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一

同中古时代许多文学家一样，《诗品》的作者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嵘出身于世家大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顺利进入仕途，并且热中于文学活动。他青年时代在南康王萧子琳（齐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的弟弟）手下任侍郎时，同萧子良西邸的“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颇有来往。竟陵王西邸乃是著名的“永明体”的摇篮，周顒是为之提供语音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他的《四声切韵》为诗歌运用声韵上的新发现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而与周顒一起致力于研究声韵的著名人物、八友之一的王融（字元长）就是钟嵘的熟人。

钟嵘与那时最优秀的诗人谢脁也有来往，“齐吏部谢脁诗……至为后进士子所嗟慕。脁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诗品》也引用过一点谢脁对别人诗作的评论。钟嵘与“八友”的领袖人物沈约（441～513）应当也有交往，但《诗品》中没有正面提到，这大约是因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南史·钟嵘传》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说《诗品》是一部泄私愤的书并无根据，但也没有什么材料能够否定沈约拒绝钟嵘的求誉一事。沈约乃当时的文坛领袖，青年人争取他的称赞是很正常的事情。刘勰即尝求誉于沈约，他荣幸地获得了成功；钟嵘则没有这种好运气。

《诗品》的酝酿虽然很早，而其成书却相当晚。永泰元年（498）南康王萧子琳被杀，钟嵘离开王府，先后任抚军行参军、安国令、司徒行参军；入梁后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行参军、衡阳王萧元简记室等；到天监十七年（518）萧纲为西中郎将，钟嵘任其记室，稍后就死于任上。钟嵘写《诗品》在他的晚年，很可能是他在萧元简手下的时候。

《诗品》的体例，据钟嵘在序言中所说以及全书实际所昭示者，有如下六条：

第一，评论的对象限于五言诗，并选录了若干作品作为评论的依据。钟嵘的原书大约带有总集（选集）性质，中品沈约条评语中有云，沈约“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表明他在编选前人之诗时经过严格的筛选；后来所选的文本亡佚，仅余评语，便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了。

第二，只评论已经去世的诗人。《序》中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大有为诗人们作盖棺论定之意。后来萧统编撰《文选》也采用同样的原则。

第三，只评论水平线以上的诗人及其作品，其余概不提及，予以“默杀”。《序》中说，本书所涉及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第四，对于所选取的诗人，除给予评语而外，还确定他的品第。他采用中国传统的三品论人法，将所评论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作三品。全书以列入下品者居多，约占六成；钟嵘真正重视的是上、中两品。

第五，“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钟嵘在实际操作中对这一条有所变通，也可能出现了若干失误，但他这一体例还是很好的。

第六，评语以评论为主，如果诗人有什么值得一记的逸事，也顺便予以记载。例如关于谢灵运何以有“客儿”一名的故事，是从《异苑》一书中转录而来的。在有关江淹的条目中记载了他梦中失笔而才尽的故事。后来的诗话特别喜欢记载诗人逸事，就是从这里学来的。

二

钟嵘对那时的诗坛持非常严峻的批判态度，认为弊端很严重，而解决问题的出路则在于回到传统去。《诗品》中列入上品的，除了无主名的古诗以外，有十一位诗人：李陵、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齐梁时代的诗人则一个也没有。钟嵘的价值判断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醒目。批评家的一大任务在于确立大师和经典，为当下的创作指明方向，用好这份话语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诗品·序》述评齐梁时代的诗风道：“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植）、刘（桢）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这里指出了三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于诗歌创作队伍的急剧膨胀，写五言诗已经成为士人文化素养最重要的外在标志，同时也是一种广泛追求的时髦，于是总体创作水平严重下降。其二，当代公认的大师谢朓和鲍照并不是真正的一流诗人，这样看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其三，追逐谢朓和鲍照一类明星的人们比起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榜样来又相去极远，于是造成诗歌创作水平的低落。

