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玉良

——记经济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文|金玉良

年轻时的周有光

我在二十多年前有幸结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还要从他的妻妹张兆和阿姨（沈从文夫人）说起。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中国作家协会老干部处工作。张兆和是中国作家协会离休干部，是我的服务对象。当时她80多岁，是离休干部中年龄最长者。平时与她同住的孙女是做社会学研究的，经常在国内外出差，因此，我常去陪伴她，帮助她办理诸如报销药费、给她送去单位发的钱和各种物品等事务。作协组织老干部赴外地旅游或去“创作之家”疗养，也都是我与张兆和阿姨住在一起。旅途中，我们常被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认为是母女。对此她也不否认，俨然我就是她的女儿。她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个弟弟、弟媳妇和二姐（张允和）、二姐夫（周有光）认识。开始时，我称呼她为张兆和同志，后来一直叫她张兆和阿姨。但是她二姐张允和却不准我称其为允和二姨，要我叫他们夫妇为干爸、干妈，还常常得意地向客人介绍说：“这是三妹的干女儿，我抢来的。”周有光夫妇给我送书时签名写：“吾女玉良。”张兆和阿姨更是当仁不让，写“我女玉良”，还十分不情愿地说：“她有那么多干女儿，还抢我的。”

遥想当年，被两位老人抢来抢去的感觉，真好，真幸福！二十多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阻挡不住我每周一次去干妈家的约定，陪他们聊天增长见识，听他们讲故事开启心窍。我还是周有光先生“公民教育课”的关门弟子。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三大自由”、什么是“R2P”（保护人权的责任）等。

“科学、民主精神是一生的追求”

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市青果巷。青果巷巷子不长，却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年轻时曾患肺结核、抑郁症，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他的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他却已经历了四个时代（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新中国），即将迎来111周岁。

周有光祖籍河南，家族晋朝时从汝南跋山涉水到宜兴，常州祠堂是分支。常州作为早期工业城市，是从周有光曾祖父那一代开始的。曾祖父考取功名做官，不久辞官返乡办实业，先后开办了几个纺纱厂、织布厂，还有几家当铺。道光年间“长毛”围困常州，曾祖父倾家荡产供养守城将士。“长毛”攻不下常州，改攻南京。南京被占领，太平天国建立。“长毛”两年后再打常州，城池陷落，曾祖父投水，尽忠朝廷。至此，家道中落。扫平太平天国后，曾祖父被封为“世袭云骑尉”。

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是秀才出身，国学功底深厚。他开办“存粹专修学校”，并兼私立常州中学国文教员；曾被英籍犹太富商哈同请去上海，在仓圣明智大学讲课；晚年主持“兰社”，曾刊《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周有光的母亲徐雯，端庄大方，知书达理，出阁前是宜兴有名的美人，婚后生八女（四女长成）一男，周有光是独子。

周有光常常夸奖他的祖母学问大，家中打官司时都是祖母自己写诉状。“大学问”的祖母是他的启蒙先生，他3岁就随祖母学习《百家姓》、唐诗。虽然启蒙早，但因独子金贵，正式上学读书并不早。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年，周有光入新式学堂读书。他就读的育志小学师资力量雄厚，开设国文、算术、英语等课程。当时小学学制七年，周有光学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毕业。小学毕业后考入镇江中学，不久退学。1918年入读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常州中学）预科。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有光和同学们举着自己糊的三角小旗到茶馆、商铺等人多的地方做宣传。旗子上写着“同仇敌忾”“反对列强”，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茶客看他个子小，就把他抱到茶桌上演讲。周有光从小就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五四”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在中学预科班主要学《左传》一类古书，为正式上中学打好国学基础。周有光认为，国文、英语、数学三门课程必须在中小学打好基础。他读小学时就有国文、算术和英语课。升入中学后，凡是外来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物理》《化学》等全部使用英文课本。学校的英文教员不是圣约翰大学、就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常州中学的毕业生英文好，能直接用英文写文章。

周有光读中学时，人们已经提倡白话文和国语。举人出身的校长童伯章和国文老师吴山秀特别重视白话文，提倡文言文要“明白如话”。常州中学学生一律住校，礼拜一至礼拜六，学校绝不准学生外出。清晨，学生们晨读、晨练；上午是三节主课；下午是游艺课，包括古文、书法、图画、音乐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这样的管理方法和课程安排，可以保证学生不受外界干扰，集中精力读书、学习，钻研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周先生说：“读中小学时感觉非常轻松，没有任何负担。只有轻松才能学习好。成功的教育不单教会学生书本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学校要给学生营造宽松的环境，老师要注意发展学生的兴趣，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学生时代，除了喜欢音乐，周有光也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并开始发表语文方面的文章。正因为在学生时代得天独厚，有宽松的空间发展个人兴趣，有机会接触更广泛的学科知识，才能在知天命之年华丽转身，从经济学领域轻松转到语言文字学领域。

