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鑫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谦虚谨慎或者骄傲自负：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心态问题

李鑫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摘要：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心态问题，阐述3个观点：中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不是替代或从属的而是互补的关系，因此无所谓孰优孰劣；易经阴阳等辩证思想并非中国独有，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也有类似思想，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过程在结构上与阴阳变易几乎毫无二致，都是四元结构而非“正-反-合”三元结构；西方思想界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两个思维传统，即作为主流的逻辑传统和作为支流的辩证传统，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虽然逻辑思维也曾昙花一现，但基本上只有辩证思维这一个传统。由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因其所具备的辩证性足可使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后来居上的论调是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的。用初具雏形的管理悖论的哥本哈根诠释为例反证了以上观点。

关键词：阴阳； 辩证； 玻尔； 哲学； 哥本哈根

2014年2月28日，由管理学报杂志社发起的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本土管理论坛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该研讨会，聆听了与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各种论点和意见，感受到许多学者对于本土研究的关心和热情，也察觉到部分学者对于本土研究的过度自信。后者以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为代表，他界定中国的传统哲学为智慧哲学，而西方的哲学为知识哲学，并认为中国智慧哲学比西方知识哲学更高明[1]，因此，他宣称中国的阴阳哲学在解决当今世界管理学研究中最棘手的悖论问题上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优越。对于这种言论，笔者时常感到担忧[2,3]。这里想提醒他们的是，虽然中国进入对外投资超过外资输入的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就要赶超美国，但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研究领域，其实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学术界。尽管西方学术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中国学者切不可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相反，一方面应该不卑不亢对中国本土研究充满信心，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向西方学术界虚心学习。

本研究拟讨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心态问题。主要包括3个观点：①西方主流的either/or分析思维与中国的both/and综合思维不是替代或从属的关系，而是玻尔[4]所讲的那种特殊的互补关系，它们无所谓孰优孰劣。由此，不能说中国传统哲学比西方哲学更优越。②易经阴阳等辩证思想并非中国之独特现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5]和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6]也有类似思想*黑格尔明确指出他的辩证哲学思想的诸多灵感来自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In the section on Heraclitus of in hi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egel writes ‘there is no proposition of Heraclitus which I have not adopted in my Logic’[7].。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易经阴阳的核心思想甚至可以说几乎毫无二致，它们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阴阳变易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式的，但黑格尔的辩证扬弃过程却是螺旋上升式的。③西方思想界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两个思维传统，即作为主流的逻辑传统和作为支流的辩证传统；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虽然逻辑思维也曾昙花一现，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有辩证思维这一个传统。由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性可以使中国学术研究后来居上的论调是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的。作为一个反证，笔者将简要介绍初具雏形的管理悖论的哥本哈根诠释，用以说明，在管理悖论的研究上，西方学者完全可以从西方哲学中找到足够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而不必舍近求远去依赖中国的阴阳思想：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几乎可以替代阴阳，而玻尔的互补原理则超越了所有前人的辩证思想，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悖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路。当然，笔者并不否定和排斥东西学术交流和汇通；相反，这种交汇是必要的，能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只不过本研究的主旨是要警示那些持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所以表达的观点做了特定地取舍。

1中西主流思维是玻尔式互补关系，无所谓孰优孰劣

李平[1]认为，西方的主流思维是逻辑的、分析的和理性的，而中国的思维是辩证的、综合的和悟性的，因此，他把西方哲学界定为知识哲学而中国哲学则为智慧哲学，并认为中国智慧哲学优于西方知识哲学。他进而认为，在中西学术交流汇通中，中国哲学将占据制高点主导未来科学研究思维的发展方向。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认为中国阴阳思维可以完全包容西方思维。尽管绝大多数学者把中西思维方式对比符号化为中国是both/and式的，而西方是either/or式的，李平[8,9]却认为，中国思维应该被界定为either/and式的，即它既有either/or的成分又有both/and的成分，所以，很显然，既然西方主流只有either/or，也就是只有中国either/and思维的一半，那么中国哲学思想自然就是更加完备和高人一等的了，中国哲学就应该能主导未来科学研究的思维发展方向了。

