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问天

北大、清华无疑是今日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说到北大，人们就会想起蔡元培（1868—1940），想起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主张。说到清华，人们就会想起曾经长期担任其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想起他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1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温家宝谈教育》，关于办大学，便谈及“张伯苓、梅贻琦那样的校长”。然而，说到中国的大学，尤其是说到清华，我以为还有一个人不该被遗忘，那就是周贻春（1883—1958）。

“人才摇篮”清华学堂

2011年清华大学以“校庆年”方式热烈庆祝了建校百年。清华百年，是从1911年4月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算起的。应该注意的是，在梅贻琦执掌校政之前，二十年间（1911至1931）清华对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清华在内中国多所大学之所以“有大师”，便与那二十年的清华有直接关系。这里面三个人功不可没，即唐国安（1858—1913）、周贻春和曹云祥（1881—1937），其中周贻春又最为重要。

周贻春（1883—1958），安徽休宁人。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的圣约翰大学，1952年院校调整之前是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旋即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190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应清廷“游学毕业生考试”，得“进士出身”，授翰林，是清末“洋翰林”之一。当时规定“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其他“洋翰林”有后来当过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1877—1950），还有严复、詹天佑等人，均一时才俊。颜惠庆是周贻春在圣约翰书院的老师，主编了国人自纂第一部《英华大字典》，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他自己和严复的序。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而参与编纂的便有周贻春。

辛亥革命后周贻春曾短暂担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1912年4月被外交部派往清华学堂，接替胡敦复任教务长。胡敦复，江苏无锡人，1907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两年后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当时清华监督唐国安先生是1873年清政府第二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1881年回国，曾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主讲，和周贻春也有师生之谊。1905年唐先生和颜惠庆一起为上海《南方报》增辟面向旅居上海外国人的英文版，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开创之举。1907年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开始从事外交工作。

也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来华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等人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以“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翌年与中国达成协议，从1909年起，每年用此款派遣一百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五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五十名，至1940年结束，共计三十二年。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是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他是1872年清政府首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根据这个协议，以外务部为主，会同学部组建“游美学务处”负责其事。留美生、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任总办，留日生、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和唐国安任会办。周、范二人兼半职，唐国安为全职，实际负责游美学务处的工作。

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第一次招考庚款赴美留学生，从报名的六百三十人中录取了四十七名。1910年7月第二次开考，录取学生七十名（其中之一是胡适，第五十五名）。1911年6月在清华园第三次开考，录取学生六十三名，另外还保送幼童生十二名。三批均未达百名之数，是因为本“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标准。由于保证了学生质量，赴美后大多学有所成，后来（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推选院士，便有多人入选，包括动物学家秉志，物理学家胡刚复，数学家姜立夫，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钱崇澍，语言学家赵元任，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周仁，还有人们熟悉的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胡适。在未当选首批院士的人里，也不乏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一个便是梅贻琦，另外一个是胡敦复之弟、胡刚复之兄胡明复，他是中国学生在美学习数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哈佛大学），也是在美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人，可惜1927年溺水身亡，年仅三十六岁。

为了把留学生赴美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好，1909年内务府将原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用以筹办“肄业馆”。1910年底教学用房、办公用房、学生宿舍、洋教习住宅相继竣工，1911年4月29日肄业馆正式成立，以后清华园称“清华学堂”。周自齐任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任副监督，胡敦复任教务长。

辛亥革命后，周、范两先生及一度代理校务的颜惠庆均离去。1912年初唐国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归来即被任命为监督。5月23日外务部决定撤销游美学务处，将原来分别由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三个部门负责的工作（招生、国内准备、派遣、留学监督等）交由学堂统一管理。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周贻春任副校长。第二年（1913）8月21日，重病中的唐先生向外务部请辞，并且推荐周贻春继任，次日不幸逝世，年仅五十五岁。

从1912年4月到清华任教务长到1913年8月接任校长，再到1918年1月被外务部内亲日派排挤离开，周先生在清华工作四年有余，时间虽不算长，贡献却不小。那期间的清华学子，后来很多都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的就有化学家侯德榜和曾昭抡，物理学家叶企荪和饶毓泰，桥梁学家茅以升，哲学家金岳霖和汤用彤，考古学家李济，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吴宪，植物学家张景钺，药理学家陈克恢，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其胞弟、考古学家梁思永，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萧公权。2015年屠呦呦因对青蒿素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这应该让人想起陈克恢，因为他是开创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药理的人，首先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应该视为屠呦呦的先行者。

此外，化学家杨石先、教育家陈鹤琴、文学家吴宓和陈衡哲也都是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其中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公费留美女大学生、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笔名莎菲，1920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重精神，重“斋务”，重体育

周贻春任清华校长四年有余，建树多多。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自然十分重视英语。从当教务长到任校长，每届招生他都亲自对考生进行口试，“把关”极严。清华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没有因语言影响学习的，大都学有所成，这应该是原因之一。这也让他熟悉学生，每一个人都叫得出名字。

周先生对学生的关注并不仅限于课业，1914年11月5日，请梁启超先生到校以“君子”为题发表讲演，梁先生以《周易》“乾”、“坤”二卦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由此得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清华精神”。

课堂之外，周贻春非常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斋务”管理极其严格，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养成习惯。吾生也晚，但对这一点也间接受益多多。原来，抗战期间他应国民党元老、当时全国唯一非军人省主席吴鼎昌之邀到贵州，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一批清华校友办起贵阳清华中学。建校经费绝大部分是他筹集的，在黔七年他没带家眷，大多数休假日都在清华中学度过，可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学校种种做法无不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与当年清华学堂一脉相承，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还沿用清华原校歌，只歌词第一段略有修改。

