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东波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钱钟书先生签名赠书两种，一种是1949年3月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版的《围城》，一种是197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虽然这两种书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本，但因为书上有钱钟书先生的亲笔签名，故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其定为“新善本”。

《围城》写于1944年，最早连载于李健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上，从1946年2月1卷二期开始登载，一直到1947年1月二卷六期刊完，总共十期（中间停了一期）。1947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围城》单行本，列为赵家璧先生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第八种。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又出了第三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本即为第三版。版权页上除了版次之外，还写着“本书有著作权”、“每册定价四元”。此书不是在1949年一出版时就入藏哈佛燕京的，而是在1961年7月21日（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还名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该书有扉页，画有一幅漫画，中心位置是一位穿着博士袍的青年男士，旁边飞的是博士帽、文凭和书卷，博士袍上还画着一位疑似裸体的女人，女人下面则是一艘邮轮。显然这隐喻的是《围城》开头写的故事，讲的是方鸿渐回国时在白日拉隆子爵号上与鲍小姐的风流韵事。就在这扉页上有钱钟书先生的签名“钱钟书赠”，但没有赠书的日期，也没有个人的印章。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本书是1949年刚出版时，钱钟书就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吗？但这本书是明明是1961年入藏的。那难道是1961年，钱钟书从中国寄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吗？考虑到当时中美之间并无外交关系，以及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钱钟书不可能寄书到美国去。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1979年春，钱钟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到访哈佛大学，参观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临时签在这本书上的。

1979年4月28日，钱钟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达哈佛，在哈佛逗留了四天。在哈佛期间，钱钟书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见到了数十年未见的清华老友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先生。会面之后，两人还有书信往返，如今钱钟书写给方志彤先生的英文信还完整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高峰枫先生专门作文讨论过这一问题（参见高峰枫《钱钟书致方志彤英文信两通》，《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9日）。笔者也曾亲自调阅过方先生档案，读过这封信的原件，三十多年过去了，仍然笔墨如新。高先生文章中也引用到方志彤1979年5月2日写给Elizabeth Huff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钱钟书在哈佛的行程，其中就提到钱钟书与哈佛大学东亚系两位教授海陶玮（James Hightower）、韩南（Patrick Hanan）的会见。正是有了这一层关系，所以钱钟书赠《管锥编》给韩南也就可以理解了。

《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初版于1979年8月，故不可能是当年4月钱先生访问哈佛时所赠，定是8月出版后，钱先生从中国寄给韩南教授的。签名本扉页上有钱先生的亲笔题字“韩南教授存政钱钟书奉”，字是用毛笔写的，题字旁边还有钱钟书先生两枚朱文印章，一枚是阴文的“钱钟书印”，另一枚是阳文的“默存”。看了钱先生赠韩南教授的《管锥编》签名之后，我越发相信《围城》的签名本是后来访美时写上去的，一是签字用的是圆珠笔，因为当时在美国的条件不允许用毛笔，故就近用了圆珠笔；二是没有钤章，因为在外，印章没有随身带。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钱先生的签名赠书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写的，一般都会钤有印章。钱钟书先生的签名有他自己特有方式，即将“钱钟书”三个字融在一个字上，我们从哈佛藏的《围城》和《管锥编》上都可以看到这一别具特色的签名。除了《管锥编》上的“钱钟书印”之外，我在钱先生送给扬之水先生的赠书也见到另一枚阴文的“钱钟书印”，与此不同。

韩南教授从1968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家，曾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翻译为英文，他于1997年荣退后，将他的藏书大部分赠送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故钱先生的签名本应是韩南教授的赠书。2014年4月，韩南教授遽归道山。捧读这位曾经做过近十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藏书，看到钱先生的签名，觉得时光仿佛就定格在这方寸之间，几十年间的中美人文交流也凝固在其间，不禁感慨系之。

钱钟书先生与哈佛的缘份可能并不止于此，他的同学好友方志彤先生长期执教于哈佛东亚系，但郁郁不得志，始终没能当上哈佛的教授，仅以高级讲师退休，但他在哈佛培养了不少学生，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即为其一，艾氏也曾在哈佛东亚系任教多年，现为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79年，当方志彤读到《管锥编》后，爱不释手，嘱咐艾朗诺以后若有机会可将其翻译为英文。艾朗诺教授不负师志，花费数年时间，将《管锥编》五百则翻为英文，于199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可以说，钱先生与方先生的友谊延续了哈佛两代学人。另据郭宏安先生记载，钱先生可能“是第一个知道并了解儒勒·布罗迪的中国人”，他很早就读过布罗迪的作品，并在《管锥编》中加以引用，而儒勒·布罗迪正是哈佛大学罗曼语系的名教授。据说，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头牌教授、“白壁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莱文（Harry Levin，1912—1994）学富五车，对西方文学造诣极深，到北京与钱钟书谈话后，觉得非常的沮丧，说了一句话：“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我对他的世界一无所知。”

虽然钱钟书没有在哈佛求过学，也没有长期访问过，但他与哈佛的缘份匪浅，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他的两部签名本正是他与哈佛因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