这种把中国哲学思维视作比西方哲学思维更具包容性的想法并非李平独创，陈明哲[10，11]也有类似观点，尽管二者的出发点有天壤之别。在对竞争合作关系的研究中，陈明哲认为，传统西方文献把竞争和合作理解为互斥关系，这是由于西方主流思想是基于either/or逻辑的，而他认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有时竞争，有时合作，有时是竞争兼合作，还有时是既不竞争又不合作，所以在对竞争合作关系的研究中，应该超越传统的either/or思维而采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思维，他把这种兼容并包的思维称之为both/and式的。然而，在其他一些论文中，陈明哲[12，13]对中西思维或文化的总体对比是中国为both/and而西方是either/or。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是，陈明哲所推崇的兼容并包的超越悖论式的思维正是中国式的思维，因为两者正好都是both/and，那么，中国的思维就是比西方的either/or更好、更兼容并包。他的观点无心插柳地和李平的观点殊途同归了。

希望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或许要问，中国思维果真优于西方思维吗？笔者认为不是。笔者认同中西主流思维对比为中国both/and而西方either/or的主流观点。然而，这两者无所谓孰优孰劣，它们不是替代或从属的关系，而是玻尔[4]所讲的那种特殊的互补关系。这种特殊的互补关系有两层

意思：①戈革[14]对玻尔互补原理独特性的分析*戈革是中国乃至世界研究玻尔思想的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他倾尽人生最后20年心血翻译全部共计12卷的《尼耳斯·玻尔集》为中译本。；②玻尔[4]提出的在量子力学的描述中必须借助经典力学概念的原则。

戈革[14]认为，如果用A和B分别代表两个对象，如概念、图像、现象、单词含义或人类文化等，那么所谓A和B具有玻尔所指的互补关系的话，就意味着A和B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①A和B具有某些反对的性质或行为；②A和B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和无矛盾的图像或体系；③为了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完备描述，A和B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由此，只能按照所遇到的或所选定的具体条件来分别应用A或B，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抛弃掉A或B。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比玻尔互补原理和阴阳思想，笔者认为，玻尔互补原理和阴阳思想虽然在本体论上都是both/and的，但在认识论上互补原理是either/or的，即A和B两个互斥的对象不能结合，而阴阳在认识论上则是both/and的，即阴阳两个互斥的对象是互相渗透的，可以结合的。故将阴阳界定为both-and，而玻尔互补原理则为both-or，表征它们在本体论上的相似性和在认识论上的区别。

李平把阴阳界定为either/and，并认为玻尔互补原理和阴阳思想是等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玻尔自己也确实用阴阳图来表征自己的互补原理。戈革[14]认为，玻尔互补原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逻辑，因为上述分析的A和B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包括阴阳)发展来结合，所以互补原理和阴阳哲学看似相似，但实则根本不同。戈革[14]认为，没有任何图像包括阴阳太极图可以用来图示化玻尔的互补原理，玻尔选择太极图来表征他的互补原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他必须要选择一个图像来展示他那原本无法图示的互补原理。笔者基本认同戈革的观点，但认为玻尔互补原理其实可以用一个罗宾瓶的图像来完美图示。罗宾瓶是一个容易产生视觉误差的图像，它要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黑色背景下的白色花瓶，要么可以看成是一个白色背景下的两个面对面的黑色人脸。花瓶的图像和人脸的图像是完全互斥的，人眼在一瞬间根本无法同时看到这两个图像，换言之，它们无法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和无矛盾的图像或体系。

玻尔[4]的经典概念原则是指，虽然量子理论是普适的理论，而经典力学理论充其量只能说是量子力学的一个近似而已，但是在对量子现象的科学观察和描述上，物理学家必须借助经典力学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是人们思维的约定俗成和习以为常的思考沟通工具，如时间、空间、长度、质量等，它们已经是人类科学和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这好比禅宗宣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为了宣传其教义，禅宗学者也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交流的必要手段。又如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认为大道不可言，但道家依然留下各种阐述道的言论。

