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圣昌

蒋汝藻（1876—1954），字孟蘋，号乐庵。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后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母是湖州南浔“四象”之一刘镛的女儿。父亲蒋锡绅与张謇、汤寿潜是挚友，汤寿潜、刘锦藻（刘镛之子）任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经理时，蒋汝藻为董事。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出任浙江省都督，蒋汝藻任盐政局长。他是实业家，在上海经营房产、航运业，在南通他与张謇一起投资围垦滩涂，办实业。

蒋家祖上几代藏书，蒋汝藻继承家风嗜书如命。民国初年，他不惜花巨资收购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散出书籍。尤为知名的是他以八千银元收购范氏天一阁藏书七百一十二部。贵阳陈田字松山，辛亥革命时仓促离开京城，藏书典押书肆，后整批落入日本人手中，其中部分经罗振玉转手为蒋汝藻所得。他还以一千五百元的高价收得湮没百年之久的宋人周密《草窗韵语》一书。他后来采纳王国维的意见，将藏书楼取名为“密韵楼”。

1916年2月9日，东渡日本求学四年的王国维回到上海。他此次回到上海，是应“哈同花园”之聘，编一本杂志。哈同是洋人，虽然已经腰缠万贯，可是却不学无术。他此次聘用王国维其目的也是为了替他做广告宣传而已。王国维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岂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呢？后来，经过他的同乡海宁人、金石学家邹安从中斡旋，哈同答应王国维提出的聘用要求：所编学报不登“美术”（即钟鼎彝器文物图案），尤其不登“觉学”、“宗教”二门，王国维才勉强同意应聘。不久，王国维搬进了爱文义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一座宅库门楼房，海宁的家眷同时也接到了上海。

当时蒋汝藻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浙江，上海有许多房产生意要他打理，他还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蒋汝藻中过举人，曾经在前清学部任职，但此时他已经弃官从商，蒋家在上海滩上可以称得上是房产大亨。他的那些老朋友，包括当时上海滩上一些知名的学者比如张元济、罗振玉、沈曾植等都是他家里的座上客。

王国维到上海的第二年认识了同是藏书家的南浔人刘承干。他在1917年8月25日曾经给刘承干写信，请刘承干帮助借《唐韵后序》：“近闻孙氏宋本已归邺架，欢喜无量。不揣冒昧，意欲求代请隘庵先生一检魏集，并饬人钞出集中《唐韵后序》一篇见赐。”后来他又通过罗振玉认识蒋汝藻。

《王国维全集》中收录王国维致蒋汝藻书信共计五十六通，还有王国维致蒋汝藻儿子蒋谷孙的书信五十六通。时间跨度为1919年11月至1927年1月。从这些书信来看，他们的友谊非常亲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王国维帮助蒋汝藻编撰《传书堂藏书志》。当时蒋汝藻藏书已经颇具规模，他急于物色人选为其藏书编撰目录。而他自己却没有精力去做这项浩繁的工程。他当时曾聘了一位“遗老”曹元忠，约定月新五十元。但历时一年，进度缓慢。为了加快速度，蒋汝藻以“增聘一人”为名，聘请王国维为其编目撰跋。王国维自然对整理古籍很有兴趣，同时他也是为经济所迫，所以就很快答应下来。后来曹元忠退出编撰工作，由王国维独自一人完成。

从1919年春到1923年冬，王国维历时四年半时间，完成书目编撰。此书即《乌程蒋氏传书堂善本书目》，全书四册，共十二卷，皆由王国维亲自清稿写定。其中收录宋、元、明、清善本书二千七百部，其中宋版本一百八十九部，元版本一百二十八部，明版本一千六百六十八部，钞本八百三十一部，稿本八十四部。王国维以一人之力，编撰完成翔实的私家藏书志，在我国的版本目录史上也很少见。

王国维编书目时，经常由蒋家派车送书至王国维寓所，王国维每录完一批，即由蒋家取走书单及已录书籍，再换一批书至，如此反复。王国维经常给蒋汝藻及其儿子蒋谷孙去信，催促送书来交换，信函里时常提到这样的事宜：“前书录毕，请包饬车交换书”、“前书毕录，天晴即祈饬车换书”，类似这样的话语有十多处，可见其工作量的浩繁。工程完工以后，王国维为它取名为《密韵楼藏书志》，蒋谷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去台湾，改称《传书堂藏书志》。

