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强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台湾公共艺术公共性和民众参与性刍议

李志强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摘要：通过对台湾公共艺术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从台湾公共艺术如何关注民众精神诉求、如何吸引民众参与、如何作为一种互动形式、如何塑造乐观开放空间四个方面介绍、论述台湾公共艺术家重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民众一起参与、创作、共建、互享公共艺术。从台湾的公共艺术理念、策划与实施审视大陆公共艺术民众参与性的缺失，并就如何加强公共艺术民众参与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台湾公共艺术；公共性；参与性

台湾公共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其特征是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公共艺术国际研讨会年年举办，公共艺术年鉴定期出版，有计划地派遣公共艺术家出国考察、交流等，“台湾由此进入了公共艺术的年代”[1]2。

台湾公共艺术家秉承“先公共、后艺术”的理念，通过公共艺术改善生态环境、城乡景观，美化社区，坚持社区营造、民众参与、美学共享、公民意识……。他们在公共艺术的承办及策划上绞尽脑汁，尽量保持与社区的沟通，充分考虑民众的参与与介入，强调“可亲可及性”“凸显公共性、流通性与普及性之面向”“催化巷弄美学”“与民众深刻互动”“应有前期社区营造”“凝聚社区认同感”等，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台湾有关方面重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保障公民充分享有的权利，公民与艺术家一样具有参与、共建、互享的责任。

一、关注民众精神诉求

任何一个地方的公共艺术不可能回避“艺术性”与“公共性”的诉求，正因为“艺术性”与“公共性”相交，才构建了“公共艺术”非同一般的艺术性质。原则上，公共艺术的艺术特色离不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空间，离开了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公共艺术也就失去了文化开放、艺术共享和相互交流的价值。

台湾负责公共艺术的有关方面深谙此道，公共艺术方案执行小组在拟定公共艺术执行方案时，力图尽可能吸引民众的参与，想方设法与当地历史、人文、风格相呼应，让民众心甘情愿地进入公共艺术创作及成果的展示情境中。从台湾公共艺术设置案执行方案中可以看到公共艺术艺术家、策划团队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志工、社区居民的热切互动。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策划与实施中，口头上的“民众参与”与实际中的“民众参与”完全不同，它费力、费时、费钱，常常让主办方和艺术家不堪重负。但是，台湾公共艺术执行部门、专家、学者认识到公共艺术“公共性”是公民文化的载体，现代社会文化公民权与经济公民权的建构同样重要，“民众参与”体现了文化公民权的伸张，民众应该有选择生态环境的权利，他们与人文景观和空间艺术共生共长。公共环境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大趋势下，首先必须反映当代人的精神追求，通过共享生存空间，使大众的公共诉求在艺术回归民众的方针中得到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的公民美学理念和涵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公共艺术从策划、设计、制作方案到实施都是雕塑家一包到底，“精英审美模式”使大众敬而远之。随着公共艺术美学观念的普及，大量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其范围及影响不断扩大，人们呼喊公共艺术精神，要求公共艺术以公共性为依托，真正使公共艺术走出象牙塔，走到市民之中，走到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二、吸引民众参与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公共艺术与社会、民众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公共艺术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人们在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同时，期待公共艺术表现公共精神、公众利益和共同价值取向。因此，公共艺术作品不能高高在上，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不能与群体观念相悖，只有公共艺术家赋予民众更多“亲和力”，用形态塑造满足大众的心灵世界和视觉需要，艺术作品才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民众参与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成为公共艺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2台北市公共艺术节——内湖污水处理厂公共艺术设置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这个方案源自建厂时的公共艺术经费尚未动用(台湾有关方面对大型建筑有公共艺术配套经费的规定)，但有鉴于工厂的位置不适合设立永久的公共艺术作品，因此对原方案作了相应调整，替代办法是与台北公共艺术节搭配举办。设置案主办方选择了与厂区毗邻的大湖公园，邀请9位艺术家制作了10件临时性大型户外装置作品，以“水”为主题，试图让民众参与暂时性的公共艺术活动，让民众与公共艺术进行零距离接触。主办方邀请的艺术家大都关注环境、热心环保，通过“艺术的友善态度”，“不过分讨好、取悦观众，也不惊吓观众”[1]85，与民众展开互动。他们以水和土地为媒介唤起居民的记忆和感情，艺术家黄致阳的“福水·藏水”以民俗挂谶祈福的方式，让民众参与悬挂，思考和发现水边的宗教仪式能产生怎样的思想涟漪和行为方式。艺术家洪易的“大湖水暖鸭先知”，以先前做好素胚的木鸭为媒材，邀请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彩绘，完成后让民众一起将各式各样的彩色木鸭“放生”到公园湖内，欢乐的参与者看到自己描画的作品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个个心花怒放。艺术家王文志的“网”，邀请当地的木匠作指导，并带领一部分民众参与制作，用竹子编织出类似暖房骨架的通道，在小河沿岸一字排开，给人意想不到的联想，好像小时候在水中嬉戏玩耍的情景又再现了。而日籍艺术家池田一的“水与家”，则邀请当地学生组成多个小组，艺术家与学生一起对模型设计、制作和展示进行切磋和研讨，学生们通过竹片、木板等天然材料，展示了平时课堂中只能纸上谈兵而无法实现的梦想。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学生利用废旧材料，根据学生的奇思妙想，组成新的富有生命形态的作品，提醒人们遗忘已久的物件依然值得珍惜和利用。庄普的“饮水思源”设置了共同制作的环节，事先录制水声的是当地很多踊跃的居民，随着机器被开启，传来的是预先录制的他们模拟的潺潺水声，居民都在猜测声音的模仿者是谁。这样的情景艺术增进了街坊邻里的交流，为民众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生活。蔡海如的“晃动的眼睛”，精心挑选了公园有特色的景观，用不锈钢材料设置了许多凸面镜，很多游览公园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在镜中观看自己，发现自己的形象与自然浑然一体，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意境。宋尔德的“水漂”则是将类似白鸳鸯造型的金属架子设置在湖面，让小朋友轮流遥控操作，使金属装置在水面引起或大或小的涟漪或水波，颇具诗意。

