西州，相關法令制度亦得以實行，是吐魯番地區隨葬《孝經》的根源。

有關古代體育的研究有： 于力《古代西域民族體育項目類型淺析》(《塔里木大學學報》1期)對史書、岩畫、壁畫、出土文物等多種資料所見西域民族的各類體育活動進行了歸類，將其分爲狩獵、跑跳、投擲、武術、角力、命中、騎術、球類、棋牌、舞戲等類别。叢振《古代雙陸遊戲小考——兼論敦煌、吐魯番的雙陸遊戲》(《吐魯番學研究》2期)在已有雙陸遊戲起源的本土、外來説及外來但經中國改造三種説法的基礎上，認爲持外來説的部分學者將雙陸和長行、握槊、波羅塞戲等同似有不妥，但雙陸爲外來之物無疑，並探討了雙陸遊戲的規則。文章進一步指出，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雙陸局、阿斯塔那38號墓壁畫、敦煌文獻對雙陸遊戲的記載是研究雙陸遊戲的重要資料。

另有其他幾篇文章關注點不同，但都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它們是： 張金傑《吐魯番出土磚誌中的女性磚誌研究——以〈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爲中心》(《綏化學院學報》6期)總結出吐魯番女性磚誌的文體形式有墓表、墓記、墓誌、墓誌銘四種，並分别探討其書寫格式。文章還對女性磚誌中女子社會地位、姓氏的記述，及一磚書兩表、丈夫和衆多妻妾的墓表，母親磚誌書寫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劉子凡《唐代書信緘封考——以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出土書信文書爲中心》(《文獻》5期)以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出土書信文書爲主，結合庫車、吐魯番、敦煌出土的書信文書和書儀文書，並利用傳世典籍，充分探討了唐代書信緘封的直封、斜封、折封三種方式的具體操作程式，在此基礎上討論了這幾種書信緘封方式的使用場合。趙毅《清末吐魯番養濟院》(《清史研究》1期)認爲光緒三年(1877)八月至光緒六年(1880)六月期間，吐魯番已經設立養濟院，但因戰亂未上報清政府，光緒八年(1882)十二月纔得到清政府認可，其經費、土地、房屋、口糧等均由官府撥給。吐魯番養濟院的救濟人數最初没有定額，光緒十三年(1887)後定爲74口。救濟方法爲供給居所和口糧，救濟期間死亡者，發給喪葬費。游自勇《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與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指出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以民衆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實用性文本爲主，雖經專業人士的“文本化”再造，但仍是研究古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資料。爲此可從“長時段觀察，打通與簡帛術數文獻的樊籬”，將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綜合考察，更多地“關注‘人’的歷史”幾方面加强研究。

五、 民族與宗教

本年度民族與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豐富，出版的專著與論文集有： 楊富學《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續編》(甘肅教育出版社)收録楊富學關於西域、敦煌宗教的多篇論文。内容以敦煌地區的宗教文化爲主，囊括霞浦與敦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對比研究、高昌回鶻摩尼教寺院莊園化、鄯善國出家人的居家生活、鄯善國佛教戒律等西域敦煌佛教、摩尼教、薩滿教、道教等諸多問題的研究。王紅梅、楊富學《元代畏兀兒歷史文化與文獻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是關於元代畏兀兒歷史文化及歷史文獻研究的專著，内容涵蓋元代畏兀兒概念界定；喀什、高昌、内遷畏兀兒三個畏兀兒文化中心區研究；畏兀兒漢傳、藏傳佛教；畏兀兒的儒學；元代高昌回鶻的語言；莫高窟464窟回鶻文榜題等諸多問題的研究。

關於回鶻的研究，布阿衣夏木·阿吉《喀喇汗王朝與高昌回鶻汗國的政治關係探析》(《哈爾濱學院學報》12期)論述了薩圖克·布格拉汗、穆薩·阿斯蘭汗、哈散·布格拉汗、艾赫邁德·托干汗在位期間，對于闐、薩曼王朝、高昌回鶻的征戰情況。論文指出雖然他們對于闐和薩曼王朝的征戰較爲順利，但對高昌回鶻的征戰卻屢屢受挫，喀喇汗王朝並未使高昌回鶻整體伊斯蘭化。楊富學《回鶻社會文化發展逆演進現象考析》(《暨南學報》4期)認爲回鶻西遷後，以較低文明將文明程度較高的漢人、吐火羅人、粟特人、于闐人同化的現象是文化發展的逆演進。出現此現象的原因是回鶻在西遷前後，其經濟以遊牧爲主，但定居農業也發展充分，建有城市，並且進行商業活動。因此西遷後很容易接受和利用西域緑洲文明的地理物産條件和文化，並有所發展。閆國疆、郝新鴻《多元共生、動態交融——回鶻西遷後的西域文明與居民身份變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6期)簡要敍述了回鶻西遷、喀喇汗王朝建立及伊斯蘭教擴張的歷史。文章論述了9—13世紀在回鶻西遷、喀喇汗王朝建立和伊斯蘭擴張的背景下，西域地區居民社會生産方式、社會習性、科學技術、醫學、文字等方面的發展變化，以及此時期多種文明、多種宗教共存，相互影響與促進的情況。熱依汗·卡德爾《歷史書寫、家族記憶與認同建構》(《新疆師範大學學報》3期)敍述了江蘇溧陽沙漲村發現《元嘉儀大夫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通儀大夫户部尚書輕車都尉守忠全節功臣高昌忠愍公墓誌銘》後，相關學者利用其研究高昌回鶻暾慾谷後代由漠北草原遷往西域高昌，後改姓偰氏，流散到江南及韓國的歷程。

另有謝貴安《懷柔遠人： 國史〈明實録〉對西域“回回”記載的價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期)梳理了《明實録》中關於廣義的西域回回和包括吐魯番回回和火州回回在内的狹義的西域“回回”入貢的記載，並指出《明實録》還大量記載了許多以撒馬爾罕回回和吐魯番回回爲代表的西域回回内附的情況，認爲《明實録》的這些記載是出於政治上懷柔遠人的考慮，以形成萬國歸附的歷史印象。王晶《論漢宋間翟氏的民族融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一文，從源頭上明確翟氏有漢與丁零兩支。魏晉時期翟氏開始外遷並與其他民族融合，敦煌和西域的漢族、丁零翟氏特色鮮明。十六國北朝以後丁零翟氏持續漢化，與漢族翟氏區别變小，但翟氏内部的漢化程度不平衡。在漢化的同時，翟氏受到突厥、粟特、回鶻等民族的文化影響，具有多元民族融合的特點。

本年度宗教相關研究以佛教最多，對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道教相關問題進行的探討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同時還有部分文章是對多種宗教共存和興替狀況的綜合性研究。