按我的肤浅体会，清华的“斋务”管理主要有守时、依规、自律三点。

守时，注意效率。一切作息都严格准时，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起床钟响后一刻钟在操场集合，跑步做操，但不许提前起床。上课钟最后一下响过没进教室即算迟到，熄灯钟最后一下响过即不许说话，下午两节课后一律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所有作业都必须在自习时间内完成，不许开“夜车”。初三年级叫“钟儿班”，这个班的学生轮流打钟报时，每人一周。有一个闹钟，每天按收音机所报时间校准，打钟分秒不差。

依规，一切按规矩办。注重整洁，个人卫生、集体卫生检查都很严格。当时只收男生，一律光头，标准是用手指捏不起头发来。不许进理发店，每个班都用班费买了理发器具，由同学互相理发。每天都要把被子折叠成平整的豆腐块形状，再用一块白布包起来，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着装整齐，风纪扣必须扣上，不许把手插在衣袋里。不许骂人说脏话，行走时不许吃东西。必须走“路”，不许走捷径。一日三餐，把饭盛好后要等“团勤务”一声哨响才开始吃，吃饭时不许说话。

自律，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上自治。清华规矩多多，又很严格，但执行完全靠自觉。实际上并没有成文的校规，所有规矩，都是一届届学生身体力行传承下来的，是一种“习惯法”。虽然设有班导师，但很少管学生的事，班里的事，班里同学自己管，全校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常规性的全校活动，例如每天集合出操、升旗都由“团勤务”负责。“团勤务”由高二同学轮流担任，和“钟儿”一样，也是每人一周。总之，人人都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者。学生犯了什么错误，或者什么事情做得不好，都采取自责、自罚的办法。旗杆下偶尔会见有同学默默站着，那是在自罚低头思过。思过之外，往往还会贴出告示自罚，一般是做公益性的事。还自制了一根“校杖”，由高三同学保管，最重的处罚便是用它轻击一下。不过只有在犯了有损校誉的重大错误时才会受此处罚，我在清华期间就没见动用过它。

周先生非常重视体育，清华学堂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也就不能出国留学。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为体育活动时间，教室、图书馆、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要上操场参加体育活动。1914年他聘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马约翰到校教体育，是我国大学开设体育课的滥觞。后来他又送马先生到美国留学，使马先生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体育的人。1916年周先生筹划建立起著名的清华四大建筑，其中之一便是体育馆（另外三个是图书馆、科学馆和大礼堂）。体育馆建得非常好，有室内游泳池，就连当时的美国也只有少数大学可以和它相比。

在重视体育这一点上，周贻春与张伯苓（1876—1951）是“知音”。张先生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就不完全”，他自己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便以“爬竿最快”闻名。当南开大学校长，有“体育校长”之称。当然两人也略有差异，群众体育之外，张先生还注意到竞技体育，最早提出中国要进入奥林匹克国际大家庭，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参加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七届奥运会。

忽视生活习惯，轻视体育，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教育的重大弊端。外国游客到中国，一大感触便是我们的“硬件”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所差者“软件”，而且相差甚远，具体说便是人们的文明素质。中国游客出国旅行，给人最坏的印象也是“不文明”。这些恐怕都不是仅靠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给你提个醒”所能解决的。至于体育，更是从小学到大学都不被重视，一些大学的“重视”也不过是招收少数特长生做做门面。

清华扩建为大学的倡议者

1916年7月周先生向外交部提出建议，把清华学堂逐步扩建为大学，这样可以提高出国留学人员的程度，缩短在国外学习的时间，既节省了留学经费，又不致因在国外学习时间过长而不谙国情。这个建议得到外交部同意，但遗憾的是，1918年1月他即因外交部内亲日派得势而被排挤出清华学校。此后清华校长更迭频繁，接连换了七任校长，其中一人（留学日本的范源濂）因美国驻华公使反对，一人因学生拒绝，很快离任，三人为“代理”。直到1922年4月曹云祥先生“代理”、次月转为正式并任职五年有余至1927年12月，才算稳定下来，周先生将清华扩建为大学的建议也才得以付诸实施。1925年清华设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共十七个系。1928年正式改称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宣布留美预备部结束。

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之初，负责人吴宓便宣称与其他大学不同之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由他出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为导师，迎来清华文科的“黄金时代”。王、梁、赵、陈号称清华“四大导师”。其实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的吴宓自己，还有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又何尝不是大师？

值得注意的是，周贻春执掌清华期间已经为办大学做了许多准备。学校章程规定学制八年（中等科、高等科各四年），中等科（高小程度入学）毕业达到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等科开设一些大学基础课程，毕业生达到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亦即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学院，这样学生赴美后可直接上三、四年级，缩短了学习时间，为早日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创造条件。各年级还都招收插班生，所以不少人赴美前在清华上学不足八年，例如叶企孙是1913年入清华学校的，1918年高等科毕业赴美，1920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清华改为大学后周贻春没有再做过校长，但却做了燕京大学校长。原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规定教会学校必须重新注册，校长须由中国人担任。那时周先生是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于是由他兼任校长，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不过周先生情之所系始终在清华，人们也一直记得他对清华的贡献，直到抗战时期，清华教授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还都称他为清华“老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