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荣，孙 琰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不能用“闭关自守”评价建国三十年

张可荣，孙 琰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用“闭关自守”评价建国三十年既不符合历史也十分有害。新中国从未执行一条“闭关自守”政策。建国三十年对外交往与开放实践大致可用“两头比较好而中间比较差”来评价。其中，新中国主动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打破西方封锁，成为新中国逐步开放与走向世界的突出表现。同时努力在西方世界寻找反封锁突破口直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基础。当然，建国三十年的开放探索尚未真正解决好怎样开放的问题，留下深刻教训。

闭关自守；改革开放；建国三十年；对外关系

正确评价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特别是其中的误判曲解需要澄清。如在论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新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使用“闭关自守”“闭关锁国”等词汇来概括。笔者认为，如此评价不仅不符合历史，而且十分有害。它曲解了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三十年的历史，歪曲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形象，割裂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有机联系，造成了不应有的思想迷雾和方向错乱。

新中国并未执行一条“闭关自守”的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极为复杂不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斗争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中，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观察世界形势，参与世界事务，走向世界舞台，维护世界和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基于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与开放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三十年的探索实践，大致可用“两头比较好而中间比较差”来评价。其中，新中国主动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打破西方封锁，成为新中国逐步对外开放与走向世界的突出表现。同时努力在西方世界寻找反封锁突破口直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当然，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尚未真正解决好对外开放问题，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及其造成的某种程度的孤立与隔绝，也给我们留下深刻教训。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乎整个1950年代，“是对外开放的”，而且对外交往水平达到了很高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把门户开放的重点方向放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地看，这是一个正确决策，既满足了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任务、确立独立自主品格的需要，也适应了“冷战”的国际格局。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加强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迎来第一次建交高潮，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际舞台上迅速获得立足之地，并初步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孤立，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营造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方向。中国政府利用周边外交实践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国际舞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起重大国际反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突破“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成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交往准则。此后，新中国冲破重重阻挠，将外交触角伸向亚、非、拉等民族独立国家，迎来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5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36个。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初，新中国以西方先进国家为追赶目标，实施“赶超”战略，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开门”搞建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外国学习，包括“向西方学习”［1］（P159），“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需要帮助［1］（P71）。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新中国主动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争取“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拓展反封锁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在极为复杂形势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1957年，中国与西方国家进出口总额比1952年增长五倍多，“到1958年，中国已经与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与27个国家的政府缔结了贸易协定”［3］。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政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努力扩大中国党和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取得显著成就。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应邀出席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达到56个；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应邀出席庆祝活动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或代表达到61个［4］。

综上所述，新中国几乎整个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开放合作政策和具体措施，打破封锁、站稳脚跟、走向世界，使新中国对外开放与交往水平达到了很高程度。对此，亲历者邓小平、江泽民等曾作过中肯评价。邓小平多次指出，建国头八年“是对外开放的”［5］（P90），那个时期“我们搞得不错”［5］（P268），“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5］（P253），“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5］（P264）。江泽民也认为，新中国尽管“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不具备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当时的开放主要是对苏联、东欧国家。应该说，当时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开放，幅度也是不小的，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中都有合作。”［6］

二、1950年代末到整个1960年代，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面临紧张局面，出现严重曲折，但也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搞“闭关自守”政策

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外交一个新的不利局面就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对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陷入与苏美两霸同时对抗的状态，出现“国际斗争范围不断扩大、调门越来越高的倾向”［7］（P653），中外关系趋于全面紧张。

尤为严重的是，“文革”前期的中外关系受到极左思潮的极大干扰与冲击，“出现严重倒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中断的严重地步。”［7］（p880）还有，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往往被林彪、四人帮扣上“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帽子，自我封闭日益严重。对此，毛泽东曾焦虑地感叹道：“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7］（p881）

上述状况给人一种印象：1960年代特别是“文革”前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趋紧张，似乎走上闭关自守的歧路。的确，“文革”前期的中外关系极不正常，但这一段“严重倒退”在新中国三十年中也只是暂时现象，而且这种孤立局面并非党和国家执行闭关自守政策所致，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因素，即“左”倾思潮泛滥直至“文革”发生导致局势失控，以及林彪、四人帮的得势弄权与推波助澜。另一个是国际因素，即苏美两霸的敌视与打压。内外因素共同作用，造成误判国内国际形势，出现国内社会动乱和国际斗争失衡。如果我们基于此全面否定196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与历史实事相去甚远了，也彻底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

