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 旸

——记111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

文|庞 旸

上图：周有光先生

探访百岁“校友”

2008年端午节，我和几位当年“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的校友相约，一起去看望我们的老校友，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学者周有光先生。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周老先生年龄大你们半个世纪，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你们怎么会和他老人家成了校友呢？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那时，周老是被改造的“反动学术权威”，而我是随父母下放、在造纸厂切草班出苦力的小童工。我们的命运在38年前有了交集。38年后，我成了编审，忝列作家，却每每有许多文化上的问题难以索解。此行除了探望和叙旧，更是为了向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讨教。

叩开周宅家门，保姆将我们领到书房，见到了笑眯眯的周老。我打量着这间不过9平米的小书房：靠窗是一张小小的书桌，上面堆满书籍文件；一个双人小沙发，两个朴素的书橱，书橱里放着画家丁聪的一幅漫画：周有光笑容可掬地“驾驶”着小三轮，夫人张允和手持长笛端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名家手笔，画得极为传神。墙上挂着几幅生活照，其中一幅格外引人瞩目：两位老人伫立在花丛中，共读一本书。这幅画，曾被人打趣为“宝黛共读《西厢记》”。白发伉俪相伴一生的浓情，由此可见一斑。可惜允和夫人已于6年前去世，我无缘见到这位堪称“风流绝代”的大家闺秀，颇引为憾事！

那时周老已是102岁高龄了。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谈话间显露出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记忆、开阔的视野和乐观的情绪，还常说一两句轻松幽默的笑话。唯一的不便是有点儿耳背，不得不借助助听器和便笺纸与人交流。

周老开玩笑说：“上帝打了个盹，把我给忘了。”我想，幸亏上帝打了这个盹，才使我们有机会和这样一位历经一个多世纪沧桑的老人无拘无束地交谈。

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的校友为周有光庆祝110周岁生日。左起：李江、刘北北、史明、庞旸

话头自然从干校开始。从1969年年底到1972年年初，周老在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待了两年零四个月。提到那段日子，周老笑道：“许多人下去不高兴，我倒很高兴，不后悔。想想看，假如不下放，不到那里去，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却不知道。”

干校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周老说，岳飞《满江红》中的“踏破贺兰山缺”，就在我们平罗。中国的山脉多为东西向，平罗的山则是南北向，是一个山口，刮8级以上的风是常事。我们的干校是原来关押劳改犯的农场，一到那里，大家都要宣誓：扎根边疆，永不回头！周老说这是按照苏联的做法。苏联也曾经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但周老还是念着干校的好处。他说，在当时许许多多的干校中，我们这个干校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关照——有电灯，井水很好，可以洗澡。而且，因为宁夏特殊的气候条件，水田里没有蚂蝗。他儿子儿媳周晓平夫妇去的湖北潜江科学院“五七干校”就没这么幸运了，不仅用水用电不方便，而且钉螺很多，好多人因此得了血吸虫病。

我送给周老一本书《童年干校》，这是我和其他几位童年、少年时代去过干校，现在京城文化界工作的朋友共同所写的干校往事，里面还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当年在干校画的画。周老接过书，连说喜欢。见到我文章的题目《沙枣和芨芨草》，周老说，这芨芨草啊，好得不得了！我的牙不好，就用芨芨草当牙签，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牙签！但孩子们很喜欢的沙枣，周老却嫌酸涩，说要加工了才好入口。

周老去干校时已经65岁了，身体倒很棒，下放第一年干了不少重活儿。他插过秧，还在细细的田埂上挑过秧。他说，田埂又湿又滑，但他走得稳，一次也没滑倒过。还有一位林汉达，是教育部原副部长，比周老大几岁，身体也很好，两位老人家常在一起干活。第二年，大概是为了照顾老者，给他们派的活儿轻松了些。后来周老写了一篇文章《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高粱地》，他说：“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的，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比如把‘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虽然只改了一个字，可就能使这个成语容易为大众理解了。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