永明体的诗人们热烈地追求诗歌的声律之美，又喜用典故，做了许多试验，钟嵘却点名批评“王元长（融）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的永明新潮；《诗品·序》写道：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这里都是指名道姓的严重批评。按永明诸人讲究声病本来正是为寻找“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规律，以便增加诗歌的音乐美，讲究用典弄得好也有助于提高诗歌的表现力，这两方面的努力只要不为已甚是有益无害的；但钟嵘认为他们搞得太过分了，例如声病方面清规戒律太多，以致反而伤害了诗歌的“真美”。为了与永明派对着干，钟嵘拒绝研究声律，对平上去入之类表示不屑一顾，又彻底反对用典，甚至武断地说“古今胜语”“皆由直寻”，这种态度未免失之偏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在具体评论作家作品时，对于声律、用事问题的态度较之《诗品·序》大为缓和，例如他肯定了张协的诗“音韵铿锵”；批评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以后又说，此人“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若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顿矣”。这样立论显得比较圆通恰当，而与《诗品·序》彻底反对用事的提法不无出入。又《诗品·序》之末标举“五言之警策者”，其中正有用典之句，亦与前文“古今胜语”“皆由直寻”的独断自相矛盾。凡此种种都表明《诗品·序》的某些观点不宜呆看，而应联系其全文及《诗品》全书去理解。

三

《诗品》大力提倡多用比兴，非常讲究“风力”。

钟嵘对于中品鲍照的评语说：“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凐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所谓“险俗”之险主要是指表现过于新奇的物象、抒发过于强烈的感情，对此钟嵘是不赞成的。俗的一大表现是“巧似”亦即形似，追求形似者往往多用赋体忽视比兴，钟嵘指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而“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这就容易显得“俗”。所以，要雅就得多用比兴。这里钟嵘道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秘密：比兴有助于艺术上的含蓄有致并显得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谢朓是钟嵘的朋友，也被列入中品，评语道：“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士子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

“微伤细密”指话说得多而意思浮浅，其源出于谢混，而谢混则源出于“风云气少”的张华。对于这一条线上的诗人，钟嵘一般都给予中等评价。意浅而词密的根子在于专用赋而不用比兴。《诗品·序》云“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这里论赋、比、兴与过去很不同，关于“兴”他只讲它的艺术效果而对这种手法的本质未加解说，与下文解释“比”和“赋”失去一致。这大约是“兴”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的缘故。钟嵘的思路在于他重点分析专用赋与专用比兴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诗歌评论的一个重要视角。钟嵘主要批评专用赋体以至文词繁密芜漫而诗味不多的倾向。

钟嵘认为好诗应当以“风力”即抒情的感染力为主干，也要有“丹彩”即文采，如果缺少“风力”而只有文才，就成为所谓工丽而不文。专用赋体直书其事，充其量只能做到巧似，文词虽多而意思浮浅，所谓词密意浅、工丽不文的毛病正是这么来的。“风力”与“丹彩”的结合是钟嵘的理想境界。何谓“风力”他始终没有正面的解释，但他提到过“建安风力”与“左思风力”，尤详于前者：“……逮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弟兄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讲“建安风力”的形成以及尔后的衰微、复兴以至终于丧失殆尽的过程，从这里的叙述中可以知道所谓“风力”与“理过其辞”的西晋玄言诗有着原则的区别，与“平典似《道德论》”的东晋玄言诗更加不同。重理则轻情，可知风力来自于情，感情乃是诗歌的根本，《诗品·序》一开始就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动人的艺术力量来自诗歌中的激情，钟嵘特别重视诗歌的这一本质。

建安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曹植，《诗品》给了他最高的评价：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裨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陈思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真所谓赞不绝口。不少人认为“风力”就是这里提到的“骨气”，同时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所谓“风骨”。其实“风”和“骨”是两个概念，“风力”和“骨气”也不能混为一谈。“风力”和这里“情兼雅怨”的“情”字关系最为密切，这一点如果在曹植的评语中还不太明显的话，在看一看关于刘桢的评语就十分清楚了：“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这里将“风”与“骨”并提，可见是两个概念，“风”与“气”则可以相通，都是指作品中所蕴涵的可以打动人的感情。“气过其文”指刘桢的诗作“风力”充沛而“丹彩”不足，所以比曹植略输一筹了。

在钟嵘看来，“雕润恨少”固然是一个弱点，但问题还不是太严重，刘桢仍然可以列于上品；又如左思，也是以“风力”著称的，其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尽管他“野于陆机”，文采不足，也被列于上品。由此可知“风力”在钟嵘心目中地位很重要，而他写《诗品》的目的本来也就在于纠正当时文坛上过于重视文采、追求丽靡而不讲风力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