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津锋

周有光：心系天下的世纪老人

文|慕津锋

上图：周有光先生

“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我与周有光先生相识已有十年，最初知道他还是从著名诗人屠岸先生那里。屠岸先生与周老是表亲，借屠岸先生之名，我得以拜访这位“老神仙”。这位“老神仙”可厉害了，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历经六年终于完成。后来，他又致力于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还曾担任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

每年周老的生日那天，我只要在北京，就会去祝寿。周老是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他思想的深邃，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思考着变化背后的原因。他还很幽默，跟我讲：“上帝肯定是把我遗忘了。”

我很喜欢和周老聊天，但他毕竟是位百岁的老人，每次我都不敢耽误他太多时间。2011年年底，马识途先生专门从成都来北京参加第八届作代会，会后马老让我替他送签名本《党校笔记》给周老。马老怕亲自上门会过度打扰周老，叫我代劳。

一天清早，我登门拜访了周老。周老拿着《党校笔记》，静静地看了几页，点了点头，说：“马识途是我敬佩的一位同志。”我说：“马老也是这么说您的，您二人之间真是惺惺相惜。您前一阵子出了本书，谈您对天下大势的思量，马老也不甘落后，把自己30年前在中央党校的笔记重新翻出。里面许多高级干部的观点到现在都被证明是对中国有益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都是超前的、大胆的，马老希望在自己的晚年，能够说一些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有益的、有用的真话。您看，您二位一个是105岁的老人，一个是96岁的老人，在自己的幸福晚年，依旧每天在关注天下大事，在用自己的笔书写心中想说的话，而且每天都在看书、看报、上网、坚持学习，看着你们，再看看自己，我实在是羞愧不已。”周老摆了摆手，很谦虚地说不敢当。

那天周老精神状态很好，谈兴也很浓，愿意与我谈谈他对当今世界的看法。我和周老聊了两个小时，主要聊了六个当下热议的话题：

问：周老，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答：中东剧变-阿拉伯之春导致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发生，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不言自明，是欧美势力的介入。他们要保持在中东的话语权、地缘政治的角力和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内因则是随着世界发展，民主社会是必然的国际趋势，但这种趋势与阿拉伯传统的君主制、独裁制之间必然产生斗争，再加上阿拉伯世界宗教势力的顽固和复杂。阿拉伯之春，不是几年就能结束的，这种动荡很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

问：周老，您如何看待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环境优美，按理说它更应该支持《京都议定书》，保证地球的环境不再继续恶化。否则环境搞坏了，加拿大也难以独善其身啊。

答：加拿大凑热闹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超大型油田，可能会超过整个中东的储量。加拿大人发现了这笔超级财富，哪肯自己给自己加个紧箍咒？21世纪什么最贵，石油。可是开发石油必然会造成污染，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急着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最根本原因。利益啊！满口的仁义道德，远不如石油、金钱来得实在。

问：周老，那您又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萎缩的问题？

答：社会主义国家由以前的几十个变成现在的5个，利比亚这个自谓的社会主义也倒台了，现在就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可现在金正日也去了，朝鲜会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越南、古巴学着中国在自救。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发展必然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并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来带领自己前进。委内瑞拉一直在蛮干，他们那一套也是走不长久的，凭着石油寅吃卯粮是行不通的。在美国的很多大学，以前开过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现在已经开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学生选修，原因在于历史证明苏联已经走进死胡同，自己埋葬了自己，东欧剧变昭示了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崩盘。中国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带领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必须要走的正途。所以，到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倒下，也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发展。这就表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非常重要。

问：周老，您如何看待现在发生在欧洲的欧债危机？

答：欧债危机实质上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福利过于超前，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自身的承受能力，寅吃卯粮的事一时可以，想长久太难了。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但美国现在想慢慢去改变。而欧洲老百姓不愿意放弃这个金饭碗。但从长远看，欧洲必须走降低福利、紧缩财政、严格控制预算的道路，否则会很麻烦。欧美应该有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毕竟200多年的资本主义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洲的盟友日本、韩国不可小觑，他们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对高新科技的狂热追求、国民素质等等，值得我们严重关切并努力学习。

问：周老，您怎样看待普京和俄罗斯大选？

答：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人民不太能接受一个领导人长时间占据领导的位置。在这方面俄罗斯曾经有过痛苦的苏联记忆，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领导人能有一个合理的任期。而普京在这几年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让老百姓太满意，反而暴露出他许多的问题，独断、专横、缺乏经济头脑，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所以，前进中的俄罗斯需要一个更加含蓄，更有学识，更能讲民主、法制、发展、全球性的领导人和政府。就目前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俄罗斯不会出大问题，普京应该也会顺利当选。

