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黄时进

（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1；2．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新客观主义与科学传播研究的新进路

段伟文1，黄时进2

（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1；2．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文章以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知识观这一新的科学观为切入点，将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科学活动视为一种社会认识过程，重构面向异质性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将科学传播的内容看作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的知识，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性知识的维度剖析客观性内涵与生成机制，进而在新客观主义的视野中展开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和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使科学传播的理论得以建立在可能融贯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兼具客观性与公正性的广义客观性之上。

新客观主义；科学传播；新进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成为晚近现代性的标志性特征，科技的巨大作用与深远后果使得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及传播等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性日益凸显，研究视域从科学共同体拓展到整个科技社会。在作为其基础的哲学理论层面，日益呈现出从理论导向的科学哲学走向科学实践哲学乃至广义的科学技术论或科学技术学的态势，由这些研究形成的新的科学观更加接近真实的科学实践与科技活动。在科学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从“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观的变革无疑是基础性的理论供给。近年来对客观性、相对性等元科学和元知识概念的再思考日益成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论的研究热点，基于对客观性的再认识的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ivism）的科学观成为备受关注的理论视角，为科学传播研究与实践开启了新进路。

一、传统的客观性概念及其局限

当我们说今天的科学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传统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当洛克和笛卡尔等人提出的两种性质理论试图分离所谓可感物与感受质、知觉物和非知觉物、自在和自为之时，为何我们会陷入能被知觉者非事物本身的悖论之中？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粗略的答案是科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为求知而知的精神，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对所谓客观性的追求。但问题是，且不论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等现代性叙事的质疑，面对转基因等科学争议，仅仅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不能缓解人们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的疑虑。当代科学研究的最大困惑是，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默顿所概括出的普遍性、共有性等科学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所面对的则是与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大科学、后学院科学，人们往往不知如何调和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面向。如果我们不像相对主义那样否定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又应该选择什么理论基点来赋予科学以其所应有的合理性呢？

从本意上讲，知识上的客观性源于关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实在论，大致指涉外在于主体的世界或所谓外部世界的实体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首先基于认识论层面有关认识对象的反思。一般而论，以获得真理为目标的传统认识论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二分；二是认识对象的实体化，即以实体特别是物质实体这一隐喻刻画认识对象。这两个假定使一套哲学观念体系成为优势体系——本体论上的实体实在论、认识论上的表征主义和价值论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立。这一体系的基本学说是：“对象—实体”独立于我们的感觉经验而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对象—实体”自身的表征知识，这种知识是对事实的反映，因而是不掺杂主观偏见与价值取向的客观知识。也就是说，作为素朴认识对象的物质实体一旦被上升到一般认识对象，就使得后者无可避免地被错置为实体或物质实体。从这种由认识对象的错置所追认的实体实在论出发，作为关键词的客观性得以引入，进而以此强调所谓本体论上的存在的客观性、认识论上的认识的客观性和价值论上的价值与事实分离的事实的客观性——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本身是极其概括与缩略的。

在实体实在论者看来，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质实体具有客观性。澳大利亚当代哲学家德维特强调，对于实在论者来说，他所相信的物质世界或物理世界，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而且独立于心智［1］。具体而言，对于一个对象而言，如果无论我们可能发现什么相关的信念和知识，这个对象都存在并拥有其本质，它就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客观存在；反过来，一个对象拥有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知的，而恰恰意味着这个对象并非由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知价值、我们指称它的能力及心灵的综合能力、我们强加的概念、理论或语言所构成。近代以来的科学之所以在预言自然与干预世界方面的表现日益精准（当然，精准不一定意味着没有错误，有时候当时表明很精准，事后却证明其较之真实的情况差之千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从古希腊延续至近代的基于怀疑精神的知识传统。这种怀疑精神集中体现在对主体所获知识的真理性的追问，而此追问暗含一个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即主体要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是有障碍的——此障碍甚至难以逾越。这个障碍大致包括两个方面：“难以接近的实在的论争”和主观价值对客观事实的影响。不无吊诡的是，一方面，导致此障碍的原因是基于实体实在论的客观性概念；另一方面，基于实体实在论的客观性概念被用于框定科学的客观性时，却以尽可能消除此障碍为实现途径。