佛教相關的研究成果有： 王欣《漢唐時期的西域佛教及其東傳路徑》(《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輯)指出漢唐時期絲路的開通和高昌、焉耆、鄯善、龜兹、疏勒、于闐等政治中心的形成，爲西域佛教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龜兹、于闐、高昌等地西域僧人的東行弘法，中原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原與西域的政治、軍事交往，絲路貿易及人口遷移，特别是中原向吐魯番的人口遷移極大地促進了中原與西域佛教的雙向影響和多元發展。吕麗軍《吐魯番出土北涼時期寫經題記研究——以〈優婆塞戒經〉爲中心》(《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期)考察吐魯番所出北涼世子沮渠興國所寫《優婆塞戒經》的題記，判斷寫經時間分别爲426年、427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正值佛教的坐夏期，地點在北涼國都姑臧。許雲和《鄯善出土〈佛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題記考》(《文獻》3期)指出鄯善出土《佛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題記“大同元年正月一日，散騎常侍淳于□□□於芮芮……令□□□届梁朝，謹卒本誓……”中的淳于某爲淳于覃。造經的地點在柔然，造成之後淳于覃派人送至梁朝供養，途經高昌時，分發此經於高昌流通。白凡《公元5—8世紀絲綢之路對佛教文化的影響》(《絲綢之路》20期)以涼州、高昌等地爲例，説明在北魏及隋唐政權開拓西域的背景下，絲綢之路對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彭傑《旅順博物館藏兩件高昌王麴乾固供養寫經殘片探析》(《敦煌研究》3期)判定旅順博物館藏1462-17-9號吐魯番文書爲鳩摩羅什譯《仁王經》第八品《囑累品》之尾，對同館藏1467-32-5號吐魯番文書進行校録，判定其爲曇無讖譯《金光明經》中《流水長者子品》之尾。兩經的抄寫者均爲高昌國王麴乾固，麴乾固抄寫《仁王經》和《金光明經》具有深刻的政治、社會背景。彭傑《略論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發現的漢文〈金剛經〉殘卷》(《新疆大學學報》1期)指出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81TB1： 330-1、80TB1： 055a、80TB1： 055b、80TB1： 644a號文書爲鳩摩羅什譯《金剛經》殘片，80TB1： 044a爲菩提流支譯《金剛經》殘片。高昌地區以漢人爲主體，佛教盛行，且《金剛經》言簡意賅，因此在高昌地區廣爲流傳。同時因鳩摩羅什譯經水平較高，在高昌流行的主要爲其所譯《金剛經》。陳明《義淨的律典翻譯及其流傳——以敦煌西域出土寫卷爲中心》(《文史》3輯)糾正了之前學界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義淨所譯佛經的定名錯誤，對敦煌、吐魯番、北高加索地區出土的義淨所譯佛經進行了全面梳理。作者指出義淨所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傳最廣，吐魯番寫本的抄寫時間主要是8世紀到10世紀初，流傳的區域有洛陽、長安、敦煌、吐魯番和北高加索地區，其中吐魯番最多。其所譯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流傳不多。

其他宗教研究的成果有： 胡曉丹《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中華文史論叢》1期)認爲《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收《佛性經》爲漢語摩尼教文獻，進一步闡述了其第八品殘餘部分的内涵。文章結合吐魯番出土摩尼教文獻，探討其反映的聽者靈魂淨化和解脱過程中的“七—五”結構，認爲“七—五”結構反映了“摩尼教對時間和‘物質—靈魂’二元世界的基本認識”。芮傳明《吐魯番TM276文書及回紇改宗摩尼教之史實辨》(《交錯的文化史論集》，中華書局)以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文書TM276爲主，考證了回鶻政權改信摩尼教的相關事實。陳凌《中國境内祆教相關遺存考略(之一)》(《歐亞學刊》新2輯)考察了中國境内的粟特人聚落分佈，並按照從西向東的順序考索我國西到疏勒、東到營州、南到蘇州的祆祠記載及其他祆祠遺蹟。榮新江《絲綢之路與瑣羅亞斯德教的流行》(《世界遺産》5期)强調中古粟特人及粟特商隊對瑣羅亞斯德教東傳的意義。石勇《絲路上的景教遺存》(《中國宗教》2期)介紹了吐魯番發現的《棕枝圖》、敦煌發現的《耶穌像》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三件景教相關文物。王啓明《晚清吐魯番社會中的伊斯蘭教首領》(《世界宗教研究》1期)以《清代新疆檔案選輯》爲主要材料，探討了晚清吐魯番地區伊斯蘭教禮拜寺的分佈、宗教首領及寺産情況，並對伊斯蘭教宗教首領阿洪的出缺類型、補放權、補放程序、主要職能，及晚清政府對禮拜寺與阿洪的管理措施進行了探討。李雪娜《淺析新疆道教歷史沿革與道教音樂現狀》(《新疆藝術學院學報》1期)介紹了新疆地區道教發展的歷史，可知道教在南北朝時期傳入新疆，在哈密、吐魯番等地流傳。通過吐魯番出土文書可知，隋唐時期道觀在吐魯番雖然數量上不及佛寺，但地位尊崇，甚至在佛寺之上。另外文章還敍述了通過田野調查所發現的現今道教音樂在新疆的發展情況。

綜合性宗教問題的研究成果有： 劉欣如《中亞宗教文化和社會的重大轉折(9至13世紀)》(《世界宗教研究》6期)指出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南下、西進，和伊斯蘭教的東進，使中亞緑洲地區的佛教、祆教信仰逐漸讓位於伊斯蘭教。西夏、高昌回鶻、西遼統治時，佛教在吐魯番等地再度復興。喀喇汗王朝統治帕米爾高原東西廣大地區時，伊斯蘭教進一步東進，天山以南最終伊斯蘭化，但是佛教的音樂、繪畫、舞蹈藝術與伊斯蘭宗教禮儀結合，影響深遠。王紅梅、黎春林《元明之際畏兀兒宗教嬗變述論》(《宗教學研究》2期)論述了10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伊斯蘭教逐漸征服喀什、于闐、龜兹、吐魯番的過程。這一演變使新疆地區的宗教從以佛教爲主，包含景教、薩滿教等多元宗教的狀況，變成完全的伊斯蘭化，並指出這一變化有利於促進新疆地區語言文字的一體化和近代維吾爾族的形成。帕提曼·穆明《高昌回鶻國多元宗教共生並存格局及其歷史啓示》(《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期)指出在高昌回鶻國寬容宗教政策指導下，國内摩尼教、佛教、祆教、景教得以共生。這對促進高昌回鶻的文化發展極爲重要，啓示我們對待不同文化時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相互包容。郭益海《中國歷代政權治理新疆時期宗教政策特點研究》(《實事求是》1期)運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等資料論證指出，漢代以來中央政府對西域的宗教政策經歷著由陌生到熟悉、由“修其教不易其俗”到將宗教事務納入到國家管理體制的變化。

六、 語言與文字

受地域、歷史等因素的影響，西域地區語言與文字具有民族性特色。以下主要分爲漢文化、非漢文化、綜合性研究三類進行概述。

非漢文化語言與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巴圖寶力道·奥特功《突厥、回鶻文中的“娑匐Säbig”一詞考釋》(《草原文物》2期)認爲“娑匐Säbig”既可表示官銜、官號，也有仁愛、仁慈之意。作爲官號時很有可能表示左翼或右翼的萬户。突厥王朝時，只有個别部落首領及可汗的可敦享有“娑匐”尊稱，其名號和“梅録”屬同一級别。胡瀟元、張增吉《論高昌回鶻汗國君主的語言觀》(《蘭臺世界》3期)指出，在歷史先驗知識、遊牧與定居交融並存的社會生産方式和多元宗教文化的影響下，高昌回鶻汗國君主的語言觀具有作爲歷史傳承載體、象徵權力符號和被賦予影響現實力量的特徵。王莉、張迎治《回鶻西遷前夕新疆民—漢、民—民語言文化互動現象探討》(《貴州民族研究》4期)考察了回鶻西遷前夕新疆地區的民族和種族構成。論文分析了漢文、漢語在新疆的使用情況及其和突厥語、吐火羅語、回鶻語、粟特語等民族語言的相互影響，及各種民族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指出這種互動現象是在新疆地區特殊的人文、地理、政治環境條件下形成的。[匈牙利] 潑爾奇奥著，張海娟、楊富學譯《回鶻文佛典翻譯技巧考析》(《河西學院學報》1期)指出回鶻文佛典翻譯的技巧包括“專有名稱，直接採用外來術語”；“回鶻文之佛經翻譯常常以一種文字爲底本，同時參考其他文本”；“注意借鑒佛經藏文、漢文譯本的翻譯經驗和技巧”三點。李樹輝《ujur一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含義和指謂》(《青海民族研究》2期)認爲ujur最初爲“部落集團的泛稱”，“回紇”、“回鶻”是其音譯。漠北回鶻西遷、南下後，甘州、高昌、龜兹回鶻均沿用此詞。16世紀天山南麓整合爲同一民族，但無統一名稱，1921年ujur成爲這一族名，1934年新疆省政府下令將ujur譯爲維吾爾，從此沿用。

