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莉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真人秀消费“星二代”现象批判

宋莉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在消费主义时代，随着消费明星的火热，明星亲子类真人秀大量涌现。明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以成人话语体系和特效标签话题制造可消费性真实对“星二代”进行“推广式”“捆绑式”消费以供消费者观赏、品评和反思，呈现出泛娱乐化时代里过度消费“星二代”的电视文化消费景象奇观。文章从节目组、“星二代”、星爸和受众四个角度剖析了明星亲子类真人秀消费“星二代”的现象。

关键词：消费文化；明星亲子类真人秀；星二代

紧随育儿类电视剧的热潮，又迎来了真人秀的“亲子热”。在一系列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中，尤其以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和浙江卫视的《爸爸回来了》这两档明星亲子类真人秀最受追捧，一度创下了收视率第一、吸引高额广告赞助和网友零差评的神话。星爸们疯狂“涨粉”，尚处于动态成长中的“星二代”们更是一夜之间成为众人追捧的新“明星偶像”和社会大众热议的话题。然而，在这样的“大众狂欢”景象下，对“星二代”的过度消费等问题却不得不引起重视和反思。

一、成人话语体系的剪辑与特效标签话题的聚合

真人秀分解开来，即以人为核心，“真”是其区别于其他综艺节目的最大特色，但是仍旧存在“秀”的成分，所以说真人秀是无法依附于完全真实的状态的。正如彼得·威尔执导的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该电影杜撰了一档全天24小时播出的大型真人秀节目，金·凯瑞饰演的楚门从一出生就是节目的主人公，节目记录着楚门成长的点点滴滴。然而这种全天候直播的真人秀节目也并不是完全真实地按照楚门的自然成长和情感变化记录并呈现给受众，即使楚门本人毫不造作，却始终处于被幕后制作团队操控的境遇中。

那么，虽然明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如《爸爸去哪儿》和《爸爸回来了》为了尽可能保证“真”的成分，均采取了纪录片式的拍摄模式。但是从星爸和“星二代”的角度来说，他们事先知道是在做一期电视节目，所以多少会存在“秀”的成分。另外，从制作团队的角度来说，事先选好拍摄场地，设置好任务卡，使得节目是在一定的框架结构诉求中完成纪录片式的拍摄。而在全程跟拍结束后，由于播出时间有限，要使节目在短时间内进入公众视野，创造注意力经济，不可能将繁琐拖沓的视频记录全部呈现，必须是在迎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剪辑，与消费者达成无声的默契，呈现出一个可消费性真实[1]。那么，幕后大量的镜头选择和后期剪辑工作就无可厚非地融入了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和对节目真实性的操控。在可消费性真实的整合过程中，“星二代”在画面中的形象被以成人视角、成人话语体系剪辑出来。比如字幕的创作，在综艺节目中字幕已然成为一个视觉新要素，在优化画面的同时，幕后剪辑团队为了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和营造话题性，以“标签式”和成人“游戏”儿童式的主观性字幕创作框定了视频内容传递给受众的信息；圈定了处于动态成长阶段的“星二代”的个体形象，使得视频中星爸和“星二代”的形象被有意识地塑造。在《爸爸回来了》节目中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女儿甜馨被字幕君称为“啃脚丫女汉子”和“馨爷”。在《爸爸去哪儿》已经播出的三季中孩子们被牵起了“爱情线”。将网络流行语用于“星二代”形象的塑造上，将现实中给儿童乱牵红线的把戏大量运用在节目中，是欠妥当的。“星二代”被冠以“标签式”的形象被广泛传播，势必会影响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成长。

二、“星二代”童年童真的消逝与“星二代”权利责任的失语

西方传统对儿童的认识是：“儿童，是纯洁的、清白无辜的。”其代表卢梭声称，在精神上儿童接近于上帝、自然和所有美好的东西，儿童的纯洁性应该被保护[2]。然而，在消费主义大众传媒时代，这些观念却遭受冲击。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童年正在消逝。在明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热播后，星爸带领“星二代”录制综艺节目、接拍商业广告，“星二代”们成了节目制作单位和广告经营商进行“推广式”“捆绑式”宣传的文化消费品，在促进电视文化消费的同时存在被过度消费的趋势。“星二代”过早地接触、熟悉错综复杂的商业社会和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无形中会使他们产生优于普通孩子的心理变化，不利于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人格的形成。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在人生的秩序中，儿童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3]。让儿童过早地介入成人话语体系构筑的成人世界，无疑加速了童星、“星二代”们童真的消逝。

再者，由于明星亲子类真人秀采取多机位、不间断和一对一的拍摄模式，对于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儿童而言，他们已然暴露了个人隐私。虽然播出画面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进行了遮挡处理，但是依然有遗漏部分，“星二代”作为文化消费品被消费的同时，儿童权利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剥夺和侵犯。没有主观判断意识的孩子，处在情感脆弱期、知识经验学习期，周围环境的变化和身边人的行为表现都会对孩子心理人格的养成和肢体行为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节目中特定环境的选择，特定项目的设置以及星爸特定任务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可预知的变数，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影响“星二代”们责任意识的养成。

