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佑兴

(广州大学 中法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旅游对文化传承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为例

肖佑兴

(广州大学 中法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旅游的发展对地域文化传承具有较大的影响。论文采用系统论方法，以贵州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为例，进行系统讨论旅游影响下的文化传承及其机制。论文认为，旅游地的文化传承在是旅游流系统、旅游制度系统与旅游地文化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进行的。西江苗寨作为贵州发展迅速的旅游地，在旅游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传承方式，构建了西江多层次立体型的文化传承框架，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文化传承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文化传承;传承方式;机制;西江

一、引言

文化传承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单位的实质，它是人类将已有的文化信息通过体外的方式传递给后一代人，后一代人继承传授的知识、观念、风俗、习惯、准则等，并指导自己的行为，推动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作为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对旅游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旅游发展也对文化传承带来了各种影响。然而，旅游对文化传承的影响，特别是对传承方式、传承模式及传承机制的影响研究还不多，如刘锡诚分析了文化传承的四种方式[1]，王德刚、田芸总结了文化传承的四种模式，认为社区旅游模式与景区旅游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的两种模式[2]，但都未作深入分析。论文采用系统论方法，以贵州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为例，进行系统讨论旅游影响下的文化传承及其机制。

二、旅游地文化传承的影响因子分析

如果把旅游地的文化传承看做为一个系统的话，就构成了旅游地文化传承系统。影响旅游地文化传承的因素较多，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根据在文化传承中各影响因素的作用与功能，旅游地文化传承系统可分为三大因子模块：一为文化传承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文化传承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系统；三为文化传承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地文化系统。

(一)旅游流系统

旅游主导的旅游地，旅游成为文化需求的主要方面与文化传承的主要动力。旅游流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与旅游能流等多重要素组成的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的巨系统。它是支撑旅游文化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文化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3]，是旅游地文化传承的动力因子。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地文化传承的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和时空分布等属性决定的。

(二)旅游制度系统

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4]，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是由旅游利益相关者、国家机构、政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地方团体、教育机构与宣传媒体、科研院校、社区等旅游制度系统创新主体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形成的[5]。

(三)旅游地文化系统

旅游地文化系统包括文化传承的内容、文化传承的方式与文化生态环境三种因子：(1)文化传承的内容，指的是文化的结构，大概包括四个方面：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6]。(2)文化传承方式包括文化的传者、承者、传承场、传承媒介等，旅游地的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及员工、当地居民、旅游媒体、相关团体与个人等旅游利益主体既为文化的传者，亦可为文化的承者，甚至还可作为文化的传承媒介。根据文化传承场的差异，传承方式可分为家庭传承、寺庙传承、社区传承、学校传承、企业传承、地域传承、社会传承等(见表1)。这几种传承方式往往不是单个地出现，而是组合出现，形成多层次交互作用的传承模式。(3)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化系统产生、发展与演化的背景和条件，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7]，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及其传承方式。地域文化的文化模式和地域生态环境之间有一种很强的适应性，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会导致文化结构及传承方式的变化。旅游地文化系统对文化传承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旅游制度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特征。

表1　文化传承方式一览表

三、旅游地文化传承的机制分析

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一个场，它是指地域空间内各种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具有三种形态，即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在经济场中，为了满足各种旅游消费的需求，旅游地经济主体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不断地进行着旅游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高效用的方向流动，这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8]，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9]，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10]。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含的信息差异。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11]，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个体感知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在文化传承场中，上述三种影响因子对文化传承发生着作用。

(一)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地文化传承的动力驱动作用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的客流、货币流、信息流、物流等因子的注入，对旅游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引发旅游地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推动旅游地文化的商品化与文化供给，构建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物态文化的生产，同时也制约或推动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心态文化的发展，促进旅游地的文化生产、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

(二)旅游制度系统对旅游地文化传承的规范作用

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主体、旅游文化传者与承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地文化传者与承者的行为方式与文化传承行为、改变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系统的动力方式和旅游地文化系统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符合旅游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地文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地文化系统对旅游地传承的响应作用

旅游地文化系统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作用下，产生各种文化传承的响应行为，旅游地文化系统既进行文化经济化，又不断在文化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中进行文化适应、文化自醒与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地的旅游利益主体充当着关键角色，他们充当了文化的传者与承者。各种旅游利益主体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不仅改变着旅游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且通过文化经济、文化适应与文化自觉，进行主动的、创造性的文化传承，不断创新文化传承方式。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文化信息不断地进行着保持、产生、传递、选择、接受、组织、加工、使用、诠释与附会，文化就不停地发生着流动、传承、累积、创新、生产与再生产，推动着旅游地文化的传承与演化。

总之，旅游地的文化传承就是旅游地文化系统在旅游流系统与旅游制度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进行的。旅游地文化系统不仅对旅游流具有吸引与承载作用，同时也通过旅游信息与旅游体验对旅游流进行调节与组织。同时，若旅游流系统的驱动作用与旅游地文化系统的响应行为二者的辐合效应和旅游地文化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系统和旅游地文化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图1)。

