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春

(華東師範大學)

2015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

(華東師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度大陸地區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30餘部，公開發表研究論文400餘篇。兹分概説、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 概 説

本年度有關敦煌寫本學與寫本文化、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的關係、敦煌文化概説、敦煌外流文物的考索、敦煌文獻的釋録與刊布、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回顧、敦煌歷史人物的考述等研究成果較爲突出。

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研究開闢了新時期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的新領域，郝春文《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首先追溯了敦煌寫本學的名稱由來及研究史，認爲敦煌寫本學是敦煌學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寫本學的組成部分；作者對中國古代寫本學的含義、研究對象、分期及研究内容做了恰當的界定，並對中國古代寫本學與敦煌寫本學的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展望。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和吐魯番盆地的各個遺址發現的文獻，給中古史研究帶來珍貴的新資料。榮新江《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論證了敦煌吐魯番文獻具有“補史”和“證史”的重要價值，同時希冀敦煌吐魯番研究在21世紀邁出新的步伐，充分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特徵，重構新的歷史篇章。余欣《博物學與寫本文化： 敦煌學的新境域》(《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呼籲建立中國乃至東亞世界古代“學”與“術”的整體解釋性框架，探索建立博物學、寫本文化、知識社會史與中外關係史相融合的史學研究新範式。馮培紅《敦煌基層社會史芻議》(《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指出敦煌文書爲研究中古基層社會史提供了豐富資料，全方位開展敦煌基層社會史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游自勇《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與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期)從“日常生活史”的視野來關照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並提出了自己的設想。

敦煌文化概説方面，項楚、戴瑩瑩《敦煌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對敦煌文化做了全方位的介紹，包括敦煌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理位置、輝煌燦爛的莫高窟、精妙絶倫的彩塑、宏偉瑰麗的壁畫、包羅萬象的遺書等，敍述了敦煌在近代遭受的劫難，以及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爲復興敦煌學所付出的辛勤努力等。有關敦煌外流文物的考索，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獲敦煌寫本之外流過程研究》(《敦煌研究》6期)根據英藏斯坦因檔案資料首次對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購敦煌藏經洞寫本的事件進行了專題研究，並復原了這批文物在隨後外流過程中的路線圖。馬德《敦煌遺書的再度流失與陸續面世》(《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自1920年以後留在敦煌的藏文寫經，最少有3000卷左右的卷軸本和2000多張梵夾頁流失，雖然這批寫本在近百年來也在陸續面世，但目前所見卷軸本不過四百餘卷，而梵夾頁基本上只有十數頁，繼續搜集這批敦煌寫卷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敦煌文獻的整理、釋録與刊布在本年度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二、十三卷分别於2015年3月和7月出版，釋録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S.2353—S.2710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説明。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册出版，著録編號至5371號。另由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第十七和十八兩册，著録編號爲P.T.1322—P.T.1352。郝春文主編《2015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爲敦煌吐魯番學會2015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涉及2014年度的敦煌學、吐魯番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壁畫兵器、蒙元統治敦煌史、明清時期敦煌史研究等，並有當年相關的學術會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2010年至2011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等。

敦煌研究院年長學者的口述歷史對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原本不在敦煌莫高窟，孫儒僩《莫高軼事·我的敦煌生涯(六)——關於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拆遷與復原記事》(《敦煌研究》5期)對莫高窟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來歷、拆遷和復原進行回憶和記述，展現了敦煌文物的保護歷程。另外，孫儒僩《莫高軼事·我的敦煌生涯(七)——千相塔殘塑的整理及第17窟洪辯像的遷移》(《敦煌研究》6期)回憶了兩件事情： 一是關於王圓籙所建千相塔的拆除時間，以及後來對塔中殘塑的處理；二是藏經洞中的洪辯真身原本存放於第362窟中。親身經歷者的記憶也具有傳承歷史的重要作用，劉進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初期的點滴記憶》(《中國文化遺産》3期)追憶了學會成立時的一些不爲公衆所知的事情。何鴻、何如珍《莫高窟舊影》(西泠印社出版社)收録了一批拍攝於20世紀40—60年代的莫高窟原版照片，包括莫高窟各個時期的壁畫、彩塑作品，同時包括部分莫高窟外景照片，對敦煌學的研究和石窟的修復保護均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敦煌地區歷史人物的考述對象，包括漢末的侯瑾和唐末的竇良驥。侯瑾是漢末敦煌地區的隱逸高士和學者大儒。張清文《論敦煌學人侯瑾的形象演變及其影響》(《敦煌研究》4期)通過文獻分析，並結合歷史背景，論證了侯瑾被神化的原因是前涼統治者爲强化自己統治而製造輿論的結果。竇良驥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重要文人，敦煌寫卷中保存有他的十數篇作品，主要以功德記、邈真讚等實用性文章爲主。朱利華、伏俊璉《敦煌文人竇良驥生平考述》(《敦煌學輯刊》3期)通過上述作品考證了竇良驥的生平經歷，從中揭示出吐蕃統治下漢族文人的真實心態。

有關“敦煌哲學”的話題依然在持續。穆紀光《西王母： 中華文化東西交流的神話先驅——並論“交流”是“敦煌哲學”的重要範疇》(《甘肅社會科學》1期)指出，西王母作爲以敦煌爲中心的西部女神，是同東部帝王進行物質與精神交流的積極使者，在其被塑成的衆多形象中，寄寓著先民陰陽互補、東西相依、國家認同等價值觀念。張堡《論歷史原生態與生命原生態的敦煌生命哲學》(《甘肅社會科學》)指出，存在於人類文化史和人文中的敦煌哲學精神，在生命哲學向度與視域中，有獨特的歷史永恒意義，不僅其歷史原生態彰顯了生命哲學的具態現象學價值，而其生命原生態的意義仍然啓示、養育著人類的生命之流。

二、 歷史地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歸義軍史、地理交通、經濟史、秦漢簡牘研究等方面。

歸義軍史方面，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之再版。作者以揭示史實爲主要目的，重點探討歸義軍的政治史和對外關係史，對9世紀後半期至11世紀前期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區歷史作了深入研究。李軍《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稱號問題再探》(《敦煌研究》4期)認爲張淮深在歸義軍内部並未自稱過“常侍”，而是曾使用與“常侍”相搭配的憲銜之簡稱“大夫”作爲自己的稱號。乾符四年至中和元年間，張淮深先後獲得過散騎常侍、户部尚書及兵部尚書等三次檢校官的晉升。光啓三年五月至九月間，張淮深開始在歸義軍内部使用“僕射”稱號。張淮深獲得的“司徒”贈官，當與索勛有關。雖然歸義軍在張承奉時期一度不再使用“司徒”指代張淮深，但到了曹議金統治時期，張淮深的“司徒”稱號又得以恢復並沿用。杜海《曹元德稱司徒考》(《敦煌研究》4期)認爲曹元德在長興四年(933)以節度副使檢校司空，935年曹元德出任歸義軍節度使後，未能順利地與中央王朝建立聯繫。939年，曹元德已以“司徒”自稱。曹元德去世後，940年沙州刺史曹元深繼任歸義軍節度使，任職之初號稱“司空”。曹元德的“太保”稱號是在其去世後中央王朝詔贈的。韓春平《敦煌金山國郊祀蠡測》(《敦煌學輯刊》3期)一文結合敦煌文獻與傳世文獻，認爲金山國時期具備了舉行郊祀的多種有利條件，應該舉行過相關活動。

王使臻《曹元忠、曹延禄父子兩代與于闐政權的聯姻》(《敦煌學輯刊》2期)採用文獻細讀的方法，試圖將呈現碎片化的曹氏歸義軍政權曹元忠、曹延禄與于闐的聯姻線索，進行實證性的梳理，尤其是解釋了促成歸義軍與于闐聯姻的政治因素。杜海《敦煌歸義軍政權與沙州回鶻關係述論》(《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曹延禄時期的沙州回鶻與歸義軍關係良好；隨著沙州回鶻的壯大，曾一度參與歸義軍内政，支持曹宗壽推翻曹延禄的統治；但隨著曹氏歸義軍的衰落，沙州回鶻取而代之。張小剛、楊曉華、郭俊葉《于闐曹皇后畫像及生平事蹟考述》(《西域研究》1期)指出曹皇后在諸姊妹排行中至多排在第八，她於934年嫁給于闐國王李聖天，此後在于闐與敦煌兩地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歸義軍及其到于闐的使臣對她多有“宣問”，繼李聖天成爲于闐國王的從德太子即其親子。曹皇后晚年可能回到敦煌居住，其卒年難考，但在994年參加陰家宴會時，已經七十餘歲。

楊寶玉《〈張淮深碑〉作者再議》(《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敦煌文獻《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碑》之作者爲張球，依據有四條： 其一，抄寫該碑文的寫卷背面所存詩文當是張球所作，内容、筆蹟與正面相關，諸卷所抄爲張球作品集；其二，從張球任職及其與張淮深關係看，張淮深理應延請當時職掌“文辭之事”的節度判官張球撰寫碑文；其三，張球是虔誠的佛教徒，完全可以勝任爲張淮深的佛教功德作歌功頌德的撰寫；其四，碑文抄件中的大量雙行小注係張球爲晚年教授生徒而增補，内容常見於張球所删《略出籯金》，同樣可證碑文爲張球所撰。張穩剛《敦煌文獻P.4064〈將軍論〉殘卷考釋——敦煌寫本兵書與歸義軍軍事研究之一》(《敦煌學輯刊》3期)在對P.4064《將軍論》進行録校的基礎上，解析了其中藴含的古代軍事材料。聶順新《張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内地諸州府國忌行香制度的差異及其原因初探》(《敦煌研究》6期)認爲晚唐敦煌的國忌行香活動與内地諸州府相比，至少存在三點差異： 國忌日數不同；國忌行香舉行地點不同；沙州的國忌行香活動允許士庶百姓參加，内地則不允許。

