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近年来大江南北持续不断的雾霾，使得人们普遍对生态环境和健康产生了担忧。生态环境中的任何变化，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和每个人发生关联。生态环境不仅是民生问题，同样也是国家大事。而有关中国历史兴衰的解读，其著作尽管汗牛充栋，但是不外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维度切入。若按照时间年代的顺序，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究中国历史，这显然是冒险之举。一来环境变迁涉及气候、地质、农业、水利等众多领域，二来自古以来关于环境变迁的文献稀少、零碎，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使得很多学者在环境史研究面前怯而止步。然而美国学者马立博（Robert B.Marks）却是一个敢闯学术险滩的人，其《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首部中国环境通史出自美国学者之手

马立博教授长期在加州惠尔特学院研究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除了本书之外，中译本著作还有《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等。《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共分为六大章节，按照编年史的方式，由远及近地考察了中国生态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这种宏大的叙史方式，不仅考验着学者的综合知识素养，还彰显出学者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驾驭能力。

这本著作是至今为止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著作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会通，对中国的长时段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书中指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马立博教授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文化中虽然很早就形成了节制开发资源的思想观念，但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相比，这种观念却并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

在阅读此书时，笔者不禁联想起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Hark Elvin）的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文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尽管这两本著作都是英美学者撰写，而在研究路向上各有千秋。马立博教授的这部著作是环境“通史”，而伊懋可教授的著作只能算是环境“专题史”，既然是专题史，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对局部的、单个的生态研究问题进行探究，这样的好处使得环境史研究更具有深度，可不免给人碎片化的印象。《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对于环境变迁的关注是整体的、系统的和综合的，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免蜻蜓点水，某些生态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转述他人文献的认知表层。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伊懋可的著述），但依然有很多新见，如：马立博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仅描述成数千年来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而是高度重视汉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以很大的篇幅讲述汉人与其他族群在生计关系、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差异，解说了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化生产方式和政治体系如何走向“单一化”。再如，他注意到数千年中国环境资源破坏与农业持续发展和土地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现象，曾多处讲述了地力维持和肥料问题，这个观点虽非首创，但持论颇为中肯。

森林在中国历史环境中扮演的角色

环境史的研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了解环境变迁的来龙去脉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透过历史的进程、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探讨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和保护环境的办法，既不要将二十一世纪的环境保护观念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求全责备，也应该注意从当前的国情和世情出发，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困局。

环境史虽然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但是也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马立博教授在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脆弱，并且在十九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远古的中国，曾经是地球上生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的地区，大象、老虎、江豚等在陆地和河流中到处可见，可是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动物成为稀有物种，“蜗居”在远离人类的偏远地区，而长江中的白鳍豚“失联”已久，不排除灭绝的可能。书中开篇引言中写道：“数以百计的其他物种已在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走向灭绝，中国将近百分之四十的显存哺乳动物种类处于濒危状态，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植物种类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生态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今天不仅动植物处于生死挣扎的险境，人类命运的未来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谈到森林破坏的话题，笔者又不仅想到英国学者科林·塔奇的著作《树的秘密生活》（中文版已由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出版），这本书中认为：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围绕树来思考和评估。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的先祖曾经生活在树上，后来慢慢从树上走下来，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和劳动，接着人类文明才得以诞生。森林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这至关重要的角色，森林不仅仅意味着一片树林，更是一个“群落”，它拥有种类众多的有机体，涵盖了从土壤到微生物直到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这些物种相互依存并且彼此之间，以及在与水、土壤和太阳能之间存在平凡的互动。在生态系统中互动的物种越多，那么这个生态系统也就越富于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活力。

秦汉之前，森林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生机盎然的场景可以想象。然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器的使用，使得垦荒的速度大为加强，森林、荒地、沼泽都被开发为良田。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人口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人与自然在此之前和谐相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裂痕显现出来，人与自然之间演绎成为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

如何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考验着社会治理水平

中国历史文化在不断朝前发展时，生态环境破坏的脚步可谓势不可挡。然而，当生态环境进入瓶颈阶段，也是一个王朝走向衰微、崩溃的开始。第六章“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公元1800—1949年”中，马立博引用了大量西方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证。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北方的森林砍伐直接导致渭河流域及其以北和以东的黄土高原出现了明显的环境退化的迹象。到1930年代，原本人迹罕至的秦岭山脉的森林，因为工业生产的加快，森林成片消失。在那个时期的山东、山西境内，很多树木都砍伐殆尽，连绵的山脉都是光秃秃的。

同样，这个时期的华北平原，森林也采伐完毕，1900年年代时，“旷野上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华北平原在古代曾经和南方一样，有过数百万的湖泊和沼泽，由于植被的破坏，这片大平原的生态逐渐恶化，到1980年代，只剩下可怜的二十个湖泊。水源的减少，使得土地出现沙化，土地更为贫瘠，这不光是严重制约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人们的粮食保障。书中指出，1876—1879年、1917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华北引发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计人口的疾病和死亡。

本书作者马立博在研究中国环境史之后引发这样的感叹：中国文化思想中固然有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然而，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并没有真正按照这种自然观念去践行。不仅如此，英国学者伊懋可在中国环境专题史的研究中也引发同样的感慨。

近年来，中国整个社会都急切地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性，国家制定了相当“苛刻”的环评法规和工作机制。生态环境治理得是否到位，人民是否满意，已经成为量化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回首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进程，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在持续着，从来都没有过“回暖”的趋势。当前的生态的治理，是一项牵涉到全体公民和众多部门通力合作的大难题。生态环境的修复，除了需要足够的时间，还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决心和定力。当前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今后若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留下太多的欠债，对于世界、对于未来的子孙，都无法交代。

（[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