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成成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安徽芜湖241002)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社会生态意义

尹成成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主要反映了工业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展现了工业文明中人际关系失衡和人性扭曲的事实。文章拟从社会生态学批评视角研究《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家庭和人际关系，通过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反映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多种关系失衡的现实，进而揭示小说家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社会生态学；《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家庭关系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59年)是奠定乔治·艾略特文学地位的长篇力作，小说描写了19世纪中期英国乡村风光和普通人的田园生活，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工业文明对乡村生活、普通百姓和自然生态产生的巨大影响，表达了小说家对自然生态失衡和人际关系紧张的忧思。文章借助社会生态学的批评理论深入分析杜利弗家族与多德森家族之间的冲突、玛吉与哥哥汤姆之间的爱恨情仇，说明这部小说其实是维多利亚时代背景下英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工业文明给这个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由于物质利益的诱惑，普通人渐渐丢失了以往的纯朴和善良，人性日益扭曲，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失衡。艾略特通过该作品表达了她对女性解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的渴望。

一、《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自然生态失衡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学认为，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源于众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因此，要想清楚地认识并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并解决存在于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社会生态学，据其定义，承担起唤醒、阐释及向社会及人性的自然本质赋予道德内涵的责任。”[1]117基于三分法的原则，鲁枢元将生态批评分为三个方面，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即“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2]146。简言之，其意义就隐藏在社会学与生态学所建立的联系之中。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以艾略特童年生活为创作蓝本，着重刻画了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乡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与工业化社会产生冲突、矛盾。女主人公玛吉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也正是艾略特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小说开篇是一段优美、清新的田园诗歌般的描写：辽阔的平原、奔流入海的弗洛斯河、古老神秘的圣奥格镇、丰饶的牧场、黑油油的土地以及欢快的丽波河等。这一幅幅乡村风景画表达了作者对田园乡村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悠然自得生活状态的向往。但在这一幕幕优美的自然景色下却暗潮涌动，艾略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极致刻画与其随即描写的工业化社会进程和工业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发凸显出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原本和谐的自然生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生态主义学者王诺认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每个人也有相应的自然责任或生态责任。”[3]197自然中的人不仅对维护整个生态平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还承担着沉重的生态责任。人对自然的压迫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产生冲突，艾略特通过对人物细致的刻画引领读者感受并体验其中的冲突和矛盾，以表达她对工业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正是工业革命与科技革新的重要转型期。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资源的野心急速膨胀，人与自然的冲突随之不断加剧。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杜利弗与威克姆对簿公堂的根源在于皮瓦特先生试图从丽波河开渠引水灌溉自己位于丽波河上游的土地，而皮瓦特先生开渠引水的最终意图是获取最大化利益，实现财富的积累。众所周知，工业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是以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作者以皮瓦特先生试图开渠引水、增产增收为例从侧面反映人类的自私和贪欲，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求和掠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对自然的压迫愈发凸显，与自然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原本和谐的自然生态被彻底打破。小说尾声多尔科特磨坊突如其来的洪水与作者开篇对圣奥格镇以及弗洛斯河两岸织锦画般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奔流在弗洛斯河中的洪水正是大自然对人类打破生态平衡的无奈哀嚎，也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警告、对人类愚昧无知的惩戒。因此，工业社会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对自然生态的失衡需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乔治·艾略特所渴求、推崇的自然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前行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人际关系失调

(一)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调

“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理论和实践给予了父亲和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绝对的权威。人们普遍认为父权或家长式权威是由上帝所赋予。”[4]9父权制这种社会制度使男性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核心，拥有霸权地位，父亲无论对妻子、孩子或是财产都保持无可争辩的权威性。父权制思想观念一旦在家庭环境中形成，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就被打破，家庭成员不知不觉中陷入不稳定乃至失衡的境地。

显而易见，小说中的杜利弗先生就是父权制的典型代表，处处彰显着他作为父亲的权威以及男性的霸权。他傲慢，独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没人能阻止。杜利弗先生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家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他更像一位君主而非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和谐的家庭意味着家庭成员间平等，互相尊重，家庭氛围其乐融融。一旦平等不见，和谐就会消失，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便会显现。奥地利著名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写到：“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5]262显然，杜利弗先生已经打破了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破坏了家庭关系的生态平衡。

杜利弗先生固有的傲慢、自负性格导致了其家族产业的破产，使他的家庭陷入窘境。他一意孤行，尽享一家之主的权威地位，对妻儿缺乏应有的关爱和尊重。家庭内部不和谐因子已显现，汤姆和玛吉兄妹二人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深，家庭悲剧不可避免。

乔治·艾略特以杜利弗家族的家庭关系为铺垫并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着重刻画汤姆和玛吉兄妹之间的爱恨冲突。兄妹间的隔阂、冲突加速了杜利弗家族的败落和瓦解，而家庭的败落则又使兄妹关系剑拔弩张。

兄妹俩截然相反的天性则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内部原因。自儿时起汤姆就表现出自负、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性。作为一个男孩，汤姆天生有着优越感，妄想支配自然以及他周围的一切。他从小就十分崇拜父亲，渴望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和地位。其实，汤姆既是父权制的继承者也是受害者。父亲因打官司败诉而破产，对敌手的仇恨使汤姆变得冷酷无情。当他发现妹妹玛吉与敌手威克姆律师的儿子交往时，他以家长式的姿态粗暴地横加干涉。显然，汤姆迷失了自我，还抛弃了亲情。