周有光读中学时，祖母过世。母亲带着孩子们迁居苏州。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选择报考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被录取。然而，人的命运往往会在一念之间被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当时学校招生不像现在实行“统一考试”，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定时间、自定考题录取新生。周有光在家等待南京高等师范开学，闲着无事，有朋友怂恿他再报考圣约翰大学试试。

圣约翰大学1897年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于上海，初名圣约翰书院，是中国老牌现代学府，无论是建筑规模、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皆为一流，对新生成绩要求十分严格，宁缺勿滥。入学考试连考一周，除一天用中文答卷外，其余全部用英文。题量非常大，考生只有达到秉笔直书的程度才能完成全部试题。一般来说，教会中学毕业生的英文基础较好，周有光虽然不曾在教会中学读书，但常州中学也是货真价实的名牌学校，最终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考取圣约翰大学可谓鱼跃龙门，圣约翰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接到录取通知，全家人喜忧参半。新生报到要交二百大洋，按家中当时的情况，无论如何也筹措不出这笔巨款，周有光本人想放弃。然而，亲朋好友都觉得放弃太可惜，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姐姐的同事朱毓君鼎力相助，将他母亲的两箱子陪嫁借给周有光送当铺当掉。周有光说，自己读大学好比京戏《王定保借当》。王定保便是家境贫寒，借当赶考，考取状元。

周有光坐火车到上海后，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去西郊圣约翰大学报到。学校给他一张卡片，将他的名字等信息记录在卡片上，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学校依据字母顺序管理档案，学生用拼音文字表达自己的身份。周有光很快适应了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而且对字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这为几十年后他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圣约翰大学的新生，第一学年是基础课，第二学年开始分文、理科。周有光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语言是英语，连门房的传达人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周有光选修法文，还自学了日文。他坦言，语言属于全人类，没有阶级性。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要有一种通用语言，他赞成“双语言”化。

在圣约翰大学，周有光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看报。有位英国老师对他讲，读报也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的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重要？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的去查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查阅最多的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学生时代培养的科学读报方法以及独立思考的训练，使他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同时也和“百科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后，他参与翻译、编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被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戏称为“周百科”。周有光的老师告诉他，建筑知识高楼首先要建筑宽广的知识基础。宽广的知识基础单靠课堂上学习到的还远远不够，还要学会终身的自我教育。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谁都可以入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上海工部局严禁教会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校内降半旗悼念被帝国主义戕害的死难者，遭到美籍校长制止。双方发生冲突，酿成“六三离校”事件。学生们动情地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为不使弦歌中断，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500余名华人师生和社会各界贤达旋即筹建了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光华大学。1927年大学毕业后，周有光先留校任教，后在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和浙江民众教育学院教书。

1933年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张允和1909年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辛亥革命时期，父亲张冀牖带全家迁居上海，1917年定居苏州。张家系合肥望族，曾祖父张树声在淮军地位仅次于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代宰相。祖父张云端客死川东道台任上。父亲张冀牖是现代教育家，在苏州创办过幼儿园、小学、平林男中、乐益女中。他思想开明，嗜书如命，家中的藏书孩子们可以自由翻看。张家四女六男皆受高等教育，各个学有专长。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结婚照

“投身革命，一心想发挥作用”

周有光婚后携妻留学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1934年儿子周晓平出生，是年年底周有光回国。1935年年初，任职于江苏银行，并在光华大学兼职。此间，周有光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该会的早期会员。他参加“救国会”活动与主张抗日的中坚人物章乃器有直接关系，二人相识于上海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是银行界创办的信用和市场调查机构，为各银行提供每天的信用调查和市场调查报告。“征信所”创办之初，由上海银行界选出几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人组成董事会管理所务。周有光代表江苏银行，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周有光在章乃器的建议下加入了刚成立的“救国会”，二人从业务同行变为政治同道。

继上海文化救国会之后，全国各地各业的“救国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救国会”的扩大和活动使国民党惊慌，不只是它所发表的宣言、文件措辞犀利，更重要的是它“团结抗日”的主张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民党不能容忍这种全国性的组织存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公安局派八个特务小组，分别到“全救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家中实施逮捕。除陶行知因出国开会逃过一劫外，其余七人同时被捕。十天后，“七君子”被移解江苏高等法院，关在苏州看守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在营救“七君子”的日子里，周有光经常往返上海与苏州，做着秘密传递信息的工作。妻子张允和也参与其中，他们在苏州南园乌鹊桥的家成为狱内狱外的联络站，也是家属探监的落脚点。

抗日战争之前，周有光是江苏银行副经理兼芜湖分行经理。江苏银行是江苏省政府官办银行，总行在上海，南京、浙江省北部和安徽省均设有分行，是中国最早创立的银行之一。战争爆发后，日寇迫近上海，形势恶化，各行各业纷纷后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行总行撤至后方，上海只留分行。江苏银行总行决定不动，仍然留在上海。“八一三”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市区，周有光决定脱离江苏银行。他们夫妇携老母和一双儿女由上海、苏州一路退至芜湖、合肥、汉口等地，终至重庆。这期间周有光先后主编了长沙《力报》，在成都光华大学教书，及任重庆“迁川工厂”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重庆南温泉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穿问题，政府加强了金融机构——农本局的领导。农本局隶属经济部领导，蒋介石委派经济部次长何廉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其中一位协理蔡承新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上海，他和周有光过从甚密，二人同是“救国会”成员，并在同一个小组活动。周有光经蔡承新介绍加入农本局，并在此工作长达三年之久。