有關敦煌地理、交通的考證方面，劉滿、關楠楠《左南城位置考辨》(《敦煌學輯刊》1期)通過梳理古今學者對左南城位置的考訂，分析《水經注》等古籍文獻的記載，採用歷史文獻和地理測量相結合的方法，考證出左南城的位置。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是絲綢之路東段交通路線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吴炯炯、劉滿《也談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敦煌研究》6期)從四個方面對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做了詳細探討。王冀青《關於“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期)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探討了西方古典地理學家托勒密所著《地理志》中對“賽里斯之路”的記録過程，以及近代英國東方學家玉爾所著《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對“賽里斯之路”的研究，指出上述記録和研究是近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所著《中國》第一卷中創造“絲綢之路”一詞的學術基礎。

經濟史方面，蘇金花《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古代西部緑洲農業的灌溉特點——基於唐代沙州和西州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6期)指出，唐代西州和沙州兩地的緑洲農業充分利用各種水資源，修建了完備的水利灌溉系統，制定了嚴格的灌溉用水制度，設立了完善的水利管理機制。西州和沙州緑洲農業的灌溉受地形、氣候、水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約，更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國家和地方政府在灌溉管理中佔主導地位。郝二旭《唐五代敦煌農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持續四百餘年的大規模農業開發，不僅蠶食了當地緑洲邊緣不可替代的具有防風固沙功能的天然植被，而且將幾乎全部的河流水源用於農業生産，使得當地生態用水嚴重短缺，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最終導致包括壽昌古城在内的大面積緑洲的沙漠化。趙貞《唐前期“中男”承擔差役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西域研究》1期)依據傳世文獻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記載，認爲中男可承擔征行、村正、曲長、侍丁、執衣、門夫、烽子、郡史等多種差役，但具體差配時往往還要考慮中男的身份特徵及家庭背景等因素。此外，太常寺司儀署及岳瀆齋郎由16歲以上中男充任，太史局中的天文生、曆生和卜筮生，通常也從那些有專門技藝特長的中男群體中選取。作爲唐代徭役的組成部分，中男承擔的差役同樣享受“終服”之制。張新國《唐前期的女户及相關問題——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利用唐前期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女户户籍以及相關史料，探討了唐前期女户户主的特徵與稱謂、女户的家庭架構、户等、賦役以及受田情況等問題，認爲唐前期的女户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群體，女户户籍不僅有助於瞭解唐前期女户家庭的真實面貌，而且相關研究也可補正史記載之不足。黄樓《闞氏高昌雜差科帳研究——吐魯番洋海一號墓所出〈闞氏高昌永康年間供物、差役帳〉的再考察》(《敦煌學輯刊》2期)認爲闞氏高昌雜差科分爲供物、差役兩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時也徵用百姓驢、車等運輸工具，差役主要有燒炭、取楨、作瓨等。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潘潔、陳朝輝《黑水城文書中錢糧物的放支方式》(《敦煌研究》4期)通過研究指出，黑水城文書中錢糧物的放支方式可歸納爲該支、實支、正支、折支、添支五種。

秦漢簡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肩水金關漢簡》的校考和補正。黄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叄)〉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期)就《肩水金關漢簡(叄)》中收録的20枚殘損紀年簡、月朔有誤的簡以及曆譜簡進行校考。周艷濤《〈肩水金關漢簡(貳)〉釋文補正四則》(《敦煌研究》2期)結合簡牘本身的行文習慣，通過漢簡材料的内部對比及與碑刻等其他材料的對比，從文字在簡文版式的位置、其本身構件的佈局、筆劃的走勢等方面，對原釋文的一處誤釋字予以糾正。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叄)曆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4期)考釋了《肩水金關漢簡(叄)》的6枚紀年簡、13枚曆譜散簡和13枚月朔簡的年代。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叄)〉中所見典籍簡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4期)指出，《肩水金關漢簡(叄)》中出現的《論語》、《孝經》、《孟子》、《周易》、《左傳》等語句與傳世本有所不同，反映了西漢人以“經”治世的積極思想以及用“經”但不拘束於“經”的特殊態度。位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内的肩水塞，是漢代“居延塞”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陶玉樂《漢代肩水塞的佈防特點及歷史價值》(《敦煌研究》3期)認爲，肩水塞在歷史上不僅是居延漢塞中最爲重要和關鍵的軍事防禦體系，也是居延漢塞賴以存在的重要屯戍生活區。由於其地處要衝，佈防嚴密，因此是漢代軍事防禦體系建設的典範。孫聞博《河西漢塞“河渠卒”爲“治渠卒”辨》(《敦煌研究》5期)通過辨析居延漢簡、肩水金關漢簡史料，參以傳世文獻，指出傳統認識上的“河渠卒”似應定名爲“治渠卒”，“治渠卒”主要在河西屯田地區從事水渠修築建設與水利工程維護。

三、 社會文化

對於敦煌社會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敦煌大衆文化、婚姻與家庭生活、民俗信仰等多個方面。楊秀清《論唐宋時期敦煌文化的大衆化特徵》(《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認爲唐宋時期敦煌大衆文化的價值取向直指民生，這成爲唐宋時期敦煌地區長期相對穩定的文化原因。王使臻《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文書教育》(《陝西理工學院學報》4期)認爲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文化教育表現出一種精英教育爲輔、實用主義教育爲主的特色。一方面歸義軍政權有意識地加强對中原傳統精英文化的繼承與學習，吸納中原及敦煌本土的精英進入歸義軍政權，這些文化精英對敦煌地區的文書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另一方面，歸義軍政權在敦煌地區實行的文化教育，仍以實用性教育爲主，尤其以服務於歸義軍政權的文書教育爲最突出的特徵表現。

婚姻與家庭生活方面，買小英《敦煌願文中的家庭倫理管窺》(《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敦煌願文中留存的反映古代敦煌民衆家庭倫理關係的文書，體現了敦煌地區民衆在處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師徒等關係時所遵循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範。買小英《論敦煌佛教家庭倫理中的行孝方式》(《敦煌研究》3期)認爲，古代敦煌地區的佛教信衆在實踐家庭倫理、處理父母與子女、現世與來世之間關係的過程中，遵循著佛教家庭倫理中父慈子孝、知恩報恩的基本倫理關係，並將其作爲佛教信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石小英《唐五代宋初婚姻開放性初探——以敦煌婦女爲中心考察》(《敦煌學輯刊》4期)依據豐富的敦煌文獻所載相關敦煌婦女的材料，對唐五代宋初婚姻開放性的表現及其原因進行系統探討。宋翔《唐宋時期沙州的城市形態與居住空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期)指出，作爲當地居民主要聚居地的沙州城有子城、羅城之分，子城位於地勢較高的西南隅，以便於控禦與防守，其内設有衙署等建築，羅城則主要分佈著坊市以及寺觀。祁曉慶《敦煌壁畫婚禮圖中的鏡》(《敦煌研究》6期)對敦煌石窟壁畫婚禮圖中的鏡子圖像進行了分析，認爲鏡子是當地婚禮儀俗中的常用之物，具有辟邪的功用，也可作爲神聖之物，供新婚夫婦在婚禮儀式中加以參拜。鏡子象徵著夫婦同心，表達了對新人的美好祝願。

民俗信仰方面，何劍平《論〈維摩詰經〉在中國中古庶民階層中的信仰特質》(《甘肅社會科學》6期)一文重點考察了《維摩詰經》在中國中古庶民信仰中的演進特質，認爲《維摩詰經》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士大夫和普通民衆兩個文化世界，這種傳播過程中産生的信仰差别，主要源於其教理本身内涵的豐富性，以及因其化他利物、隨物根緣的目的顯示出的隨衆生不同而施教的特性。梁麗玲《敦煌文獻中的孕産習俗與佛教信仰》(《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梳理佛典、《講經文》、佛曲歌贊等材料，結合敦煌文獻中與孕産有關的《難月文》、經咒符印等，説明懷孕期間之憂苦煩惱、届臨難月至祈神保護、免除産難之經咒符印的情況。趙玉平《唐五代敦煌蠶神考——以敦煌文獻S.5639〈蠶延願文〉爲中心》(《敦煌學輯刊》3期)從民俗學的角度對S.5639《蠶延願文》中的十位蠶神進行考察，從中探究敦煌佛教信仰民俗化的發生模式，即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是以佛教思維方法來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李瑞哲《對“圖像程序”的重新認識——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圖像所表現的共同主題》(《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粟特人墓葬的圍屏石榻與石槨壁上的雕刻圖案以表現宴飲、狩獵、出行的場面居多，出行圖、宴飲圖是粟特人墓葬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能夠反映入華粟特人宗教信仰、精神與物質生活等方面的真實情況。

四、 宗 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景教和摩尼教。

佛教研究包括佛教文獻整理與考釋、佛教信仰與儀軌探討、敦煌佛教教團及僧尼的社會生活等。

敦煌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考釋方面，張小艷《敦煌本〈衆經要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在校録文本的基礎上，對《衆經要攬》進行了正名解題、印經考察、抄寫年代等問題的考探；還從文獻校勘、輯佚、證源和寫本校改的層次性上對其研究價值作了論述。《佛説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爲漢譯佛教典籍，早佚。王孟《談敦煌遺書〈佛説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的研究》(《敦煌研究》4期)對敦煌遺書《佛説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研究史進行評述，進而對該經今後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廖暘《〈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文本研究》(《敦煌研究》4期)首先指出《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是一種未入藏的熾盛光陀羅尼經，接著概括了現存唐至明時期藏外經寫本、刻本的情況，並探析了該經從中唐到明代的寫本内容和時代特徵。郭麗英《六世紀上半葉敦煌寫本〈大方等陀羅尼經〉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以一部懺悔滅罪禮儀所依據的重要經典，而且是漢傳佛經中最早的陀羅尼經爲例，證明某些敦煌佛經正本抄經對我們研究經典成立、翻譯過程和當地人的佛教信仰互動有非常珍貴的意義。何瑩、張總《敦煌寫本〈千手經〉與〈大悲啓請〉》(《敦煌學輯刊》4期)介紹了敦煌寫本《千手經》與《大悲啓請》的詳細情況，注意到其開首“仰啓月輪觀自在”句，對於瞭解水月觀音與千手觀音的關係，水月與密宗觀音的關聯，即水月觀音的真正緣起有啓發作用。

