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昆勇，余克服，王英辉

(广西大学珊瑚礁研究中心，广西南宁530004；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意义

林昆勇，余克服，王英辉

(广西大学珊瑚礁研究中心，广西南宁530004；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古代探测南海珊瑚岛礁是中国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漫长历史活动集航海技术、渔民生产、岛礁地貌、海洋生态、领土主权于一体，是古代中国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重要历史证据。从属性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发现、管理和开发在古代中国历史中不断演进，古代中国各朝代对南海珊瑚岛礁管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中国南海多元、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历史画卷；从归属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管理和开发推动了古代中国各个更替朝代在海洋领域发展的历史演进，历代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生产生活，进而推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很早进入中国领土版图的渊源历史；从主体来看，历史发展形成了多层次而又具传承性的南海珊瑚岛礁主体，南海问题发展中也应将南海珊瑚岛礁视为一个历史发展主体，它既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积淀，又面临着颇具争议的南海问题。

古代中国；南海；珊瑚岛礁；地貌探测；主权归属；历史意义

南海，位于亚洲的东南部，太平洋的西部，是世界最大的边缘海之一，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其辽阔深邃，中央盆地水深5 559米，平均水深1 000-1 100米，海水体积为350-385万立方公里。[1]1南海海域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扼两洋海运之要冲，是我国大陆和近海岛屿通往国外的重要门户。南海诸岛地处广州、香港、马尼拉和新加坡弧形航线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著，主要由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组成，包括200多个岛礁。[2]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东起东经117度45分的黄岩岛，西至东经109度55分的万安滩，南迄北纬4度附近的曾母暗沙，北至北纬21度8分的北卫滩，东西相距900多公里，南北长达1 800多公里。[3]1

鉴于南海珊瑚岛礁在国家领土主权中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迫切。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应然和实然两个问题：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就是南海珊瑚岛礁在中国古代的发现、管理和开发过程中取得了领土主权的归属；从实然的角度来说，就是南海珊瑚岛礁在近现代的战争过程中实际上遭受周边国家的侵占。从南海主权争端现状来看，领土主权归属在一定程度上是南海珊瑚岛礁演进的产物，或者说南海珊瑚岛礁反映着领土主权的基本要求，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对南海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归属，因此如何看待珊瑚岛礁在南海诸岛历史演进中的归属，关系到中国的海洋强国事业如何稳步推进的重大问题。

南海珊瑚岛礁地貌探测历史悠久。追溯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发现，从汉代至今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南海珊瑚岛礁开发利用不断演进变化，从汉代以来珊瑚岛礁的探测、宋元时对珊瑚岛礁的认识到明代对珊瑚岛礁的论述、清代对珊瑚岛礁的研究，形成古代中国对南海珊瑚岛礁开发的灿烂历史画卷。古代探测南海珊瑚岛礁是中国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活动集航海技术、渔民生产、岛礁地貌、海洋生态、领土主权于一体，是研究古代中国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重要历史题材。国内外学者对南海岛礁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探讨南海诸岛自然地理、历史归属和主权争论的论著或文章之中。如马文·塞缪尔斯(Marwyn S Samuels)的《南中国海争议》[4]188-194、迪特尔·海因齐格(Dieter Heinzig)的《南中国海群岛之争》[5]31-52、菲法特·唐索库尔(Phiphat Tangsubkul)的《东盟与海洋法》[6]114、琳姆朱·乔克(Lim Joo Jock)的《南海通航的地缘战略》[7]43、鲍勃·凯特也(Bob Catley)和马克姆·凯利特(Makmur Keliat)的《南沙群岛：南海之争焦点》[8]47-48、乔治·肯特(George Kent)和马克·特(Mark T)的《东南亚方针》[9]36-37、凯里昂萨·基蒂查萨里(Kriangsak Kittichaisaree)的《东南亚的海域划界法》[10]137，上述论著在南海岛礁的地理分布和政治战略方面的研究中提到南海珊瑚岛礁。陈史坚等的《浩瀚的南海》[1]207-211、陈鸿瑜的《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11]1-190、赵焕庭的《南沙群岛自然地理》[12]1-401、阮雅等的《黄沙和长沙特考》[13]81-124、陈史坚和钟晋樑的《南海诸岛志略》[14]1-21、林道远的《南沙告诉我们》[15]199-203、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的《南沙群岛历史地理研究专集》[16]1-198、吴凤斌和林金枝的《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3]50-142、林荣贵和李国强的《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17]、吕一燃的《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18]1-266、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史地研究》[19]76-91、吴士存的《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20]1-156、郑资约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21]1-96、张良福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22]73-121、郝思德的《南海考古》[23]8-82、张一平等的《南海区域历史文化探微》[24]2-50等从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论述南海诸岛；曾昭璇等的《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25]1-76、钟晋樑的《南沙群岛珊瑚礁地貌研究》[26]7-64、广东地名委员会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27]5-521、刘南威的《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28]3-110等从地貌和地名方面阐述南海珊瑚岛礁，等等。