农本局的资本来源一半是由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的比例摊派。它是特种农业银行，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和农产品运销。农本局相继在重庆、长沙、西安、贵州、桂林和湖北西部设立了专员办事处。各办事处首先把个体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村合作社，还成立了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即合作金库），建设起农业合作仓库（即农业仓库）。有了农业仓库，农民将收获的物产储存在那里，就不必担心霉烂、损坏，还可以伺机出售。同时农民需要现金，可以用储物作为抵押从仓库借款。农本局拨给每个仓库一定数额的资金，由仓库主任支配。农民从合作金库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不用物品担保。何廉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四川省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周有光当时用名）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时间里，周有光领导的“重庆专员办事处”先后在30多个县成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周有光到省内一个又一个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巡回指导、审察，尝试创办家畜保险业务；为了改良柑橘品种，又协同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到江津、綦江等处调查。

大后方的百姓除了吃饭，还要穿衣。负责采购棉花和棉纱的是福生庄（西南运输公司的名字），福生庄将从棉区收购来的棉花运到县里，存放在合作金库或农业仓库。“两库”再将棉花分配给合作社的农民，进行手工纺纱。“两库”按农民回交的棉纱的价值付给等值的原棉或现金，一般农民愿意要原棉。合作社收进的棉纱再运到重庆，卖给纺织厂织布。当时社会有评论说，政府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钱的，而钱从哪里来呢？追本寻源，主要是从农民身上来的。是大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布供给，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周先生说：“直到抗战结束，后方基本没有出大的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有农本局把钱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所以农本局对抗战是有大贡献的。”

抗战时期，无论前方还是后方，能活下来的人都是死里逃生。在农本局工作时，周有光多数时间住在办事处宿舍，偶尔回家。有一段时间，家住在南温泉，从南温泉回重庆办事处要坐船过江，一次过江时乘滑竿下江坡，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他从滑竿上掀出去，掉在沟里。他说，掉下去就不敢动了，等飞机走了再起来。心里想一定受伤了，但摸摸身上没有痛的地方，真幸运！可是转头一看，身边另一个乘滑竿的人死了。在那段日子里，人们要时刻准备着躲空袭。最惨烈的要数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寇连续对重庆市区实施狂轰滥炸，炸死5000余人，伤无数，20多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对此，周先生说：“张允和幸运，炸七星岗她在上清寺，炸上清寺她在枣子岚垭，炸枣子岚垭她又到七星岗。”

1940年秋，周有光去缅甸探母（此前，母亲为躲避战火投奔在南洋教书的女儿）。回国后，调入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随着战争延宕，大后方人口不断增长，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这时，有几家四川银行先后成立贸易公司。他们已经开辟了几条运输线，其中一条从成都经界首到上海，叫“敌人后方运输线”。这条走私运输线很热闹。上海生产的货物运到成都，到了成都，一部分可以运到重庆和其他地方。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和周有光商量，由周有光负责成立新华银行的附属机构——新原物产公司。眼下先做上海到成都的贸易，等打完仗再拓展业务、做国际贸易。新原物产公司规模不大，主要经销大后方急需的衣服、袜子等纺织品。界首作为中间站，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常驻，公司总部设在成都。

抗战后期，在日本侵略军的不断进攻下，大后方西南地区越来越小。许多人着眼向西北发展，国民政府已经在玉门开采石油。1943年3月、4月间，新华银行等四家银行组织起“西北经济调查团”，主要调查陕西、甘肃两地的经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上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调查团由五位银行家组成，周有光是团长。他们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对陕西、甘肃一带的县市经济及相关情况（如社会人文）进行了粗略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失望，那里的官员庸碌无为，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那里盗匪猖獗，经济十分落后，要想发展很难。

在颠沛流离的八九年间，对周有光一家来说最大的痛，莫过于女儿小禾的夭折。1941年5月，张允和带儿子、女儿住在唐家沱乡下。一天小禾突然说肚子痛，接着高烧。战时缺医少药，条件恶劣，但张允和知道不能耽误。两三天后，托人住进了重庆医院，医生诊断为盲肠炎。没有盘尼西林等抗生素，医生只在小禾的腹部切开了一个两三寸的口子，每天清洗。眼看着小禾的盲肠一点点化脓、溃烂，直至腹膜发炎。7月，不满6岁的小禾永远离开了妈妈的怀抱，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从缅甸赶回的周有光无法接受女儿的离去，心中痛苦，不能自拔。他在《祭坟》中写道：“爬上一座山，穿过一丛树，看到一块石碑，走近一墩土坟。供上一束花，点上一支香，唤一声小禾，擦干一袖眼泪。啊，小禾，我的女儿……”