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两个风度儒雅却衣着寒素的老人，并排躺在大西北的土岗子上，对着西沉的太阳，讨论着汉民族的语文改革问题。多年以后，他们的研究成果终于帮助开放的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潮流。

周老还曾被派去看白菜。白菜是用卡车运来的，很娇气，容易烂。周老天天把它们搬出来晒太阳，晚上搬回去，发现烂了的，赶快送到厨房做菜吃掉。就这样，随吃随坏，随坏随吃，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周老把这叫做“白菜原理”。他就是这样，哲学中透着幽默，幽默中透着哲学。

周老还跟我们谈到过一件奇事。干校有个湖，来来往往常过大雁。“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早晨5点就召集大家在空场上开大会。那天是晴天，周老为防晒戴了一顶大草帽。大约九十点钟，一群大雁铺天蔽日地从头上经过。大雁的纪律性好得不得了，只听领头雁一声怪叫，上万只大雁一起拉下大便，好像下雨一样。戴草帽的周老没事，其他人可就惨了，头上、身上的大雁粪便几天都洗不干净。“这样的事一万年也不一定碰上，这是我在干校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说着，周老像个孩子一样开怀大笑起来。

这“大雁粪雨”的故事,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过。但不知为何，我问其他一些去过干校的长辈，他们都说没有印象了。对此我的解释是，有“周百科”之称的周老，即使在那困顿的年代，也对自然界的奇妙现象有着特别的敏感；一般的人，自己的愁苦事还顾不过来呢，哪还有精力去关心大雁拉屎的事。

天下事就是这么有趣:那次被大雁屎“轰炸”后，干校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改变。不久，本以为会终老边陲的周老及其他“五七干部”被陆续获准回京，逐渐恢复了工作。年近古稀的周老，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之旅和学术生涯的又一段辉煌。

当然，那天的话题不仅是干校。问起周老目前的生活，他对我们说：“我85岁退休，离开办公室，回到这间小书室中，每日看书看报。我本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忽然离开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要赶快自我扫盲。”

我注意到,小书桌上堆满了中外文书籍、报刊。周老笑着说：“这些都是国内外亲友陆续寄来或送来的。我年老力衰了，不能到图书馆去查报看书，只能是来什么、读什么，既不是有计划的阅读，更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这种杂乱无章的‘博览群书’，是老年人的无可奈何。而我真的是‘博览群书’，因为退了休没事干，比别人就看得多些。”

本文作者向周有光请教

周老喝了一口水，接着说：“老年人读书也有有利条件，既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也摆脱了教条的限制，解开思想的紧箍咒，享受自由自在的孤独。因此我常说——学，然后知不足；老，更自觉无知。这就是老年自我扫盲的乐趣。”

博览群书、“自我扫盲”之余，周老还写杂文。他说：“我把有趣的资料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删繁就简，写成方便自己查看的短篇杂文。这可以说也是一种自我科普教育。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内地，有的在香港。”

说着，周老起身，慢慢走到书架前，拿出几本近年结集出版的书——《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周有光百岁口述》送给我们。他推荐我看《百岁新稿》和《学思集》中一些谈及历史文化的文章，尤其是《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等，都是他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

周老说：“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

“双文化论”为我开启一扇窗

那次拜访之后，我对这位文化老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正为历史、现实的一些问题感到迷惘与困惑，就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周老的书。有些文章我反复细读，那感觉用“振聋发聩”“顿开茅塞”等词形容，似乎也不过分。

我特别注意到了周老的“双文化论”观点。十多年前，临近世纪之交，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对文化问题进行反思。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提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个时候我拜访了季羡林先生,亲耳聆听了他的上述观点,并写下《接过文化传递棒》的访问记。

“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发展的展望和自豪感，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不知是否季先生本人也觉出这一说法不够周严，后来他便不大提起了。

读到周老“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他的“双文化论”比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更有说服力，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地区之外，还有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实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文化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