綜合性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張鐵山《新疆歷史錢幣上語言文字的交融與合璧》(《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新疆歷史上多種語言文字的構成和存在的歷史背景，並分析新疆歷史上各種合璧銘文錢幣的鑄造背景、鑄造方法、形制、文字構成和流通情況，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新疆多語言歷史錢幣豐富的文化内涵，和其對於構建和諧語言關係、民族關係的重要意義和啓示。郭蘭、陳世明《古代新疆漢族學習其他民族語言現象説略》(《新疆大學學報》4期)認爲古代新疆漢人學習其他民族語言的幾種客觀條件和形式有婚姻、宗教、翻譯、雜居、學校教育等。吐魯番出土文書顯示中古時期吐魯番胡漢之間相互通婚、雜居，並有一些漢人擔任譯語人職務，因此必有漢人學習其他民族語言的現象。高昌回鶻王國時期可能也有漢人參與將漢語佛教文獻譯爲回鶻語的現象。廖澤余《維吾爾語外來詞面面觀》(《雙語教育研究》4期)以考察維吾爾語引入的漢語、波斯語、阿拉伯語、俄語詞彙爲切入點，論述了維吾爾語中的諸多外來詞影響。成湘麗、楊榮成《〈西域考古記〉中記載的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簡考》(《蘭臺世界》31期)概述了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記》中記載的漢文、佉盧文、藏文、古窣利文以及西夏文、于闐文、突厥文、吐火羅文、敍利亞文、回鶻文文書的發現時間、地點及文書材質和考古價值。韓文慧《絲綢之路上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昌吉學院學報》5期)分漢語、胡語兩類概述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情況，又將胡語文書分梵語文書、粟特語文書、回鶻語文書進行介紹。作者認爲吐魯番衆多胡語文書的出現與佛教的東傳關係密切，而大量漢語文書的出現則與漢唐以來中原的西域經營及漢文化的西漸相關。

七、 文獻與古籍

對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的整理、定名、綴合、校勘等方面的相關研究成果有： 樊錦詩、才讓、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民族文獻與文化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收録國内學界關於絲綢之路民族文獻與文化研究方面的論文多篇，内容以敦煌出土古代少數民族語言文獻、歷史文化及敦煌石窟壁畫、歷史文化的研究爲主，兼及河西走廊鎮墓瓶及唐代西域告身制度等諸多問題。包曉悦《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目録(上篇)》(《吐魯番學研究》2期)依照《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在《經卷文書類目録(中國及本國)附解説》和《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的基礎上，對書道博物館所藏的吐魯番文獻重新核定編目。作者利用數字化大藏經等技術對之前被定爲“殘經”的部分文書和之前没有編目的文書進行重新定名和編目，並更正了前有著録的部分錯誤。包曉悦《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殘片册”的文獻價值》(《文獻》5期)以《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公布的中村不折舊藏圖版爲依據，從敦煌吐魯番“寫經殘片册”中新比定出一些世俗、佛教和道教文獻殘片，這些殘片多數出土於吐峪溝石窟。

古籍整理方面，張新朋《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急就篇〉〈千字文〉殘片考辨》(《尋根》6期)重新綴合了一些吐魯番、黑水城出土的《急就篇》、《千字文》殘片，其中Ch407V(TⅡ2004)爲《急就篇》；Ch2612背面爲《千字文》；Ch1234R(TⅢT418)+Ch3457R(TⅢ2034)正面綴合後爲《千字文》殘片；大谷4318第九片殘文爲《千字文》，很可能與Ch1234R(TⅢT418)+Ch3457R(TⅢ2034)爲同一寫卷；大谷10461(A)爲《千字文》，可與大谷10293(A)+10293(C)+3550+3575+3576+3578+3981+3313+3686+3581號文書綴合；M1 1219[Y1： W101c+Y1： W101b]爲《千字文》；俄TK150—1爲《千字文》。蘆韜《吐魯番所出〈晉陽秋〉殘本研究》(《黑龍江史志》1期)指出阿斯塔那151號墓所出《晉陽秋》殘本作者爲孫盛，寫本時間在麴氏高昌時期，早於延和年間。殘本《晉陽秋》前半部分所記爲司馬倫與賈南風外戚集團和張華集團的政治衝突相關事件，後半部分爲張華傳及其所撰《鸚鵡賦》，並探討了孫盛著《晉陽秋》的流傳情況。張新朋《新認定吐魯番出土〈枵子賦〉及相關殘片考》(《敦煌與絲綢之路——浙江、甘肅兩省敦煌學研究會聯合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新認定大谷3173、3179、3181、3223、4359、10355、10428號文書爲《枵子賦》殘片，並對其進行了相關的綴合研究。李小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點校考異一則》(《華夏文化》4期)認爲1982年中華書局點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殿中侍御史歡信”的斷句，並非如荒川正晴所論爲“殿中侍御の史歡信”。當時有可能存在“殿中侍御史”一職，也有可能“殿中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均不存在，但史歡信爲人名的劃分方法不成立。孔漫春《唐景龍四年寫本〈論語鄭氏注〉“道行，乘垺於海”章辨析》(《貴州民族大學學報》5期)比對阮刻《十三經注疏》本《論語》“公冶長”篇與阿斯塔那出土《景龍四年〈論語鄭氏注〉》的區别。作者通過分析景龍四年(710)寫本的抄寫者身份、與現有其他版本對比、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及語境還原等方法判定景龍四年寫本的記載有誤。伏俊璉《唐寫本〈論語〉鄭玄注的學術特點》(《甘肅理論學刊》1期)梳理了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鄭玄注《論語》寫本留存情況。文章認爲《論語》鄭玄注的特點有： 體制短小，文字簡要；以理學思想爲主要依據；《論語》本身藴含的政治、修德思想是鄭玄注《論語》政治思想的基礎；鄭玄注意用“禮法”注釋孔子的“禮”；鄭玄還以“自創或注入新義的詞彙”對《論語》注釋。李芳、任龍《光緒朝首任新疆巡撫劉錦棠未刊奏折》(《歷史檔案》4期)新刊布24份新疆巡撫劉錦棠的奏折，其中光緒八年(1882)十月二十七日《爲將補用知縣楊得炳照原保獎敍事片》和光緒十一年(1885)二月初二日《爲光緒十年春夏二季新疆命盜案件摘由匯報事奏折》兩份奏折與吐魯番相關。