1938年，周有光一家在重庆避难时的合影

张允和生前一直想写抗战八年间他们36次搬家的事，但终归未动笔。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看过她早年的日记，其中有抗战时期由上海搬到四川的粗略记录：“上海、苏州、芜湖、合肥龙门巷、合肥官亭老圩（两次）、汉口、重庆城里（四次）、重庆乡下（三次）、合川（两次）、成都（四次）、宜宾（两次）、南溪、江安、南温泉（蒙家花园）、唐家沱、灌县、西安……”还记录着：“1937年逃难入川时除婆婆和一双儿女外，还有两个保姆，四十多岁的钟妈和十八岁的小老姐，总共七个人，二十件行李；出川时五件行李，四个人。钟妈死了，小老姐嫁人了，小禾夭折。”看到这简简单单、似乎毫无感情色彩的几笔，我却有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那字迹一笔一笔，像刀刻在脑子里，挥不去，抹不掉，时时闪现出来。

1946年，新华银行总行返回上海。银行董事会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恢复对外营业，并考虑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新业务。周有光受银行委派，携夫人于1947年1月赴欧美，恢复抗战前新华银行与美国和英国同行的合作关系，以及建立新原物产公司美国分公司，准备做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周有光到纽约，很快登记成立了新原物产公司，注册地址是百老汇原有的办公处。征得总行行长同意，另聘章午云和秦宝童为公司副总经理。章午云，无锡人，复旦大学毕业，和周有光是常州中学同学；秦宝童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秦纷的儿子。抗战爆发，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停顿了，但租赁的办公室没有退租，一直由秦宝童代管。谈到章午云，周先生流露出无尽的怀念和伤感，他说：“章午云大学毕业去美国，在纽约做进出口生意，对国际贸易很有经验。他的一生比较顺利，起码没有像我们在国内经历这么多苦难。我们在中学关系就好，我到美国来往更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我生活困难，他每年寄钱来。2006年去世，活了100岁。没有办法，生死是自然规律，‘聊乘化以归尽’。”

1947年，周有光在纽约

周有光到美国的另一项任务，是向美国银行学习新的管理方法，并恢复在美国的国际业务。按旧有办法，新华银行在美国仍然不设公开机构，没有门面，它的业务依托伊尔文信托公司办理，“伊尔文”在中国的业务也由新华银行代理。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是根基深厚的老银行，规模不大，但业务发达。周有光通过对“伊尔文”的考察发现，战乱使中国银行的业务大大落后了。比如国内银行记账仍然用手工，而美国已经有了机械记账机，能自动计算、自动打印，省时省力，非常方便快捷。于是，周有光采购了一批机械记账机运回上海。除此之外，美国的许多办公方法也值得学习、借鉴。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创造财富的重要方法就是提高办公效率。1948年，新华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基本就序，周有光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此时，新华银行准备在香港设分行。香港是英属殖民地，设分行必须要在英国注册。周有光是新华银行董事，银行总部通知他以股东的身份去伦敦办理有关手续。此外，他的另一任务是跟英格兰银行联系，恢复伦敦与上海之间的汇款及进出口押汇业务。新华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早有业务关系，只是由于战争中断了。

周有光从纽约去英国前，许多朋友去看望他。外国朋友一致劝他结束后返回美国，不要回中国；而中国朋友恰恰相反，罗常培、老舍、刘良模，以及《华侨日报》主编丘唐，都劝他工作一结束就回国。其中态度最积极的是《大公报》记者杨刚和国际新闻社社长刘尊祺，他们认为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败局已定，而共产党掌权，中国就可以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有光也认为，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人才济济，要在经济建设或学术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很难，自己在美国的作用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唯一的好处是个人生活会很好，但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济天下；而中国经济长期落后，又打了仗，需要做的经济工作很多。他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不太看重个人利益。现在人可能不理解，时代不一样了。”

2004年4月30日，周先生的儿子周晓平对我说：“抗战时期在四川，爸爸吃饭时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听到了。有一次丁聪一进门，我就说：‘小丁叔叔，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惹得小丁叔叔许久不来了。当然，后来又恢复了友情。爸爸前一阵子说，自己才是左倾幼稚病。三四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思潮真是一种狂热。上海一解放，爸爸赶快买船票回国，投身革命，一心想发挥作用。”

1949年6月3日，周有光一家从香港回到刚刚解放的上海,他任职于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此间，出版了《新中国的经济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等经济学专著。业余时间还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他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在一次由陈毅市长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有光以主人翁般认真负责的态度，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对某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工作作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受到市长的充分肯定与表扬。

“我只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之一”