此外，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宇宙本质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或者测不准的图景，它具有随机性和概率性，任何实验或观测结果都是实验工具和被观察的量子对象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该量子现象在不被观察时的真实状态。这种量子理论不仅对普罗大众，而且对许多经典物理学家而言也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彻底颠覆了科学的客观性。为了拯救科学，重新确立某种特殊的科学客观性，玻尔提出了经典概念原则，他认为，量子物理学家必须借助经典力学概念，把实验的环境和手段等一切可能用经典概念进行描述的参数进行准确记录，这样才可能得出一种具有特殊的“客观性”的量子物理实验描述。海森堡[15]专门对玻尔的这一思想做过比较明确地阐述，物理学界称之为“海森堡切割”，指的就是玻尔所主张的，在量子物理实验的描述上，实验的环境和工具的全部信息都用经典物理的概念来描述，而其他的实验结果则用量子物理的特定术语来描述。类似于互补原则，笔者把玻尔的经典概念原则也符号化为both-or，因为量子理论在本体或本质上可以说是以both/and为特征的，但量子物理却必须借助于以either/or为特征的经典物理概念，而且both/and和either/or两种互斥的描述并不能按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来结合而必须进行海森堡切割。

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的both/and思维和西方主流的either/or思维其实也符合玻尔所提出的这种both-or互补关系。虽然中国的辩证思维是普适的，但人类科研和生活根本离不开西方主流逻辑思维，它们两者相辅相成，是互补的而非替代或从属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不认同李平所谓的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的说法。

2易经阴阳思想并非中国独特现象，黑格尔辩证法与之几乎毫无二致

李平曾在某次关于本土管理研究的讨论会上回顾了他运用阴阳思想开展管理研究的心路历程。他是这样解释他之所以认为中国阴阳哲学比西方辩证哲学高明的原因的：“我1995年在AOM做的一个论文报告，就是运用阴阳思路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如何平衡。美国North Carolina 一个知名教授在评论我的文章时就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东方的思想，我们已有足够解释所有问题的思想。当时对我刺激很大。我从那时开始就有了这种‘报仇’的想法……开始从阴阳这个方面去寻找所谓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时，我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以为辩证法就是阴阳，阴阳就是辩证法……从我1998年发表第一篇有关阴阳的文章，直到2008年才意识到搞错了。阴阳根本不是辩证法，阴阳跟辩证法有重大的区别，阴阳比辩证法要高明多了，因为辩证法从来不承认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认为矛盾只是暂时存在，它一定要把矛盾解决掉，解决掉之后再产生矛盾，然后又解决掉，再产生矛盾，再解决掉，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扬弃，最后走到上帝那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辩证法总是要将矛盾解决掉，而阴阳从不认为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也不认为是必须解决的。矛盾是好东西，相生相克……阴阳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可以这样讲……西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都出在悖论上……所有的管理学问题大家困惑不解的都在悖论上。西方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悖论解决掉，把这个矛盾解决掉，用的方法很简单：空间分离、时间分离。实在分不了就加一个词叫超越，就是黑格尔……我认为西方实际上在这方面兴趣很大，关键就是我们中方这边研究不足，提不出更好的东西。那个AMR 2011年的文章[16]，我觉得是迄今为止发表关于阴阳的文章里对阴阳解读最准确的。它有3个图，第一个是阴阳图，第二个画了亚里士多德的非此即彼逻辑示意图，第三个画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示意图。3个图清楚表明阴阳最好，亚里士多德非此即彼逻辑解决不了矛盾悖论问题，黑格尔辩证逻辑也解决不了。他们的研究已达到这一步，让我非常惊讶。它超过了我们国内及海外华人做的阴阳研究，他们超越了，西方人已经到这一步了。”