黄京《〈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成書年代與作者等相關問題考論》(《敦煌研究》2期)指出目前所見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的寫本有三十餘件，漢文版本達七種。作者根據其中所反映的官名、地名，初步推斷出該傳的成書時間爲公元685年至765年，並根據其所反映的社會風俗和制度情況，進一步推論該傳的作者可能是鄭愔，成書年代可具體爲公元709年至710年。方廣錩《僞敦煌遺書〈般若波羅蜜菩薩教化經〉考》(《敦煌研究》3期)從文獻内容、所謂李盛鐸題跋兩個方面，考證北京瀚海拍賣有限公司“2007年春季拍賣會”出現的《般若波羅蜜菩薩教化經》乃現代人僞造的贋品。張總《〈十王經〉新材料與研考轉遷》(《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一文，作者把近年來新發現的有關《十王經》的材料進行匯總研究，涉及浙江、陝西、四川、山西等地，研究視野大有擴展。鄭阿財《〈佛頂心大陀羅尼經〉在漢字文化圈的傳布》(《敦煌學輯刊》3期)以《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爲例，借鑒“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等理論和方法，考察其在漢字文化圈的傳布及相關問題。彭瑞花《惠真與敦煌本〈佛説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及其他律學行蹟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期)根據李華撰《荆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對惠真的律學行蹟加以考證，論證了敦煌本《佛説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爲惠真編寫並流傳於世，並探討了他在不同時期所研習弘揚的不同戒律和主要律學思想，以及作爲天台宗玉泉系第六代傳人的廣泛社會影響。王惠民《P.2550〈略説禪師本末〉所反映的三階教實踐活動》(《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圍繞《禪師本末》所反映的三階教教徒的宗教活動進行論述，並結合其他文獻討論三階院的結構與功能，爲後來三階教遭到禁斷提供了詳細的背景資料。張先堂《中國古代的温室浴僧供養活動——以唐宋時期敦煌文獻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在對敦煌研究院藏218號文書進行釋録的基礎上，對該文書進行定名和定性，但並未解決斷代問題。

文本綴合可使原本分裂的殘卷得以團聚一處，綴合後的寫本顯示的信息較爲完整。張涌泉、劉溪《古代寫經修復綴接釋例——以國圖藏〈佛名經〉敦煌寫卷爲中心》(《宗教學研究》4期)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佛名經》爲中心，通過内容、行款、書風、書蹟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從殘損補綴例、脱誤補綴例、綴接錯亂例、綴接顛倒例四個方面探討了前人的修復綴接工作以及與之相關的誤綴現象，説明殘損、撕裂古寫本的修復綴接古已有之，古人的修復綴接也未必完全正確。張涌泉、徐鍵《〈瑜伽師地論〉系列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期)將26號殘卷或殘片綴合爲11組。張涌泉、胡方方《敦煌本〈四分律〉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6期)將16號《四分律》綴合爲7組。張小艷《敦煌本〈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衆生苦難經〉殘卷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期)將其中的14號殘卷綴合爲7組。張小艷、傅及斯《敦煌本唐譯“八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6期)將26號殘卷綴合爲9組。張小艷《敦煌本〈父母恩重經〉殘卷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期)將敦煌本《父母恩重經》寫經26號殘卷綴合爲8組。張涌泉、朱若溪《俄藏〈金光明經〉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期)將37號俄藏《金光明經》殘卷綴合爲11組。

張小艷《敦煌疑僞經四種殘卷綴合研究》(《宗教學研究》4期)通過殘字拼合、内容接續、行款相同、字蹟書風相近等角度的比較分析，將《究竟大悲經》、《善惡因果經》、《大辯邪正經》、《易算經》等四種疑僞經中的24號殘卷綴合爲9組。張磊、郭曉燕《俄藏楷書〈大智度論〉寫本殘片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期)將26號楷書《大智度論》殘片綴合爲12組。張磊、胡方方《國圖藏敦煌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殘卷綴合研究》(《宗教學研究》4期)將國家圖書館所藏的26號《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殘卷綴合爲10組。張磊、劉溪《國圖藏敦煌本〈佛名經〉殘卷綴合示例》(《浙江社會科學》6期)將國家圖書館藏的14號《佛説佛名經》綴合爲1件，定作二十卷本《佛説佛名經》卷三。張磊、左麗萍《俄藏敦煌文獻〈大乘無量壽經〉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期)將俄藏29號殘卷綴合爲16組。張磊、郭曉燕《敦煌寫本〈大智度論〉殘卷綴合研究》(《中國俗文化研究》1期)將18號殘卷綴合爲7組。張涌泉、陳琳《敦煌本〈佛説阿彌陀經〉殘卷綴合研究——以中、俄、法三國館藏爲中心》(《中國俗文化研究》1期)把45號殘卷綴合爲20組。

佛教信仰與儀軌的探討方面，陳大爲《中古時期敦煌佛教的特點探析》(《石河子大學學報》4期)認爲中古時期敦煌佛教有其自身的發展脈絡，有别於正統佛教，具有社會化、平民化和兼容性三個方面的特點，這對深入認識和瞭解古代敦煌佛教文化意義重大。姚崇新《淨土的嚮往還是現世的希冀？——中古中國藥師信仰内涵再考察》(《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試圖揭示中國藥師信仰的實質： 當時的中國人更看重藥師佛的現世拯救功能，藥師崇拜更多是基於現世利益的考慮，因此認爲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將《藥師變》直接等同於《藥師淨土變》的思維定式。劉艷燕、吴軍《莫高窟禮佛儀式的左旋與右旋》(《敦煌研究》6期)對莫高窟古代佛教信徒禮佛所遵循的旋繞禮佛方式進行了探討，認爲古代佛教信徒旋繞禮佛遵循了以主尊佛爲準的右旋禮佛儀軌。董大學《〈金剛經〉的儀式化——〈銷釋金剛經科儀〉相關寫本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4期)對浙敦069、浙敦102、浙敦103和俄藏284四件寫本進行了研究，認爲它們屬於同一寫本，可擬名作《銷釋金剛科儀要偈三十二分》，内容與《銷釋金剛經科儀》相關。因其抄寫年代在宋元之間，應不屬於敦煌文獻的範疇。

敦煌佛教教團及僧尼的社會生活方面，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戒律清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認爲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主要體現在佛教戒律的演變和清規的制定上，敦煌佛教戒律的演變和清規的制定有其自身的原因和特色，同時與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陳雙印、張鬱萍《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在中西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敦煌學輯刊》4期)通過對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梳理，認爲這一時期的敦煌僧人會利用出使于闐、西州和敦煌南山以及張掖甘州回鶻政權的機會，從事經商牟利，從而在這一時期的東西經濟交流中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霍巍《荒漠青燈苦行僧——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發掘所見僧侣生活》(《歷史教學》12期)重點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的禪窟、僧房窟、瘗窟等三種類型石窟的考古發掘情況及其反映出的僧侣生活進行了闡述。

道教方面，楊秀清《唐宋時期敦煌道教大衆化的特徵——以敦煌文獻爲中心的研究》(《敦煌研究》2期)通過對敦煌藏經洞出土道教文獻的研究，分析出唐宋時期敦煌大衆道教思想四個方面的特徵。楊秀清《唐宋時期敦煌大衆的道教知識與思想——以敦煌文獻爲中心的研究》(《敦煌研究》3期)認爲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主流文化是大衆文化，在這一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社會生活中，影響敦煌大衆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的是大衆的自然知識與思想。陳魏俊《敦煌文書“行散”非“行解”淺説——兼與張儂等先生商榷》(《敦煌研究》2期)認爲敦煌文書中所記載的道家服石“行散”之法與出土醫學竹簡所記“行解”意義完全不同，前者指散步行藥，後者指發汗解表。劉永明《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道教文獻與齋醮法事活動》(《敦煌學輯刊》4期)首先對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道經寫卷和其他道教文獻進行進一步考察和時代辨析，補充了幾件以前學者未曾收録的道教文獻；其次對歸義軍時期的齋醮法事活動進行考察，以便讀者對歸義軍時期的道教狀況有更深入瞭解。

道教經典的考釋方面，王卡《敦煌本〈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校讀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對新近公布的幾件敦煌道經寫本經名加以考定，並校讀文本，附録與《道藏》本校訂以後的寫本釋文。劉屹《論古靈寶經的神話時間模式——以新經和舊經中“劫”字的使用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對比“新經”與“舊經”對“劫”字的使用和理解，揭示出“新經”與“舊經”關於時間模式的異同，並以此爲基礎，討論有關古靈寶經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郜同麟《〈太上洞玄靈寶天尊名〉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認爲大淵忍爾所著録的四件《太上洞玄靈寶天尊名》寫卷本爲一卷，即該經上卷，全經應有三卷。該經上卷僅北方、東方兩方天尊，全經十方天尊應依北方、東北、東方、東南、南方、西南、西方、西北、上方、下方的次序，各方應有四組左右的天尊，每組五十個天尊左右，總數應與伯3755所説的“千五百”相合。謝明《國圖敦煌道經校釋劄記》(《敦煌研究》2期)摘取國圖藏敦煌道經中的一些條目進行解讀，解釋了其中的語詞，並通過釋義來校正敦煌道經寫卷和《道藏》各自的錯誤。

景教、摩尼教研究主要集中於文獻的考釋和比較，但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王蘭平《日本杏雨書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寫本〈志玄安樂經〉釋考》(《敦煌學輯刊》2期)根據日本杏雨書屋刊布的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對《志玄安樂經》進行新的輯録和考釋，爲學界提供了一個釋録準確，並盡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景教文獻。楊富學、包朗《霞浦摩尼教文獻〈摩尼光佛〉與敦煌文獻之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將霞浦文書與敦煌資料相結合，對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路線、途徑以及文本的鑒别方面提出新認識。

