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洁，罗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风险交流视角下北京市学龄前儿童家长零食风险认知调查与特征分析

李佳洁，罗浪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以532名北京市3～6岁儿童家长为研究对象，对其零食安全风险认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使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家长的认知进行了分类和特征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北京市学龄前儿童家长对零食消费安全的认知可被分为乐观认知型、悲观认知型和理性认知型等三类，其中悲观认知型家长人数最多，占总数的50.2%。三种类型家长在年龄、家庭月收入和是否委托他人帮助代养儿童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本研究为相关部门研究儿童家长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并与其开展有效的风险交流策略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建议。

关键词:儿童家长;零食安全;风险认知;北京市;风险交流

近年来，以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零食不断涌现，零食在儿童膳食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儿童正餐外的食品费用已成为家庭的重要开支项目之一［1-3］。儿童特殊的身体发育阶段和居高不下的零食消费率均显示了零食安全的重要性。然而，近年来我国零食安全却不容乐观，逐渐受到社会关注。例如，201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报告，其中指出，我国14岁以下儿童通过食物摄入的铝的含量偏高，这可能导致儿童运动和学习记忆能力下降，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而铝主要的食物来源正是膨化食品［4］。

零食对儿童的健康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零食本身高糖、高脂、高盐的“三高”问题，可能引发儿童肥胖、糖尿病、龋齿等疾病隐患［5］，《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将零食分为可经常食用、适当食用和限量食用三个级别，其中限量食用的零食(包括饮料、冷饮、膨化食品、糖果、果蔬干、蜜饯、水果罐头、话梅等)均属于高糖、高油、高盐类零食。另一方面零食安全问题则主要来自于外部人为因素，近年来零食中微生物超标、食品添加剂过量［6］、重金属污染［7，8］、包装及内置玩具污染［9］和零食过敏［10］等问题均有曝光，这些问题有些是容易被消费者发现的，有些则很难察觉，例如重金属污染。本课题组曾对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1—2013年发布的北京市流通领域不合格零食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三年间不合格零食共928批次，其中食品添加剂过量零食786批、微生物污染零食97批、重金属超标的零食32批、有非法添加问题的零食4批、标签不合格零食6批、氧化酸败零食3批，其中与儿童密切相关的不安全零食种类主要包括蛋糕/派类、饼干类、肉脯肉松类、调味面制品、果冻类、蜜饯果脯类、膨化食品、火腿肠、油炸肉类、糖果类和饮料类等多种类别。可见，零食作为儿童经常消费的食物种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将对儿童，特别是免疫系统尚不健全的学龄前儿童，产生巨大的健康隐患。

儿童家长对零食安全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儿童接触不安全零食的程度。因此，本研究调查北京地区学龄前儿童家长对零食安全认知情况，并使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家长的认知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交流建议。

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在2013年9—10月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在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的3所综合性幼儿园和海淀区两家大型教育机构中进行，被调查的家长被界定为子女年龄在3～6岁范围之内，共发放了623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532份，有效率为85.4%。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家长及家庭基本信息、儿童消费不安全零食的过往经历以及家长对儿童零食安全的认知三个部分。59.8%的被调查家庭为三口之家;调查家长以母亲居多; 35.5%的家庭月收入在10 000元以上; 56.6%的父亲和47.2%的母亲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职业方面，父亲主要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居多，母亲职业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办事人员，自由职业者或无业者的比例也较高，符合城市职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1)。调查样本基本能够代表北京市家庭的一般情况。

表1　调查样本中儿童家长的基本特征(n =532)

2　儿童不安全零食消费经历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市地区儿童零食的安全状况，我们特别向家长调查了儿童过往消费不安全零食的经历。调查结果显示，532位被调查儿童中有94位曾有过因为吃零食而导致身体不适的经历，占到总调查人数的17.7%，主要涉及的零食种类见附图，其中被反映安全问题最多的零食是饮料，25.3%的儿童表示曾因食用冷饮、乳饮料等出现过腹泻、呕吐、发烧等症状，其次是糖果类和膨化食品，另外蛋糕饼干类、冰冻食品、油炸、果冻以及火腿肠类零食也均被报告出现过问题。未被归为任何一类零食的“其他”种类中多被家长统一描述为“过期零食”，这些食品多因超过保质期后引起了微生物污染、脂肪氧化等而引起儿童不适反应。调查显示，因不安全零食而造成儿童的不适症状主要表现为呕吐、恶心、腹痛、腹泻、过敏等，其中引起腹痛腹泻的多为由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体健康。引发儿童过敏的零食报告并不多，仅占1.7%，涉及的零食主要是乳制品。

