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鸣

说起陈瘦竹之名，原来以为是个旧派文艺作家，因为在那个时期，旧文人名号中大多有“瘦”、“竹”之类，而极易混淆。如有一同名旧派文艺作家朱瘦竹，年龄比陈瘦竹大六岁，办有戏曲类报纸《罗宾汉报》，出版有自印本《修竹庐剧话》。虽同名，此“瘦竹”非彼“瘦竹”。陈瘦竹并非他本名，而是笔名，陈瘦竹原名定节，又名泰来，江苏无踢人。1924年起就读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即著名的无锡师专前身），在这所曾培养出钱基博、钱穆等文化名人的著名学府中，陈瘦竹潜心求学，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受新文学思想的影响，喜爱文学的陈瘦竹开始在课余时间写小说。

1927年陈瘦竹创作了短篇小说《红豆》，发表在上海的《泰东月刊》上，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鼓励，也给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勇气。后陈瘦竹又创作了十多篇小说，内容大多以江南农村破产经济和知识分子不幸生活为主。1928年陈瘦竹创作了中篇小说《灿烂的火光》，小说中描写江南农民的苦难生活，刻画了一些敲骨吸髓、残酷剥削农民的地主形象，勾勒出江南农民奋起抗争的壮丽画面。小说《灿烂的火光》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由于内容涉及农民的抗争等敏感问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1929年春天，陈瘦竹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后，曾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武汉文艺》月刊；在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陈瘦竹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论文《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译作高尔基的《滚石》等。1933年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陈瘦竹进入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所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瘦竹随国立编译馆到四川重庆。1939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陈瘦竹的短篇小说集《奈何天》，这是陈瘦竹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其中收有陈瘦竹短篇小说佳作《雪花膏的故事》。

近日从旧书市场淘到一本《东方杂志》，是1936年3月出版的第三十三卷第六号，在“文艺”栏目中，刊有陈瘦竹小说《雪花膏的故事》。能在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刊登小说，可见陈瘦竹那时的文学创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小说《雪花膏的故事》讲述了在江南乡村，以种田织布为生的小菊一家，冬天一家人都被北风吹得脸上和手上皲裂，皮肤干燥难受。小菊到镇上卖了布，忍不住诱惑，用四个铜板买了雪花膏，本来担心会受家人的责备，想不到家人用了雪花膏以后并未责备小菊，反而让她下次去镇上时再买点雪花膏。小说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旧时劳动人民的疾苦，所刻画的小菊、阿狗、牛爸、牛妈和奶奶等形象栩栩如生，是新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佳作。

1941年陈瘦竹参加了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创作出长篇小说《春雷》由华中书局出版后，受到文坛的好评。小说《春雷》描绘了家乡人民的抗争，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陈瘦竹在《春雷》“重版前记”和“楔子”中写道：“我时常惦记在江安的家人，尤其怀念更加遥远而且在日寇魔爪下的无锡故乡。有时实在无法排遣，就和几个同事在下班后到白沙镇上新开的‘江南春去品尝家乡风味……后来每当我读报时总是禁不住要想起我故乡的亲友、村舍、田野、河沟和草木。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的日寇正在毁灭我的故乡，而我的故乡又怎样一边在流着鲜血一边在英勇地反抗？”“我怀念我的故乡，沦陷后的故乡。在这春天里，放牛郎走过溪边是否依旧瞟着洗衣女哼着山歌？午后冷静的街上是否还有算命瞎子悠然弹着三弦？不，我知道故乡再不会有这种太平景象，因为恶魔的来临！谁能告诉我故乡的消息？”

陈瘦竹的短篇小说《雪花膏的故事》和长篇小说《春雷》，完全可以在新文学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文坛似乎遗忘了这个创作乡土小说的作家，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的戏剧理论研究。确实从个人成就而言，陈瘦竹的戏剧研究要高于文学创作。

1940年陈瘦竹应余上沅之邀，执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先为讲师，后升副教授，担任该校理论编剧组主任。在国立戏专期间，陈瘦竹致力于戏剧文学教学与研究，对欧洲戏剧理论和著名剧作家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先后在《新观察》、《东方杂志》、《文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还翻译了法国雨果的《欧那尼》、英国萧伯纳的《康蒂坦》等剧作。他在工作之余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但侧重点已转移至戏剧理论研究。抗战胜利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回南京，陈瘦竹继续在该校任教，又兼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后，陈瘦竹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先后被推选为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

和刊有陈瘦竹小说《雪花膏的故事》同时购来的，还有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论田汉的话剧创作》，精装一册，这是陈瘦竹戏剧理论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也是国内第一部有关田汉研究的专著。《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一书，详尽分析了除《文成公主》之外所有的田汉话剧作品，包括《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南归》、《回春之曲》、《乱钟》、《丽人行》、《关汉卿》等。在书中，陈瘦竹对田汉的话剧创作从社会学上面把握，共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创作《梵峨林与蔷薇》到大革命失败为前期，三十年代转向到1949年为中期，1949年以后为晚期。三个时期体现出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学术氛围下比较客观的评述。

分析陈瘦竹的小说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转折点是1940年前后任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校长余上沅的影响下，陈瘦竹对西方戏剧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余上沅是著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早年留学美国，在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戏剧，又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及剧场艺术，回国以后在报刊上介绍美国戏剧动态和有关戏剧理论。并在北京组织“中国戏剧社”。后参与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书店，担任编辑兼经理，翻译《长生诀》、《可钦佩的克莱敦》等外国名剧出版。他还收集有关戏剧论文辑成《国剧运动》一书。1935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成立，余上沅被聘为校务委员兼校长。他对于陈瘦竹的赏识改变了陈瘦竹的人生轨迹，使戏剧理论研究成为了陈瘦竹毕生的事业。

陈瘦竹从文学创作转向戏剧理论研究，是“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转折的“重大关键”（陈瘦竹：《戏剧理论论集》后记），契机和初始是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时，校长余上沅希望陈瘦竹能翻译英国亚拉岱斯·尼科尔的《戏剧理论》。在随后翻译过程中，陈瘦竹从这部戏剧理论权威著述中深受启发，特别是对“戏剧性”本质的认识，是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亚拉岱斯·尼科尔《戏剧理论》的翻译，把陈瘦竹带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陈瘦竹有一个想法，《戏剧理论》是分析英国戏剧，如果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戏剧呢？一直到1950年代，陈瘦竹才将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接连写出了郭沫若、曹禺、田汉、丁西林等中国作家的研究论集。

在这些研究论集中，最为有名的即是《论田汉的话剧创作》，这本陈瘦竹写于五十年代出版于六十年代初的专著，“在田汉研究史上是一个创举，它意味着田汉话剧研究已经由零星的片断的研究进入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它结束了过去只重单篇研究的局面，开创了综合研究的新路”。陈瘦竹以犀利的笔触，详尽的戏剧理论分析，把田汉的话剧创作和他个人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勾勒出其话剧创作的线条，开拓了田汉话剧研究新领域。

能够同时得到刊有陈瘦竹小说的《东方杂志》和《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一书，是个偶然；但认识陈瘦竹这个戏剧理论研究大家和小说家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