此外，對多種宗教進行綜合性研究的有： 楊富學《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續編》(甘肅教育出版社)於2015年4月出版，作者以敦煌出土文獻爲基礎，研究古代西域地區佛教的發展情況以及各個宗教發展的多元性，主要内容包括： 敦煌文獻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貢獻、唐代敦煌與長安法門寺之佛教文化關係、東山法門對敦煌禪修的影響、甘肅省博物館藏道教《十戒經傳盟文》研究、敦煌回鶻佛教文獻及其價值、漢傳佛教對回鶻的影響、藏傳佛教對回鶻的影響、佛教與回鶻印刷術研究、回鶻薩滿教與道教及巫術的關係等。

五、 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敦煌文獻中的字、詞進行考釋。李倩《敦煌變文單音動詞詞義演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現有的詞義演變研究理論爲指導，選取敦煌變文爲語料，以其中的單音節動詞爲考察對象，具體追溯它們的演變歷程；通過對詞義演變軌蹟、引申邏輯的分析、排比和分類，揭示詞義演變的動因、條件和規律；進而通過考察詞義演變對敦煌變文動詞詞彙系統的作用和影響，揭示變文動詞詞彙與前代詞彙系統的區别和聯繫。張志勇《敦煌邈真讚釋譯》(人民出版社)是對敦煌邈真讚進行詞語注釋和現代漢語的翻譯。該書以陳尚君主編《全唐文補編》爲底本，參以《敦煌碑銘贊輯釋》和《敦煌邈真讚校録並研究》二書，兼採蔣禮鴻、張涌泉等專家的研究成果，從文學、文化的角度對敦煌邈真讚文本進行全文梳理，對詞語進行注釋，翻譯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楊曉宇、劉瑶瑶《敦煌寫本碑銘贊詞語疏解》(《敦煌學輯刊》1期)以鄭炳林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爲底本，參核縮微膠片及其他相關文獻，對其中的一些未被各類語文辭書收録的語詞進行了補遺和考釋。劉瑶瑶、楊曉宇《敦煌寫本碑銘贊釋録勘補》(《敦煌研究》1期)補正了部分字詞的釋録，疏解了一些未被各類語文辭書收録的詞語，以供研究者參考。

六、 文 學

敦煌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敦煌變文、講經文、敦煌詩歌、入冥故事、俗賦作品等多個專題，其中尤以敦煌變文的相關探討居多。

變文方面，包括新見敦煌變文寫本的披露、變相與變文的關係、變文與寶卷的關係、變文名物的研究等。張涌泉《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敍録》(《文學遺産》5期)通過對新刊布敦煌寫本的全面普查，對這些新發現的變文寫本進行系統全面地甄别和敍録，使新發現變文寫本的完缺情況及其價值得以彰顯。其中包括《孟姜女變文》、《舜子變》、《破魔變》等原有篇目卷號的增補，《佛説八相如來成道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押座文》等新發現的變文寫本，以及多件疑似變文寫本，總數達到七十餘號。鄭阿財《變相與變文關係論爭平議》(《新國學》2期)一文以學術史的角度，從變文是變更佛經的文本，變相是變更佛經的圖像，變文與變相的主從關係等視角對諸家説法進行平議，並論述了有關變相與變文的關係。李貴生《從敦煌變文到河西寶卷——河西寶卷的淵源與發展》(《青海民族大學學報》1期)認爲從敦煌變文到河西寶卷，表演的場域從佛教寺院轉移到民衆家庭，講唱的主體從佛教僧侣更替爲普通俗衆，宣講的儀式從簡單到複雜再回到簡單，唱詞的結構從簡單的一段演變爲複雜的四段式然又簡化爲三段式、兩段式、一段式。張春秀《敦煌變文名物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一書分爲上下兩編： 上編爲總論，主要介紹了選題緣起，分析了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及名物研究的現狀與趨勢，交待了該書所採用的材料和研究體例，結合具體例子論證了敦煌變文的研究價值。下編爲考釋部分，分飲食類、衣飾類、器用類、舟車類、樂器類、武備類、佛具類，對敦煌變文中的名物進行了較爲詳盡的梳理和考釋。馮文開、王立霞《敦煌寫本〈漢將王陵變〉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屬性》(《江西社會科學》11期)認爲，敦煌寫本《漢將王陵變》爲探討王陵故事在講唱傳統與書寫傳統之間發展演變的規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書寫的互動，以及寫本的文本屬性，對認識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的生成和文本形態以及拓展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的視野，具有學術價值。

講經文與俗講方面，程興麗、許松《〈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性質、作者與用韻研究》(《敦煌研究》3期)認爲，《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並非講經的稿本，它的性質是駢雅化的案頭文學而非通俗的説唱文本。至於作者，當是在雲辯所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講經文原稿基礎上，秦王李從榮及身邊人一起進行了集體潤色加工。冷江山《敦煌寫卷S.2702〈淨名經集解〉卷背諸内容之關聯性分析》(《敦煌研究》2期)指出，S.2702《淨名經集解》是一個典型的講經和俗講活動所用的“底本”，卷中有些内容看似偶然抄寫在一起，但從俗講特點以及講經與俗講的關係等觀察，它們之間存在實際應用方面的相互關聯，整個寫卷大致可以再現當時的講唱過程。

敦煌詩歌方面，汪泛舟《敦煌詩解讀》(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分上、下兩卷，收録敦煌詩274首，包括雜詠與修禪詩、高僧詩、佛經與道家詩、寓托與别體詩、敦煌古蹟與巡禮詩、敦煌節氣詩等。作者力求以通俗化的現代語言來表達和解讀敦煌詩篇的内在意義。馬驍、馬蘭州《敦煌寫本P.2555以“落蕃漢人”爲題材的60首詩作文本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期)將作品置於唐代邊塞詩整體發展的背景下，對敦煌P.2555以“落蕃漢人”爲題材的60首詩作從文本角度作了單純文學意義上的分析，並對其文學價值作了基本評估。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5期)對目前已知的11件《秦婦吟》寫本按照裝幀方式分别進行了條列敍述和分析，並對相關寫本的題記、雜寫、正背文字所屬文獻等情況進行梳理。

入冥故事與俗賦作品方面，王晶波《果報與救贖——佛教入冥故事及其演化》(《敦煌學輯刊》3期)結合傳世記載與敦煌文獻，討論了佛教入冥故事的内涵及其演化，認爲入冥故事隨著傳播的日益廣泛和佛教的不斷中國化，其内涵和重心也經歷了一個逐漸由早期側重展示地獄懲戒發展到後期側重救贖和超度的演化過程。馬晨曦《論敦煌古抄〈百鳥鳴〉文體屬性》(《天水師範學院學報》6期)認爲《百鳥鳴》在創作之初應爲非正式的文人仿作俗賦而寫，它兼容了時下民間文學的各種特色寫就，所以出現了和别的作品互有交融的現象。陳靜《敦煌寫本〈茶酒論〉新考》(《敦煌研究》6期)結合唐代茶文化的發展狀況，認爲《茶酒論》的創作時間或可推定爲800—805年之間。從傳寫特徵來看，《茶酒論》寫本是民間一些有文化的底層人士，出於個人喜愛，隨手抄寫，留爲自用的。

敦煌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 周淑萍《敦煌文學與儒學關係述論》(《敦煌研究》4期)指出敦煌文學與儒學關係密切且錯綜複雜。敦煌文學尊崇儒學大義，故以儒家思想爲其基源性母體，形成其經世濟俗的基調。同時，敦煌文學又不滿官方儒學的權威，故又魔化孔子，戲謔儒家經典。面對儒佛之爭，敦煌文學以其特有的方式積極調適儒佛關係，在維護儒學固有地位的同時，爲佛學爭取發展空間，敦煌文學的獨特格調由此形成。張長彬《〈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及其代表的敦煌宣傳文學》(《敦煌研究》2期)指出《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已發現的六個寫本可分作三個抄寫系統，但作者不可考。

七、 藝 術

本年度關於敦煌藝術的研究成果囊括敦煌石窟藝術史、壁畫圖像、敦煌樂舞、造像藝術、服裝頭飾、書法藝術等諸多門類。

石窟藝術史方面，趙聲良撰《敦煌石窟藝術簡史》於201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將敦煌石窟藝術分爲十六國北朝、隋代、唐代前期、唐代後期、五代宋西夏元五個時期，從洞窟形制、彩塑、壁畫等幾個方面，對敦煌石窟藝術進行了研究。黄文昆《中國早期佛教美術考古泛議》(《敦煌研究》1期)指出，中國佛教在西晉以後告别初傳期，走向成熟，在戰亂紛擾的北方，佛教中心先後形成於河北、長安和涼州。十六國佛教美術始於後趙金銅佛系統，繼而經過關中秦隴與河西涼州兩個系統的發展，奠定了北魏佛教美術走向興盛的基礎。平城佛教的形成與發展，聚集了山東六州、關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東方青齊五個方面的實力。趙聲良《敦煌美術研究與中國美術史——略談三十年來敦煌美術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認爲敦煌美術的研究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一是敦煌藝術綜合研究與介紹；二是敦煌藝術資料的大規模公布與分類研究；三是美術史學的深入研究。陳明《論敦煌北魏石窟藝術成就的歷史背景》(《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敦煌在北魏時期具有較高的軍事地位，北魏諸州置三刺史制度，是一些北魏宗室成員活動於敦煌和寫經流傳到敦煌的重要原因，因此敦煌北魏佛教藝術與中原地區佛教藝術保持一致。胡垚《論判教思想對敦煌北朝至隋石窟的影響》(《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北朝至隋石窟中出現的《法華》題材與《涅槃》題材並舉，且以《法華》融攝《涅槃》及其他經的藝術現象，極有可能是受這一脈判教思想的影響。