附图　调查地区造成儿童身体不适的不安全零食种类和比例(n =532)

3　儿童家长零食安全认知的特征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北京地区儿童家长对零食消费安全的认知程度，本研究特别设计了9个与零食安全相关的认知测量量表(表2)，请家长根据对各题项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以检测其安全认知。为了对题项所代表的安全隐患进行进一步归纳，本文使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的数值为0.748，说明题项之间相关性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中，Bartlett值为693.365，P值为0.000，说明题项具有结构效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经方差最大旋转法提取了主因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因子，以因子负荷大于0.5作为标准，最终得到3个因子。这3个因子总共解释了原始变量方差的58.0%，表明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中较多的信息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度。表2展示了这3个因子与原来9个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根据因子载荷分析，3个因子解释如下:

因子1:与题项1、4、5和9密切相关，即主要解释了“高脂问题”、“色素添加剂问题”、“一般食品添加剂问题”和“学校周边零食安全性问题”。这4个题项所涉及的零食安全问题在城市普遍受到关注，是目前城市儿童零食安全问题的典型代表:高脂零食引起的儿童肥胖问题、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问题，以及学校周边小卖部售卖的便宜小零食等安全隐患频频被媒体曝光，极易触动家长敏感的神经，而且很多问题属于人为操作引起，极易引起家长对这些零食安全隐患的高认知水平，也极易引起家长的负面情绪。所以本文把因子1命名为“激惹型安全隐患”。

表2　方差最大旋转法获得的旋转成分矩阵结果

因子2:与题项6、7、和8相关度较高，即与“大人与小孩对零食风险的暴露差异”，“重金属问题”和“零食包装问题”密切相关。这3个题项涉及的问题隐患虽有不同，但都具有长期慢性的特点。“大人与小孩对零食风险的暴露差异”在短期内一般很难被发现，而长期食用的状态下，不安全零食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将逐渐显现。“重金属问题”和“零食包装问题”对儿童的影响也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因此本文把因子2命名为“潜在型安全隐患”。

因子3:与题项2和3相关度高，即与“高盐问题”和“高糖问题”密切相关。这2个零食安全问题属于零食本身内在的问题，它们的问题容易被家长所了解、发现和控制，也不像“高脂”问题具有那么高的激惹性，因此本文把因子3命名为“直观型安全隐患”。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K-均值聚类法，以3种因子隐患作为聚类变量，根据调查家长们对这3类隐患的认知情况对家长进行了类型划分，结果见表3。我们将所有家长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家长对3种安全隐患的关注度都较低，均显示为负值，说明这类家长对零食安全的认知程度很低，对零食的安全隐患及各类零食安全问题并不敏感也不担忧，这极易对零食安全风险形成乐观的认知偏差，因此本研究将这类家长命名为“乐观认知型家长”，这一类家长在数量上约占总人数的26.3%;第二类家长对“激惹型安全隐患”和“直观型安全隐患”认知较高，而对“潜在型安全隐患”关注度不高，说明他们对自己或外界媒体发现的安全隐患更为关注和敏感，特别是对“激惹型食品安全隐患”过于担忧，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非理性消费，极易形成对零食安全悲观的认知偏差，因此本研究将这类家长命名为“悲观认知型家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家长占约占总人数的50.2%，说明他们是城市家长的主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三类家长重点关注“潜在型安全隐患”，轻微关注“激惹型安全隐患”，不关注“直观型安全隐患”，这说明这类家长对自身可控制的“直观型隐患”和政府监管下的“激惹型隐患”并不是十分担忧，对控制这两类隐患比较有信心，而更关注的是目前社会各界普遍未能重视到的“潜在型安全隐患”，这类家长与第二类家长相比，不容易产生过分担忧和悲观认知偏差，因此本研究将这类家长命名为“理性认知型家长”，这类家长占总数的23.5%。