从近代哲学到传统科学哲学，科学中的客观性的基本构建策略是克服或消除主观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引入纯粹的认知主体以消解真实的科学认知主体可能具有或产生的偏见。伯特在论述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时指出，中世纪的世界观与近代世界观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中世纪的思想主流来说，人在宇宙中占据着一个比自然界更重要也更具决定性的位置，而对于近代思想主流来说，自然却占据着一个比人更独立、更具决定性和更为持久的位置。”［2］也就是说，坚持客观性就是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尽可能消除人的主观影响。对此，笛卡尔和康德等近代哲学家认为，存在着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能够在把握客体的同时避免一切文化扭曲或主观扭曲。传统的科学哲学继承了这种基于对主体的怀疑的个体认识论传统，甚至想象出一种“世界3”，将客观知识视为一种独立于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存在。

然而，如果对客观性的本义作进一步的追问，不难看到，由于主体的认识总要选择一定的视角或工具，所谓基于纯粹认识主体的客观性本身是不可能成立的。根据库萨的尼古拉在《有学识的无知中》提出了视角原理，我们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这意味着一旦我们对视角本身进行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鉴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显示的东西只能是一种视角性的显现，它们不能如其所是地显示自己，而要想如其所是地显示自身，需要一种不同于视角关照下的空间——客观空间［3］。换言之，真正的客观性是反思视角的有限性并超越之，而这是无法通过一个纯粹的理想认识主体实现的——有限的认知与对无限的思辨不可得兼。

由于传统的客观性概念给科学设立了一个过高的理想化判准，反倒为来自相对主义的诘难提供了易于攻击的稻草人。传统的客观性对认识主体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一是鉴于真实的主体认识的有限性，原则上无法跨越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鸿沟而确证其获得了表征实在的客观知识，特别是在康德等的先验哲学框架遭遇了来自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挫折之后，即便纯粹的认识主体也不能获得关于自在之物的超验知识；二是真实的主体只能通过共同体的主体间共识“逼近”客观性，客观性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主体间性，而且主体间共识或主体间性不可能是完全价值无涉的，因此，至少可能在“同样不（够）客观”的意义上导致相对主义。

二、超越传统客观性的新客观主义

为了克服传统的客观性概念的局限性，在经历了历史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洗礼之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论以及科史哲整合研究对客观性赋以新的内涵，逐渐形成了超越客观性的新客观主义思想［4］。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嬗变并非孤立的思想变迁，而在根源上与从20世纪后期到现在整个哲学旨趣的转向有关。简单地讲，就是愈益从近现代的纵向哲学转向当代的横向哲学。

何谓传统的纵向哲学？就是指近代以来的哲学上旨趣大致可以纵向观之。其基本理路是，将这个世界做了一种纵向的简化：一个抽象的主体面对一个抽象的世界。基于这一理路的科学哲学主张，抽象的主体通过抽象科学理论的建构能够把握科学现象背后的实在。在纵向的哲学架构下，不管是谁来认识现象，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尽管康德区分了现象与物自体，并试图论证主体的理性结构与自然的理性结构的一致性，以此调和经验与理性、现象的构建性与自然的必然性，但其为自然科学寻找形而上学基础的努力表明，他所主张的人为自然立法最终还是强调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具有必然性，试图由此赋予科学某种必然性和真理性。