周老认为，“河东河西”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种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他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令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一下子清楚多了。这位学贯中西、跨越学科壁垒而又历经世纪沧桑的睿智长者，用他那宽广的世界性眼光、博大的心胸和打通各种文化的高度学养，引领我们走出一时一地之见，突破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世界。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自尊，反而促使我们更自觉地把自己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

我把这些体会写成文章，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为题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周老的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来聊天。”

能得到周老的邀约，我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前去赴约。周老见我来，非常高兴，我们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原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一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后来，该文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中；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很高。

周老对我说，几年前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只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了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照着写的，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他还说，他非常愿意与年轻人聊天，能扩大思路，感受外面的气息。

我很高兴能为传播周老的真知灼见做一点儿工作，也很高兴能被周老欢迎，经常去看望他。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周老府上，听他谈天说地。

周老还有个习惯：将自己新写的文章和他认为值得推荐的文章，让保姆复印后寄给朋友们分享。有一段时间，我总会收到这样的信件。

2010年4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周老，正赶上他在伏案工作。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子打字机，周老端坐桌前，正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的文章——从一张三寸硬盘存贮到另一张盘上，并编目录。周老打字速度很快，他告诉我，他用的是“双打双拼”输入法，一个音母、一个韵母就可打出一个字，而拼音法正是他自己所创，可谓烂熟于心。这位百岁老人打起字来竟比一些年轻人还快。保姆小徐告诉我：“爷爷每天都这样在打字机前工作，一干就是半天！”

这台打字机，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夏普公司面向中国市场研制的产品，周老在汉字输入的关键技术上给过他们指导，这是夏普酬谢的赠品。后来随着电脑技术的飞快发展，这种打字机很快被超越，用的人很少了。但它却一直伴随着周老，成为他文字工作的忠实助手。

见我来了，周老结束工作，拔下机器的连线插头，将打字机仔细地用一个旧包袱皮包好，放在桌边小书橱旁。这一连串动作，他做得极为熟练，并不让保姆帮忙。可以想象，这是他日复一日，重复了多少年的一个动作。

就是用这台打字机，周老以惊人的速度写作，每周发表一篇杂文，每隔一两年，就结集出版一本书。104岁出版了《朝闻道集》，105岁出版了《拾贝集》，106岁时《文化学丛谈》又如期问世。这些书在海内外读者尤其在知识阶层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竟然脱销。令我惊讶的是，在这几本书里，周老都以《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为题将我的文章收入，还加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了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这样的评价，令我感动之余又有几分惭愧——本来那只是一篇介绍、阐述周老观点的文章，他却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以勉励。周老提携后学之忱，令人感动。

周有光与张森根、庞旸、陈光中合影

日记中的周老

我很怀念在周老的小书室里，与他对桌而坐、倾心交谈的那些日子。我曾把那些场景和交谈的内容记在日记里。现摘录几段，与大家分享。

2008年6月19日

智者多寿

和周有光先生聊天是一件兴味无穷的事。周老身体健朗，思维敏捷，唯一不方便的是耳聋，需戴上助听器，叫人趴在耳边大声讲才能听到。如果想和周老顺畅地交谈，就得借助一方便笺，把问题写在纸上。周老是何等聪明而善解人意的人，往往你写下只言片语，他就晓得你要问什么。于是，打开话匣子，把他那满腹的学问和睿智的见解向你敞开。你问的少，他说的多，话题跳跃时空，纵横天下，无论古今，精骛八极，可算是现代聊斋。

我问周老，1949年时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工作？他说：“那时，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我又问，1955年为什么又从经济改行搞语言文字？他回答：“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从上海来北京，三份工资变为一份，收入大大减少，但他不以为意，全身心投入文字改革、汉字拼音化的工作。三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方案全中国、全世界都在使用，它把古老的汉语引向了世界，引向了现代化。30多年后，汉语拼音方案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标准化序列，而且被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广泛使用。周老笑着对我说：“拼音在电脑上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现在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我的小保姆每天用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汉语拼音，是小学时学的。”