壁畫圖像方面，趙聲良撰有《飛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甘肅教育出版社)，全書包括壁畫中的奇妙故事、佛陀微笑、佛教諸神、飛天藝術、中國傳統的神仙、極樂世界的景象、裝飾的藝術、敦煌壁畫的風格與成就等八個部分，重點突出了“敦煌壁畫故事”、“敦煌飛天”、“敦煌經變畫”等重要的敦煌藝術内容，並著重介紹了敦煌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藝術作品，爲讀者展現了敦煌莫高窟的獨特魅力。劉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五守護佛母曼荼羅圖像解説》(《敦煌研究》1期)對榆林窟第3窟南壁西側惡趣清淨曼荼羅上方的五守護佛母曼荼羅做了圖像學的解説。賈維維《榆林窟第3窟五護佛母圖像研究》(《敦煌研究》4期)通過梳理《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這兩部12世紀左右成書的梵文成就法集及其在藏文大藏經中對應的相關儀軌文本，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南壁西側惡趣清淨曼荼羅上方的五護佛母，並結合尼泊爾、西藏和西夏同題材的造像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五護佛母圖像的構成内容與特徵。趙曉星《莫高窟第361窟主室窟頂藻井壇城辨識——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八》(《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考察壇城的基本情況、尊形辨識、井心十字金剛杵以及十二曼荼羅等，結合相關經典分析，認爲這一壇城是莫高窟南區中唐洞窟中最爲明確的密教曼荼羅，對敦煌密教研究大有助益。王惠民《莫高窟第280窟菩薩乘象圖和比丘誦經圖的再解讀》(《敦煌研究》1期)對隋代第280窟比丘誦經圖、菩薩乘象圖、涅槃圖進行了考察，提出比丘誦經圖可能表示《法華經》中的妙光法師説法，菩薩乘象圖則表示普賢菩薩守護《法華經》信仰者，而涅槃圖則表示《法華經》爲佛臨涅槃時所説。這些壁畫題材是研究法華信仰的重要資料。任平山《“身若出壁”的吐火羅粟特壁畫——以尉遲乙僧爲線索》(《敦煌研究》1期)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總結了尉遲乙僧的繪畫風格，並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了吐火羅——粟特美術中的相關特徵。作者認爲公元7世紀前後吐火羅—粟特壁畫比之于闐，更爲充分體現了“身若出壁”的空間效果。

張小剛《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是一部關於佛教傳播過程中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佛教聖蹟、靈異感應事蹟及各種瑞像圖即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的專著。全書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爲圖像考證，中篇爲綜合研究，下篇爲個案研究。史忠平《敦煌水月觀音圖的藝術》(《敦煌研究》5期)對敦煌水月觀音圖中的各種組成元素進行分類，並就其圖像淵源、繪畫技法等進行分析，從而呈現出水月觀音圖的地域性特徵和美術史價值。伏奕冰《古老的狩獵方式——莫高窟第285窟壁畫中的〈獵殺野豬圖〉》(《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窟頂南披的一種“近身肉搏”方式狩獵的圖像，反映了遊牧民族的智慧，且體現了他們驍勇善戰的民族個性。王靜芬《不空罥索觀音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探討了6世紀末至8世紀中，中國漢譯佛經所描述有關不空罥索觀音的圖像等問題，認爲東亞與南亞最早的不空罥索觀音像基本相異，不同的原因在於所依據的經典不盡相同。孟嗣徽《文明與交匯——吐魯番龜兹地區熾盛光佛與星神圖像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根據吐魯番和龜兹地區的幾件有關熾盛光佛和星神圖像材料，以MIK Ⅲ-8451爲重點，討論了這些圖像材料中的巴比倫、希臘—波斯—印度—中國因素，並探討了它們的傳播途徑。胡同慶《試探敦煌北朝時期供養人畫像的美學意義》(《敦煌研究》1期)從排列組合、人物描繪技法、位置與形象大小、審美情趣、視覺效果等角度探討了敦煌北朝時期供養人畫像的美學意義。汪娟《中土瑞像傳説的特色與發展——以敦煌瑞像作爲考察的起點》(《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爬梳佛教史傳以及有“瑞像”名稱的文獻，結合圖像分析，考察了中土瑞像傳説的特色與發展，並討論了玄奘和道宣對瑞祥傳説傳播的貢獻。張小剛、郭俊葉《敦煌“地藏十王”經像拾遺》(《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主要對近年來新發現的有關敦煌“地藏十王”的寫經和壁畫資料進行介紹和考述。

胡同慶《試探敦煌壁畫中的佛教洗浴文化》(《敦煌研究》3期)認爲根據佛經和敦煌壁畫、敦煌文獻，可以看到佛教洗浴文化不僅涉及洗浴的方法和所需物品、設施等條件，同時論及洗浴與健康、人際交往以及季節、氣候、飲食的關係等問題。山部能宜著，陳瑞蓮譯，楊富學校《吐峪溝第42窟禪觀壁畫研究——兼及漢文禪觀文獻的起源》(《敦煌研究》4期)指出，第42窟壁畫内容與禪觀經典文本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單就總體佈局而言，這些畫面卻和當今所見的所有文本都不一致。所以其壁畫作品未必是以某一經典爲藍本的，很有可能依據的是當地的禪觀傳統，壁畫所依據的經典很可能是吐魯番的地方産物。張景峰《佛教兩種末法觀的對抗與闡釋——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認爲敦煌莫高窟第321窟是展現十輪地藏與西方淨土兩種信仰並存、相互對抗，各自闡釋末法觀的場所；對抗的結果是以淨土宗的勝利而結束，而《十輪經》因受三階教屢遭禁斷的影響，成爲反面教材而被批判。董華鋒《慶陽北石窟寺第165窟“捨身飼虎”圖像考辨》(《敦煌學輯刊》1期)結合蒙元時期文獻、圖像資料和元代石窟寺壁畫等，對阿爾寨石窟壁畫中所繪坐具形制和特點進行分析，認爲阿爾寨石窟壁畫中所繪坐具的形制與蒙元時期流行的矮牀及寶座相似，但也有區别。同時，作者從阿爾寨石窟壁畫中所繪坐具的形制、繪畫風格、榜題書寫特點等方面進行分析，説明坐具大概流行的年代爲15—16世紀。

張建宇《敦煌西魏畫風新詮——以莫高窟第285窟工匠及粉本問題爲核心》(《敦煌研究》2期)指出參與莫高窟第285窟繪製的工匠集團共有三個： 西壁由第一工匠集團完成，圖像内容和畫風具有强烈的西域風；第二工匠集團繪製東壁及北壁，儘管人物造型和服飾都採用漢化樣式，但匠師未能理解中原畫稿表現空間進深感的意圖；繪製南壁的工匠集團真正掌握了再現三維場景的技巧。王冬松、李詩芸《唐代繪畫與雕塑的植物色考察》(《華僑大學學報》1期)通過對唐代敦煌繪畫和雕塑作品所用的植物色進行考察，追溯其源流、製取以及使用等諸方面的歷史面貌，有助於還原或重建中國古代的植物色傳統。信佳敏《敦煌莫高窟唐代龕内屏風畫的源起——以樹下人物圖屏風畫爲例》(《美術研究》1期)認爲敦煌莫高窟唐代龕内樹下人物圖屏風畫與中原圖樣之間存在明顯聯繫，對這一樣式的探討有助於瞭解莫高窟屏風畫的産生及淵源。陳振旺《莫高窟隋唐圖案的歷史演變和文化交流》(《深圳大學學報》6期)以莫高窟隋唐圖案形成的歷史變遷和文化交流爲核心，從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思想、民族融合等角度研究莫高窟隋唐圖案形成的歷史文化語境，闡釋莫高窟隋唐圖案的歷史演變與繼承創新，分析隋唐時期南北大融合過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經變畫方面，張景峰《敦煌石窟最早觀音經變考》(《敦煌學輯刊》1期)對莫高窟第217窟的觀音經變畫的内容進行考釋，認爲其是目前敦煌石窟中最早的一鋪觀音經變。潘亮文《敦煌石窟華嚴經變作品的再思考——以唐代爲中心》(《敦煌研究》4期)就敦煌石窟中的唐代華嚴經變爲主要考察對象，配合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對其表現形式的宗教意涵進行系統性分析，歸納出不同時代造像群體的各自特點。陳菊霞《〈維摩詰經變〉中的香山子》(《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是一篇名物範疇的文章，作者通過比較法門寺地宫香山寺與莫高窟第85窟的山形供品，並對照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認爲敦煌石窟《維摩詰經變》中的山形供品與法門寺地宫出土的香山在造型上較爲接近，二者又都爲佛教供品，故認爲《維摩詰經變》中的山形供品也是香山。盧少珊《河西地區唐宋時期維摩詰經變細部圖像再認識》(《敦煌學輯刊》3期)運用考古類型學與美術史圖像學方法，從圖像細節方面考察了河西地區維摩詰經變的遺存；微觀分析維摩詰經之佛國品、方便品、不思議品、觀衆生品、法供養品等五品的圖像内容，尤其側重那些以往學界遺漏的細節，並對部分細節圖像的來源和内涵進行了闡釋，進而梳理了各自的發展脈絡。沙武田、李國《由維摩詰經變赞普問疾圖看吐蕃之後的敦煌社會》(《中國藏學》4期)認爲敦煌吐蕃時期洞窟所繪維摩詰經變贊普問疾圖是吐蕃統治下的特色題材，而此類圖像在吐蕃之後的晚唐及其後的同類經變中不再出現，説明了吐蕃統治符號圖像的基本命運，此類圖像可作爲解讀一個時代的圖像符號。文章通過其在洞窟中的時代變化與完整保留現象，探討吐蕃之後的敦煌社會狀況。郭俊葉《莫高窟第217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的看相圖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敦煌陰氏家族與粟特人有較深的淵源關係，並通過對第217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畫面及發願文的分析，推測這幅經變畫是與陰家有關係的旅華粟特人發願出資所繪。陳愛峰《大桃兒溝石窟第10窟觀無量壽經變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認爲大桃兒溝石窟第10窟觀無量壽經變源於藏傳佛教，時代爲元朝統治下的高昌回鶻時期。