公共艺术冷不防地出现在民众休闲游览的大湖公园，附近居民奔走相告，合家大小前来观光，无论是驻足观赏还是环绕在这充满人性的艺术情境之间，公共艺术的设置变成了一个元素、一个亮点、一个由艺术家与民众共同建构内涵丰富的公共性场域，它凝聚了艺术家和民众的共同理想，无论是发生之境还是象征之意都是公众乐见和乐感的。公共艺术所营造的环境，亦即都市公共艺术空间或者环境让民众产生认同感，公共艺术无形之中拉近了艺术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真正使民众直接进入公共艺术创作及成果展示的情境之中。

“2002台北市公共艺术节——内湖污水处理厂公共艺术设置案”开办之后，吸引了四十余万民众共襄盛举，同时，也因为台湾公共艺术设置案首次将公共艺术依据场地纳入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公共艺术形式加以通盘考虑，将造型艺术和肢体表演、各项导览、互动联谊、教学活动串联在一起，形式多样，以境域活体公共艺术为核心，以视觉活动“参与性”为基础，以艺术家和大众精神交流和互动分享为目标，因而公共艺术更加亲民。由于公共艺术与节庆等活动捆绑在一起，得到了更多市民的响应和参与，公共艺术不再曲高和寡，冷冷清清。

三、作为一种互动形式

公共艺术作为一种互动形式，就是充分利用时效性公共艺术形式吸引民众参与，保持与民众的沟通交流。所谓时效性公共艺术是指非永久性的而是暂时性的公共艺术品，设置的机制相对比较灵活，首先考虑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和组合因素，根据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特点，使艺术作品展现民众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态度。时效性公共艺术相比具体的、固定的公共艺术更显活泼，因而也更容易被亲近，人们往往从时效性的公共艺术看到走下艺术圣坛的大众艺术，看到一个可亲可敬的普罗艺术。