周老说，1955年那次改行，使他无意中逃过了两年后的“反右”一劫。如果他仍在上海搞经济学教研，从事银行业务，那么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他在上海的同仁、朋友在运动中或自杀或挨斗、流放，而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做研究”，人们都说他“命大”。同样的因祸得福体现在允和夫人身上。“三反”“五反”运动中，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允和夫人受到了冲击。周老体贴艺术家气质的夫人，毅然让她退职家居。中年退隐的允和夫人与俞平伯先生一起研习昆曲，后来还恢复了家庭杂志《水》，最终以九三高寿颐养天年，这不能不归功为周老的大智慧。身处逆境而能保全自身，投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有益的事业，让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放出了光和热。

从周老家出来，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充实。“智者多寿”，这个寿不仅指自然的寿命，也指精神的寿命；而且，有着大智慧、大心胸的人，其精神寿命一定会远远地长过自然寿命。

2009年1月17日

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教育

周老前两天刚过了生日，从“百三老人”变成了“百四老人”，可精神还是那么健旺。

见我来，周老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就是两个小时。

谈到周老《双文化论》一文的传播，我说，我很佩服先生，不愧是文字改革的大家，能用那么简单平实的语言，讲清那样深刻复杂的道理。有些学者的理论文章语言艰深，让人望而生畏，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周先生笑言：“我的文章，中学生都能看懂。我是搞科普，专门的文章，用很普通的话来写。就是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文，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我最近新出了一本文化散文集《新版〈牌戏人生〉》，周老为这个集子题词：“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借用、改写孔子的话，对“学”与“思”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是啊，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对一个人确实很重要，但如果光是学而不重视思，也会流于轻信，陷于盲从，因此“思”与“学”是同样重要的。我把周老的题词作为箴言，时时提醒自己。

和周老漫无边际地聊天，我们谈到了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谈到了教育。周老很忧虑我国目前的教育，说小孩子课业太重，读书累得要死，把身体搞坏了，脑子也搞坏了，这种现象一定要改。他说：“我读中学时，主课只有国、英、算，考试只考这三门，确实很轻松。上午上主课，下午是游艺课——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但主课要求很高，国文课，课堂上都是经典的文言；英语课，中学毕业能看原版小说，能用英文演讲。那时常对着镜子练演讲，生动活泼，很有趣味。就是游艺课也出了不少人才，比如储丝竹，就是在游艺课上拉胡琴拉出的音乐家。”

我对周老说，我的儿子是“85后”独生子女，从小的教育太重智商，忽视情商。现在儿子已是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研究生了，我与他对许多问题看法都不同，母子间常起冲突。周老爽朗地笑着说：“不必担心，每一代人由于所处环境、经历不同，有分歧是完全正常的。随着阅历增长，孩子会自动做出调整。”他主张，家庭和社会，都要有包容的雅量，要允许表达不同的思想，提倡独立思考。他还说：“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教育。”我问周老，作为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是否会时时感到压抑？周老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切都会朝着好的、合理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这些年确实有很大进步。”他又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译第一版时还有许多禁忌，好多词条都删掉了，一版只出了10册；到译第二版时就开放多了，删掉的词条基本都可以照译，二版出了20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觉得周老有一种很达观、健朗的心胸，他能清醒地看到问题，又始终相信社会的进步和前途的光明，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本文作者与周有光合影

2010年4月27日

人生轨迹图

今天，周老给我画了一幅“人生轨迹图”：人生像地平线上的半轮太阳，从0岁到20岁，是上升期；20岁到80岁，是平稳的盛年期；80岁开始，慢慢向下滑落，却依然发着热，闪着光；100岁后出局。

周老说：“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85岁才从专业领域退休的周老，无论贡献、声望，都可说是功成名就，理该颐养天年了。可他把这当成一个新的起点，继续不断地读书、探索、著述。