樂器和樂舞方面，朱曉峰《彈撥樂器流變考——以敦煌莫高窟壁畫弦鼗圖像爲依據》(《中央音樂學院學報》4期)以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弦鼗圖像爲依據，對鼗、弦鼗、秦漢子、阮咸和三弦等彈撥樂器加以考證，分析文獻中相關彈撥樂器的記載，對從鼗到弦鼗再到秦漢子的發展過程進行推論，並對阮咸在歷史中的名稱以及目前三弦研究中暴露的問題作出相應探討，以期最大限度地釐清琵琶類彈撥樂器的發展史。朱曉峰《〈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儀仗樂隊樂器考》(《敦煌研究》4期)以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及東壁南側下部所繪《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的儀仗樂隊爲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儀仗樂隊的功能、樂器屬性等方面的歸類，考證了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統軍出行儀仗樂隊的編制、樂器以及樂舞配置，重點分析了出行圖中出現的各類樂器的沿革、形制、材料和演奏形式，並結合相關史料，對歸義軍時期的音樂機構進行了合理的推論。陳卉《滋生與嬗變： 絲綢之路上的佛教樂舞》(《鄭州大學學報》2期)認爲佛教樂舞的用途分兩種： 一是通過美妙的舞姿，讚美西方極樂世界；二是通過娱樂性的樂舞活動，吸引民衆信佛。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吸收印度古典舞蹈、民俗舞蹈以及神話的某些因素，而且也吸收所在地文化因素及其舞蹈特徵，因而它極具生命力，對樂舞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沙武田《一幅珍貴的唐長安夜間樂舞圖——以莫高窟第220窟藥師經變樂舞圖中燈爲中心的解讀》(《敦煌研究》5期)認爲這是有唐一代長安城上元節燃燈的再現，也可以認爲是包括皇帝會群臣的大型晚宴，官僚士大夫家中舉辦的各式夜宴，唐長安、洛陽兩京地區各類大型夜間樂舞場景的描繪，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毛睿《唐代二元世界觀與音樂美學問題——以敦煌彌勒經變壁畫設樂供養爲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4期)引唐人“二元世界説”，以敦煌彌勒經變壁畫中的設樂供養爲例，證之以若干文獻，發現反映在敦煌壁畫和文獻中的唐代佛樂有不少是俗樂，與佛經對佛樂的風格要求很不相同，在音樂美學上出現了矛盾現象，而這一現象可能與唐代人“二元世界觀”有些聯繫，而這一發現對理解唐代音樂美學有一定的意義。

造像藝術方面，黄火、黄雅雯《論貴霜經雕造像對早期敦煌石窟的影響——以“護法”模式和“二佛並坐”模式爲例》(《中北大學學報》1期)指出早期敦煌石窟的建造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大乘涅槃系經雕造像的影響，即依據佛經本進行造像。其中，“一佛一轉輪王”的“護法”模式以及“二佛並坐”模式最能體現這一影響。敦煌石窟的造像活動並非簡單複製印度佛教的做法，而是在繼承貴霜造像模式的同時表現出自己的特點，並集中體現在層積性、繼承性和創造性方面。嚴耀中《從印度到中國的四臂像》(《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具有四臂的像肯定是存在於宗教或神話里的神，而且“四臂”是最簡單的添加，可以説是造像神格化的起點之一。從婆羅門教到密教，構成了四臂像發展的主線。中國四臂神像淵源於印度，但分佈較少的現象説明了中印文化的聯繫和差别。鍾國昌《麥積山與敦煌石窟北魏飛天造像色彩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4期)從色彩的裝飾美、色彩的神秘美、色彩的地域美、色彩的整體美和秩序美四個方面，論述了麥積山與敦煌石窟飛天色彩的審美價值。

婦女服飾藝術方面，盧秀文《敦煌婦女首飾步摇考》(《敦煌研究》2期)通過對婦女首飾步摇的稱謂、使用方法等的考察，説明敦煌婦女使用步摇的類型。盧秀文、徐會貞《披帛與絲路文化交流》(《敦煌研究》3期)指出披帛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西亞文化與中國服飾發展的内因相結合而流行開來的一種“時世妝”的形式。敦煌吐魯番地區發掘的披帛與中原地區特别是唐長安地區出土的披帛幾乎相同，屬於同時代的産物，經歷了一個相互繼承、汲取發展的過程。

書法方面，王明《從敦煌五代牒狀寫本看五代書法的過渡特色》(《敦煌研究》3期)認爲敦煌五代牒狀寫本反映了五代對唐代書法的取捨與傳承，尤其明顯的是“顔柳”兩大家書法在五代的接受與影響。敦煌五代牒狀寫本多種多樣的章法形制對宋代尺牘書風的形成産生了深遠影響。

八、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學界在石窟考古、文化遺産的保護與管理、石窟文物的數字化建設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較爲突出。

石窟考古方面，蔡偉堂《敦煌莫高窟編號的幾處訂正》(《敦煌研究》2期)就現在通行使用的莫高窟洞窟編號的幾處錯、漏，予以補充説明和訂正，包括莫高窟第234、235、424、425、485、486、493等窟。王惠民《敦煌早期洞窟分期及存在的問題》(《石河子大學學報》6期)對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進行了回顧，並對研究方法提出了思考。趙聲良《敦煌隋代中心柱窟的構成》(《敦煌研究》6期)指出敦煌隋代中心柱窟有四座，分爲兩個類型： 一類是須彌山式的中心柱，中心塔柱與須彌山有關，表現的主題是三世十方佛；另一類是中心柱正面不開龕的大型窟，洞窟前部的三鋪佛像表現的是三世佛主體。從中心柱窟造像及裝飾風格來看，反映了敦煌隋代石窟在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同時也受到印度和中亞文化的影響。張寶璽《涼州洪元谷大雲寺考》(《敦煌研究》1期)認爲《宋史》記載的洪元谷大雲寺就是今天的天梯山石窟大佛窟，宋庭曾多次資助六谷部修葺洪元谷大雲寺，大雲寺起建於唐代，天梯山石窟大佛窟在唐宋相當長一段時間内稱爲洪元谷大雲寺。韓有成《寧夏原州區禪塔山石窟調查報告》(《敦煌研究》3期)指出位於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境内的禪塔山石窟開鑿於北魏，洞窟的組合結構以及功用受到了龜兹地區石窟的影響。張銘、魏文斌《甘肅秦安迦葉寺遺址調查報告》(《敦煌研究》6期)通過現場實地調查，發現迦葉寺遺址現存窟龕4個，保留有唐、金、元、明等朝代的題記共10餘方。調查報告對發現的十數條墨書和石刻題記進行編號説明和識讀，並對題記中弘治年號等相關問題作了初步探討。石建剛、高秀軍、賈延財《延安地區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敦煌研究》6期)指出這些僧伽造像表現爲觀音菩薩、彌勒佛、寶志、萬回、十六羅漢等造像的不同組合形式，内容頗爲豐富，爲研究僧伽造像及其信仰提供了新材料，彌補了北方地區僧伽造像發現較少的缺憾。戴春陽《敦煌佛爺廟灣唐代模印塑像磚墓(一)——墓葬舉要與年代》(《敦煌研究》5期)參照典籍、相關墓葬和文物資料，認爲敦煌佛爺廟灣墓群之M123年代約在開元年間，M125、134、141應不晚於德宗建中初，M121約當玄宗時期或以後。

文化遺産的保護與管理方面，樊錦詩《堅持敦煌莫高窟文物管理體制不動摇》(《敦煌研究》4期)指出，敦煌研究院的探索和實踐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莫高窟的管理體制始終未變： 有一個依法設立的保管機構；能夠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和義務；能夠制訂並實施長遠的發展規劃不動摇；能夠聚集協調國内外多學科專家爲文物保護和旅遊開放的提升、進步作出貢獻。黄明玉《文化遺産概念與價值的表述——兼論我國文物保護法的相關問題》(《敦煌研究》3期)從探討文化遺産概念的起源出發，綜述國外文化遺産概念的演進，分析其在價值認識上的發展趨勢，得出遺産定義的表述應包含三個要素： 價值體系、物質形態和表現特性，並回顧我國文化遺産概念的發展歷程，根據遺産定義要素檢視我國文保法在遺産概念與價值表述上存在的問題。吴健、俞天秀《絲綢之路中國段文化旅遊展示與體驗創新服務模式探討》(《敦煌研究》5期)通過絲綢之路中國段文化遺産分類、調研、整理，結合文化旅遊需求進行價值挖掘，利用文物數字化技術對絲綢之路中國段文化遺産進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數據採集、處理和加工及成果梳理，探索出一種文化旅遊展示與體驗的新方式。王旭東《基於風險管理理論的莫高窟監測預警體系構建與預防性保護探索》(《敦煌研究》1期)全面回顧了莫高窟的保護歷史。該文基於文化遺産風險管理理論，認爲構建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的目的在於實現文化遺産地變化可監測、風險可預報、險情可預控、保護可提前的預防性保護管理目標；論述了莫高窟風險監測體系的框架和構建内容；指出風險清單的科學釐定、風險閾值的研究、風險管理與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發等内容。

李鳳潔、王旭東等《不同泥敷劑配比下土遺址泥敷法脱鹽效果評價》(《敦煌研究》4期)以已篩選出的泥敷劑材料爲基礎，進一步研究了在相同泥敷材料種類的情況下，應用不同配比、不同含水量的泥敷劑對含鹽土體試樣進行脱鹽後，土體試樣一定深度範圍内鹽分含量變化，並進行脱鹽效果評價。王旭東、郭青林等《多場耦合下岩土質文物風化機理試驗裝置研究》(《敦煌研究》5期)首次研發了基於多場耦合下的石窟圍岩風化機理模擬試驗系統裝置，通過對岩土質文物模擬環境和測試技術的研究，確定了多場耦合實驗室的佈局、功能、技術性能指標，將爲敦煌石窟圍岩風化和壁畫鹽害機理研究乃至全國岩土質文物保護研究提供高技術環境仿真試驗平臺，提升岩土質文物風化機理和保護材料性能評價的研究水平。歐秀花、惠澤霖、盧旭平《天水古民居木構件煙熏病害調查及治理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5期)對天水居民木構件表面煙熏病害進行調查及分析，採用碳酸鈉、氫氧化鈉、十二烷基苯磺酸鈉等對古民居木構件煙熏病害進行初步的清洗加固，結果表明十二烷基苯磺酸鈉與碳酸鈉的聯合使用在達到良好效果的同時，可保持古民居木構件古樸的原貌；草酸、氫氧化鈉和水性氟碳乳液聯合加固木構件不僅加固效果良好，而且有利於古民居木構件的耐久保存。趙雪芬、賀延軍等《大寺溝淤沙對炳靈寺石窟的影響及治理措施》(《敦煌研究》4期)根據炳靈寺石窟環境的現狀，從保護植被固沙、治水方面解決炳靈寺石窟的沙患和水患問題。