虽然周有光所学的专业是经济学，从事的工作是金融、银行业，但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国语罗马字运动、以及稍后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深感兴趣。他说，从公元前3500年埃及流通的圣书字和两河流域通用的楔形字以来，人类历史上有据可考、并予以解读的字母是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创造的（考古学家曾发现公元前1700年的字母，但尚未解读），依据发现地将之命名为比拨罗（今黎巴嫩境内）字母。续之，公元前400年产生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将罗马字母带到中国的是1583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这是比拨罗字母诞生后3000年的事情了。

20世纪20年代，日本留学回国的叶籁士在上海创办了《语文》刊物。“语文”两个字作为一个词，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而《语文》这个刊物提倡文字改革，传播新思想，刊载的文章很有意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那时开始周有光就给《语文》写文章，他说，因为是业余搞语文，文章自然很幼稚。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从苏联传播到中国。发起和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主要是在苏联的瞿秋白和苏联人龙果夫。周先生说，瞿秋白的主导思想是反对国语，主张各地方言写成方言文字。这样，各地产生了许多方言拉丁化现象，上海话有上海话的拉丁化，同时，还推行北方话的拉丁化，叫做“北拉”。“北拉”不是严格的国语，但跟国语非常接近。

上海解放后，又恢复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创办了《新文字》周刊和月刊，主持人是倪海曙。周有光业余时间会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还常常写些有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他说：“因为刊物很小，写的文章也很短。”但有几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受到好评。比如，各地拉丁化的方案很不一致，一个字母在各地的用法很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周有光写了篇文章倡导各地可以有各地的拉丁化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在文章中把几种拉丁化方案做了比较，提出怎样使它们共同化。后来他把一些关于拉丁化、拼音文字研究的文章结合起来，写成《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并发表，由陈望道作序。

大约在1952年，倪海曙告诉周有光，毛主席到苏联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该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于是，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登载一些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为了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在《语文知识》上陆续发表各国、各民族不同文字的类型。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字母的故事》，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周先生强调说，一种文字成为民族形式，需要长时间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但得到大家的认可非常难。新创字母很难被公认为民族形式，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了。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被借用几百年后，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当时，周有光研究这个问题，分门别类地比较优点和缺点，得到的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大。中国制订拉丁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废除了列宁时代伊斯兰教民族在拉丁化运动中采用的拉丁字母，而通通改为斯拉夫字母。苏联瓦解后，上述民族又纷纷掀起拉丁化运动。蒙古国的文字也是如此，先是在1944年改用斯拉夫字母，又在2006年改用拉丁字母。周先生说：“回头想想，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是正确的。”

1954年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文改会”主任由中央委员吴玉章兼任，副主任是胡愈之。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主任由“文改会”主任兼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成了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大会于10月15日开幕。会上，“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发言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初稿》里头。”与会代表看到了这份征求意见的材料，共有六种方案草稿，其中有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但是，会议代表没有对这些草稿进行讨论。

会议结束后，“文改会”决定让周有光留下来工作，并说周总理已给上海打电话做好了他的工作调动安排。周有光对于改行到北京做语言文字工作，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对“文改会”副主任胡愈之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当时中国正处于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中央宣传建设新中国需要许多新工作，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周有光在这样的号召下，很快就想通了。他留在“文改会”第一研究室担任主任，专门研究拼音化。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吴玉章向毛主席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了，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并且，重新制订罗马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员，主要是原来从事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员。他们研究起草方案时，多次对字母形式、音节拼写方式、语音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文改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在大家存有诸多争论的前提下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

负责起草初稿的三人中，叶籁士是“文改会”秘书长，有一大摊子的行政工作要做；陆志韦不但在语言研究所有研究任务，还兼有北京大学的教学任务。好在周有光刚从上海经济界改行来北京，来到新环境，人生地不熟，没有过多的社会活动和应酬，工作中没有兼职，也没有任何杂务干扰，能够全身心地进行拼音字母的研究。他精通英、法、日等国外语，外国朋友多，查找资料比较容易。在三人加班加点的努力下，拟成了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现代的拉丁字母；可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基、欺、希”由“哥、克、喝”（g、k、h）变读。

对《汉语拼音方案》声调的设计，源于周有光早年受到语言学家罗常培的影响。在美国，老舍和罗常培常去周家。一次饭后闲聊，周有光告诉罗常培，为教一位洋人朋友学中文，他编了一本《中文十课》的微型讲义。他的教学方案是，先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学五课后再开始教方块字。当年，“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罗常培认真读了他的讲义，对错误及不当之处用铅笔做了详细改正，并说：“不用声调，不好。”周有光记住了这一建议，并在实践中运用。而“方案”中的分词连写，也得益于他对欧洲大陆遗迹的研究。周有光在欧洲参观、游览博物馆和古迹，对古罗马墙壁上保存下来的文字非常有兴趣。他仔细阅读、揣摩，但还是很难看明白。其中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拉丁文，还因为古代罗马的字母拼写习惯是一口气写下来、不分词的。直至16世纪之后，才出现分词连写，并慢慢形成固定的格式。周先生说：“分词连写是语文技术的进步，我后来搞《汉语拼音方案》很注意这一思想。莎士比亚手稿也不分词，一个句子完了才分，很不容易看。”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除个人意见外，还要听取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一音一母”的严格原则，把“初稿”中的6个双字母改为6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修改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删除“文字”二字，在拼音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汉语拼音方案草稿》由“文改会”于1956年2月12日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意多，反应的热烈程度无以复加。其中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国内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无奈，概括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1956年8月，“修正式”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周先生说：“经过多次研究、推敲，我们提出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