康德的哲学代表了近代以来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转向，而知识在西方的知识论中有一个特定的内涵，其所关注的并非知识的结果而是对知的论证——你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或者你为什么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么，如何论证你为什么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为此，整个近代哲学预设了一个抽象的认识与论证场景：一个抽象的认知主体在以其认识（理论）表征抽象的世界时，假定要受到一个抽象的怀疑主体的质疑。在这一认识与论证场景中，认识主体、认识对象与怀疑主体都被抽象为“点”，认识与论证在一条线上。因此，近现代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是纵向的，可称之为纵向的哲学。在此认识与论证场景中，一个认识主体之所以能够足够“客观”，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也就是说，对于任意一个尽可能寻求客观性的主体而言，认识中呈现的对象和从中获得的客观知识是无差别的——我发现是这样，你也会有相同的发现；同样的，任何尽可能保持理性的怀疑主体也可以成为无差别的抽象怀疑主体，有关科学认识的合理性的辩护等论证对于坚持理性的主体是一样——我只要说服你了，就可以说服他。

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绝不仅仅是抽象主体认识一个抽象的客观世界那么简单。在我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认识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知识的辩护者所面对的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怀疑者而是背景各异的怀疑者。在科学从实验室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科学认识的主体会不断拓展，而成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科学共识的群体——从科学家个体到由小到大的科学共同体、再到社会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对抽象的认识主体和抽象的世界的纵向哲学场景的放弃，使哲学开始重新强调主体的差异性和主体所面对的世界的视角性，与纵向的哲学相对应，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设定这种新场景的哲学称为横向的哲学。一旦放弃了纵向哲学所设定的“一个抽象的主体面对一个抽象的世界”的认识论场景，就为超越传统的客观性廓清了道路。为了与纵向的哲学所寻求的客观性作出区分，我们不妨将所谓横向哲学对可靠知识的探寻理路称为新客观主义。

在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路中，新客观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科学观，它源于科学哲学对客观性的再认识，至少可以追溯至对迪昂－蒯因论题的回应（甚至可以追溯到卡尔拉普有关“概念框架”的讨论）。该论题凸显了证据对理论假说的非充分决定性的，揭示了科学哲学在为科学理论的客观性辩护中出现的理论困难。为了维护科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以理论为中心的正统科学哲学发展出了科学实在论、贝叶斯主义等新的进路，但这些进路因其表征主义的局限未能很好地回应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所带来的相对主义诘难。为了超越表征主义和相对主义，桑德拉·哈丁、海伦·朗基诺、富勒、基切尔和加里森等人走出传统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的进路，转向对科学实践的深描，对客观性的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落实展开了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包括以哈丁的强客观性主张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思想、朗基诺与富勒等人提出的凸显参与和治理的社会认识论、基切尔的有意义的真理及良序的科学以及加里森与达斯顿对客观性的科学图像史的研究等。其中，朗基洛的社会认识论对客观性的形成作出了过程解释，试图通过对渗透在认识过程中的价值的揭示、批判、竞争与互补走向多元主义的客观性。她认为，在科学认识中，以往的客观性观念试图通过消除个人与机构的偏见以获得价值无涉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的科学认识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价值负载的理论的相互评价与争论使得社会认识论意味的客观性得以产生，特别是在证据不足以确证的一组理论中，价值差异在对具有类似解释力的理论的选择中发挥了作用，这使科学可能呈现出多元主义发展进路。这种新客观主义与传统客观性的最大差异是，前者的知识论是个体知识论，其所面对的是对抽象的纯粹认识个体的个体怀疑论，后者的知识论则是社会知识论，其所面对的是面向社会怀疑论的社会认识论。