對古籍進行評介與研究的成果還有： 朱玉麒《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先是考論徐松的生平，繼而對徐松的專著、編著等進行整理研究，然後對其重要著作《西域水道記》的三種版本進行討論，並專門對清代西域流人與早期敦煌研究、清代西域地理文獻中的吐魯番、西域梵經石的發現與研究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緒論和結語部分作者主要對徐松研究的學術史和《西域水道記》的著作背景及重要貢獻進行了評價。王慧娟、陳昕《〈急就篇〉成書及版本述略》(《内蒙古科技與經濟》6期)介紹了吐魯番出土《急就篇》的成書經過以及本書不同版本的情況。孫文傑《〈三州輯略〉史學價值論析》(《昌吉學院學報》6期)對和瑛所著，記載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三州史實的方志《三州輯略》的編纂體例、主要内容、學術價值進行了介紹。孫文傑《〈回疆通志〉史學價值論析》(《新疆大學學報》6期)介紹了清人和瑛撰《回疆通志》的編纂特點、主要内容、思想價值及學術特點。李軍《新疆簡史精品——〈三邊賦〉之〈新疆賦〉的史料價值》(《遼東學院學報》2期)評介了徐松《新疆賦》對於新疆歷史沿革的記載，特别是對清統一新疆過程等記載的重要史料價值。李軍《西北史地學巨著〈漢西域圖考〉論略》(《魯東大學學報》1期)介紹晚清李光廷著《漢西域圖考》一書的主要内容，剖析此書寫作的時代背景和經世致用的寫作意圖。作者對此書的視野、資料、繪圖技術給予了高度評價。王天麗《新疆方志綜述》(《河南圖書館學刊》2期)分清以前、清朝、民國和新疆新方志幾類介紹了各個時期新疆方志的編纂、收藏和重要内容。

八、 文 學

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張鐵山編著《古代維吾爾語詩體故事、懺悔文及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對《高昌王及王后的故事》等六個詩體故事、《懺除一切罪》等五個詩體懺悔文和《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等四個詩體碑銘進行整理校勘，並且對目前學界關於這些詩體故事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了評價和修訂。謝建忠《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交河郡騰過人馬與岑參詩關係考論》(《蘭州學刊》2期)認爲天寶十三載(754)四月末五月初岑參第二次到達北庭。《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作於天寶十三年八月底至九月初，武判官爲武就。《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送崔子還京》中崔侍御爲崔夐。封常清天寶十三載九月西征阿布思，十月西征歸來，天寶十四載春初征播仙。論文還對《磧西頭送李判官入京》、《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見呈》、《使院中新栽柏樹子呈李十五栖筠》中的李栖筠，和《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中劉單的行程進行了考論。王艷軍、龐振華《古城交河在唐詩中的運用》(《蘭臺世界》24期)指出唐平高昌後，交河迎來繁榮發展時期，一部分唐人詩中的交河形象體現出一種高昂情趣，但更多的是借助交河書寫邊疆的遥遠和艱苦，抒發征夫與家人的思念及哀怨。交河在唐人詩中有時爲實指，有時是作爲邊疆的一種泛化意象。杜曼·葉爾江《一首裕固民族歌和一首古代吐魯番民歌比較》(《甘肅高師學報》6期)將裕固族民歌《婚禮歌》與高昌回鶻民歌《懷念親人》進行比較，發現兩者的押韻方式和章句結構具有共同之處。劉坎龍《西域歷史文化對新疆當代詩詞創作的潤澤》(《新疆社會科學》6期)認爲新疆當代詩詞的創作，往往從高昌、柳中、鐵門關等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内涵的意象中汲取營養，使詩詞充滿歷史厚重感。新疆當代的詠史詩因從歷史中找到了與現今社會的對接點，以讚美爲主要價值取向，表現出豪邁或是蒼涼但不哀傷的情感。

九、 藝 術

藝術方面的研究涵蓋範圍較廣，爲了分類方便，我們將其分爲宗教藝術和非宗教藝術兩大類進行敍述。

宗教藝術包含石窟、造像、壁畫等内容。其中石窟、造像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王欣《中國古代石窟》(中國商業出版社)介紹了石窟開鑿的歷史淵源，我國石窟的起源與發展。本書按地域介紹了我國境内的重要石窟，其第二章内容即是新疆境内的石窟介紹，包括龜兹和吐魯番地區的石窟。周雲《管窺柏孜克里克石窟總體設計思想》(《新疆藝術學院學報》3期)認爲柏孜克里克石窟在總體設計上具有“隔而不絶，因地制宜；敬像如佛；至高無上的佛教思想”，以及融合“吐魯番本土設計思想”的特點。趙麗婭《龜兹風佛教藝術的特點及其和吐峪溝石窟的關係》(《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期)認爲龜兹石窟的特點包括： 内容上主要表現釋迦牟尼的前世和今生；形式上有“中心柱窟、菱形格構圖、色彩對比强烈、以線條爲主的造型特點、暈染法以及人物的本土化”等。作者指出吐峪溝石窟38窟、K18窟、44窟内容和形式上的特點反映出吐峪溝石窟深受龜兹石窟的影響，又有自身的鮮明特色。李雯雯《古代新疆的木雕佛像》(《美術與時代(上)》5期)介紹了新疆圖木休克、克孜爾、吐魯番地區發現的木雕佛像。文章指出圖木休克地區的木雕佛像具有早期犍陀羅風格，時代在4至5世紀；龜兹地區的木雕佛像具有印度和龜兹本土化風格，時代在7至8世紀；高昌地區的木雕佛像具有明顯的唐代雕塑風格，多爲9至10世紀的作品。金建榮《三至六世紀新疆地區佛教造像背光研究》(《藝術品》4期)考察了3至6世紀新疆佛教造像背光的主要類型、背光内填充色的主要類型及背光的裝飾圖案。作者指出5世紀前新疆地區的佛教造像背光受印度犍陀羅藝術和相關經典影響，形制較爲簡單，5至6世紀後受相關佛經的影響，背光中出現了化佛題材。

宗教性壁畫主要是對石窟壁畫的研究，相關成果有： [日] 山部能宜著，陳瑞蓮譯、楊富學校《吐峪溝第42窟禪觀壁畫研究——兼及漢文禪觀文獻的起源》(《敦煌研究》4期)指出吐峪溝第42窟的並列禪觀比丘壁畫與某些來源不明的禪觀經典有某種聯繫，且42窟壁畫的部分内容與禪觀經典文本的記載有很大的一致性，但這些壁畫的總體佈局卻不能與目前所見的任何禪觀經典文本相一致。作者推測壁畫内容並非以某部經典爲藍本，與這些壁畫内容相一致的禪觀經典也有可能是以吐魯番禪觀傳統爲基礎。陳愛峰《大桃兒溝石窟第10窟觀無量壽經變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介紹了大桃兒溝石窟第10窟的概況，並從内容、佈局、構圖的角度對觀無量壽經變壁畫進行探討，指出此壁畫的繪製時間在13世紀初至14世紀末蒙元統治下的高昌回鶻時期。孟嗣徽《文明與交匯——吐魯番龜兹地區熾盛光佛與星神圖像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考釋柏孜克里克29窟(新編號)所出MIK Ⅲ-8451號壁畫的内容爲《熾盛光佛與九曜十二元神圖》，進一步討論此圖星神與十二元神的各自源流，及兩者對應關係的演變過程。文章還分析了吐魯番、龜兹、敦煌等地出土其他幾件星神與十二元神崇拜共存的資料，指出柏孜克里克出土星神與十二元神崇拜共存的資料是多元文明交流的反映。張統亮、鍾超、安尼瓦·買買提《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號窟壁畫概述(上)》(《文物鑒定與鑒賞》6期)介紹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號窟的修建歷史、保存現狀和現存壁畫内容。同氏著《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號窟壁畫概述(下)》(《文物鑒定與鑒賞》8期)認爲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窟開鑿於隋唐時期，洞窟的壁畫則繪製於11至12世紀的高昌回鶻時期，指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内容以涅槃、榮辱思想爲主。文章還分析了高昌回鶻時代佛教繪畫盛行的原因，以及31窟壁畫的藝術來源與壁畫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張惠明《俄藏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一幅高昌回鶻時期的五臺山文殊圖壁畫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分析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Ty-776號壁畫中的文殊騎獅圖像在敦煌、庫車等地的流傳情況，及文殊執如意圖像的源流和傳播。文章認爲壁畫中持杖老人爲文殊所化現，中年僧人爲佛陀波利化現。壁畫邊沿的手、足、圓形光、鐘、橋是五臺山圖像所必須的化現圖像，壁畫應定名爲《五臺山文殊圖》。李雲、吴潔《新疆石窟壁畫中的王侯貴族供養人圖像研究》(《新絲路(下旬)》11期)梳理了高昌、龜兹地區石窟壁畫中的王侯貴族供養人圖像的現存情況，提出判斷是否爲王侯貴族的幾個方法，在此基礎上總結出龜兹、高昌地區王侯貴族供養人畫像的特點。論文認爲高昌地區有的供養人畫像具有蒙古樣式，而龜兹地區有的回鶻樣式供養人畫像兼具漢風。李雲、郭瑞陶《試論漢風影響下的庫木吐喇石窟壁畫中的供養人圖像》(《工業設計》12期)將庫木吐喇石窟漢風供養人壁畫分爲純漢風、龜兹和漢式結合、回鶻和漢式結合三類進行介紹，認爲高昌回鶻時期，庫木吐喇漢風洞窟與柏孜克里克漢風洞窟相比，有規模、形象、樣貌及藝術表現形式上的區别。穆宏燕《摩尼教繪畫藝術對伊斯蘭細密畫發展的影響》(《世界宗教文化》4期)敍述了摩尼教繪畫藝術自産生以來，在西亞、中亞、庫車、吐魯番等地的傳播歷史。文章著重論述其作爲宗教經典、文學作品插圖的重要性，指出其對伊斯蘭細密畫的影響體現在線條勾勒技法、繪畫色彩運用和内在精神上。韓文慧、高益榮《魏晉時期西域宗教文化與樂舞繪畫藝術》(《渭南師範學院學報》5期)簡述祆教、佛教、道教文化在西域高昌等地傳播和其對西域文學、樂舞及藝術繪畫的影響。