關於莫高窟壁畫的病害與防治，吉愛紅、汪萬福等《仿愛夜蛾在敦煌莫高窟模擬壁畫表面的附著力研究》(《敦煌研究》1期)研究了仿夜愛蛾在敦煌莫高窟模擬壁畫表面的附著力： 仿夜愛蛾在壁畫表面附著時，首先産生一定的法向抓附力，纔能獲得較大的切向摩擦力，保證其能夠穩定附著於壁畫表面。其腳爪對壁畫表面的最大劃力可以達到身體重力的15倍，從而造成壁畫表面的細微劃痕甚至引起起甲壁畫的脱落。杜文鳳、張虎元《莫高窟壁畫加筋土地仗乾縮變形研究》(《敦煌研究》1期)利用液體石蠟法測草泥層地仗和麻泥層地仗的收縮曲線，探討了不同含量的加筋材料對地仗收縮性質的影響。王江麗、閆增峰等《莫高窟洞窟自然通風測試研究》(《敦煌研究》4期)的測試結果表明： 洞窟内氣流速度分佈範圍爲0.15—0.3 m/s，與温差呈正比，與距門的距離呈反比；夜間，洞窟内氣流分佈具有特殊性。同作者的《敦煌莫高窟洞窟自然通風實驗研究》(《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5期)初步驗證了莫高窟洞窟内氣流符合熱壓通風原理，並提出了洞窟内通風有可能還受莫高窟周邊自然環境影響的猜想。

石窟文物的數字化建設方面，吴健《石窟寺文物數字化的内涵——融學術、技術、藝術於一體》(《敦煌研究》2期)從學術、技術和藝術角度詳細闡述了石窟寺文物數字化的内涵。俞天秀、吴健等《敦煌石窟海量數據無差錯傳輸系統的設計與開發》(《敦煌研究》3期)針對敦煌石窟數字化海量數據在實際工作數據傳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認爲海量數據無差錯傳輸技術在敦煌石窟數字化過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此系統在敦煌壁畫數字化工作中的應用效果良好。王樂樂、李志敏等《高光譜技術無損鑒定壁畫顔料之研究——以西藏拉薩大昭寺壁畫爲例》(《敦煌研究》3期)利用高光譜技術分析了兩幅模擬壁畫，通過比較模擬壁畫顔料與標準顔料光譜曲線的形狀特徵等，有效準確地甄别出藍銅礦、孔雀石、雌黄、雄黄、鉛丹和硃砂，但無法判别胭脂。體感技術的迅速發展爲文化遺産地的數字化保護與展示提供了新的思路，結合體感技術開發的計算機程序展示敦煌石窟，具有表現力强、交互性好、操作簡單等特點。李大丁、楊夢琴等《體感技術在敦煌藝術交互展示中的應用初探》(《敦煌研究》5期)結合Kinect Motion 兩種體感設備，介紹了體感技術在敦煌數字化展示中的幾類應用，並簡單闡述了其實現過程。

九、 少數民族歷史語言

藏文文獻的研究成果依然在本年度少數民族歷史語言研究中佔較大的比重，主要成果有：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約文書研究》(法律出版社)首先探討了吐蕃文的淵源問題，其次就中外學界對敦煌吐蕃文資料的搜集、刊布以及契約類文書的研究現狀作了梳理。章節部分依此類文書數量多少爲序，分僱傭契約、租佃契約、買賣契約和借貸契約四種，每部分以漢文、吐蕃文契約文書比較研究爲切入點，對每類契約之程式及藴含的内容作了深入細緻的考證。王東《西域出土的一份古藏文告身文獻補考》(《敦煌研究》4期)根據對新疆出土的編號爲ITJ370的西域古藏文告身文獻的最新解讀，探討了吐蕃王朝時期最重要的一項政治制度——告身制度，考察了“軍功致富”、“告身制度與虎皮告身並行施行”、“官職與告身對應關係”三個問題，並指出該文獻對研究吐蕃社會告身制度與虎皮告身制度的重要性。2013年在拉薩最新發現了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寫本，《中國藏學》第3期發表了其部分内容，巴桑旺堆《一份新發現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書(下卷)初步解讀》(《中國藏學》S1期)介紹了該寫卷的餘下部分，目的在於爲學界提供一件較爲完整，且極具價值的吐蕃兵律史料。

郭萌、張建林《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擦擦研究》(《文博》5期)對擦擦進行類型學研究，分析其特徵，推測其年代。通過比較莫高窟擦擦與西藏擦擦、西夏擦擦以及中原的善業泥的異同，推測這批擦擦來源於西藏，是藏傳佛教藝術北傳的結果。陳于柱、張福慧《敦煌古藏文寫本P.T.1005+IOL TibJ744〈十二錢卜法〉題解與釋録——敦煌漢、藏文術數書的比較歷史學研究之一》(《敦煌學輯刊》4期)將分藏於法國和英國的古藏文寫卷P.T.1005、IOL TibJ744進行綴合，它們的綴合不僅進一步豐富了學界對吐蕃民族典籍的認識，而且爲今後敦煌古藏文寫卷的綴合工作提供了範例。

今枝由郎著，班瑪更珠譯《生死輪回史——一部來自敦煌的藏文敍事文獻(二)(三)(四)》(《敦煌學輯刊》1、2、4期)在系統梳理法藏和英藏的九件敦煌藏文文獻《生死輪回史》的基礎上，提供了該寫本的全文英譯，並對其與其他敦煌文獻的關係以及該寫本的寫作經典來源、作者、時間等進行深入的分析，認爲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書年代當在公元800年左右。陳踐《若干典型古藏文語詞疏譯之一——重讀〈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之體會》(《中國藏學》S1期)係解讀和梳理過去發表的吐蕃文獻中之古詞語内涵的系列文章之一。陸離《關於吐蕃統治下于闐地區的tshan》(《西域研究》1期)認爲吐蕃統治于闐地區的tshan(tshand)不應該對應於漢文的州，它源自吐蕃本部，與敦煌、薩毗地區的將(tshan)類似，應該是規模較小、級别較低的行政建置。于闐地區的tshan規模應該與鄉(tshar)相當或在其之下，tshar(鄉)在于闐地區普遍設置，而tshan的設置似乎較少。

回鶻文文獻的研究方面，米爾卡馬力·阿依達爾《回鶻文詩體注疏和新發現敦煌本韻文研究》(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從嶄新的角度對已刊布的元代回鶻詩歌進行重新評估，對新近出土回鶻文獻佛教韻文詩進行刊布和語文學研究，其中包括對《入阿毗達磨論》注疏、《金花鈔頌疏》、《五更轉頌》等佛教注疏和《字母詩》、《千字文》等韻文詩歌的重新考證，修訂了國内外對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較爲完備的校勘本。楊富學《回鶻學譯文集新編》(甘肅教育出版社)收入譯文30篇，在收入作者譯作之外還收録了不少他人譯作，絶大多數皆爲首次發表，如德國學者茨默著《一件敦煌禪文獻在吐魯番回鶻語中的音轉與翻譯》、英國學者亨特所撰《葡萄溝所出敍利亞語、粟特語和回鶻語文獻》等。張鐵山、皮特·茨默《敦煌研究院藏回鶻文〈圓覺經〉注釋本殘片研究》(《敦煌研究》2期)首次對該殘片進行原文换寫、轉寫、漢譯和注釋，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已知回鶻文《圓覺經》的版本、回鶻文《圓覺經》注釋本的年代等相關問題。

西夏文文獻的研究方面，崔紅芬《中英藏西夏文〈聖曜母陀羅尼經〉考略》(《敦煌研究》2期)對英藏和中國藏西夏文《聖曜母陀羅尼經》進行了梳理、詮釋和考證，判定西夏文《聖曜母陀羅尼經》遺存情況，再結合法成本和法天本，探討了西夏文本所依據的底本以及流行和傳播情況。張多勇、于光建《瓜州東千佛洞泥壽桃洞西夏文兩件印本殘頁考釋》(《敦煌研究》1期)一文，通過對瓜州縣東千佛洞兩件西夏文文書翻譯考察，認爲瓜州東千佛洞西夏文1號文書是蝴蝶裝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印本，内容爲“無爲福勝分第十一”和“尊重正教分第十二”殘頁，其翻譯底本是鳩摩羅什翻譯的漢文本；瓜州東千佛洞西夏文2號文書爲《慈悲道場懺罪法》卷首殘頁。由此可窺知西夏瓜州地區《金剛經》和懺法思想的流行。馬振穎、鄭炳林《〈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補釋》(《敦煌學輯刊》1期)主要將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判别出來，並進行釋讀、擬名及研究，對於敦煌學和西夏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十、 古 籍

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涵蓋《論語》、《儀禮》、《敦煌氾氏家傳》等多部典籍。伏俊璉《唐寫本〈論語〉鄭玄注的學術特點》(《甘肅理論學刊》1期)指出敦煌吐魯番出土的30多件唐人抄寫的《論語》鄭玄注，可以恢復一部分已經失傳的鄭玄注之面貌。作者認爲鄭氏注體制短小，文字簡明扼要，禮學思想是其注《論語》的主要依據，但鄭注政教、禮法並用，這也是鄭氏哲學思想的基礎。陳緒波《試論武威漢簡〈儀禮〉的版本問題——從簡本、石經本、今本〈儀禮〉篇題間的關係著眼》(《敦煌研究》1期)通過分析簡本、石經本、今本《儀禮》各篇題之間的具體關係，揭示它們之間在版本上的聯繫，進而推求簡本《儀禮》的版本問題。鍾書林《〈敦煌氾氏家傳〉與先周世系》(《武漢大學學報》1期)通過結合傳世文獻與敦煌寫卷進行考察，認爲雖然西周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數闕失，但代數的闕失與后稷、不窋父子世系方面没有必然的聯繫，后稷、不窋之間的父子世系可信性較强，《史記》“后稷卒，子不窋”的説法仍然可靠。