周老的这些话让我受益匪浅。跟这位充满闪光思想的老人聊天，是听者的福气和骄傲。

在我离开之前，周老应我的请求写了一句话送给我：“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多么有深意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好好品味其中的滋味。

两位世纪老人的谈话

我与周老相交十年，印象最深的一次拜访是我陪着马识途先生去看望周老。两位世纪老人的谈话令我至今难忘。说起来，那次二老相见也很巧，2011年春季，马老来北京，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我对马老说：“在北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马老说：“没什么需要，我最近想去看看周有光，但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正托朋友打听着。”一听是周老，我赶忙说：“我现在就帮您联系周老，我每年都会去看望他两三次。”马老听了很是高兴。我很快就联系上了周老，并约好时间陪马老去看望周老。

5月24日上午，我陪马老来到朝阳门内大街后拐棒胡同拜访“汉语拼音之父”、105岁的周老。周老依旧住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老楼房中，楼房没有电梯，这对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是个很大的问题。爬楼梯对96岁的马老而言也很困难，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到位于三层的周老家门口。

马老走进周老的书房时，周老因年纪太大，腿脚不便，无法起身迎接马老，只能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向马老微笑着招手。周老的书房不大，东边靠墙放着一个老式沙发，显然是为客人准备的。西面墙、南面墙门边、北面墙窗边都是书架，装着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门类书籍。墙上挂着周老与家人的照片。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老式书房，一看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格。马老见到周老，大声地说道：“周老，马识途来看您了。”

周老双手抱拳以示欢迎：“天气那么热，你还来。”

周老示意马老坐到他书桌的另一边。马老坐定后，拿出两幅书法，说：“周老，我这有一个报门的帖子，我拜门来了，您看一下。”

百岁已早过，

茶寿已到门。

大师曾自许，

百十一归田。

2011年5月24日，本文作者与周有光、马识途合影

后学为预卜，

百廿老寿仙。

春蚕丝未尽，

传文待新篇。

“我这次来，还把上次您97岁时、我送给您的一首旧诗又抄了一遍，也拿过来了。”马老继续用川音朗读：

行年九七未衰翁，

眼亮心明耳尚聪。

西学中文专且博，

语言经济贯而通。

无心闲侃多风趣，

恣意放言见机锋。

垂老初交惟憾迟，

听君一席坐春风。

“周老，您后年虚岁108岁，我今天买了108朵鲜花，预先祝您茶寿，希望您能活到120岁。”

周老接过鲜花，表示感谢说：“过了100岁，人就很自然地退化，尤其是耳朵坏了，记忆力差了，以前知道的许多事都忘了，但思维退化得还慢些。”

马老表示赞同，说：“我这次来，看您身体各方面都很好，特别是思维，一点都没有减退。周老，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发展的问题，我很赞成您的观点。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说它可以成为非洲的模范。我很有些感想。周老您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资格吹牛，还不能把现在的发展模式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周老仔细听着马老的话语，说：“我的看法是，历史发展道路总体上只有一条道路。这就好比开运动会，大家都在跑道上比赛。有的人跑在前面，有的人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人努力一下也有机会跑在前面，跑在前面的一不当心也有可能就落到了后面，大家总是在一条道路上跑。历史发展只有一条总的道路，没有第二条。

“我记得在苏联解体后，有很多苏联档案解密。欧美研究者研究了这些档案十年，最后发现苏联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历史道路的误区上，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条道路就这样失败了。东欧剧变，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如此。历史的第三条道路，利比亚卡扎菲自诩的那种，更是笑话了。事实证明，人类发展的总的道路只有一条，谁也改变不了。大家努力，落在后面的不要失望，努努力是可以跑到前面去的。我80岁后就离开了办公室，在家里随便看看书，随便写写，我的这些看法是靠不住的。”

马老忙说道：“周老，您的看法怎么会靠不住？靠得住。您的观点、您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我把您送给我的著作也给我周围的朋友看了，大家都觉得您的思维敏锐、前卫，不像100多岁的人。”