创新旅游地文化传承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系统文化承者文化生态环境经济流、信息流、文化流反馈经济流、信息流、文化流各种传承方式旅游地文化传承应力因子模块——旅游地文化系统反馈文化结构文化承者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结构反馈创新规范优化优化规范旅游地文化传承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旅游流旅游信息旅游体验旅游信息

图1旅游地文化传承机制图

四、贵州省黔东南州西江苗寨的文化传承机制分析

西江苗寨位于黔东南州雷山县东北部，距县城36公里，距州府凯里市35公里。根据西江“子父联名制”推演，如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西江现共有1288户，5120人，苗族人口占全寨的99.5%，是中国最大的苗寨。西江苗寨木质吊脚楼群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独具特色，民族风情浓郁，苗族文化丰富多彩，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西江千户苗寨1982年被省政府列为全省乙类农村旅游区；1987年被列为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9年列为全省重点保护与建设民族村镇； 2008年第三届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召开以来，西江旅游业发展迅速，同时带动了西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旅游流系统对文化传承的动力作用

2009年，西江景区游客人数达到64.6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0.12亿元，旅游总收入1.4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010元。在资金流上，2009年雷山县政府在西江投资约8000万，并以注册资金1000万成立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责任有限公司，朗云台度假酒店、黔森酒店、西江月大酒店、阿旺朵等主要的外来投资约5000万，此外还有村民的各种旅游经营投资。全村5000多人中约50%通过出租房屋、经营企业、旅游就业等各种方式进行直接参与旅游发展，旅游业对西江苗寨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文化及其传承也有较大的影响。根据笔者对西江居民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90份)，大部分居民认同旅游对经济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对文化及其传承有积极作用(见表2)。

表2　西江居民对旅游影响下的文化传承的感知(单位：%)

(二)西江苗寨的旅游制度系统对文化传承的规范作用

1.保护制度：西江被列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主体的《黔东南苗族村寨》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雷山县的苗族鼓藏节、苗族银饰锻制工艺、芦笙制作工艺、西江千户苗寨营造工艺、苗族服饰文化等被评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制度；家庭博物馆保护评级制度；成立民族文化保护和研究机构，加强对苗族文化包括服饰艺术、芦笙文化、银饰工艺、吊脚楼建造艺术以及苗族历史、教育、经济等内容和课题的研究，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旅游商品研发等。

2.产业政策：雷山县制定积极的财税政策，促进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发展，如从2006年起，每年财政预算100万元作为贷款贴息发展旅游产品。2009年雷山县实行“万户小老板工程”。雷山县重点打造西江民族商品街和扶持改造“农家乐”设施，打造银饰、民族服饰等旅游商品展示展销和宣传窗口；雷山县以西江、麻料、控拜一带为核心构建“中国银饰加工基地”，给予相关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工艺品和工匠参加“多彩贵州”旅游商品和能工巧匠，促进了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开发保护。雷山县开展联合国旅游商品设计加工培训等的“送出去、请进来”模式；西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开放政策，引进外来资金。

3.法律法规与政治规则：《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实行“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国家、省、州、县各级的文化传承人制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黔东南民族民间文化优秀传承人选拔管理办法》、《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黔东南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西江实行旅游强镇战略与新农村建设、《西江千户苗寨保护与整治规划》、《西江景区新村建设规划》等。

4.经济规则与契约：主要有西江探索建立景区特许经营制度、西江组建农家乐协会、西江景区市场管理办法、西江景区门票管理办法、西江景区环境卫生保洁制度、西江景区旅游看点管理制度、西江景区应急预案、西江景区旅游商品户、服装摊点、小吃摊点等的诚信文明经营协议书等。

5.道德规范与风俗习惯：西江乡规民约、西江苗族贾理、西江千户苗寨卫生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西江苗族文化园区文化拓补与传承建议方案、黔东南州通过“公助民筹、民办公助”和社会支持方式，大力扶持、引导和鼓励民间办好自己的节日等。

6.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西江千户苗寨被评为“中国景观村落”和“贵州省新农村建设十佳乡村”、西江每天早上用广播进行民族村寨安全教育活动、开展“靓苗乡，迎奥运，西江千户苗寨妇女卫生创建活动”、开展“我以我是西江人为荣”等主题教育活动。

(三)西江苗寨旅游文化系统对文化传承的响应行为

西江传统的文化传承是通过宗教信仰、家庭教育、社区(含鼓藏头、寨老、活路头、歌师、游方、节庆活动)等形式进行的。然而，西江苗寨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建国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电视的进入，大量村民外出打工，原生态文化正在逐渐失传消亡，文化出现“老龄化”，文化传承出现了断点，很多青少年、甚至中年人都不太了解传统文化，西江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承方式已不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西江苗寨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承方式，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家庭传承：首先，设立家庭博物馆。通过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评级与补助制度，24户村民在自己家里建立家庭博物馆，陈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活与生产用品及工具。其次，家庭作坊。银饰、芦笙制作、家庭服饰制作等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中，主要通过家庭作坊进行传授和经营，西江及附近控拜与麻料等银饰村大多以家庭作坊形式经营。第三，农家乐。西江目前约有130多家农家乐，其主要的接待服务包括民居客栈、苗族美食，长桌宴、敬酒等。