三、星爸个体“榜样”的传递与星爸真实父爱的异化

在一个专业领域有优秀表现的个体会被当作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在传媒文化产业尤为突出，以偶像文化和明星效应为首，但是榜样性的人物并不一定具有权威性。而且诚如鲍曼所言：“寻求榜样、建议和指导的行为，是一种‘上瘾’行为：你寻求得越多，你就越需要这样做，并且当你没有‘毒品’提供时，你就会感到更不舒服、不自在。”[4]110在明星平民化的大潮中，明星、公众人物拉近了与社会大众间的距离，消解了受众从心底里对明星人物的扭曲崇拜，这样使公众更愿意从明星人物与自身的相似经历中寻找共通性，反思生活中的自我行为。与此同时，儿童对于父亲的崇拜心理使得他们将父亲的行为表现当作模仿学习的榜样。因此，在明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中，星爸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不熟悉的生活琐事和陌生的周遭环境时，他们所作出的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成为社会大众和“星二代”纷纷效仿的榜样。

具体而言，在节目内容设定的局限内，星爸根据任务卡作出行为反应时，由于部分任务设定欠周全，“星二代”和受众可能会接受错误的“榜样”传递，同时或许也违背了星爸参与节目的初衷，社会大众和节目参与者在框架性的内容设定中，沉浸于“娱乐至死”的精神而浑然不知。在《爸爸去哪儿》的三季中都有这样几期，要求星爸扮演坏人，想方设法破坏“星二代”们被告知要保护的物品；要求孩子互换爸爸；或者把星爸们乔装打扮成陌生人。这些任务的安排抓取了孩子的童真、单纯和善良的天性，同时也激发出了幼童惊慌失措的情绪，不舍父亲以至嚎啕大哭，虽然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孩子突发性的表现也使得节目更加具有看点。但是，这些设定的特殊情境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隐形的伤害和软性施暴[5],而实施者恰恰是孩子的父亲和熟悉的人,那么于星爸而言，在和“星二代”创造消费和被消费的同时，也使自己真实崇高的父爱在不合理的情境框架内产生异化。

四、受众窥私心理的满足与网络语言暴力的出现

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并且窥探隐私的时代，人们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多半建立在消费基础上。而这种消费形式又是以满足人的感官刺激、好奇心理和窥探欲望等生理层次的需求为特征。为了在媒体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不少亲子类真人秀开始以经济利益为倾斜轴，以明星隐私为卖点迎合部分观众的好奇心理，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诚如鲍曼所说：“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越隐秘越好)承认的公开展示。对这种降格的‘公共话题’进行抵制，几乎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4]56

明星亲子类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和《爸爸回来了》获得成功之后，对“星二代”的关注度直线上升，一大批同质化的亲子类真人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理和对公众人物私领域的消费，但是同质化的话题内容使受众产生了视觉审美疲劳。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这种疲劳可以解释为一种对所处环境消极拒绝应答，但是应该清楚地知道，在观看中有潜在的消极拒绝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它只是应答的一种形式，而另一种形式就是公开的暴力，而疲劳通常可以转变为公开的暴力[6]。在《爸爸去哪儿》播出的三季中都存在非理性网民对“星二代”公开的网络语言暴力，例如第二季中吴镇宇的儿子Feynman 不慎撞破眼角，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猜疑和推测，先后对贝儿和Grace 进行网络言语暴力攻击致使星爸陆毅和曹格在微博上发声表态以示抗议。消费者以成人的心理去揣度孩子单纯的儿童行为，甚至被网络水军恶意攻击行为所误导并附和着展开不理性的言语攻势，这势必会对星爸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给“星二代”们留下一定的童年阴影，也使得网民自身成为非理性网络语言暴力的“施暴者”。

五、结语

有人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足以证明电视在儿童成长期的重要性。然而，尼尔·波兹曼却断言电视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儿童童年的消逝。在明星亲子类真人秀大行其道之时，消费“星二代”的文化热潮尚未减退。各大卫视在创造经济效益、把握节目创新性的同时，需要防止“星二代”等综艺“星童”被过度消费，避免儿童与成人界限模糊导致童年的消逝。公众人物在享受光环的荣耀时应该懂得“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道理。对于身心处于发育成长期的“星二代”，星爸星妈要理智对待各类节目和广告的邀约，周全考虑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节目制作团队和社会大众针对儿童视觉消费文化应该抱以理智心态，警惕过度的“大众狂欢”和“泛娱乐化”产生的不良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杨萍.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以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为例[J].东南传播，2014(1)：84-86.

[2]郑素华.童年与消费：从消费儿童到儿童消费者：读《童年与消费文化》[J].中国儿童文化，2013：95-102.

[3]杨朝清.不应过度消费儿童[N].云南日报，2014-12-24(2).

[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张敏.亲子节目，请呵护孩子的稚嫩心灵[J].新闻传播,2014(7):70.

[6]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2-184.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2.012

收稿日期：2015-11-05

作者简介：宋莉(1990—)，女，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2-00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