李平的这段话包含以下4个观点：①西方辩证思想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②西方辩证思想不承认矛盾的必然性并且要消灭矛盾；③因为阴阳承认矛盾的必然性，并且接纳而不消灭矛盾，所以阴阳不但不是辩证思想，而且还要比西方辩证哲学更高明；④当今管理学面临的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悖论问题，西方哲学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它无能为力，而阴阳却能切中悖论问题的要害，故阴阳哲学是当今和未来管理学研究的最先进思想。从这4个观点可以得出一个不言而喻的推论，也是李平一贯的观点，即中国人对阴阳思想的掌握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即使西方人也开始接触和运用阴阳，但中国人更有优势，只要充满信心，就能在管理学的研究中后来居上超越西方学者。

李平的观点犯了两个最基本的错误：①辩证思想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很多内容[17]，不仅仅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还包括古希腊哲学家诸如芝诺、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也包括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如龙树的思想，当然也包括古代中国哲学家如老庄等人的思想等。很显然，李平把辩证思想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做法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②李平错误地以为黑格尔辩证逻辑不承认矛盾的永恒性并且要消除矛盾。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导致李平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出现根本性的谬误，从而得出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具智慧、技高一筹这样一个不但匪夷所思而且贻笑大方的判断。凡是粗略地学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马恩的辩证思想是直接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只不过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而马恩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都认为矛盾是内在的、永恒的，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遵从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曾指出，即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后，矛盾也依然存在[18]。很显然，李平把黑格尔辩证法说成是不承认并要消灭矛盾的做法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李平之所以会犯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或前提条件：①也是必要条件，是由于他有“报仇”的心态，急于想要证明阴阳比西方哲学高明，所以在做中西哲学的比较时容易轻率和武断；②也是充分条件，是在西方辩证思想的发展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容易被李戴的张冠，它就是与黑格尔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以及其后的谢林)的辩证思想，它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根本的不同。费希特和谢林的辩证思想从形式上讲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因而很多人包括李平极为推崇的AMR 2011年那个悖论文章的作者[16]都误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希特的“正-反-合”三段式混为一谈。MUELLER[19]指出，这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谬误，因为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从来没有同时使用过这3个概念，也从来没有用这个“正-反-合”来表征他的辩证逻辑。相反，黑格尔认为这个“正-反-合”三段式体系源于康德哲学*黑格尔误以为这种“正-反-合”三段式出自康德[20]之手，但其实康德在论及二律背反时只同时使用正题和反题而没有同时提出合题。康德之后，费希特[21]第一次明确提出“正题-反题-合题”这样一种三元辩证结构，谢林[22]将费希特的正反合进一步发展了。不过，费希特的正反合三段式在康德哲学中可以说已经初现端倪。在《纯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提出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三元结构式的范畴表，在这个范畴表中，3个范畴为一组，一共4组，共12个范畴。每一组中，前两个范畴都是互相对立的，而第三个范畴则是前边两个对立的范畴的组合。，他在《精神现象学》的绪论中明确指出，它是一个“不科学的”“毫无生气的体系”。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很多职业哲学家都以为黑格尔辩证法就是“正-反-合”三段式呢？MUELLER[19]指出，这个谬误的源头是德国哲学家CHALYBUS[23]，此人在一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著作中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开篇就讲到的“being-nothing-becoming”就是黑格尔第一个“正-反-合”，而这个“正-反-合”三段式结构体系贯穿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学。由于这是CHALYBUS 唯一一次将黑格尔辩证法等同于“正-反-合”， MUELLER[19]认为，CHALYBUS 当时很可能是一个直觉猜想，而把这种猜想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解释的却是马克思。

在中国，由于受教育体制的影响，学生时代都或多或少接触到马克思版本的黑格尔辩证哲学，所以很容易轻信黑格尔辩证法就是“正-反-合”三段式这样一种观点。笔者曾把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黑格尔辩证法、阴阳哲学和玻尔互补原理进行对比，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中，沿用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正-反-合”误解[3]。可见，李平同样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进而把黑格尔辩证法说成是不承认矛盾的永恒性和要消灭矛盾的武断做法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翻阅黑格尔《逻辑学》的简介和第一章就可以发现，黑格尔其实非常明确地指出矛盾是内在的、永恒的。