非宗教藝術的研究成果包括墓葬壁畫、樂舞、服飾藝術、書法等内容。其中墓葬壁畫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王維坤《絲路來使圖爲證 讀唐章懷太子墓“西客使圖”壁畫》(《大衆考古》2期)認爲章懷太子墓西壁“客使圖”前三人爲唐的典客令、丞，第四人爲高昌使，第五人爲吐蕃使，第六人爲大食使。“客使圖”反映了中宗希望能像太宗朝一樣“萬邦來歸”。馮筱媛《論唐墓屏風式壁畫“樹與人物”題材的母題與來源》(《寧夏社會科學》6期)以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唐墓隨葬屏風和屏風畫的現象爲證，説明唐墓屏風式壁畫是對唐墓隨葬屏風現象的圖像化，其題材來源於現實中的屏風畫。文章研究了“樹與人物”和“樹與老人”構圖的取材和演變，認爲阿斯塔那出土紙本絹畫中的十二扇“樹與仕女”取材於唐代的烈女故事，張禮臣夫婦墓和阿斯塔那188號墓出土的“樹與仕女”，分别取材於唐代的仕女圖和樹下鞍馬仕女畫。王曉玲、吕恩國《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屏風畫研究》(《美與時代》2期)介紹了阿斯塔那古墓屏風畫的出土情況和屏風畫的主要内容，指出其題材與唐中原王朝的主流藝術風格基本一致，西州以前主要是人物，唐西州後主要是花鳥，並認爲屏風畫的内容反映了唐西州士人的精神追求。汪小洋《絲綢之路墓室壁畫的圖像體系討論》(《民族藝術》2期)將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墓室壁畫分爲以洛陽、長安爲主的兩京體系，以河西走廊爲主的河西體系和以吐魯番等西域地區爲主的西域體系。作者認爲兩京體系的特點是中原集權意識突出；河西體系的特點表現在宗教文化特徵突出，且有獨立的敍事性特徵；西域體系則具有濃厚的邊疆地域特徵和獨特的圖像形式與圖像題材。趙喜惠《唐朝與西域繪畫藝術交流探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5期)分西域對中原的影響和中原對西域的影響兩方面，論述唐朝與西域繪畫的雙向交流和相互影響。論文指出康薩陀、尉遲乙僧父子等對西域繪畫入傳中原貢獻頗多，敦煌壁畫、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吐魯番墓葬壁畫和出土畫作既有中原之風，也有西域之風，體現了這種影響。

樂舞類的研究有： 唐星、高人雄《試論北周時期的西域音樂及其東傳》(《廊坊師範學院學報》4期)對北周時期西域音樂的來源、樂種、樂器進行了梳理，認爲西域音樂經中亞東傳有南北兩道，均以馬什哈德爲起點，以長安爲終點。傳入北周的西域音樂按時間先後排列爲高昌樂、龜兹樂、康國樂、安國樂和疏勒樂。劉文榮《莫高窟隋唐壁畫“葫蘆琴”圖像再考》(《音樂研究》1期)認爲莫高窟隋代壁畫中的“葫蘆琴”由西域經高昌等地傳入，並在敦煌、河西等地流行，經常被用於禮佛，是“火不思”樂器的前身。莫高窟唐322窟中的葫蘆琴，由粟特胡商經中亞、高昌等地傳入敦煌。“葫蘆琴”這種樂器最早可上溯至中原的“渾不似”，“渾不似”先傳入西域，再經西域、中亞回傳至中國。楊洪冰、賈嫚《從西亞到新疆——箜篌自西向東的流播路徑》(《西域研究》3期)介紹了西亞、中亞和新疆地區出土的箜篌實物、圖像及相關造像。作者指出弓形箜篌受希臘文化和印度犍陀羅文化影響，先後傳入巴克特里亞、撒馬爾罕、費爾干納、庫車、焉耆、吐魯番一帶。角形箜篌起源於帕提亞，後傳於巴克特里亞、木鹿、撒馬爾罕、巴沙達爾、片治肯特，最終傳入和田、且末、吐魯番及河西走廊。

服飾方面的研究有： 張蓓蓓《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新疆與中原民族婦女服飾交流》(《民族藝術研究》2期)以出土實物、壁畫爲主，以圓領袍衫、裲襠、背帶式長裙、翻領對襟長袍及半臂服飾爲例，討論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與中原民族服飾的雙向交流與影響。閆文君、徐紅《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晉唐時期絲履特色分析》(《絲綢》7期)介紹了新疆博物館藏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織成履、變體寶相花紋雲頭錦鞋、藍色如意鞋、笏頭綺鞋、翹頭藍絹履、翹頭黄絹履，分析其在造型、取材、織物組織、色彩、花紋上的特點。王麗娜《唐后宫女服對高昌服飾的影響》(《寧夏大學學報》2期)分麴氏高昌、唐西州、吐蕃佔領、高昌回鶻四階段，以髮飾、帷帽、半臂襦裙、披帛、裙衫等爲研究對象，分析唐后宫女服對高昌女服的影響。文章指出唐西州時，高昌女服幾乎類同唐后宫女服，吐蕃佔領和高昌回鶻時期，唐后宫女服仍對高昌女服有深刻影響。高昌女服並非完全照搬唐后宫女服，在吸收唐后宫女服特色的同時保有自身傳統，具有獨立發展性，甚至創有自身特色。