1960年代中外关系还有不能忽视的另一面。掌控全局的毛泽东，从来都不认为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1960年代上半叶，他依然明确提出：“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那一套。”［8］这是他195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以苏联为戒”“向外国学习”思想的继续。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思想，同样与“闭关自守”无关。1960年至1961年，毛泽东两次邀请在西方世界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目的就是要传递改善中西关系的信息。1962年至1964年，毛泽东通过对国际斗争形势的观察与思考，发展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面向世界的结果，目的就是要打破封锁与孤立，寻找和争取国际合作的力量。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与法国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在1964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是中国最终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一环”［9］。到1965年，与我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47个［10］。

在整个1960年代，新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一直谨慎地避免再次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这就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转变留下了余地。”［7］（p668）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的十五年中，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达到136次，两国在尖锐对立的年代，能够以这种特殊方式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接触和对话渠道，从而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启打下了基础。新中国还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保持了一条与西方世界的联系通道。

在整个1960年代，新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交往，把支援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1］（p321）。在帮助与支援第三世界方面，我们是相当“开放”与慷慨的，也在世界上“做出了一些非常难得的榜样”［11］。以至于1960年代以来在非洲国家掀起了“中国热”。据解密的外交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2］。那时，如果我们没有长期在第三世界国家广交朋友，那么，1971年就不会出现“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盛举［10］（P1634）。

三、新中国外交在1970年代上半期的突破性发展，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外交遭遇严重挫折后的突破性转变出现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为打开因“文革”造成的外交困局，也为适应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多种措施修复与改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重新审视国际局势，重新调整外交战略，从而扭转了“文革”前期中外关系的困难局面，迎来了中国外交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大发展。

这一突破性转变的标志，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得到迅速改善，中国外交舞台得到极大拓展，世界再次出现一个遍及各大洲的与中国建交高潮。196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发达国家仅有法国等6个国家，而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1970年代上半期，中国还先后与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原先已建交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7］（P896）。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1个，仅1970年以来新的建交国就有62个［13］。

1970年代上半期，在中外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将“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保证了“文革”后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推动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

总之，中国外交在1970年代上半期的大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7］（P898）“‘文革’后走出的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实际上在前10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了一些苗头。”［14］

四、建国三十年对外交往与开放探索尚未真正解决好怎样开放的问题

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15］。既然是“实验”，就会有反复甚至曲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在冷战的阴霾与“恐怖的和平”［16］环境中，不得不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和痛苦”，其中的“痛苦”本身也是大国的“责任”。研究建国三十年对外交往与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但不可离开那段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实践，也不可离开中国“天命所归是大国”［17］的国家身份。

第一，新中国“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长期反封锁斗争留下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在某种程度上的孤立与隔绝状态，首先或主要是西方世界这个因素造成的。对此，作为亲历者的邓小平多次作过明确阐述：“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18］（P232）“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5］（P357）“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8］（P127）

面对封锁与敌视，新中国没有束手就擒，作茧自缚，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场与平等互利原则，一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示弱，不信邪，不畏强敌，不怕强权。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品质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就是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与国际斗争中炼成的。另一方面广交朋友，寻找国际合作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据资料统计，党的领袖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逝世的27年间，先后700多次会见访华的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各类客人，共计3 000多人次［4］（P32），平均每年会见客人26次左右100余人次。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世界胸怀和开放态度。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爱好和平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平等交往与合作中逐渐形成的。

当然，在反对封锁的国际斗争与开放合作的国际交往中，我们也出现了明显偏差与严重失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主要是高估了苏美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苏美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7］（P668）；对外来思想与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警惕性过强，“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5］（P90）；一些对外援助没有量力而为；片面理解自力更生的意义；“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的“崇洋媚外”帽子满天飞，尤其是“文革”之初“出现严重倒退”等。其根源在于“左”，在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没有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其中也包括没有解决好怎样开放的问题。