纵观上述文献，在回顾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的基础上，论证了南海问题背景下中国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历史再认识的必要性，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研究南海诸岛珊瑚岛礁的属性、归宿和变迁，从而较为客观地认识中国探测南海诸岛的历史蕴藏，并获得对南海诸岛是中国神圣主权的科学认知，准确把握南海诸岛演进的来龙去脉，还原南海珊瑚岛礁发展历史的本来面目。古代中国探测南海诸岛，是历代中国人民对南海珊瑚岛礁发现、管理和开发活动一脉相承的结果，一方面，它记载着南海诸岛最早发现的过去，是在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生产生活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海洋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面向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未来，是在历代中国人民辛勤劳作中不断演进的文明产物。这是植根地域，面向发展，承载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回顾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历程对把握当前南海主权争端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划分时期

《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将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地貌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汉唐时期，从东汉末年，康泰出使东南亚柬埔寨(当时称柬埔寨为“扶南”)后，描述南海(当时称南海为“涨海”)珊瑚岛礁的形成和结构状况。到晋代，张勃描述人们到东南亚地区越南海域(当时称“交州”，即今天的越南)捕鱼时打捞出珊瑚。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珊瑚礁并采集了珊瑚。到隋唐时代，人们对南海珊瑚岛礁的地形作了探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珊瑚礁环礁地形。二是宋元时期，人们对南海珊瑚礁地形有了更加详细的记录，尤其是记录了西沙群岛珊瑚岛礁“长沙”的地貌，并在航海海图中记载珊瑚岛礁。到元代，中国古人已形成对南海珊瑚环礁地貌的粗略论证，并对其分布有了更加明确的记述。三是明代，人们对南海珊瑚岛礁的地形、环礁和岸礁以及航海航线上珊瑚岛礁的地貌特点有了深入考察和论述，并在海图中采用了珊瑚地貌绘法。四是清代，人们对南海的珊瑚岛礁作了更加深入、详细的探测，作了珊瑚岛礁地形类型的划分并准确记述了珊瑚岛礁间的航道交通。[25] 1-74

《南海诸岛志略》和《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跟《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一样，都持有一致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地貌的发展历程为汉唐——宋元——明代——清代。[14]5-9[3]50-55有的研究论著如《浩瀚的南海》曾指出古代中国自商朝以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南海就是中国采集珍珠和捕捉玳瑁的地方，并且在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版图就已到达南海北岸。[1]211-212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发展历程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因而，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地貌的历程又可分为“春秋战国——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的“五个阶段”。但纵观史籍记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地貌为“汉唐——宋元——明代——清代” 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发端于春秋战国，还是始发于秦汉时期，都证明了一个“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历史依据的事实。