这里不妨用台湾艺术家颜名宏的《休息计划》作为案例。该作品来自艺术家个人经验的再现，同时也是对台湾当前环境所充斥的“休息渴望”作出一种社会式的回应。作品位于台中县立文化中心户外广场，颜名宏在作品简介中说明：在广场侧旁的八座树台围塑的浓密树林下安置数座移动式的“休息平台”，参与者可以躺在平台上，仰视树叶间隙悬挂的鸟巢和反射蓝天的装置物，同时聆听环境中的各种声音。参与者可以决定滑动位置，寻求与其他参与者的碰触，进行生命经验的交换。当民众俯卧时，透过平台的视窗可以看见水面反射的自己的倒影，随着轨道轻缓移动，选择让某些记忆倒退至更远的时间点，远逝是一种遗忘的方式，释放记忆则提供了能量蓄积的可能。这件作品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参与是艺术场域的主角，它将艺术家设置的“休息平台”，转化成心灵能量的交流站，每位参与者透过参与式的装置载具与自然中的鸟叫、虫鸣、蝴蝶、蜜蜂、不相识的人群进行身心的复健与对话。《休息计划》使人的身心得到平复，瞬间忘却烦恼、疲惫。

开幕当天，颜名宏邀请了100位民众进入展场，他们以各种休息的姿态，躺满整个榕树下的花台，体验能量的释放。同时安排了12位具有专业背景的能量导师，载歌载舞以歌声乐舞来传达快乐能量。展览期间，民众可以自由地在平台上短暂歇息，体验作品所在场域的各种开放讯息——光线，空气，来自四面八方的昆虫、人群的细碎声音以及路过民众的身影。在现场也安排生态义工，在参与者的耳旁轻声细语地进行5分钟的“心灵休息”解说，使民众在放松参与的同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目的。

四、塑造乐观开放的空间

在台湾，以公共性为诉求，以启发性和影响力闻名的案例，当以台南市海安路的“美丽新世界——海安路艺术造街”为最。此项目藉由艺术介入，改造了原本死寂的街区，塑造了积极沟通、相互关怀并乐观开放的生活空间。

步入“五条港区”商业大街，很难想象海安路原来是台南古城非常著名的闹市，五条东西向的道路指向了台南的四面八方，闹市区中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红砖房、老式店铺、庙宇古迹、百年老宅等建筑，这里曾被誉为认识台湾的开始，而认识台湾就要先认识台南，老街道就是台南的精华。1993年开始启动海安路改造工程，现代化的挖土机无情地摧毁了原有的景观，顿时，原本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之地一下子满目苍夷，一时间，破碎不堪的断垣残壁、裸露弯曲的锈蚀钢筋、随意切断的房屋树木充斥于人们的视眼……无法想象这里汇聚着的古风建筑会随着城市的改造而毁于一旦，曾经辉煌繁华的街市会成为过往云烟。

然而，随着公共艺术的介入，海安路终于在2004年出现了一线生机——市政当局决定再追加经费，先确保路面通车，筹划复兴中正商圈附近的商业活动，同时引进艺术造街计划，通过综合策划、创意、设计、创作和改造，在公共空间中将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和都市文化融入工程中。

“美丽新世界——海安路艺术造街”成功的秘诀是得到了民众的参与与支持，民间发起的社区活化运动极大地鼓舞了策展人、在地艺术家杜昭贤。无疑，杜昭贤在海安路艺术造街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认为：“台南市的重划区，花再多的时间都开发不完。海安路的再造只有通过艺术介入才能挽回永远没落下去的命运。”[1]19

事实上，艺术的介入并不能一蹴而就，多年的荒废，多年的沉寂，已累积了太多的荒谬与艰难，如何面对场域的悲凉？如何注入崭新的形式？如何消弭居民的愁虑？如何让场地合理使用？如何与店主协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智慧和勇气。有鉴于此，策展人杜昭贤首先想到的不是艺术造街的宏大规划，而是站在当地普通民众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民众着想。她建立了与民众沟通的艺术论坛，以“亲民”的姿态展示设计者的诚意，让民众畅所欲言。诉说就是沟通，发泄就是交流，愤慨就是激励，艺术造街方案就是在和风细雨的沟通中形成了共识，曾经失落的人心找到了期盼的方向。