第二，面对苏美两霸的敌视与欺负，新中国不得不承担起“反帝反修”的“责任与痛苦”。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来都不认为与世隔绝可以建设现代化强国，而是一直期望打破苏美两强主导的霸权格局，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尊严，赢得大发展机遇。195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问题，并试图利用机遇发展自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我们所熟知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就是抓住1950、1960年代战略机遇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国内建设实践的失误和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发展机遇不断流失，尤其是面对苏美两霸的欺负：一个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一个则视中国为敌手。中国人民不得不迎接挑战，以更多的精力承担起“反帝反修”的“责任与痛苦”，这既是夯实独立基础、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大国尊严的需要，也是反对强国霸权、实现国家平等、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新中国为此的确付出了代价，但也因此锤炼了“伟大和永恒”的民族品质和大国风范！

第三，“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外交是你来我往的事情，开放是双向多向的互动。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我们的对外交往与开放是从“零”开始的，目标指向首先是“求生存”，在此基础上“求发展”［20］。这是新中国对外交往与开放的必然选择。

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世界，根本拒绝跟我们来往，我们只能在斗争中寻找机会走出去与请进来。所以，新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与西方关系整体上处于紧张状态，谈不上有多少正常来往。这种状况根本不是“闭关自守”四个字可以概括的，况且西方也不等于整个世界。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广大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他们的处境和中国大致相似，甚至更差。新中国主动走近他们，跟他们交朋友，从物质和道义等多方面支援和帮助他们。这是新中国三十年致力于对外交往与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方面，更不能用“闭关自守”四个字概括。只是因为，第三世界贫弱而处于世界的边缘，一些人往往把新中国与他们的关系看得无足轻重，甚至忽略不计。

国家间的交往和国际间的互动，都有一个逐步展开与深化的过程。新中国三十年的对外开放无疑是初步的和有限度的，取得的主要成绩大多来自国家政治外交领域，其他领域和层面进展较慢，成效不大，收获不多，这是“冷战”格局使然，也是历史的局限。要明白，开放遭遇挫折与不想开放的根本不同；也要知道，起好步是最艰难的，打好基础是最重要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死死堵住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新中国只能另辟蹊径，在斗争中挺直腰杆摸索着打开一片天地。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新中国对外交往与开放的若干思想的提出历经了曲折，一些方针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也存在明显落差，特别是“左”的指导思想一度占据上风，留下的教训值得汲取，但却绝不能把“求生存”的开放探索中的问题夸大为国家层面的“闭关自守”；也不能把尚未走进世界的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保守思想与封闭状态归结为整个国家的“闭关自守”；特别是“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21］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0．

［3］郑伊雍．冷战一页：建国初期西方对我封锁禁运揭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54－158．

［4］田永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7．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44．

［7］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8．

［9］翟强．从隔阂到建交：1949年至1964年的中法关系［J］．中共党史研究，2012（8）．

［10］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624－1634．

［11］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

［12］向继东，主编．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69－175．

［13］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教出版社，2010：261．

［14］胡绳．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A］／／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上）［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3．

［15］［美］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

［16］王福军．中国梦与中国道路［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2．

［17］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4－8．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王素莉．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J］．中共党史研究，2013（11）：23－30．

［20］吴建民．我的中国梦：吴建民口述实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5．

［2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6．

The Evaluation of"Isolation"：Unfit for the First Thirties Years after China＇s Foundation

ZHANG Ke－rong，SUN Yan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Using the word"Isolation"to evaluate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China＇s foundation is both inconsistent with history and very harmful．China has never implemented a policy of"Isolation"since China＇s foundation．The practice of foreign exchanges and openness in the first 30years since China＇s foundation should more rather be described as "Better in both ends and worse in middle part"．Among them，the new China took the initiative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to break the Western blockade，becoming the new China＇s gradual opening up，and to the world＇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tried his best to fi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Western world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and to create a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ew foundation．Of course，the opening of the founding thirty years of exploration has not really solved the main problem，leaving aprofound lesson．

isola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thirty years since China＇s foundation；foreign relations

D801

A

1672－934X（2016）06－0041－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6．06．006

2016－09－25

张可荣（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思想教育研究；

孙 琰（1988－），男，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