周老曾戏言道，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到了晚年，他又重新起步——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字母、拼音、文字和语言学转移到对世界史、文化学、时代变化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周老有时也会说，自己老了，只能借助轮椅才能出门，与外界隔绝了；同时，耳疾也愈来愈重了。但我却感觉，他通向世界的信息窗口，比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的还要大。古人云：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靠的就是读书。而今，有“周百科”之誉的周老，凭借百年积淀的文化底蕴和外语、互联网等“国际先进文化”手段，获得了历久弥新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这是一位多么独特的老人啊，他已经超越了自己所画的人生轨迹图，百岁之后发出的光更加明亮。

2011年2月19日

回归文明的常识

今天和九三学社的朋友们一起去拜见周有光先生。来的都是周老的“粉丝”，他们从网上淘到了周老的《朝闻道集》和《拾贝集》，今天是特来请周老签字的。周老用微微有点发颤的手，工工整整，一本一本地签，一口气签了六七本。

字签完，自然是向先生讨教。周老谈到了对天安门广场竖孔子像的一些看法，谈到了最新揭秘的苏俄历史问题，谈到了“阿拉伯之春”以及美韩、美越联合军演等，当然也谈到了一些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对我们说，要了解世界大势，就要认真研究三个国家——前苏联，美国、中国，看清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发展道路对国家的影响。他还说：“要回归文明的常识。其实有些问题是常识问题，可有些人就是不按常识考虑问题和做事情，哪能不失败呢？”

谈到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周老反复强调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化上，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我们国家除了经济上近些年发展还比较快外，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但他有信心会殊途同归，虽然慢一点，最终还是会沿着一条文明发展的道路向前走的。

一个半小时飞快地过去，世界图书出版社的访客已在外面等候了。105岁的老人，精神如此矍铄，着实令人佩服。

2012年1月10日

关注农家书屋

再过两天就是周老106岁的生日了，祝寿的人络绎不绝。我赶了个晚，下午4点半来到周家。周老刚刚送走一拨客人，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见我来，他起身连说“欢迎”。我送上贺卡和龙年吉祥物——一个玩具龙，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书和信。周老很喜欢这个小礼物，高兴地抱着这个“好玩的小东西”照了相。看到信中提到，他的书被列入“农家书屋”，他问我“农家书屋”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政府的一项利民举措，低价向出版社采购比较通俗的、优秀的图书供给村镇的“农家书屋”，让农民能看上书。周老听了，连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许多地方的农民穷，还买不起书。”

周老一向重视农民看书的事情。记得两年前，友人殷小林联络我们一些搞出版的人捐书，给通州平家疃村建了个图书室，揭幕那天，特请104岁高龄的周老出席，周老竟答应了。小林安排我开车去接他。说实话，尽管那时我已有几年驾龄，但拉一个百岁老人跑高速公路，我还没那么大胆，于是邀请一位男同事友情相助。结果因周老犯了腰痛，在大家的劝说下没有成行。然而，他对农村图书室的热心还是很令人感动。

2012年3月8日

只说真话

今天，我与文化学者王湜华先生夫妇一起拜访了周老。王湜华先生是周老的故旧，当年曾与俞平伯先生、张允和夫人一起操持过“昆曲研究会”。

谈话间说起当下一些“两头真”的老人，他们“年轻时追求真理，年老了追求讲真话、还历史以真相”。大家说，周老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从一个仅凭一股稚嫩勇气参加五四运动的少年，到一个犯有“左倾幼稚病”（周老自况语）四处追寻真理的青年，再经过战争和“运动”的磨炼，进入到重新进行自我教育的晚年，经历了百年人生的曲折，把一腔诤言真语奉献给世人。

周老毕生求真求实，不说假话和空话。他常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决不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在周老看来，“真话不全说”也是不应该的。学者既然以追求真理为本义，为什么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他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

2012年6月13日

最年长的世界公民

百花文艺出版社邀请我编选两本散文集——周老的《百岁所思》与张允和老师的《我与昆曲》，得到了周老和周晓平先生的大力支持。今天，百花社的年轻编辑徐福伟来京，与我一起看望了周老。