二、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论著

中国古代记载南海诸岛的古籍文献很多，在此仅列举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著。如战国时期的著作《逸周书》在《王会解·伊尹朝献》中记载南海出产珍珠和玳瑁的史实：商王命“四方献令”，伊尹建议“正南……请以珠玑、玳瑁……为献”。

二是秦汉时期的论著。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划分全国政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东汉时期杨孚的著作《异物志》(转见明朝正德《琼台志》)记载中国渔民经过南海；三国时期吴国万震的著作《南州异物志》(转见宋朝李昉《太平御览》)记述了南海诸岛的地形地貌：“出涨海(今南海)，中浅而多磁石”。这里所指的“磁石”就包括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和礁石，这是关于南海诸岛的早期发现和描述；三国时期吴国康泰的著作《扶南传》(转见宋朝李昉《太平御览》)精确记述了南海诸岛的地形形态和成因：“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等等。

三是宋元时期的论著。如南宋周去非的著作《岭外代答》记载了南海诸岛的分布范围：“东大洲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南宋的著作《琼管志》(转见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南海诸岛为“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南宋赵汝适的著作《诸蕃志》记载有南海诸岛“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床”的名称，并提到绘制南海诸岛的海图“有所谓石床(塘)、长沙之险”；南宋吴自牧的著作《梦梁录》记载了“七洲洋”(今西沙群岛一带岛屿)的情况；元代周达观的著作《真腊风土记》记载了从中国航行到真腊(今柬埔寨)经过“七洲洋”的情况；元代王大渊的著作《岛夷志略》记载了航行南海诸岛的实践，探讨了南海诸岛的海底地脉构成和南海海域航行途中的礁石；《元史·史弼传》记载，元将史弼率领大型船队遍历南海诸岛，“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说明宋元时期南海诸岛附近海域已列为中国的海疆范围，等等。

四是明代时期的论著。如明代黄衷的著作《海语》记述了中国与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亚)之间的航海交通；张燮的著作《东西洋考》记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航海情况；顾玠的著作《海槎余录》记载了南海诸岛的地理方位和地形地貌；黄佐的著作《广东通志》记载了石塘(今中沙群岛)的地理形势；章潢的著作《古书图书编》记载了南海诸岛的“七洋洲”和“万里石塘”。《更路薄》详细记录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中珊瑚岛礁的名称、位置和特征；明初的《郑和海图》绘有“万里石塘屿”(今南沙群岛)、“石星石塘”(今东沙群岛)，并对南海诸岛岛礁中珊瑚礁的地形划分为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三种类型；黄衷的著作《海语》记载“万里长沙(南沙群岛)在万里石塘(今西沙、中沙群岛)东南”；晚明的《顺风相送》和清初的《指南正法》中详细描述了南海诸岛海洋潮汐的变化，指出在南海诸岛海域航海应注意的潮汐和风讯，等等。

五是清代时期的论著。清代的著作《指南正法》记载了南海诸岛的“南澳气”(今东沙群岛)、“七洋洲”(今西沙群岛)、“万里长沙”(今中沙群岛)和“万里石塘”(今南沙群岛)四大岛屿情况；陈伦炯的著作《海国闻见录》详细记载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情况，明确将南海诸岛分为四大群岛，具体记述了南海诸岛的“南澳气”(今东沙群岛)、“七洋洲”(今西沙群岛)、“万里长沙”(今中沙群岛)和“万里石塘”(今南沙群岛)四大岛屿的划分情况；《皇朝通典》(或称《清朝通典》)记载了中国与南洋通航经过“七洋洲”；颜斯综的著作《南洋蠡测》记述了中国在南海的详细航线，并把南沙群岛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界限；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六记载，在公元1710—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陞巡视南海诸岛一带海域，“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乾隆二十年(1755)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和嘉庆二十年(1817)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图》中明确标绘出南海诸岛，等等。