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希特以及谢林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正反合辩证过程中矛盾的产生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在费希特[21]的“正-反-合”三段式中，正题和反题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对立会暂时地被统一为合题，这个合题在下一轮的辩证过程中将作为更高一级的正题；这个新的正题最终会面临它的反题，新的正题和反题将产生矛盾对立，这更高一级的矛盾对立将会再一次被统一化解为新的合题，而这个新的合题又将成为新一轮辩证过程中更高一级的正题，这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将无限延续下去。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误以为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但持有这种误解的人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在这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中，为什么当一个正题出现以后，最终会出现一个反题来与之矛盾对立呢？费希特和谢林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回避了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只是从理论上规定反题一定会出现，仿佛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外来神秘力量在主宰这个反题的或早或晚地必然出现。这种矛盾对立外在产生的辩证逻辑是不受黑格尔认可的，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辩证思想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了他的矛盾具有内在性和永恒性的独特的辩证逻辑。

黑格尔辩证思想的矛盾内在性是指矛盾对立的产生不是从事物外部由外在力量强加的，而是事物内部自身产生的。正如阴阳哲学认为任何事物在其自身内部都自始至终存在着阴阳两种相生相克的力量一样，黑格尔也认为任何事物和概念都自始至终都是自身(A)及其对立面(-A)的对立同一。黑格尔《逻辑学》一开篇就从最抽象的概念being(纯有)及其对立面nothing(纯无)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对立的本质及其产生。黑格尔[6]指出，“纯有与纯无是同一的东西。这里的真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无中之有和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有中之无，但是这里的真理，同样也不是两者无区别，而是两者并不同一，两者绝对有区别，但又同样绝对不曾分离，不可分离，并且每一方都直接消失于它的对方之中，所以，它们的真理是一方直接消失于另一方之中的运动，即变；在这一运动中，两者有了区别，但这区别是通过同样也立刻把自身消解掉的区别而发生的”*黑格尔这段话的英文版是 “What is the truth is neither being nor nothing, but that being — does not pass over but has passed over — into nothing, and nothing into being. Bu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ey are not un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not the same, that they are absolutely distinct, and yet that they are unseparated and inseparable and that each immediately vanishes in its opposite. Their truth is therefore, this movement of the immediate vanishing of the one into the other:becoming, a movement in which both are distinguished, but by a difference which has equally immediately resolved itself”[24]。。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自身一旦产生，就立刻变化或消解到其对立面，这种消解的变化过程是内在自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这就是矛盾的内在性的一个方面。自身及其对立面同时产生，并且在它们各自产生的同时又立刻变化消解为其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矛盾对立的永恒性的一个方面。

矛盾内在性和永恒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作为黑格尔辩证逻辑的一个核心概念的扬弃或变(becoming)的过程中。黑格尔《逻辑学》全书以及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在行文结构上都是按照三三制组织，比如《逻辑学》第一章讲being，而这一章又分为3个小节，即being、nothing和becoming*这种三段式结构在哲学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形式逻辑、康德的三元结构范畴表、以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等，但对于正反合这种特定的三段式，有部分学者认为它的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克洛[25]。，这很可能是CHALYBUS和马克思之所以把黑格尔辩证法错误地总结为“正-反-合”三段式的一个根本原因。黑格尔在分析becoming这个扬弃过程的时候明确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身同时也是由两个矛盾对立的子过程组成的，即coming-to-be(即将成为)和ceasing-to-be(停止成为)两个子过程。与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或者正反合的合等于新的正的理解完全不同的是，真正的黑格尔辩证逻辑是，自身(A)及其对立面(-A)在各自同时变化消解为各自的对立面的扬弃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第三者，即通常说的合题，而是一对矛盾对立的新的自身(A′)及其对立面(-A′)。在黑格尔的辩证扬弃过程中，自身(A)及其对立面(-A)各自一旦产生，便立刻同时被coming-to-be和ceasing-to-be两种矛盾对立的子过程变化成为一对新的自身(A′)及其对立面(-A′)。