小徐代表他们社长请周老题字，周老题的是他常写的两句话：“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两句话被称为“21世纪人的座右铭”。

“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这是中国加入WTO时，周老提出的响亮口号。他说，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我的思想是入世，走进世界，追赶现代”，而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就要“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他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

周老指出，从世界来看国家，我们一定要走出陈旧的意识形态桎梏。“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轨，但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竞走的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文化学者资中筠说，周有光有一种“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周老说：“现代化是历史的自然趋向，不是某些人的预谋设计，任何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

周老认为，“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两句话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确实，周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以自己的著述和言行表明，他是当下中国最年长、最有资格的世界公民。

2013年4月13日

不怕批评

今天来看周老，周晓平先生也在。说起最近听到的一些对周老的质疑、批评之声，他说道：“你就把这些原原本本跟爸爸说好了，他不仅不会生气，反而非常欢迎呢！”

周老的确有不怕批评、敢于认错的精神。由于他的文字与现实联系密切，且观点鲜明，笔锋犀利，敢说真话，所以在受到广泛赞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一些非议甚至骂声。对此，周老经常会请人找来给他看。他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时代了。”

晓平先生多次对我说：“你如果在社会上看到对爸爸的批评，哪怕说得十分难听，也要找来给爸爸看。他真的不怕这些，相反，他很愿意看。”周老曾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喜不自胜。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千金难买文章骂’。”他认为，有争论是好事，是社会的进步。批评当然要通过思考而后接受。“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不同声音，那是真正的振聋发聩。”

2014年5月18日

“长寿之道”

今天，周晓平先生要带一些东西回佛林园，我自告奋勇开车送他，因而被邀请在周老家吃便饭。这是我第一次和周老一起吃饭。周家保姆的厨艺确实不错，尤其是罗宋汤、炒蔬菜，普通的菜肴被保姆做得有滋有味，不愧是江南大家调教出来的。

周老毕竟年纪大了，以半流质和清淡的素食为主。

常有人向周老请教长寿之道，问他平时吃些什么。殊不知长寿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他主张生活越简单越好，日常饭食主要是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及杂粮，从不吃补品。周老奉行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的“三不主义”。他说健康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物质上要求不高，都是小事情。在世界上许多事不可能样样都顺心，吃亏就吃亏一点，不要生气，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有涵养，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2015年1月13日

“老年人燃烧”

今天是周老的109岁生日，我和张森根夫妇一起去给周老祝寿。

张森根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周老的好朋友，也是周老文化思想的资深追随者和热心传播者。这些日子，张先生正在邀传记作家、《走读周有光》的作者陈光中先生和我一起策划编辑《周有光画传》一书。

保姆小徐将来访者登记册拿给我们看。厚厚一大本，上面写满了来自各地、各界的来访者信息。他们中有学者、编辑、记者、政府官员、教师、学生……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是周老的拥戴者。在这本登记册上，我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

在人们心目中，周老不仅是卓越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中老年人热爱他，青年人也喜欢他，称他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的新启蒙中最年长的尖兵”。近些年，在知识界和各年龄层的读者中，出现了阅读周有光、仰慕同有光、探索周有光的一泓潜流，而且由涓涓细水汇聚成一股暖暖的溪流。他的小书室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被形容为“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青年人受益”。

周老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一生有光”，他通过读书、著述、敦品、励行，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及人生境界。他正像一团播洒着“德”“赛”之火的明亮火种，温暖、激励、鼓舞着我们这些后学者，向着人类先进文化发展之路，向着中华复兴崛起之路不懈探索。今天得知噩耗：周晓平先生于前天（22日）凌晨不幸辞世。这真是太突然了！我悲伤地意识到：再也见不到这位儒雅、谦和的好先生，再也不能和他一起为周老的事情忙碌，一起说话聊天了！