表3　最终聚类中心

在对儿童家长进行分类后，本文对不同类别家长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卡方检验，来判别三类家长的某些特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被检验的特征包括家长性别、年龄、家长双方文化程度、双方职业、家庭月收入及是否委托他人帮助代养儿童。结果显示，家长性别、家长双方文化程度和职业在三个类别家长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家长年龄、家庭月收入和是否委托他人帮助代养儿童在三类家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三类家长在这三个特征方面的人数交叉百分比见表4。

(1)乐观认知型家长。该类家长以年轻家长居多，家庭收入以普通中等收入为主，大部分家长以委托长辈代养儿童为主，那么这类家长可被描绘为年轻的起步期家长，他们普遍处于事业成长期，或刚刚走入家庭生活，在抚养儿童方面经验不足，需要依靠长辈的帮助和扶持。因而对儿童零食尚未形成足够的重视，未意识到作为家长对儿童健康所承担的责任，或者年轻家长本身就偏好零食，因而未对零食的安全问题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认知水平较低，盲目乐观。

表4　三类家长之间呈现显著差异的特征以及百分比分布

(2)悲观认知型家长。该类家长年龄总体偏高，以中年为主，高收入家庭居多，自己抚养儿童为主，这类家长可被描绘为成熟的中产阶级，这一类型的家长在北京市较为普遍，他们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成熟阅历使得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更关注食品的质量、营养和安全，并高度关注孩子消费食品的健康与安全性，对各种零食安全信息高度敏感，对零食消费风险的认知度较高。但另一方面，过度的关注可能会过于放大风险程度，也可能将一些谣言和不确切信息也吸收进来，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产生过于悲观的认知。

(3)理性认知型家长。该类家长以中青年为主，家庭收入处于中下水平，也以自己抚养儿童为主要方式，可被描绘为中年的工薪阶层家长。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常识素养，对待国内食品安全大环境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而是能比较理性地看待零食安全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家长对于学龄期儿童的零食消费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指向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家长对零食消费安全的认知可被分为乐观认知型、悲观认知型和理性认知型等3类，其中悲观认知型家长人数最多，占总数的50.2%，说明城市儿童家长普遍对突出的零食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对各种食品安全事件极度敏感。3种类型家长在年龄、家庭月收入和是否委托他人帮助代养儿童等特征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乐观认知型家长多为年轻的起步期家长，悲观认知型多为成熟的中产阶级家长，而理性认知型家长多为中年的工薪阶层家长。

以上对家长认知的分类和相应的家长特征描述，最直接的作用是有助于对不同的家长开展有效的风险交流策略。以本研究为例，面对年轻的“乐观认知型”家长，应侧重于告知零食的安全隐患以及对自己及儿童健康产生的具体危害，提高其对零食安全风险的认知和意识;面对中年的“悲观认知型”家长，应帮助其认清一些有关零食安全不实的谣言，纠正其认知偏差;而对于“理性认知型”家长，则应尽可能向其提供客观公正的最新研究成果，帮助其获得更多相关信息。

综上，本文以北京市儿童家长为例，在了解儿童消费零食受到的安全侵害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家长零食消费安全的认知进行了分类和特征描述，并对如何向不同类型的家长开展更有效的风险交流进行了初步探索。本研究将为相关部门掌握不同类型儿童家长乃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并与其开展有效的风险交流策略提供思路和参考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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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婷婷)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n Snacks Risk Cognition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Beijing City from Perspective of Risk Communication

LI Jia-jie，LUO Lang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A total of 532 parents of 3～6 years old children attended our survey and we used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parents'risk cogn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rveyed parent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optimistic cognition type，pessimistic cognition type and rational cognition type，among which 50.2% of parents belonged to pessimistic cognition type.The three types of paren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ir age，income and whether they trusted others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Our study coul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related institutions to study risk cognition of parents and further carry on effective strategies on risk communication.

Keywords:children's parent; snack safety; risk cognition; Beijingcity; risk communication

作者简介:李佳洁(1981—)，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食品安全。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 (项目编号: 12XNQ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