2.社区传承：首先，由于旅游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为社区传承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避免因社区成员太少而难以传承的困境。其次，设立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使西江千户苗寨的民族生态和地域文化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延续。第三，村寨整体保护，并以户为单位，为卫生、房屋久远与保护等为标准，进行等级划分与补助。第四，文化传承人。在有关政策与选拔下，形成国家级、省级、州级与县级共四个级别的文化传承人，不同的级别的文化传承人，实行不同的补助，以推动民间文化的传承。第五，旅游演出。村寨大多具有迎宾、敬酒、长桌宴、歌舞、宗教仪式、节庆与民俗等方面的表演。如西江的迎宾队，基本上涵盖了每个村民，4个片区的村民轮流排队，每月给予一定的补助。第六，西江举办“赛装会”、2010年鼓藏节等旅游节庆。第七，设立纺纱刺绣点。西江的苗族刺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技巧，已于2005年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具有将纺纱刺绣的工艺展示给游客能够让游客更生动的体会到苗族的民俗生活，同时也推动纺纱刺绣的传承与发展。

3.学校传承。21世纪以来，从西江小学、西江中学、雷山中学、黔东南州的各职中、凯里学院等大中院校开展苗语进课堂、民间文化进课堂，有苗歌、刺绣等课程，有民族艺术班、文化传承人等班级文化传承形式，有学生文艺队等学校文化组织形式。学校教学不仅是系统的、规范的传承方式，而且中学或大学毕业生既可从事文化传承人职业进行社区传承，也可直接进入旅游企业进行市场传承。

4.市场传承。首先，越来越多的民间工艺从民间走向公司化，将社会工艺者进行公司内部化，通过公司化运作来推动文化传承。其次，有两种类型的公司+农户型的传承模式。一是旅游商品生产公司，公司接订单，出样品给村民加工、生产，通过公司与农户的合作推动文化传承。二是旅游表演型的公司，如西江的大型表演就是德享公司聘请西江村民作为表演队员，给予固定工资，每天表演两场。此外，还有两家西江人开办的文化旅游公司从事表演。

5.社会传承，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活动、宣传与营销上，如2000年成立县苗学研究会，隶属贵州省苗学会团体会员，并成立了中国苗族文化雷山研究中心，并取得了一定成果；1992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获得了“中国乡村旅游‘飞燕奖’最佳民俗文化奖”及“最佳景观村落”等荣誉称号；2006年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主体的《黔东南苗族村寨》(贵州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6年，苗族刺绣、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苗族古歌和苗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等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由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以“和谐城乡互动发展”为主题的世博论坛于3月22日在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举行等；西江被宣传为“中国最大的苗寨”；等等。这些文化活动、宣传与营销滋生了村民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促进着文化，特别是心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五、小结

在以旅游发展为主导的旅游地在文化传承包括三个主要影响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地文化系统、旅游制度系统，三个影响因子模块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旅游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江作为贵州发展迅速的旅游地，在旅游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传承方式，构建了西江多层次立体型的文化传承框架，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文化传承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然而，在西江的文化传承中同样面临多种问题，如传统的传承方式日渐衰落，大量传统文化逐步失传；新型的传承方式还有待完善，如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市场传承等还需强化与规范；文化传承的经济驱动力过大，易于出现文化商品化与庸俗化的倾向。因此，针对西江的文化传承分析，黔东南及贵州还需加强旅游制度、旅游技术、旅游产品等的创新，规范旅游流与旅游利益主体行为，不断完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体系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框架，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承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5)：24-28.

[2] 王德刚，田芸.旅游化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存模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16-21.

[3] 杨俭波，乔纪纲.动因与机制——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理论的研究[J].热带地理,2002(1)：75-79.

[4]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

[5] 肖佑兴.旅游影响因子体系及生成机制——以丽江为例[J].人文地理,2007(6)：98-104.

[6]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7.

[7] 贺宝林.人类学视野下的地域文化[J].东方艺术,2005(20)：76-78.

[8] 张凯.信息场性能分析[J].情报杂志,2003(2)：19-23.

[9] 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36-341.

[10] 郑英隆.信息流通与流通的协同发展[J].经济学家,1994(1)：107-111.

[11] 郑希付.心理场理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75-79.

(责任编辑练传喜)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A Case Study to XiJiang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XIAO You-xing

(TourismCollegeof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 of Tourism h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dest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Theory and taking Xijing village of southeast Guizhou,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dest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ulture is inheri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mong tourism flow system, tourism institution system and destination culture system.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XiJiang village develops very fast recently. Under the impact of tourism, Xijiang village evolves some new manners and establishes multi-level and three-dimensional frame of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a good demonstration for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transitional time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 manner of inheritance; mechanism; XiJiang village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08(2016)01-0025-07

作者简介：肖佑兴，男,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制度视角下的文化旅游制度社会变迁研究(肖佑兴主持，编号为12CJY0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传统聚落“文化与生态基因信息图谱”建模及应用研究——以湘黔桂省际边界侗族旅游村寨为例(张河清主持，编号：为1473051)。

收稿日期：2016-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