人们期待海安路艺术造街计划的实施，想瞧一瞧名为“美丽新世界”的计划如何让艺术介入，如何使沉寂多年的老街焕发生机，人们还想看一看“艺术渗入”到底有多大的效用能使“一断清水不再流”的风水宝地起死回生。社区民众从艺术家的工作激情、“艺术造街”周全的设计方案以及强调在地互动创作感受到了艺术家的诚意，尤其是策划单位将工作站设置在当地，并邀请艺术家进驻，民众有任何想法和建议随时可以与他们沟通，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策展人精心挑选了8位艺术家组成“艺术造街”小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明德在五条港设计的《生态物语》，结合在地文化与习俗，与民众一起将各种动物、鸟类和昆虫的图像错落有致地转印在残败破旧的老墙上，图像如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的图案，具有某种神秘的感觉。建筑师刘国沧与打开联合工作室共同设计的《墙的记忆》，大胆地将老墙全部涂成蓝色，这在户外的色彩应用中比较少见，以某一户当地民众的室内陈设为蓝本，用通俗易懂的简笔画勾勒出主人公生活的一个侧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海安路的两侧随处可见各种新奇有趣的墙体彩绘和装置艺术作品。走进老街，最初觉得古旧安静，细细品味，发现老宅和每个细小之处都融入了新潮好玩的艺术元素，经过艺术家的巧妙构思，公共艺术以混搭的形式出现，绘画与装置结合、传统与创新混合，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艺术风情。台湾《时代周刊》这样报道：“老城专属的古朴、不受拘束的创意妆点、台南人真实生活的点滴……浓烈的情感流动，在老历史与新世代间，反复对话。”

海安路“艺术造街”的成功，证明公共艺术引发“生活美感”介入“历史文化”中，能够带来整个空间的再生。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符号，“艺术造街”就是要承担“空间的再现”(列斐伏尔语)的职能，这个再现意味着通过公共艺术，改造民众的生活环境，保留城市的美好记忆。海安路公共空间的再利用、都市废墟的“再生”、公民文化的建构，都使我们看到了公共艺术的奇迹。此外，民众的热情催生了“公共性”的发酵蔓延，扩散出的巨大能量直接影响了该计划的实施，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艺术造街”方案中所期待的“徒步街道成为生活美术馆”[1]109。

五、启示

马钦忠先生在《公共艺术基本理论》中说：“公共艺术不仅是场所艺术文化，也是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当代性的公共诉求的空间共享，其价值特征体现在公共空间就是具有价值的空间，是主流文化和经典文化的社会化、公众化的当代实践。”[2]80公共艺术通过城市、乡镇的整体设计，传承历史文化与文脉，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呈现文化开放、展现艺术风格、提升生态环境，尤其是有了民众的参与，更体现了一种美的境界。同时，公共艺术从物质到精神、从形式到内容、从情感到表现、从具象到抽象，也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1.台湾公共艺术履行“可亲可及性”，努力为大众创设一个美好的生态空间，让人们在诗意的栖居中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刘悦笛指出：“艺术源自人类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公共艺术就是用艺术视角来看待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公众直接体会生活艺术化的场合。”[3]69反过来，作为公共艺术欣赏者的受众，他们往往从自己生活的经历和欣赏习惯来看待公共艺术，这就特别需要艺术家多与民众沟通，倾听大家的意见，而不是以艺术家自居，唯我独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共艺术的审美功能，传播主流文化和经典文化。我们从“2002台北市公共艺术节——内湖污水处理厂公共艺术设置案”中，看到了台湾公共艺术家通过设置临时性的公共艺术，创设互动环节，使公共空间、公共语境和生态空间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视觉观赏需要和交流互动渴望，使公共艺术营造的环境更具亲和力，所创设生活的场所更具归属感，公众对所表现的文化更具认同感。

2.“凸显公共性、流通性与普及性之面向”，强调“大众口味”，是台湾公共艺术家追求的“生活美学景观”[4]56。刘悦笛先生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审视公共艺术，他认为艺术的创作者尽管是个体创造者，但是诠释公共艺术的涵义却是一个庞大的集体，这是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关系，因此作为少数派的艺术家不能过于任性，应该走出象牙塔，跳出“精英审美”的狭小空间，为民众的意愿而创作，使公共艺术具有流通性和普及性。上文提到的台湾艺术家颜名宏的《休息计划》，生动地体现了“生活美学景观”这个特点，艺术家十分了解大众的艺术态度，巧妙地将艺术形式与开放空间结合，让民众通过“创造性参与”共同完成作品——达到“一种沟通的媒介”，把人们原来只是匆匆路过的空间改造成让人驻足停留的休息空间，在此，艺术空间也随着艺术家的灵感而扩散，公共艺术场所成为大众自由交流、释放压力、蓄集能量的多元异质空间。