書法方面的研究有： [日] 西川寧著，姚宇亮譯《西域出土晉代墨蹟的書法史研究》(人民美術出版社)，本書首先對斯坦因三次西域探險的發掘品、斯文赫定第二次西域探險發掘品、西本願寺第二次西域探險發掘品進行了介紹，繼而對其進行整理編年。在此基礎上作者從書法史角度討論其書法表現形式，及其與同時代書法名家的書風關係。周珩幫《技與物的傳載——漢魏六朝書法西域傳播的主體和載體》(《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期)指出自漢開始經營西域到4世紀前後，漢魏書法向西域傳播的主體主要是往西域屯墾的文武官吏和屯田士卒，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是西域本土的知識分子和往來於中西之間的佛教徒。書法藝術西傳的載體主要包括簡牘、簡紙、官私文書、碑刻及儒釋典籍抄本。

十、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在考古與文物保護方面的研究上成果豐碩，包括遺址調查、具體文物研究、文物修復與保護等方面内容。概述如下：

遺址調查與研究的成果有： [德] 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著，管平譯《高昌故城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報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1902—1903年冬季格倫威德爾在高昌故城考古時對高昌故城的寺院、佛塔、古建築遺址以及勝金口遺址、木頭溝遺址、吐魯番北山坡前遺址進行了詳細編號和研究，這是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資料，翻譯此著作對國内學界的研究極爲重要。黄文弼著，黄烈編《西域史地考古論集》(商務印書館)從《黄文弼歷史考古文集》、《西北史地論叢》等黄文弼著作中選出多篇西域考古相關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黄氏内蒙古、新疆吐魯番、焉耆、輪臺、庫車、若羌、羅布淖爾、伊犁等地考古記，及其關於新疆古代地形、歷史、民族、交通和所獲磚誌的研究。烏布里·買買提艾力《絲綢之路新疆段建築研究》(科學出版社)主要研究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6世紀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哈密盆地兩條絲路沿線的古代城市和古代建築。内容涵蓋絲綢之路新疆段概述、古代城市、佛教建築、石窟建築、伊斯蘭教建築及其演變、建築技術、建築紋飾内容。王衛東、小島康譽主編《新疆世界文化遺産圖典》(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向大家介紹了克孜爾千佛洞、蘇巴什佛寺遺址、克孜爾尕哈烽燧、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佛寺遺址等絲綢之路新疆段的著名世界歷史文化遺産。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大唐西市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主要收録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成立時主要領導和專家的發言、外界賀信，相關學術論文及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成員在吐魯番、中亞、西亞等地的考察記録。陳倩《公元6—8世紀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家族塋院研究——以張雄家族塋院爲例》(《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6期)研究指出，張雄家族塋院以夫妻合葬墓爲主，使用時間從麴氏高昌至唐西州，通過墓誌和墓葬資料可知其家族興衰歷程。其墓葬排序最後排最右邊的時間較早，從右向左，從後向前時間漸晚。張雄家族塋院受敦煌佛爺廟——新店臺墓群家族墓的影響。6至8世紀，吐魯番的家族塋院與陝西、甘肅的家族墓具有一致性。張安福、岳麗霞《環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對漢唐國家認同的趨勢分析》(《煙臺大學學報》3期)分析認爲史前環塔里木墓葬文化體現出分别以塞人、車師人、羌人爲主的地域性和族群特色。漢唐時期的吐魯番、龜兹、于闐、尼雅、樓蘭等環塔里木墓葬則體現出對漢唐中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及中原國家政權的認同。環塔里木墓葬文化對中原文化的認同經歷了衝突、碰撞、融合發展的過程。

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吐魯番學研究院《雅爾湖石窟調查簡報》(《吐魯番學研究》1期)梳理了雅爾湖石窟的既往調查史，對雅爾湖石窟15個洞窟從位置、形制、現狀、壁畫、題記角度進行介紹。文章指出第1至7窟爲一組洞窟；第4窟爲禮拜兼禪窟，修建和底層壁畫繪製在沮渠安周佔領交河時期，表層壁畫繪於9世紀中葉至13世紀；第7窟爲禮拜窟，大約修建於5世紀末；第1、2、3、5、6窟用於修禪；第8、9窟爲第7窟的附窟；第10、11、12、13窟爲僧房；第14、15窟用於放置佛像。張鐵山、李剛《吐魯番雅爾湖千佛洞5號窟突厥文題記研究》(《西域研究》4期)對雅爾湖千佛洞5號洞西側的突厥文題記重新模寫、换寫和轉寫，分别漢譯爲： 上面一行“伊姆罕的軍……偷人約姆西(ömüš)腰臀部病重……約姆西(ömüš)想來治病……四肢病了……國家的軍隊中間(有熱病)，手……”；中間一行“……年您艾力克里克(ärkülüg)的著名的夫人姬姬(kiki)是主人”；最下面一行殘損嚴重，刻畫不規整，出自不同人之手，没有連貫的漢譯。另外5號洞窟的開鑿與突厥文題記没有直接關係，突厥文題記刻畫不規整，不是重要人物所留，時間在9世紀左右。鍾曉青《吐魯番古代建築遺蹟考察隨筆》(《美術大觀》5期)以作者在2000年對吐魯番高昌故城、臺藏塔遺址、吐峪溝石窟、勝金口石窟遺址、七康湖石窟遺址的考察爲主要線索，詳細介紹了這些古遺址的現狀及修建、形制和用途等情況。王龍執筆《吐魯番市軍事設施遺址考古調查發掘記》(《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2015年7月開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隊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吐魯番市文物局委托下對吐魯番境内的古代軍事設施遺址進行全面考古調查的緣起及考古調查的方法和收穫。丁曉蓮、王龍執筆《吐峪溝石窟寺西岸中區考古新收穫》(《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2013、2015年吐峪溝石窟寺西岸中區的考古發掘收穫。文章分西岸中區北段、中段、南段介紹了西岸中區的石窟和出土文書情況。其中發現了大量壁畫、塑像殘塊和紙質文書等物，尤其是回鶻文—漢文雙語完整卷軸和書寫在樺樹皮上的梵文殘卷、古藏文册頁等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些文書的内容以佛經爲主，很少有世俗文書。吐峪溝中區窟群以“多層式組群佈局”，在禮拜窟的四周修建“僧房窟、禪窟及其他生活用窟”。中區北段的石窟時間在公元5世紀，中段時間在公元9世紀，南段時間最遲。陳凌《近年吐峪溝石窟考古收穫與認識述略》(《歐亞學刊》新3輯)梳理近代以來吐峪溝石窟考古的歷史，介紹近年考古獲知的吐峪溝溝東K18、溝西NK2、溝西LT1、溝西LT2石窟的遺址現狀，認爲吐峪溝石窟的營建不晚於公元3世紀。4至5世紀時吐峪溝石窟是高昌國的王家寺院，7世紀後因高昌國政治經濟局勢的變遷，高昌石窟的重心轉移至柏孜克里克石窟，14至15世紀吐峪溝石窟最終廢棄。