2015年1月24日

晓平先生去世

就在四五天前，我还跟晓平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报告去常州、广州参加周有光先生110大寿祝贺活动，并代他向大会致辞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刚从父亲那儿回到自己家。由于手术后恢复得不够好，打算休息一周再去父亲那儿，并约我待那时再去周老家，将活动情况向周老汇报，并给周老看我在两地拍摄的照片。谁知死神的脚步追赶得这么快！

大家尤其担心周老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张森根先生说，晓平的事暂时瞒着周老呢，打算慢慢地让他接受。

晓平先生生前说过：“爸爸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在不知不觉中我和爸爸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妈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的确，晓平先生是父亲学术、文化思想的最好诠释者，无论从精神上、从生活上，他这个唯一的儿子都是父亲有力的依靠。对我们这些围绕在周老身边，向周老学习的“粉丝”们，他总是报以亲切的信任和鼓励，支持我们的写作和编辑活动。朋友们都觉得，周老和晓平是父子更是密友，这对最佳父子档，谁也离不开谁。

1月13日是周老的110虚岁生日。按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北京、常州、广州的学人同时举办周有光110岁祝寿和学术研讨活动，常州大学、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还成立了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和周有光学术研究中心，这些活动均得到了晓平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父亲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传播而感到高兴。他拖着病体，接待一拨又一拨来访者，参加各项筹备工作。但是，就在活动如期举办时，他病情却加重，不能亲自到会了。这个时候，他委托我做他的代表，在常州、广州的活动大会上宣读致辞，这致辞也是代表不能莅会的周老的。他在电话中口述了致辞大意，由我整理成文。在广州开会的前一晚，我与他为致辞的措辞通了好几通电话。他对我说：“庞旸，我完全信任你，你就做我的全权特使吧！最后整理出来的东西也不必给我看了，我太累了，该去休息了！”就这样，我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代他宣读了致辞，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当地报纸予以引用和转载。

晓平先生真是太累了！72年前在重庆，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肚子，他没有死，活了下来，陪伴父亲直到今天，终于先老父而去——怎不令人唏嘘、痛惜！

但愿周老能挺过这个天大的打击，继续健朗地活下去，以他的睿智继续温暖我们！

晓平先生，一路走好，愿您在天堂得到安息！

父子情深

2016年2月4日

家乡的生日碗

今天去看周老，送去了一张放大镶框的《父子情深》照片。我是在2014年12月15日照的这张照片，据说是晓平先生生前与周老合照的最后一张照片。

周老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摆放在卧室里。显然，他已经度过了得知爱子去世后最困难的那段时期。那个时候，他曾对我们说：“其实晓平不来，我心里就明白了。只是该先去的是我，而不是他呀！”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啊！

因天凉，周老坐在北面暖和卧室的床上，而不像平时那样坐在南面小书房里。他看上去精神不错，虽然很瘦弱，但面色还红润。

我同时送去了前些日子拍的周老与两位保姆的合影。那天，小徐和小田特意换了漂亮衣裳，簇拥着“爷爷”笑得很甜。她们是允和夫人在世时就来到周家的。20多年来，她俩一直陪伴、侍奉着周老，周老说过：“我们现在是三口之家！”周老的高寿，小徐和小田功不可没。

看着周老温和、慈祥的面容，我不禁想起十多天前的1月20日，和干校校友刘北北、史明、李江一起给周老庆祝110周岁生日的情景。那天，我们给周老送了“贺岁猴”，唱了生日歌，史明还将自己画的一幅宁夏沙湖（干校所在地）的风景画送给了周老。周老兴致很高，拉着我们的手，又一起回忆了难忘的干校生活。我们本打算只叨扰十分钟就走的，谁知周老一再挽留：“再聊一会儿，我不累！”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下，我们逗留了四十分钟才告辞。临行，周老让保姆拿出家乡常州特为他制作的细瓷“长寿碗”，送给我们一人一只。为高龄老人做“长寿碗”是常州的传统乡俗，得到它的人都会沾上寿星的福气。

周老111岁高龄了，仍给周围的人带来光和热，真不愧是“一生有光”！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