显然，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扬弃过程并不是人们通常误以为的正反合三元结构，而是一种从旧的一对正反矛盾同一体到新的一对正反矛盾同一体的四元结构。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其实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中被明确地提出过*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第836小节简单地讲述了这个四元结构。他的原文是“If one insists on counting, this second immediate is, in the course of the method as a whole, the third term to the first immediate and the mediated. It is also, however, the third term to the first or formal negative and to absolute negativity or the second negative; now as the first negative is already the second term, the term reckoned as third can also be reckoned as fourth, and instead of a triplicity, the abstract form may be taken as a quadruplicity; in this way, the negative or the difference is counted as a duality. The third or fourth is in general the unit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oments, of the immediate and the mediated”[24].。由于这个四元结构常被人忽略，加拿大Guelph 大学哲学系博士生KRAHN[26]选其为专题研究，写成他2014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在KRAHN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黑格尔的这个四元结构和阴阳思想几乎毫无二致：说毫无二致是因为阴阳流变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从一对旧的阴阳矛盾统一体到一对新的矛盾统一体；说几乎毫无二致是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和阴阳思想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在于，阴阳思想以及易经哲学强调的变是周而复始式的，即变化的发展方向是圆周循环式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扬弃过程是螺旋上升式的。正因为如此，周易研究学家张其成[27]认为，周易和阴阳思想“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 将循环看成是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华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李平说黑格尔辩证法最终走向上帝，他认为这就是黑格尔要消灭矛盾的终极证明。然而，只要读一读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上帝的论述，就不难发现黑格尔的上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上帝[28]。在《逻辑学》的第200～202小节，黑格尔指出，前人把上帝定义为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矛盾的所有现实的总和*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第200小节原文：“God was defined as the sum-total of all realities, and of this sum-total it was said that no contradiction was contained in it, that none of the realities cancelled any other; for a reality is to be taken only as a perfection, as an affirmative being which contains no negation. Hence the realities are not opposed to one another and do not contradict one another.”[24]，但他却认为，这个所谓的全部现实的总和无非是一个抽象的being，而它与其对立面nothing是同一的*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第202小节原文：“The said reality in all realities, the being in all determinate being, which is supposed to express the concept of God, is nothing else than abstract being, which is the same as nothing.”[24]。由前文可知，黑格尔辩证法矛盾的内生性的一个体现就是他所讲的纯有(pure being)和纯无(pure nothing)是对立同一的。鉴于此，即使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上帝，黑格尔的上帝也是一个矛盾同一体。综上所述，黑格尔辩证法承认矛盾的内在性和永恒性，而非李平认为它不承认并要消灭矛盾的那样。

限于篇幅，这里要顺便提一下而不展开论述的是，很多可能被误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其实都可能在西方哲学体系中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内容，比如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就和易经的阴阳变易思想非常相似，它是黑格尔辩证思想的灵感起源；亚里士多德的中值原则就和中国的中庸哲学毫无二致；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即最美的思想则与中国的和谐观不分伯仲了。另外，普罗克洛的某些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异曲同工，他认为，“一”是世界的本原，是杂多的基础，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因，所有的善都依赖于它，“一”生成万物，万物又复归于“一”，“一”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不可认知的，但却可以从它的自身展现和自身回复的过程中去认识它[29]。此外，笔者甚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解释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名言中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即这里的“三”是什么。如果将老子这句名言和易传之名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行对比的话，那么“一”就是太极，“二”就是阴阳两仪，但“三”是什么呢？为什么是“三”而不是作为阴阳的“二”来生成万物呢？中国哲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干脆回避了这个根本问题。不过，笔者认为，黑格尔的being-nothing-becoming辩证思维似乎可以解开这一千古谜团，即，如果把黑格尔辩证思想和阴阳易经哲学进行比附的话，黑格尔的being和nothing可以看成阴阳两仪，而这个阴阳两仪自其产生的同时就会由于内在的矛盾要向各自的对立面变化消解，这个变化消解的扬弃过程(becoming)可以被比附为二生三中的“三”，因为这个“三”包含了矛盾对立的两个子过程，即coming-to-be和ceasing-to-be，所以这一对旧的阴阳两仪通过这个“三”的变化过程被扬弃成为一对新的阴阳两仪，而这一对新的阴阳两仪一旦产生又将立刻经历同样的扬弃过程，变成更新的一对阴阳两仪，这个辩证扬弃的过程永不休止，所以，这个作为“三”的扬弃变化过程就产生了万物或者杂多。