聪明伶俐的玛吉一直在与父权思想观念进行斗争。女性的聪明伶俐在那个时代不受欢迎，父亲曾为她的聪巧担忧：“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这倒没有什么在坏处，不过一个过于聪明的女人就跟尾巴长的羊一样——总不会因为尾巴长而多卖几个钱。”[6]10一切都以工业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人们强调实用性，追求物质利益。玛吉却在日益物化的社会中设法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小说中的红坞可以说是玛吉的自然天堂，一个平复她内心苦痛的避风港。在这个尚未被人类社会染指的自然圣地，玛吉不仅重拾了真实的自我，也得到了理解和宽慰，玛吉的人物形象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

汤姆和玛吉兄妹二人，一个古板迟钝，一个聪明伶俐；一个循规蹈矩，一个随性叛逆；一个缺乏理想，一个充满幻想。截然不同的天性使得兄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剧，并在玛吉与斯蒂芬私奔后达到了高潮。当玛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鼓起勇气回到家中试图获得汤姆的谅解和宽慰时，她看到的只是挂在汤姆脸上的憎恶，听到的是他严厉无情的训斥，玛吉对家的向往、对亲情与爱的渴望只能化作泡影。汤姆无情地把玛吉推向了绝望的深渊，熄灭了玛吉内心深处最后一丝希望。小说尾声，作者安排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无情地吞噬了兄妹二人的生命。令人略感宽慰的是，兄妹二人在生命消逝的那一刻重拾儿时的挚爱亲情，消除了隔阂和矛盾，重新找回真实的自我，完成了自我救赎。

(二)人与他人关系的失调

不可否认，生态危机源于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而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的欲望也急剧膨胀。首先，人类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然外衣与自然剥离开来，然后掠夺、征服大自然，最后走向从压迫自然到压迫人类自身的不归路，扭曲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

小说中多德森家族的人把扭曲的人性，疏远、物化的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乡村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多德森家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却过着保守狭隘的死板生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生意和利益，他们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机械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摒弃挚爱亲情，家族间关系的维系依靠其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一个特定中产阶级的兴与其前工业社会先驱的衰可以通过多德森家族四姐妹及其丈夫们的兴衰来衡量。”[7]170面对杜利弗家庭所遭受的破产困境，经济殷实的多德森家族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关心和爱。更有甚者，葛莱格太太把她妹妹家庭的衰败看作多德森家族的奇耻大辱，家族间应有的亲情、关爱被彻底物化，家族间关系进一步失调。多德森家族所表现的自私冷漠和幸灾乐祸把两个家族间的冲突和矛盾推向高潮，折射出人性的丑恶。以功利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多德森家族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尽显无疑。家境败落的杜利弗家族与追求物质利益的多德森家族渐行渐远，原本和睦融洽的族际关系被摒弃。

(三)人与社会的冲突

人与生俱来不仅拥有自然属性，还拥有社会属性，人的出生、成长、发展、死亡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简言之，人是社会中的人。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环境。生态批评家认为工业化进程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扭曲的社会则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工业发展为人类积聚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导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失衡。

小说中女主人公玛吉个性鲜明，与作者笔下的其他人物相比，其人物性格特点尤为独特。黄褐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以及笔直乌黑的秀发，一副吉卜赛人的形象，被她的母亲和姨母们视为“大自然错误的产物”和“异类”。她聪明伶俐，反叛，富有想象力，身上散发着自然、野性之美，渴望得到周围的人特别是她最爱的哥哥的肯定和认同，却总是事与愿违。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玛吉都显得与她的家庭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即使在杜利弗家族破产后，玛吉看透了世间冷暖、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仍然抑制不了她对亲情与爱的渴望。但迫于社会环境的困扰，玛吉不得不竭力压抑自己的自然天性，遏制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情感。热情奔放、敢爱敢恨的玛吉不得不向她周围的人妥协，不得不向她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妥协。自然人性与传统维多利亚社会环境的冲突展现在读者眼前。作者设定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角色显然是有意为之，以凸显社会中的人与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希冀凭借玛吉的形象批判工业化进程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奴役。

三、结语

从本质上来说，文学研究主要围绕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简言之，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即是对人的研究，对文学家自身的探究。乔治·艾略特之所以偏爱描写乡村的自然风景以及田园风光，与其年幼时在乡村生活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她小说中人物、情节、社会背景的设定都源于儿时乡村的所见所闻，乡村记忆是她文学创作的蓝本。这种热爱自然、追求自然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乔治·艾略特的人生观，使其作品中带有显著的人文主义色彩。

小说以悲剧收场显然是乔治·艾略特有意为之，看似偶然的洪水却预示着必然的悲剧结局。乔治·艾略特清楚地认识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问题，深切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对人们自然天性的腐蚀。汤姆和玛吉的悲剧命运是作者向社会妥协的产物，失衡的人际关系、异化的亲情等问题似乎只能通过主人公的死亡来解决。显然乔治·艾略特的观点与社会生态学不谋而合，都认为社会中的人是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这恰恰闪烁着生态主义的影子。她不但以独特的自然视角重新审视着人类社会，更试图寻求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真正和谐之路。

[参考文献]

[1]BOOKCHIN M.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M].New York:Black Roses Books,1990.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SOMMERVILLE J.Patriarchal and other writings[M].Beijing：The Pres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3.

[5]LEOPOLD A.A sand county almanac[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6]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伍厚恺，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7]HOMANS M.Dinah′s blush,Maggie′s arm:class,gender,and sexuality in George Eliot′s early novels[J].Victorian Studies,1993,36:155-178.

责任编辑：赵青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2.008

收稿日期：2015-11-29

作者简介：尹成成(1985—)，男，助教。

基金项目：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院级青年教师发展支持教科研项目(2015yjrw021)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2-00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