二是蒋汝藻帮助王国维出版《观堂集林》。王国维花四年多心血为蒋汝藻编撰密韵楼书目，蒋氏深受感动，虽然他也付给王国维一定的报酬，但是他觉得这一点报酬算不了什么，为了感激王国维，蒋汝藻出资刊印集王国维学术成果的《观堂集林》。

《观堂集林》大部分文章是王国维在日本读书期间所撰写的，王国维自号“观堂”，因此取名《观堂集林》。文章选编于1921年春夏，选数年旧作刊于《雪堂》、《广仓》二丛刊者，删繁挹华。

《观堂集林》二十卷，由蒋汝藻出资，以聚珍版印行。从1921年开印，至1923年12月才告印成。

《观堂集林》是王国维学术的结晶，收录著作时间跨度整十年（1912—1921年）。原刊罗氏在京都编印的《学术丛刊》、《雪堂丛刊》、《云窗丛刻》，以及后来王国维在上海主编《学术丛编》、《广仓学窘学术丛书》的许多著作，收入《集林》时，从标题到内容均作了精心修改。而且不但文稿精审，编排体例也极为严谨。全书分为艺林、史林、缀林三部类。

《观堂集林》前有二序，分别由上虞罗振玉和乌程蒋汝藻作。蒋汝藻在序言中说：“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此书之成，余实任校勘之役。比年以来，牵于人事，百务之諈诿，宾朋之谈讌，辄夜分始得休。休则检理书画，或为君校此书，往往漏尽始就枕。”可见，蒋汝藻为刊刻《观堂集林》也确实花了许多心血。

王国维致蒋汝藻五十六通书信中，大部分是跟整理书籍有关，但也有相当部分是嘘寒问暖，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比如1924年3月11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谈及蒋氏儿子过喜日事，信中说：“谷孙兄吉期忆在此月，竟将日子忘却。拟制一小联奉贺。联语云：奁中应有来禽帖，案上新成博议书。当觅旧纸书之。此联虽不能赶及吉期，平日亦可悬挂也。”

《观堂集林》出版以后，需要赠送友人，还有一些要出售。蒋汝藻也积极帮助王国维做这一项工作。从他们通信来看，《观堂集林》的印刷有不同的纸张，有白纸，也有官堆纸，价格也会不一样。如1924年1月22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中说道：“前日由仰先处送来《观堂集林》白纸十二部，官堆纸二十四部，已如数收到。内弟欲赠人者，约黄纸二十部，其余当再问富晋，如能以八折归账，当即付伊出售也。大学一处售数十部似非难事，日本似亦可销数十部……赠书之事厚累吾兄，感谢无尽。”

蒋汝藻和王国维同岁，可是每一次王国维写信都称蒋汝藻为“孟蘋兄”，称呼其儿子蒋谷孙为“世兄”。如此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蒋汝藻在王国维经济困难时给予帮助，因为在上海那一段时间王国维生活并不富裕，蒋汝藻经常给予补贴。1923年12月31日，此时的王国维已经被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已经去了北京谋职，当时已经退位的溥仪还享受着特殊待遇，住在紫禁城，每一年还可以从民国政府那里得到四百万元生活补助。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中说：“弟此间俸入，因上面念寒儒之寒，故库藏虽支绌，仍案月给发。秋冬间因置备家具、冬衣，几乎竭泽而渔。然年底却无欠账，故可以度岁。沪上明正（王国维小儿子）学费已亦略为布置。盛意殷拳，至为感纫，明岁如值缺乏，当奉告也。”但是如果分析王国维和蒋汝藻之间的深厚友谊，并不是单单由经济基础决定，他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因素还在于他们兴趣相投，有共同的爱好。在蒋汝藻五十岁寿时，王国维曾经为他写《乐庵居士五十寿序》，高度评价他们之间的友情：“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难，未尝不与其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借诸居士，虽宋椠明钞，走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

重友朋，嗜书盖性，“余有意乎为人，遂与定交”，共同的追求和爱好，这才是他们交往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