3中西哲学传统之对比：一条线 vs. 两条线

综上可知，西方思想界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两条思维传统：①逻辑的，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先河和代表；②辩证的，以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为先河和代表，虽然逻辑传统是主流而辩证传统是很小的支流。然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虽然逻辑思维也曾有过昙花一现，如墨家和名家思想，但长期以来被认可的基本上只有辩证思维这一条线。由此，笔者不认同李平的观点，恰恰相反，由于西方哲学一直存在逻辑和辩证两条思维传统，而中国哲学却基本只有辩证这一条传统。中国的阴阳辩证思想并非独一无二，黑格尔辩证法与之几乎毫无二致，而且西方还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发现了玻尔的互补原理这一崭新辩证思想。据此，在研究悖论问题时，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西方哲学不但不比中国哲学逊色，甚至还可能比中国哲学更能提供必要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其实，就连李平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在管理悖论的研究上已经超越了国内外的华人学者。这难道不能成为证明西方哲学在研究悖论问题上并不逊色于中国哲学的一个事实吗？由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性可以使中国学术研究后来居上的论调是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的。作为一个反证，笔者将简要介绍初具雏形的管理悖论的哥本哈根诠释，用以说明在管理悖论的研究上，西方学者完全可以从西方辩证哲学中找到足够的理论依据，而不必依赖中国的阴阳思想，因为黑格尔辩证思想几乎可以替代阴阳，而玻尔的互补原理则超越了所有前人的辩证思想，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悖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路。

管理悖论的哥本哈根诠释是笔者在研究管理悖论问题时提出的一个基于不同哲学的解决方案的分类法框架。之所以称之为哥本哈根诠释，不是因为笔者及主要研究合作伙伴都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工作的原因，而是因为彼此都认同量子物理的哥本哈根诠释对管理学，尤其是管理悖论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启发借鉴意义。这个分类法框架的雏形即笔者提出的AHYB分类法[3]，它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A)、黑格尔的辩证法(H)、中国的阴阳哲学(Y)以及玻尔的互补原理(B)按照各自所包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进行对比。研究论文发表以后，李平针对这个文章写了一个答复[8]。在答复中，他突兀地提出阴阳不是辩证法的观点。为了驳斥他的观点，笔者重读了黑格尔《逻辑学》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些黑格尔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从而发现自己以前和很多人一样对黑格尔有误解，现在才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易经阴阳思想其实几乎毫无二致。于是，笔者重新修正AHYB分类法，用费希特(F)的三段式辩证法替代原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而将黑格尔辩证法和阴阳哲学现在归为同一类，原来的AHYB分类法中的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和玻尔互补原理的部分则完全保留，这样一来，一个更合理的、全新的管理悖论研究的哲学视角框架就形成了，可称之为AFHB框架(见图1)。

图1　AFHB框架：管理悖论研究的4种不同哲学视角

在这个AFHB框架中，不同类型的悖论问题可能更适合由不同象限所对应的不同哲学视角来指导。这是一个权变思想，即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秀的哲学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的悖论问题。这种权变思想与李平所谓的阴阳是解决悖论问题最佳哲学的论调完全不同。同时，不同的悖论问题在其所具有的悖论性上可能存在程度的高低区别[30]。悖论程度不高的悖论问题，如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悖论等，用费希特的三段式辩证法就可以解决了；悖论性程度更高一些的悖论问题，如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悖论等，可能需要阴阳或者黑格尔辩证法来指导；最复杂的悖论问题，比如文化研究的实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悖论等，可能就需要用玻尔的互补原理来理解了。对于那些看似悖论实则并非悖论，也就是其悖论性非常低或者为零的问题，则完全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来分析。