拼音方案的制订十分慎重。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峙。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1957年12月11日由国务院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1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方案”中的声母和韵母，一半相当于国语罗马字，一半相当于拉丁化新文字，标调符号取自注音字母，构成了一个“三合一”的混凝体。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成和祝贺，认为这是清末以来中国人自己创造汉语字母的最佳成果。但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有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不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而要借用英文字母？有人说，拼音不能区分同音异形的汉字，应当仿照汉字把“清、蜻、鲭”等分别书写清楚。甚至还有人说，中国的方言各地不同，用了拼音之后，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分裂为几十个国家！

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经不再是古拉丁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像我们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

为使拉丁字母和汉语拼音互相配合，周有光带领团队研制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他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即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为了解除人们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误解，他阐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三不是”：第一，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第二，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第三，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他说，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外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中国从3500年前的甲骨文到近代，汉字数量积累到了6万以上，而书写现代汉语仅仅通用7000个汉字，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套本民族的表音符号。直至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才第一次有了表音符号。“注音字母”公布十年后，公布“国语罗马字”，正式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推动的罗马化。1958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后，只用26个字母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汉字注音。从7000到26，多么巨大的变化！

周先生说，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太笨，“几个字母搞了三年”！何止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和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又经过了三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做出这个决定前，还有一个前奏。1972年，周有光由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收到了匈牙利拉多先生的来信（1972年11月26日），大意说：地名标准化会议讨论了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标准问题，有人主张以威妥玛式为标准；拉多先生在会议上提出，中国已经有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地名问题不能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决定。

1975年，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地名标准化会议在纽约举行的专家组会议（起初这些组织都是台湾方面参加），提出中国地名应当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标准。1977年，地名标准化会议在雅典会议上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波兰华沙举行“第46（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会议”。周有光等人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周有光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历史发展和汉语拼音方案》由教科文组织的英文杂志《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发表于1979年第3期上。

周有光用打字机工作，夫人张允和陪伴在旁

1981年，“第46技术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审议“草案”的最后文本，送请“国际标准化组织”同意，然后用通信的方式请各会员国书面投票。1982年，经会员国投票通过。于是，《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

周先生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仔细设计这套方案，不是无益的。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近60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不断扩大，速度惊人。从前主要应用于教育领域，现在显著地应用于商业领域；从前主要是小学的识字工具、扫除文盲的帮手，现在广泛地发展为信息传输的媒介。我国在世界各地开设了百余所孔子学院，传播华语、华文，孔子学院便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有人开玩笑说：“孔子将周游列国，宣教拼音。”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几乎每个人口袋里都有手机。在电脑上输入拼音，就能转换成汉字；手机除了通话，也能像电脑一样发送短信、写文章。有人对周先生说，如果使用电脑和手机的人每人每天给他一分钱，他就是大财主了。周先生笑笑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正如先生所说，他将“名利”看得很淡。无论在什么年代、从事什么工作，他都竭尽全力将事情做好、做精。他说：“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就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书都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1982年冬，两连襟合影（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对于能在知天命之年改行并活到今天，周先生认为是上天眷顾他。他不只一次说：“我很幸运能做点事情。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抗战’八年，‘文革’又是十年，加上不断搞‘运动’，我是在‘劫’不在‘数’。我逃过‘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我因改行参与文字改革工作，才躲过这一劫难。”

1966年“文革”初期，“文改会”虽然照常上班，但所有业务工作已经停止。没有事情做，心里不踏实，周有光和张允和吃了晚饭，就去北河沿大街看望昆曲研习社的袁二姐。袁二姐出身大家，父亲是宣统皇帝的老师。她性格爽朗，是少见的才女，不但工昆曲、善书画，英文、德文也好，跟她聊天非常有趣。她的丈夫胡仙洲早年留学德国，是出色的矿业工程师。不去袁二姐家，周有光就去景山公园，胡仙洲和另一位留学欧洲的高级工程师也常去那里散步。那位工程师外表土里土气，谈吐却不凡，几个“老九”成了散步的朋友。周先生回忆说：“在这些无心做事，也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去景山跟胡仙洲以及那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只谈有趣味的事情。”他们度过了一段闲云野鹤般的短暂时光。