综合以上论著，古代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探测，主要是在三国、宋元时期分别考察了南海诸岛珊瑚礁的成因及其基底构造；继探讨珊瑚礁成因、发展之后，宋元明清时期考察了南海诸岛的岛礁结构和形态地貌，并对南海诸岛岛礁的地理分布、群岛区分、自然地理、岛礁物产和岛礁命名有充分、全面、系统的记载。古代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由最初的文字描述到图形绘制，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南海诸岛地理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精准程度。

三、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考察

根据曾昭璇的研究，中国对南海珊瑚岛礁地貌有着长久研究历史，这一方面反映中国古代在科技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管理和开发都是最早的。南海珊瑚岛礁的开发利用是在漫长时期中中国人民探测活动相叠加的历史结果，是一个动态积累的历史进程，随着历史演替而呈现出一幅中国海洋发展历史多姿多彩的长卷。南海珊瑚岛礁开发利用的发展历史，既是过去一个发展历史阶段的结果，又是未来一个发展历史阶段的开始。因此，研究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发生和变化进程，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和研究现代南海诸岛的开发利用。能否合理地认识和解决南海岛礁主权归属，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质量与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南海珊瑚岛礁进行历史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追溯历史脉络，把握南海珊瑚岛礁属性：海洋文化的灿烂画卷

南海浩瀚辽阔，我国人民很早就在南海航行和从事生产活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国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这是一个有待深入、充分开发的巨大文明宝库，对重塑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思想，对解决中国和周边国家面临的南海岛礁争端，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海洋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积累，是凝聚着自然与人文双重价值的重要财富，需要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创造。南海诸岛拥有十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秦汉以来中国航海事业的起步发展，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再到明清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由盛转衰，是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的影响区域。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发展历史上的壮举，成为古代中国航海发展史上的“绝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中国科研人员在西沙群岛发现了诸多中国古代先民生活居住的遗迹，出土了较多的文化遗物，从中可了解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的人民在南海西沙群岛上劳动耕作的情景，对我们探讨南海诸岛的开发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南海诸岛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区域海洋文化特色，蔚为大观。

在当代我国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时期，南海诸岛文化历史却面临着被篡改的危机。一方面，围绕有关南海主权和权益之争的“南海问题”趋向愈演愈烈态势，南海周边一些国家企图掩盖南海历史真面目，从事“掩耳盗铃”活动，如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29]263另一方面，南海周边一些国家为争夺南海海域主权，不断加强沿岸军事部署，抢夺挖采海域资源，甚者蓄意将“南海问题”同盟化和国际化，以达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如2009年5月6日，越南伙同马来西亚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两国各自在南海南部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次日，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在南海中部部分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案”。[29]266这是为南海历史文化增加混乱，恶意高度破碎南海珊瑚岛礁属性，力图人为地模糊南海岛礁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特性。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我们亟需以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深入认识南海诸岛历史文化属性，以期在未来发展中能针对争端有的放矢，传承历史发展文化脉络，彰显其固有之属性。