3.台湾公共艺术的一个特点是“催化巷弄美学”，一个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必然是城市和乡镇最有吸引力的地标。但凡一个与整体环境相适应、传承地域文化传统、走入寻常百姓心灵的作品一定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催化巷弄美学”很自然地运用在海安路“艺术造街”计划中，在海安路岔路口，艺术家在一个居民的墙上描绘了该房子的主人——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师傅与轿子的合影，这幅巨大的墙画记录了他过往的经历，惟妙惟肖的形象、现已褪色的轿子诉说着岁月留痕，人们路过此地都会久久凝视。由此可见，“催化巷弄美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投射下的艺术活动，艺术家有责任将美的实践传播到社区巷弄，勇敢地切入大众美学脉络，将民众的审美诉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公共艺术才会接地气。从大陆很多城市的公共艺术现状来看，公共艺术还没有真正走进社区巷弄，有关部门和艺术家片面追求高大上，因此无法满足群众的基本审美需要。

4.台湾艺术家重视“与民众深刻互动”，放大艺术的文化价值。公共艺术是公共空间的造型艺术，不仅指物质概念上的公共、艺术空间上的共享，更具有在精神内涵上的“共同拥有”，“共同参与”与“共同分享”是公共艺术的文化特性，它彰显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体现了一个地区大众的文化意愿与审美特点。陈顺筑在海安路“艺术造街”中发起“发现海安路：摄影比赛暨摄影装置”活动，是“与民众深刻互动”的典范。艺术家广泛发动民众，让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通过摄影的方式表现身边令人感动的人与事，男女老少齐参加，最后将选出的800多件作品挂满了和平街和民权路的铁皮屋外墙，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摄影墙。这些作品记录了海安路居民日常生活片段，讲述了海安路居民的理想和愿望，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将原本海安路的破墙断垣，改变成为老城的新亮点。

5.台湾艺术家认为“应有前期社区营造”“凝聚社区认同感”，是创建社区公共艺术文化环境和提升社区公共文化精神的关键。台湾艺术家将公共艺术的关注点从城市转移到社区，通过“前期社区营造”，开展各种活动，让公共艺术深入人心，使公共艺术凝聚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公共艺术的“前期社区营造”，体现了“让平民唱主角，把公共艺术的权利还给公众”[5]181的美好愿望，居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艺术活动，在艺术的空间中不断增进与人的交流，促进邻里关系和睦，增加艺术生活趣味，提高社区艺术形象。

总之，通过对台湾公共艺术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公共艺术很好地发挥了美化环境、陶冶性情、集聚人心的作用，同时，公共艺术也成为市民修身养心、参与共享、自我调节的场所。就我们从台湾各地考察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在高雄驳二文创特区，还是在台东红糖厂文创基地，无论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还是在车程小镇文创工坊，公共艺术形式完全贴近本地的文化特征并富有地域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先公共、后艺术”理念结出的丰硕成果。当今，中国大陆公共艺术的发展，正呼唤着艺术家对社会更多的人文关怀，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经验，发挥公共艺术传承历史、抚慰心灵、凝聚人气、启迪未来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参与性，使环境空间更具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倪再沁.艺术反转：公民美学与公共艺术[M].台北：典藏，2005.

[2]李梅.公共艺术视野下艺术策划与传播专业建设的探讨[J].新美术，2010(6)：80-87.

[3]刘悦笛.“生活美学景观”：为国际公共艺术奖而作[J].艺术设计研究，2013(3)：69-74.

[4]王洪义.从“生活美学”定位公共艺术：访谈刘悦笛[J].公共艺术，2012(1)：56-60.

[5]郑林璐，朱海昆.公共艺术的存在与场所的互动价值研究[J].前沿，2013(20)：180-181.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2.013

收稿日期：2015-09-27

作者简介：李志强(1958—)，男，教授。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创意协同创新中心项目(XYN1519)；2014年度常州工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A3-4403-14-019)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2-00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