三、新客观主义视野中的科学传播研究

聚焦科学实践的新客观主义强调，应由个体认识论转向群体及社会认识论，科学或科技是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这一新视野为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点。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旨趣的延伸，社会认识论等将科学认识的主体从个体或抽象的认识主体拓展至包括科学共同体在内的相关认识群体，认为主体间可通过具有公开性和批判性的讨论达成的共识以落实客观性。由此，科学的客观性不再被简化为表征某种既定实在的绝对主义的或非时间性的主张，而是相关认识群体参与构建的产物，具有共识性、情境性（语境性）与历史性；社会价值因素不再是外在的和为科学实在论与客观性辩护的障碍，非但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反成为相关群体形成科学认识与型塑客观性不可或缺的内在语境要素；立足相关认识群体这一社会性概念，科学不仅是可认识而且是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科学传播范式由“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的转换中，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认识论使我们得以从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等全新维度把握科学在科学传播中的本质。

纵观国内外科学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的传播范式、传播模型、传播媒介和传播案例研究，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呈现出多视角叠加、凸显公众逆向参与和文化际对话等基本趋势，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新发展。其中，至少有二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公众理解科学内涵的拓展。自20世纪80年代的《博德默报告》发表以来，科学传播的核心概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其内涵已拓展至“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与工程”和“科技与社会”，以强调通过公众理解实现公众对话与公众参与。二是相关研究的多视角展开。以国内研究为例，在研究领域上，存在“科学普及”“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三种旨趣不尽相同的并行竞合范畴，体现了不同的科学观、理论路径和实践导向；在研究成果方面，不仅在公民科学素质等科普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还透过科学文化层面的反思、对话和重建对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与性别、转基因和纳米等新兴科技的传播、地方性知识等展开了讨论，并在实践层面对科学共识会议等公共混合论坛进行了试验性探索。

尽管科学传播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由于科学传播属于一种异质性的广义科学实践活动，相关研究尚未提出具有整合性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没有形成一种面向科学传播的科学观，而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科学观的运用与研究脱节。虽然国内外科学传播理论已经从静态的模式逐渐进入对异质性参与者的研究，相关学科呈现出互涉性日益增强之势，但科学传播理论中蕴涵的科学观一般采取的是“运用”或“批判”等外在性立场，与科学哲学、科学史及科学技术论中出现的新科学观研究脱节。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的知识观实际上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一种可全面关照其异质性实践的整合性科学观。近年来，对客观性、相对性等元科学和元知识概念的再思考日益成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论的研究热点，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帕多瓦尼等主编的《科学中的客观性》（2015）、富勒的《知识：历史中的哲学追问》（2015）以及《哲学分析》（2015（6））刊载的朗基诺的论文《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确定性》、黄翔的评论文章《以科学实践为中心来探讨客观性》等。在国内，随着相关译著的出版，“科技风险与科学传播”“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科学、真理与民主”以及相对性与客观性等议题开始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基于新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展开的以科学实践为中心的反思与探索为科学传播研究开拓了一种面向“真科学”的新进路。

立足新客观主义，可以将科学传播视为一种多相关认识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认识或获得社会性知识的过程，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科学传播的传送者和接受者的线性模型的局限性，更有助于消除科学家与外行、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两极性；同时，使我们可以在社会认识论的层面在适当的批判精神和对认识权威的公共承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从权威认识的非完全确定性、相关认识群体、传播的情境化、传播内容在不同情境之间的转换等方面入手，透过客观性在科学传播中的复杂内涵把握科学传播的认识论与知识生成图景。毋庸置疑，以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知识观这一新的科学观为切入点，可以重构面向异质性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科学传播理论生长点。

其一，新客观主义的科学观研究。首先对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的客观性的内涵分析，即透过哈丁、朗基诺、富勒等人的相关工作，对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论中关于客观性的分析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理论重构。其次，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进一步挖掘客观性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史中的源流与脉络，既令其精神气质得以彰显，又使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对客观性的再认识的必然性得以合理的说明。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进路包括法国的与科学史结合的科学认识论传统、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余绪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的传统（如加里森等有关客观性的科学史研究）等。再次，由社会认识论的维度对科学共同体实现和维护客观性的群体认识论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主要从个体认识论与群体认识论的差异入手，探讨在寻求群体知识的客观性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如何形成主体的客观化保证机制——由此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价值对认知结果的影响，使研究对象通过公开的探究机制获得并维持客观性。同时，在信息文明的当下，“对人的生存方式上所进行的‘信息大于物质’的理解，最终还会被提升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形成了基于信息价值观的新人本观”［5］。最后，探讨客观性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迁移与重构机制研究，可借助边界物、交易区等概念使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科学知识对于不同相关认识群体客观性的差异与关联同时得以凸显，进而通过知识与情境的相似及其相对于不同群体的可靠性把握客观性的丰富内涵。