好景不长。1966年8月初，各地的红卫兵在校内外开始“斗批改”“破四旧”。周有光夫妇将家中仅存的一些老照片毁掉了，将线装本《二十四史》和从美国带回的三十卷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卖给旧书店，其余的书也送到了废品收购站。在处理所谓“四旧”时，一部外国版本的《世界美术全集》让周有光犯了难。这部书是林汉达先生借给他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画作的彩色照片，非常名贵。周先生说：“自从‘破四旧’开始，我们这些被点了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但是人要讲诚信，借来的东西一定要还。假如书在我手里破掉了，我对不住他。”林汉达不住在“文改会”大院，一天晚上，周有光设法将这部书带了出去，走了很远的路将它还给了林先生。还书回来，周有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很踏实。可他万万没想到，还书的第二天，林汉达的儿子所在的木工厂的造反派跑到林家“破四旧”，一下子发现了这部“黄书”。书保不住事小，还害得林汉达被抓去游街、跪斗。周先生说：“事后知道林先生因这部书遭殃，我很后悔。因为我们单位造反派后来也到我家‘破四旧’。他们看到不认识的洋文一概不动，看的都是中文书。”

1989年，周有光为著名学者俞平伯九十华诞祝寿

与此同时，周有光已被“文改会”的造反派打成“黑帮”。1968年冬，各单位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置“牛棚”，将清理出来的“牛鬼蛇神”都圈在里面，不准回家。周有光也进了“文改会”的“牛棚”。因为吴玉章、胡愈之的人事关系不在“文改会”，排名三号人物的秘书长叶籁士成了出头鸟，是最大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倪海曙为首，包括林汉达、周有光等人。进了“牛棚”就失去了自由，早、中、晚规规矩矩地排队去食堂吃饭，每天的例行功课是“早请示、晚汇报”。“文改会”的“牛鬼蛇神”除了写材料交代罪行、学习“两报一刊”和公开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外，还学习了许多油印的大本《毛主席语录》。

1969年秋，“文改会”的“牛鬼蛇神”们随广大干部下放到国务院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平罗原来叫平虏，在贺兰山东麓的缺口处，毗连腾格里沙漠，是苦寒之地。平罗“五七干校”共计5000多人，周有光他们所住的围墙里有2000多人，叫“二站”；另外2000多人住在十多里之外的又一个围墙里，叫“一站”。平罗地区有许多个“站”，“五七干校”选择的这两个“站”是条件最好的。改建为“五七干校”之前，就将原来住在里面的劳改犯搬到其他“站”了。“五七战士”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情是举手向党、向毛主席宣誓：在这里扎根一辈子。

平罗的春天，是随黄河青铜峡开闸放水才来的。青铜峡每年“十一”关闸断水，水没了，草枯了，水沟旁边的树变成树干，一瞬间都死掉了，没有一点光鲜，没有一点希望。“五一”过后开闸放水，水流到小河里，流到小沟里，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青草也钻出地面。塞外变江南，人们的心情也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平罗地区因为缺水，本地不让种水稻，但“五七干校”是例外。周先生回忆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赤着脚踩在泥水里插秧，虽然插得不好，也很慢，但是能坚持。”在水田里干活，最困难的是挑秧。秧苗，湿漉漉的很重，田埂只有五寸宽，甚至不足五寸，上面全是水。赤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快了踩不稳，要跌下去，跌下去不但满身泥浆，而且要被骂；走得太慢也不行，太慢，脚就粘住了，因此，要掌握好速度，还要维持身体平衡。谈起往事，周先生说：“我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至今都觉得满意。”

1972年4月，周有光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他下放宁夏时，房子被“造反派”占了，张允和带孙女借住在儿子周晓平家的客厅里。过了很长时间，领导安排他们回沙滩后街旧居，给他们原住房中的两小间，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周有光每月仍然领35块钱的生活费。他说：“钱实在不够。忽然，通知我们恢复原工资。噢，这出乎我们的预料。头一个月拿回工资，感觉钱太多了，用不了。过一阵子，又宣布补发以前扣我们的钱。我们一下子发财了！”

此时，“文改会”尚未恢复。周有光偶尔参加小组学习，所谓学习，无非看报、聊天。他说：“那几年，好像没人管的样子。没有人来打搅我，那我就重操旧业，继续我的研究工作。书，大部分破掉了，但语言文字的书基本保存了下来。那时公园的年票两块钱，吃了早饭，我去故宫找个安静的地方，在游客休息的桌椅上看书、写文章……”任云卷云舒、月亏月盈，周有光始终不改对学术的追求。只要让他工作，让他研究，他就快乐。正如他在《新陋室铭》中所写的那样：“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1976年，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年：领袖相继去世；唐山特大地震；“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这一年，周有光正好70周岁。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对他来说，却是生活和工作的重新开始。

1978年3月，周有光重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教育组副主任。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1980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签订协议，双方合作出版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是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的中方三委员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对上述全书的条目序列设计，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工具书条目排列按传统方法，是以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序。周有光和倪海曙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卷数庞大的工具书来说，传统的检索方式十分不方便。而且中国百科全书不仅是中国人的工具书，还应当能让外国人使用，使其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信息的特殊窗口。要做到真正与国际接轨，最佳的选择是按音序（拼音）排列。经多次座谈，广泛征求意见，他们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桑榆之年，健步出发