周老忙摆手说：“哪里，哪里。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季节，上海是春天，北京是秋天。北京发展很快，我记得1955年年底我还在上海，被叫到北京开会。开完会，周恩来总理就把我留在北京，让我搞文字工作。1956年我搬到北京，北京当时有100万人，现在有1900万人。北京的大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以前北京30年不造房子，房子破得不得了。改革开放后开始造房子，我的房子就是当时第一批建造的，那时是很新的，现在落伍了。人老了不想搬家，老年人害怕搬家。北京现代化很明显，特别是地铁、高速铁路的开通。”

周老随后饶有兴致地聊到了他年轻时上过的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尤其是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周老说道：“许多人以为教会学校就是传教的，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秉持的是信教自由的观念。有些毕业生根本就不信教。教会学校的办学方法有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圣约翰大学，强调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在学校，听课的学生是很自由的。语言学的课我是去旁听的，没有正式选修。我当时主修经济学，但我对语言文字学感兴趣，业余时间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专家的语言学课程。那时候学校和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都可以去旁听。旁听也用不着申请，进去听就可以了。后来的光华大学也是如此。现在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以前就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学校。我记得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大学演讲，就讲过‘我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燕京大学’。我没去现场听报告，是后来看的这个报告。我们中国现在搞经济现代化，水平还不是很高，我们不能太满意，还要多向别人学习。”

周有光与马识途、马识途大女儿吴翠兰和女婿合影

马老边听边表示赞同，他说：“周老，您这60年来经历了很多。您的汉语拼音对中国影响很大。”

周老笑着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本来是搞经济的，当时有人跟我说汉语拼音是小儿科，叫我还是回去搞经济，我说我回不去了。

“谈到汉语拼音，就不能绕开瞿秋白。瞿秋白是留学苏联的，苏联当时有拉丁化运动；列宁是从国外回来的，他是开放的，支持搞拉丁化；而斯大林上台后就取消了，他是‘国家主义者’，不赞成拉丁化，而赞成斯拉夫化。斯大林搞封闭主义，不开放。

“瞿秋白在中国汉语拼音拉丁化运动中是倡导者，是推进者、启蒙者，虽然苏联的拉丁化语言有缺点，理论也有错误，但我们还是要尊重瞿秋白，他毕竟开创了一条道路。”

“周老，我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求学，那时上海有‘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新文字”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后来又提出废除汉字。”马老适时地提出一个问题。

“汉字是没办法否定的，废除汉字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应不应当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的问题。汉语拼音是用来帮助汉字的，而不是来代替它的。我们过去也用过从日本传过来的一种汉语拼音法，现在台湾还在用，但是那种方法不好用，台湾也有人提出要学习大陆的汉语拼音方法。我们当年用了三年时间创造了汉语拼音，又用了三年时间根据国际标准化准则讨论它的可用性，花这么多时间我认为是应该的，那时我们还是很慎重的。”周老说。

之后，我们又谈到了周老的夫人和著名的“张氏四姐妹”。“张氏四姐妹”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是非常有名的，叶圣陶曾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便是苏州九如巷3号的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及张充和，她们是20世纪20年代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四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张元和嫁与小生名角顾传玠；二女儿张允和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三女儿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四女儿张充和嫁与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傅汉思教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句来自诗人卞之琳的名句，相传诗中的主角就是素有“民国闺秀”和“最后才女”之称的张充和。

周老讲道：“张氏四姐妹，老大活到95岁，老二活到93岁，就是我的夫人。老三也活到93岁，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现在在美国，98岁，嫁给了美国人。前几天她给我打电话，我耳朵不好，听不清她说什么。”在周老书房的墙上，还依旧挂着一张他与夫人晚年在花丛中的合影，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琴瑟相和，怎样美好的用词用在他们身上都不为过。

马老听周老讲完，拿出一本内部杂志，说：“周老，这是一本内部刊物。我的《党校笔记》就在上面，那是1980年胡耀邦做中央党校校长，专门开办了高级研究班，把我们这批‘文革’中曾被打倒的人招到一起，对当时整个国家的问题、对‘文革’，各抒己见，敞开来说，我把大家的发言记了下来。今年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版我这本《党校笔记》，您看看。周老，今年中国作家协会11月要在北京开作代会，我还会来北京，届时我还要来看望您，您多保重，我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马老说完，起身与周老紧紧握手告别。

“谢谢！请你原谅我，我不能送你到门口了。保重！”周老坐在椅子上，双手握拳，与马老和我告别。

两位世纪老人的交谈，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心胸和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百岁之际仍旧牵挂着祖国和民族，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