其二，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从新客观主义的社会知识论与社会性知识观所蕴涵的新的科学评价标准出发，构建起一套具有实践解释力的科学传播中层理论模型——包括 “相信”“质疑”“辩护”“选择”“接受”“信赖”“纠错”等，以此超越“缺陷模型”“内省模型”“民主模型”“思想市场模型”“良序模型”和“混合型论坛模型”等的不足或使其精致化的途径。相关研究无疑会给科学传播研究带来全新的以实践导向的理论分析工具，将这些工具运用于案例研究，有助于提升理论分析的精准性和实际对策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其三，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从社会认识论和主体对社会性知识的吸收同化的维度出发，反观科学传播中的信息选择机制对科学传播的客观性的形成过程的影响，由此深入探讨“程度”“关心”“兼容并蓄”“认知分工”等态度性的信息选择机制的内涵与作用机理，并通过具体的科学传播案例，分析这些机制的不同组合在科学传播的客观性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模式及其局限性。此外，聚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在复杂社会结构中传播过程，深入剖析包括传播者和公众在内的相关认识群体所运用的信息选择机制及其局限性，进而探究相关瓶颈问题的应对之道——如柯林瑞奇两难等信息选择悖论导致的信息选择难题及其化解方法，不同群体基于团体思维的偏见形成机制、偏见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应的消除机制等。

其四，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一方面，在哈丁、朗基诺、莱西（Hugh Lacy）等人有关社会价值、认知价值和公正性的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性知识的角度，系统探讨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科学活动中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进而从探寻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认知价值的科学传播策略，并研究科学传播中公正性与客观性的冲突方式与可能的兼容机制。另一方面，在富勒等有关主动性、预防性和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性知识或群体共识维度，探讨科学传播如何同时面对生态等全球问题、知识的不确定性及基于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所带来的复杂性的挑战，以此探寻兼顾客观性、公正性和人类未来的可接受性的基于价值整合考量的科学传播策略。

概言之，通过对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的新客观主义的内涵的分析，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性知识的维度剖析客观性内涵与生成机制，进而在新客观主义的视野中展开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和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使科学传播的理论得以建立在可能融贯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兼具客观性与公正性的广义客观性之上。

［1］［美］迈克尔· 德维特．实在论与真理［M］．郝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11．

［2］［美］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3．

［3］［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4：44．

［4］Flavia Padovani，Alan Richardson，Jonathan Y Tsou（eds．）．Objectivity in Science：New Perspectives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Springer，2015：4－6．

［5］肖峰．信息大于物质：信息文明的价值取向［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

A New Approach to Study New Objectivism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DUAN Wei－wen1，HANG Shi－jin2
（1．Institute of Philosoph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1，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Taking the new scientific view of new objectivism and its social knowledge opinion as a starting point，this paper regards scientific activities，includ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as a kind of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which aims at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eterogeneity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It regards the content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social knowledge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and applied，and from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social knowledge dimension analysis objectivity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are further explored．What＇s more，in the view of new objectivity researches on middle model，reflective review and meta－strategy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represented，to establish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general objectivity which may combine social value and cognitive value with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new objectivism；science communication；new way

C915

A

1672－934X（2016）06－0034－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6．06．005

2016－10－12

段伟文（1968－），男，湖南新化人，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黄时进（1972－），男，湖南长沙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传播、科学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