徐佑成、朱海生《柳中古城形制初探》(《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其對柳中古城的形制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指出關於柳中城的歷史資料、20世紀60年代的航拍圖片資料及民間走訪、實地調查所得資料對瞭解古城形制至爲重要。柳中古城主要有内城、外城兩部分，現存内城爲唐代遺址，外城爲阿古柏入侵後所修建。張安福、田海峰《城址遺存與漢代西域屯城佈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輯)考察了史書所載兩漢西域屯城的時空分佈及現存遺址情況。文章依次論述了以輪臺爲中心的天山南麓屯城、車師故地、昆崙山北麓屯城的佈局，及其在兩漢時期的發展沿革、管理體制等問題。作者指出西漢屯城主要分佈在天山南麓的輪臺、渠梨、焉耆、龜兹、伊循、樓蘭及車師等地，東漢屯城主要分佈在伊吾、柳中、高昌、樓蘭及昆侖山北麓的疏勒、于闐、精絶等地。兩漢屯城經歷了由天山南麓、東麓的點、線狀分佈到環塔里木四周緣環狀分佈的發展。龍山《高昌古城》(《尋根》1期)是一份關於高昌古城的田野調查簡記，包含對高昌古城遺址、高昌歷史、吐峪溝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和高昌宗教文化的介紹。劉正江、江秋麗《新疆吐魯番維吾爾民居院門的裝飾文化探析》(《中華文化論壇》8期)對吐魯番維吾爾民居院門的木雕、面磚、彩繪三種裝飾手段進行介紹，指出其裝飾題材主要爲植物和幾何圖案，色彩以紅、緑、藍爲主。院門圖案具有多元文化融合、伊斯蘭色彩淡薄的特點。路瑩《吐魯番地區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信息登録工作情況概述》(《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2014年3月開始2015年5月31日結束的吐魯番地區第二階段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的大概情況及其成果和不足。

具體文物的研究成果也較爲豐富，俄軍、楊富學編《絲綢之路文物考古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收集了一些與甘肅省博物館藏文物及絲路沿線出土文物相關的論文，時間範圍從戰國秦漢到明清時期，研究内容包括絲路沿線的歷史、地理、人口、文化、藝術等。俄軍主編《絲綢之路民族貨幣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收録學界關於國内絲綢之路民族貨幣研究的論文多篇，内容涵蓋絲綢之路新疆段發現的歷代貨幣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以及甘肅敦煌等地收藏或發現的歷代錢幣的情況及相關研究。吐魯番學研究院、吐魯番博物館編《古代錢幣與絲綢高峰論壇暨第四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録古代吐魯番錢幣、絲綢、紡織品、出土文書、墓葬屏風與屏風式壁畫、隨葬衣物疏及近代考古等方面的文章共三十篇，是本年度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合集。黎珂、王睦、李肖、德金、佟湃《褲子、騎馬與遊牧——新疆吐魯番洋海墓地出土有襠褲子研究》(《西域研究》2期)對吐魯番洋海墓地M21出土褲子進行斷代，並從剪裁、縫紉、設計等角度進行解析。文章指出M21、M157出土羊毛褲的年代在公元前13—前10世紀，早於斯基泰出土的褲子。褲子由三片獨立織片做成，每件織片都根據各自的用途織成，形狀及大小在織機上固定，製作成褲時不需剪裁，寬大褲襠和修身褲腿體現其專門爲騎馬而製的設計意圖。魯禮鵬《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陶(泥)燈研究》(《吐魯番學研究》2期)將吐魯番出土的67件陶燈和23件泥燈按形制進行分類，並對其進行分期斷代，並總結各個時期陶燈和泥燈的形制特點，將其分别對應於晉至南北朝、麴氏高昌、唐西州三個時期。作者同時指出，晉至南北朝中期的陶燈和泥燈均爲素面；麴氏高昌時期的陶燈和泥燈均有黑色陶衣，並繪有彩繪紋樣；唐西州時期，陶泥燈器上的紋樣較麴氏高昌時期簡單。葛承雍《從出土漢至唐文物看歐亞文化交流遺痕》(《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以中國出土的帶有希臘、羅馬風格的金銀器、玻璃器、錢幣、腰帶、冠飾、石刻藝術、線刻畫、絲絹圖案等爲主要線索，論述西方文物對漢唐歷史與社會的影響。達瓦加甫·烏吉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絲織品紋樣特徵探討》(《北方民族考古》2輯)介紹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絲織品、絲織品紋樣的種類，分析紋樣的主體風格和紋樣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信息，及紋樣體現的佛教、祆教、伊斯蘭教文化。李晶靜、張勇、張永兵、王龍、蔣洪恩《新疆吐魯番勝金店墓地小麥遺存加工處理方式初探》(《第四紀研究》1期)對勝金店墓地M9出土的小麥遺存進行原始脱粒方式分析，以現代小麥原始脱粒方式進行模擬實驗，再將模擬實驗結果與M9出土材料進行比對，比對結果顯示，2000多年前勝金店的小麥脱粒方式爲木棍打擊。阿不來提·阿布拉《新疆吐魯番發現明代成化年六字三行陶瓷款識瓷片的研究》(《中國陶瓷》12期)從形制、文字外形、文字構圖角度介紹了作者收集的兩片有“大明成化年製”款識的瓷片。認爲此發現將中國陶瓷“六字三行”楷書款識的歷史從清康熙朝提前到了明成化年間。阿不來提·阿布拉《吐魯番發現的明代成化瓷器款識字體結構研究》(《文物鑒定與鑒賞》12期)從筆畫、筆順、字體結構等角度對其收藏吐魯番發現的明代成化瓷器片上的“大明成化年製”字樣進行了分析。

文物修復與保護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吐魯番學研究院技術保護研究所《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三六一號墓葬出土皮鞋保護修復報告》(《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在Regine Vogei指導下，吐魯番學研究院技術保護研究所對阿斯塔那三六一號墓葬出土皮鞋進行修復的過程。專家鑒定出此皮鞋爲山羊皮製品，屬唐代“如意鞋”一類。趙陽、徐東良、陳玉珍《吐魯番博物館館藏紙質文物的儲存與展示環境評估》(《吐魯番學研究》1期)從照度、温濕度、有害氣體三方面對吐魯番博物館藏紙質文物的保存及展示環境進行了檢測和評估，分析館藏紙質文物的主要病害及其發病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改善和預防性保護措施。夏克爾江·牙生《高昌故城土遺址病害調查及因素分析》(《黑龍江史志》13期)指出高昌故城土遺址的病害包括基礎掏蝕凹進、裂隙、坍塌、雨蝕、生物病害、人爲破壞等，主要病因有風蝕、農田水利建設破壞、農民取土與掏洞、盜掘與攀登踐踏等因素。克立木·買買提、杜培軍、丁建麗《吐魯番市歷史文化遺址環境生態敏感性綜合分析》(《環境保護科學》1期)選取高程、坡度、坡向、植被覆蓋率、河流水域、道路交通、土地利用類型、景觀等級、景觀密度爲敏感性因子，利用層次分析法(AHP)和GIS空間技術對吐魯番市區歷史文化遺址的環境生態敏感性進行分析，並提出相應的保護措施。克立木·買買提、丁建麗、杜培軍《基於GIS的吐魯番地區古遺址空間分佈及其影響因素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期)利用GIS分析吐魯番古遺址的空間分佈特徵。結果顯示吐魯番古遺址主要分佈在海拔100—200 m，坡度0—15度的洪積平原，距離河流和道路有一定的範圍，且不同時期特點不同。這些古遺址主要聚集分佈於高昌和交河兩個古城遺址四周。

另有肖小勇《西域考古研究——遊牧與定居》(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主要討論史前至漢晉時期西域考古的特點、理論、方法，西域史前文化的結構與關係，西域區域文化變遷與西域諸王國的關係、西域考古文化轉型、絲綢之路對新疆考古文化的影響，西域考古人地關係的相互作用，西域國别考古學等問題，並對樓蘭古國的社會結構進行了專題研究。