笔者进而利用这两个悖论研究的哲学框架(AHYB和AFHB)中的不同哲学为指导开展了以下6项悖论的研究：①基于AFHB框架提出一个多范式理论建构的4种不同哲学方案；②基于AFHB框架的提出一个包含5种不同哲学(新增中国禅宗慧能的哲学)的扩展框架，作为管理悖论研究的哲学基础框架；③运用上述包括5种哲学的扩展框架分析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悖论的各种不同解决方案；④运用阴阳哲学来分析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案的悖论问题；⑤运用玻尔互补原理来分析文化研究中的实质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悖论问题；⑥运用玻尔互补原理来分析科学研究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悖论问题。

从这个修正后的AFHB框架可以看出，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和阴阳几乎是毫无二致的，那么在研究悖论的问题上，西方的不同哲学已经提供了包括中国阴阳辩证思想在内的各种不同的哲学思路，因而西方学者可以完全不借助于中国阴阳哲学就能提出不同的悖论解决方案，只要他们认真挖掘西方自己的辩证哲学而不是去舍近求远。当然，无论是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不应该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而应该跳出自己的哲学传统去了解学习甚至借鉴其他的任何文明，比如中西学者完全可以向印度哲学寻求灵感，因为印度的否定性辩证哲学完全不同于中西主流的辩证思想，而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尤其是龙树的neither-nor辩证思想。在笔者率先提出的一个包括5种哲学方案的悖论研究扩展框架中，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哲学思想可以符号化为neither-and逻辑，它就是基于龙树的neither-nor核心思想的。虽然李平常把东西方哲学的对比界定为东方是智慧哲学而西方是知识哲学[31]，但他却认为作为东方一部分的印度的neither/nor思想是非常幼稚的[8]，其根源在于他所理解的“东方”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完全忽略了受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一大部分东方世界，彰显了其文化中心主义和中国文化优越感心态。

4结语

基于上述论述，笔者认为，那种过度自信的言论如果严重的话，则可能导致文化中心或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泛滥*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曾宣称德意志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以致于后来有学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导致了纳粹主义。[32]。李平自己所承认的“报仇”的受害者心态，完全违背了他所极力推崇的道家无为不争的精神。海内外的华人学者，应该秉持一种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心态来从事刚刚起步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任何妄自尊大的言论和行为，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国际话语权[33]*注意：这里的李平不是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李平，而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政策研究室的李平。，而是与世界先进文化交流和共同提高的机会失之交臂。总之，笔者非常认同吕力[34]的观点，“若将学术本土化演变成学术民族主义，将重点放在对西方主流的价值评判与道德批评上，将无助于‘管理的中国理论’话语权的取得——学术研究的话语权应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取得——因此，其策略就只能是理解、宽容与构建学术竞争的公平市场”。

鸣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谢佩洪副教授对本研究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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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桂林)

Modesty or Overconfidence: On the Attitude for Conducting Chinese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LI Xi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Frederiksberg， Denmark)

Abstract：Regarding the attitude for conducting Chinese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three argument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stream patterns of thinking of China and the West is not substitutive or subordinative, but a complementary one, and therefore it is meaningless to say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other. Second, dialectical thinking such as Yi and Yin-Yang is not unique to China, Heraclitus and Hegel also had similar ideas. The structure of Hegel’s dialectical sublation/becoming is almost same as that of the change process of Yin-Yang, being quadruplicity rather than triplicity of so called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 Third,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inking, there are two parallel traditions, one being the logical major stream and the other dialectical minor stream; while in China, there has always been only a dialectical one although the logical thinking appeared briefly once in pre-Qin period. Therefore, it is unrealistic and inappropriate to assert that the dialectical na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ll enable Chinese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to catch up with or even overtake the Western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author supports the above arguments with emergent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of management paradox.

Key words：Yin-Yang； dialectic； Bohr； philosophy； Copenhagen

作者简介：李鑫 (1977～)，男，四川南充人。丹麦哥本哈根 (Frederiksberg2000)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与中国本土管理。E-mail: xl.int@cbs.dk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6)01-0040-09

收稿日期：2015-05-2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6.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