周有光生长于诗书世家，他3岁启蒙，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入学后接触西学，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教育。他举止儒雅，学养渊博，思维敏锐。85岁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在桑榆晚年跳出“专业深井”，转而思考和研究更大的人生课题，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周先生十分关心时事，阅读范围宽广。他善于用炉火纯青、明白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道理表达出来，用精炼的语言将事物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高度概括出来，对读者进行社会学的科普教育，如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周先生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思考的，他从不作“人云亦云”的文章。他的观点可能不正确，反映了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某种事物认识的水平，可以被批评甚至批判，但确实是经过思考之后才写出来的。他著作等身，目前为止已发表300多篇论文，著有40余部学术专著和散杂文集，百岁后仍然保持每月发表一篇文章。继105岁出版《朝闻道集》后，又出版了《文化学丛谈》《拾贝集》《孔子教拼音》《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晚年张允和、张兆和姐妹

周先生在《现代文化的冲击波》一书中，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得出：古代有多个文化摇篮，可概括为四大传统文化，即东亚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南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西亚文化（伊斯兰教为中心）和西欧文化（基督教），西欧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通过对四种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他总结出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告诉人们要在自强的基础上，向国际化发展。

周先生说，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包括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主要是国际共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统文化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史哲和宗教。传统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进行着现代化。周先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了“双文化论”。他认为，地区传统文化与国际现代文化并不对立，而是彼此交融的。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其中有价值的成分融入并构成了国际现代文化。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便是对国际现代文化的历史贡献。近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西方文化走在了现代文化道路的前列，所以西方文化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但现代文化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更非美国文化，而是国际文化。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曾盛行“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中国手里”的论调。周先生指出，这是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今天，中国大力提倡振兴儒学，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周先生清醒地提出，复兴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现代文化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

一次饭后聊天，周先生说：“日本投降以后，政界朋友特别是共产党朋友，不满意我去美、英工作。他们认为我应该留下。但个人志向不同，‘光复’后各银行要振兴，首先要派高级职员到国外学习。年轻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希望国富民强。我是银行高级职员，应该把银行业务放在首位。虽然我秉承不做官的理念，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政治是大家的事情，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人都是政治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我认为年轻时跟共产党走，自己是对的，现在对过去反思，也是对的。在实践中通过独立思考，不断厘定自己的思想、修正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思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的时代思潮是社会主义；40年代，把社会主义理想化了。”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的晚年生活

周先生在《朝闻道集》一书中，探讨了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关注度颇高的文化命题。如：大同与小康、民主与专制、传统与现代等。他感叹孔子的先知先觉，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大同论，将历史演进分为“大同与小康”。周先生总结说：“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中国今天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周先生将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他说，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条。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2014年年底，我因脚踝意外受伤，八九个月未去探望周先生，是20年来间隔最长的一次，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2015年年初，周先生的独子周晓平永远离开了他。周晓平是孝子，对父母百般体贴。对于儿子的病逝，周先生表面平静，内伤却是致命的。不出所料，他突发胃部大出血，所幸抢救及时，先生奇迹般脱险。2015年8月的一天，我如约去看望他。经此一场大病，先生身体十分虚弱，但精神还好。他向往常一样平静地说：“百岁以后，老得特别快，记忆力退化得厉害。思维和理解力变化不大，脑子还没乱。脑子乱，就没用了。”我坐在先生身边，告诉他：“年前，我在家中打扫卫生，从高凳子上掉下来把脚摔坏了，因此一直没来，但放心不下您。”先生说：“我很好！”两个人谁也没谈那些伤心的事情。因为担心先生太累，我三番两次要走，他都不肯放我走。

回家路上，我心中酸楚。随着脚伤逐渐痊愈，我又能经常去看望周先生了。他的病体也在好转，见面后，我们一如既往谈热点新闻，谈“亚投行”、叙利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欧洲难民潮、巴黎市区恐袭案、美国的经济复苏等。周先生说：“美国经济复苏不会很大，但美国是世界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国家，民主制度使美国每天都在革命。”闲聊中，他多次谈到蔡元培和胡适。他说，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和“文艺复兴”运动。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北京大学？这是蔡元培、胡适等人倡导“民主、自由”思想的结果。周先生就是这样，坚持发扬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自觉觉人。

许多人好奇，为什么周先生期颐之年后还能思考不倦，笔耕不止？老人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常听老人们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周先生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就是这样卓尔不群，别人用减法，他用加法。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他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他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他还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广交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周先生说：“要保持求知的兴趣。勤于思考，脑血管经常处于舒展状态，脑神经能得到良好的保护，大脑不会早衰。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阴暗，也要从阴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周先生曾获“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还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说：“不要这样称呼，我只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之一，是语言学研究者。”也有人称他为“中国当代重量级的思想家”，他说：“我的言论、观点都是当今世界普遍公认的提法，没有什么稀奇。”

周先生将名利看得很淡，对生死也看得十分透彻。他说：“有一位哲学家曾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可能进化’。这就是进化论，我们只能遵循这个自然规律。”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