十一、 醫 學

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醫藥學研究的主要有： 王興伊《吐魯番出土的我國現存最早的木製假肢》(《中醫藥文化》4期)介紹了2007年於勝金鄉金店村發現的漢代木製假肢的形制和使用原理。于業禮、王興伊《吐魯番出土牛疫方考》(《中醫藥文化》5期)認爲阿斯塔那墓出土64TAM19： 41/4 與64TAM19： 44號文書爲同一牛疫醫方，並將其與P.3144號敦煌牛疫文書中第三方、《新編集成牛醫方》、《牛經大全》的相關藥方比較，指出三者以熏法治療牛疫的方法有共同來源，後在傳承過程中各有變化，傳承時間越久，藥物組成越完善。王興伊、侯世新《吐魯番出土我國現存最早的殘疾鑒定書考議》(《中醫藥文化》5期)判定阿斯塔那35號墓出土《唐西州高昌縣下太平鄉符爲檢兵孫海藏患狀事》文書爲中國現存最早的殘疾鑒定書。文章指出孫海藏因患風癇、冷漏癥，被鑒定爲殘疾，享有減免賦役的待遇。王錦、王興伊《古回回醫學與高昌回鶻醫學的聯繫——以〈回回藥方〉和〈雜病醫療百方〉外治方藥對比爲例》(《中華醫藥文化》6期)對比《回回藥方》和《雜病醫療百方》中外滴、含漱、填塞、嗅聞、藥熏五類外治方藥的異同。作者指出兩者的一致性體現在三點： 方藥功效認識一致；外治方藥用藥習慣一致；外治法主治疾病一致。反映出《回回藥方》並非完全伊斯蘭化，與《雜病醫療百方》代表的高昌回鶻醫學存在一定關係。

十二、 書評與學術動態

書評方面，史文韜《〈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評介》(《中國史研究動態》6期)介紹了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的主要内容，對此書在唐西州均田制、手實籍帳制度研究，北涼、高昌割據政權研究，及以文學作品證史方面所做的貢獻予以高度評價。陳習剛《吐魯番學研究新成就——評〈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研究〉》(《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程喜霖主編《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研究(文書篇)》、《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研究(研究篇)》的編纂體例、主要内容，及該書的系統性和創新性特點，同時也指出了該書存在的一些問題，補充了幾條該書遺漏的唐代軍事文書。陳國燦《探源察變，務實求真——評乜小紅著〈中國中古契券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期)評介了乜小紅《中國中古契券關係研究》一書，對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在諸多問題上的突破給予了高度評價。[日] 武内紹人著，楊銘、楊壯立譯《〈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導言》(《石河子大學學報》6期)主要介紹了目前古藏文文獻的研究現狀和本書内容，提出研究古藏文契約、書信、占卜文獻的方法及研究古藏文契約之目的與進程。

研究綜述方面，李莉《吐魯番文書目録發展史要略》(《湖北科技學院學報》8期)梳理了自1902年德國開始編纂吐魯番文書目録以來，國内外在吐魯番文書目録編纂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周泓、郭宏珍、王耀《近年新疆研究專題概述(上)》(《民族論壇》3期)從“國外新疆研究與國際交流、國内新疆研究重要項目及學術交流、國内新疆歷史研究、新疆族際交往關係研究、新疆宗教信仰研究、新疆社會文化與經濟研究、新疆族屬語言及其文化研究”幾方面概述了近年來學界在新疆研究上的重要成果。殷盼盼、朱艷桐《2014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2015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分歷史、社會與文化、民族與宗教、語言文字與文學、考古與文物保護、學術綜述與書評幾類，概述了2014年大陸吐魯番學研究的主要成果，並附有《2014年吐魯番學研究論著目録》(《2015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濮仲遠《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吐谷渾史研究》(《牡丹江大學學報》6期)扼要介紹了學界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對武周年間吐谷渾歸朝研究，唐至宋初瓜沙地區、西域地區吐谷渾人研究和《吐谷渾紀年的藏文殘卷》研究幾方面的成果。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研究述評》(《吐魯番學研究》2期)分摩尼教的傳播及其在敦煌吐魯番的遺存，早期中外學者對敦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的研究，近六十年學界對《老子化胡經》、《佛性經》及其與摩尼教關係的研究，學界對敦煌吐魯番本回鶻語摩尼教文獻的研究四類，論述了目前國内外對摩尼教文獻的研究狀況。喬同歡《國内回鶻城市史研究簡述》(《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2期)對國内學術界對漠北回鶻汗國城市、甘州回鶻城市、高昌回鶻城市、喀喇汗王朝城市的研究史進行了梳理。張之佐《新中國建立以來回鶻宗教史研究綜述》(《世界宗教文化》4期)簡要梳理了建國以來國内學界對回鶻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明顯的特徵是佛教的研究最多，景教和道教次之。

張鷹《中國近代西北之學的興盛與田野考古史實探究》(《文藝爭鳴》9期)敍述了近代以來我國西北學興起的時代背景，回顧了1916—2006年我國進行的34次重要的西北地區田野調查活動的簡要情況。楊亞瓊《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綜述》(《敦煌研究》5期)梳理了國内外關於馬達漢在新疆吐魯番等地的考察經歷及考察所得物的研究成果，指出21世紀以來國内外學者對馬達漢的研究逐漸增多，且不斷深入，但仍有諸多内容有待深入研究。馬大正《清至民國中國學者新疆考察史研究述評》(《西域研究》4期)梳理了現階段對清、民國兩個時間段中國學者新疆考察史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現階段中國學者在清代至民國新疆考察紀聞類書籍的整理與刊布上成果豐碩，但是專題性的研究還比較缺乏。民國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27—1934年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上，出版了衆多專著與文集。黄文弼考察成果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尤爲突出。

學術會議方面，劉進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初期的點滴回憶》(《中國文化遺産》3期)記述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從籌組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召開的重要經過。湯士華《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高峰論壇暨第五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2015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總結了2014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吐魯番博物館召開的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高峰論壇暨第五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收穫。

理論筆談方面，在《西域研究》創刊第100期之際，《西域研究》邀請了幾位國内西域史方面的專家，以筆談的形式，就如何在新形勢下“保持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特色，發揮傳統史學研究特長的同時，開闊視野，借鑒不同的學術理論、研究方法，加强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從而深化西域史研究發表各自的真知高見。其中王炳華《加强考古研究 深入認識西域文明》(《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認爲推進新疆歷史考古文化研究的關鍵是認真、深入地關切新疆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古文化。榮新江《加强西域地區的絲綢之路研究》(《西域研究》第4期)指出當前的絲綢之路研究需要對新疆已有考古文物資料進行整理。要在已有吐魯番、庫車、尼雅等境内考古的基礎上，將考古調查範圍進一步擴展到境外中亞地區。同時要將吐魯番、庫車、和田等地出土的文書資料，結合史籍給予充分的解讀，加强這些地區出土的胡語文書的研究。另外伊斯蘭時代的絲綢之路研究和19世紀以來中亞探險活動的研究均有待進一步加强。孟憲實《中原與西域——西域研究若干思考》(《西域研究》4期)指出西域與中原的發展緊密相關，西向發展是中國發展的必然，由匈奴引出西域也是必然。中原政權的發展戰略順序首先是“中原逐鹿，建立統一政權”，“其次是經營北方草原”，第三是以長期安全爲目的的西域經營。並分析了當今西域研究的價值。

此外《中國高校社會科學》也在2015年第2期上組織學者對當前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發表了重要的理論性文章。如榮新江《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指出官方史家編纂的歷史因其立場問題，存在對周邊民族和政權記載的缺漏或偏見。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雖不全是第一手資料，但其大量的未經官方史家擇取、編纂的資料對於研究中國中古史極爲重要，目前在利用這些資料補正中古史研究上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作者還以《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鐘記》和《張淮深碑》爲例，結合其他相關文書資料，論證了敦煌吐魯番文書對於我們“重構”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