十一、 科 技

科技類論文主要包括敦煌醫藥文獻的釋録與考證、敦煌曆日和星圖的考察、藏文算書等的整理與研究。

醫藥方面，袁仁智、潘文主編《敦煌醫藥文獻真蹟釋録》(中醫古籍出版社)對敦煌醫藥文獻進行了較爲系統的釋録。全書以圖版和録文形式，分别從醫經診法類、本草類、針灸類、醫術醫方類的角度全面闡釋了敦煌醫藥文獻，主要包括《五臟論》、《脈學》殘卷、《傷寒雜病論》殘卷、《内難經節選》殘卷、《新修本草》殘卷、《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等。錢超塵《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傷寒論〉校注考證》(學苑出版社)指出，《辯傷寒》、《金匱玉函經》、《南朝秘本》均以《張仲景方》爲祖本，對三本綜合研讀，可得《傷寒論》六朝古本概貌及古本演變軌蹟。田永衍《敦煌文獻〈平脈略例〉、〈玄感脈經〉考論三則》(《敦煌學輯刊》3期)對《平脈略例》與《玄感脈經》記載的“診法常以平旦”、持脈輕重、“平人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等三個醫學問題進行考論，梳理了其源流，辨析了其正誤，論述了其中的中醫學術價值。張靖《敦煌遺書〈黑帝要略方〉探析》(《西部中醫藥》3期)從創作年代、書名、内容、特點等四個方面對《黑帝要略方》進行考察分析，指出敦煌遺書《黑帝要略方》是一篇專門記載男性病的著作，方義古樸，多用蟲卵，善用灸法，值得進一步研究。陳明《絲路出土密教醫學文獻芻議》(《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首先介紹了絲綢之路密教醫學的概貌，然後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俄Ф281《服藥咒》進行探究。陳于柱《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發病書〉殘卷整理與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對杏雨書屋藏敦煌寫本羽015《發病書》的考察，認爲此件與P.2978、S.6346係同卷之裂；作者將三件文書進行綴合整理，將其與P.2856《發病書》對比分析其文本特點，如通篇未見具體篇目或標題、行文程式不同，占辭内容相異等。

天文曆法方面，鄧文寬《法國學者對敦煌術數和天文曆法文獻研究的貢獻》(《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法國學者在敦煌術數和天文曆法兩個領域辛勤工作，屢有創獲，成績斐然；他們學風嚴謹，常常從社會學角度解讀相關文獻，同時具有國際視野，將相關問題與國際上的相似問題作比較。趙貞《S.P12〈上都東市大刀家印具注曆日〉殘頁考》(《敦煌研究》3期)，S.P12是公元9世紀末在長安市“大刀家”店鋪刻印的一件曆日殘本，參照S.P6《乾符四年具注曆日》，可知S.P12滲透著濃烈的“陰陽雜占”元素，其中雜有周公五鼓逐失物法、周公八天出行圖以及“八門占雷”三方面的内容，據此進行失物、出行和年歲光景的推占，在民衆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中起著“決萬民之猶豫”的作用。鄧文寬《敦煌本S.3326號星圖新探——文本和歷史學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將S.3326號“雲氣占”部分與星圖部分當作一個整體進行再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新看法。Christine Mollier所撰AstrologicalTalismansandPaperAmuletsfromDunhuang： Typology and Function(穆瑞明《敦煌九曜星宿與陀羅尼符》，《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由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170中的陀羅尼符、計都、水星等圖像因素，結合其他圖像中的熾盛光佛、水星、計都、羅睺等形象進行分析，認爲陀羅尼符只是一部分，應該是與九曜在一起的。

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三種藏文算書，其中P.T.1256是漢文九九表的藏文注音本，P.T.1070和B59： 10都是藏文九九表，反映了當時藏族算數學科的狀況。劉英華《敦煌本藏文算書研究》(《西藏大學學報》1期)收録了這三個寫本的録文，並給出復原本、譯文和評析，並在此基礎上就敦煌本藏、漢文九九表寫本作了初步對比研究。傅千吉《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天文曆算文化研究》(《西藏大學學報》2期)分析了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天文曆算文化淵源，闡釋了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天文曆算文化和擇日文化，指出藏族天文曆算文化内容豐富、歷史悠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歷史意義。敦煌本藏文寫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納音表，在以往藏文文獻中未見提及，在現存敦煌藏文文獻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劉英華《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納音文書研究》(《中國藏學》1期)首先給出該寫本的録文和漢語譯文，並據以編製了藏漢對照六十甲子納音表；其次通過對與敦煌漢文六十甲子納音文書及藏文勝生周的比較，説明寫本的屬性、用途和編譯中存在的問題。此類藏文繫六十甲子納音文獻的内容源於漢地。

十二、 書評與學術動態

書評方面，劉進寶《石窟寺考古報告的典範——評〈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敦煌研究》1期)評價《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是敦煌石窟發現後的第一次全面記録，既保存了石窟檔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爲國内其他石窟保護研究單位編寫考古報告提供了範本；《考古報告》堪稱中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一個里程碑，將對中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寫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鄧文寬《一部敦煌學者的必讀之作——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讀後》(《敦煌研究》2期)認爲該書獨樹一幟，博大精深，呈現出該書作者的深厚功力。文章指出所有研究敦煌文獻的專業工作者均應將該書列爲必讀之作，以便提升自己的研究水準。金海峰《敦煌石窟營建史研究的新篇章——〈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述評》(《敦煌學輯刊》3期)，對王惠民所著《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的内容、特色和價值進行評介，指出該書是對敦煌石窟營建歷程的通史性展示，認爲該書作者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並提出新觀點。鄒清泉《美術史與敦煌學的交匯——試評〈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敦煌研究》2期)，認爲《敦煌石窟美術史》以文獻的全面性與完整性、圖像的系統性與豐富性、語言的邏輯性與準確性，寫作的嚴謹性與學術性，實現了敦煌石窟美術史研究的横向拓展與縱向延伸，標誌著21世紀敦煌學與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轉折，其多重學術價值將産生深遠影響。王慧慧《〈敦煌藝術畫庫〉的概況及學術史價值》(《敦煌研究》5期)重點考察了這套叢書的出版背景、内容和價值。張利亞《文史兼通，通而不俗——〈炎鳳朔龍記——大唐帝國與東亞的中世〉述評》(《敦煌學輯刊》3期)對《炎鳳朔龍記——大唐帝國與東亞的中世》進行了分章介紹並作了客觀評價。裴成國《關尾史郎先生〈另一個敦煌〉評介》(《敦煌研究》6期)首先對關尾史郎新著《另一個敦煌——鎮墓瓶與畫像磚的世界》作了介紹，其次評述了該書的學術價值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武内紹人著，楊銘、楊壯立譯《〈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導言》(《石河子大學學報》6期)，討論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獻的全貌，列舉了契約文書的種類，各種文字風格和書寫形式，以及當時的社會歷史和語言背景。

研究綜述方面，石建剛《延安宋金石窟研究述評》(《敦煌學輯刊》1期)對延安宋金石窟的研究情況進行系統回顧，兼作評議，以期推動該課題的深入研究。翟興龍《21世紀我國内地敦煌本〈歷代法寶記〉研究綜述》(《西南石油大學學報》6期)指出，學界有關《歷代法寶記》的研究大致集中在文本研究、史料研究、佛教之外問題的研究等三個方面。侯文昌《敦煌出土吐蕃契約文書研究述評》(《隴東學院學報》6期)在扼要梳理英藏和法藏吐蕃文文書刊布情形的基礎上，對我國學界在契約文書研究方面作出述評。崔怡《敦煌歌辭〈百歲篇〉研究綜述》(《寧夏師範大學學報》4期)從敦煌寫本《百歲篇》的著録情況、校録整理和研究論著等方面進行了綜述。閔定慶、張洲《車柱環教授敦煌詞校勘實績述要》(《敦煌研究》6期)對韓國漢學家車柱環教授的敦煌詞研究成果進行綜述，並高度評價了車教授的研究方法及治學態度。

學術會議方面，2015年8月14—17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中國石窟保護基金會資助的“2015敦煌論壇： 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召開。本次論壇旨在爲國内外專家共同研討有關敦煌在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關係中的角色、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從敦煌看東西方文化交流關係等學術問題搭建平臺，以促進不同國家、不同領域敦煌學界的交流合作。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105篇，主要涉及敦煌與中外關係、敦煌與多民族關係、敦煌藝術中的外來元素和民族元素、三夷教研究、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敦煌歷史文化等相關問題。2015年10月11—18日，由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共同主辦，敦煌研究院承辦的“2015兩岸敦煌佛教藝術文化研習營”在莫高窟開營。此次研習營主要以實地考察和專家授課的方式進行，較好地促進了兩岸年輕學者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2015年11月1日，由中國藏學雜誌社和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敦煌吐蕃文獻專題學術討論會”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行。來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甘肅民族師範學院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20餘名敦煌吐蕃文獻研究專家參加了會議。由普林斯頓大學唐氏東亞藝術研究中心主辦的“意象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於2015年11月13—14日召開，來自美、中、俄、英、德等國50多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此次學術研討會的重點是圍繞1943—1944年在敦煌拍攝的一批黑白照片展開的。配合會議，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舉辦了“敦煌的發現與創新之路”展覽，主要展出了普林斯頓大學收藏的敦煌寫經、敦煌石窟小型彩塑、敦煌壁畫臨摹品，以及1943年羅寄梅拍攝的敦煌石窟部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