(二)探寻历史演变，研究南海珊瑚岛礁归属：开发利用的领土主权

南海岛礁在南海争端中的主权归属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领土和主权归属的话题。南海岛礁之争，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南海诸岛周边国家不断侵占和蚕食我国岛礁和海疆必定表现出来的领土主权之争。这是外来侵略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处于内战时期窃据我国南海岛礁的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纷扰。单从历史发展方面看，这也可以说是由特定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发生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迫使我们必须从历史根源上认识南海珊瑚岛礁本身的主权归属性。正确认识历史是正确对待“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南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通道。从汉代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开辟了一条途经南海，远达波斯湾、非洲东岸和红海等地的海外航线。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和从事经济活动，并且，早在2 000多年之前中国人民就航行于南海诸岛间。1 000多年前南海诸岛已经属于中国版图。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时期，中国在中南半岛开辟了一条通往南海的航路。到东汉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官员开始在南海一带巡行(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〇)。考古发现的成果表明，在南海西沙群岛的甘泉岛发掘一处唐宋时期中国人民居住遗址，出土有唐至五代及宋代的生产生活瓷器；在金银岛和永兴岛等珊瑚礁岛采集到宋元、明清时代的陶瓷器。[23]8-15到宋代，中国航海开始利用指南针，航海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深化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考察海底地形概貌和命名岛礁等。南宋时期，中国描述了南海诸岛的分布范围、地理特征、航海情况和航海海图。到了元代，中国的大型船队已经遍布南海诸岛。在公元1405-1433年，我国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当时的航海图上已经明确标绘出南海诸岛的相对位置。到了清代，中国记载南海诸岛的图籍更多，并且对南海诸岛的群岛标绘已经相当明确。明清以来，中国海南岛渔民在南海诸岛上从事渔业捕捞、修屋造田和农业生产等劳动生活。南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这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中也可以找到有力证据，如1954、1961和1970年联邦德国出版的《世界大地图集》；1954年至1967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集》；1957年罗马尼亚出版的《世界地理图集》；1957年英国出版的《牛津澳大利亚地图集》、《菲利普地图集》和195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地图集》；1960年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地图处编绘的《世界地图》；1968年民主德国出版的《哈克世界大地图集》；1968年英国出版的《每日电讯世界地图集》；1968、1969年法国出版的《拉罗斯地图集》；1968年法国国家地理研究所出版的《世界普通地图》；1972年越南总理府测量和绘图局印制的《世界地图集》和1973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地图集》也都将南海诸岛标注为中国领土。[30]

近现代南海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开发场面的实际情况，也从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史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发现南海诸岛后，历代在南海诸岛上辛勤开发、耕作，为开拓、建设南海诸岛和捍卫、保护南海诸岛的神圣领土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珊瑚岛礁的开发利用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生成和演进，“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对于南海诸岛进行开发经营及持续有效的管理，符合国际法‘先占’取得领土主权的条件”[31]。

(三)剖析历史断面，辨识南海珊瑚岛礁变迁：尊重史实的发展主体

南海诸岛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发展主体的历史演变，而中国古代秦汉至明清的发现和管理则是南海珊瑚岛礁的最早发展主体的见证，构成了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因而“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32]21通过对这一历史断面的剖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南海诸岛从发现命名到管理开发的完整、综合的发展历程。

我们研究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并不仅仅是对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勤劳耕耘南海诸岛的历史写成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新篇章的序言。基于古代中国最早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的史实背景，我们在对中国边疆疆域理论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积极借鉴和充分探讨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和历代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史实并进行实证分析，有力驳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南海诸岛为“无主地”的谬论，尤其是直面揭穿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歪曲史料，从事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做法。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通过梳理南海权益争端的脉络，我们更应该辨清南海问题的本质，“南海问题在本质上已从中国与东盟当事国家之间纯粹的资源争夺和领土争端，异化为西方大国阻击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战场和历史节点”[33]。特别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南海博弈是大国间意志的对决，在事关国家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不能有一丝含糊，任何态度上的模棱两可都可能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号”[33]。事实上，我们要以南海诸岛的历史性为基础，运用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全面、系统、准确地审视南海问题的根本征象。在方法论意义上讲，我们要以历史合理性分析方式为路径，以历史线索为载体，科学构建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理论体系，义无反顾地捍卫南海诸岛领土主权。

我们深入考证中国古籍中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重申中国历史上南海诸岛的范围和界限，从历史发展史实主体的角度去证明南海诸岛自秦汉以来就已经明确列入中国的疆域版图，中国最早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等一系列思想成果，不仅为系统地论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依据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而且为有力驳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无主论”的谬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任何一个国家来评判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都不可能割断历史。我们通过建构一种史实框架下的南海岛礁演进理论，即南海诸岛史实发展主体理论，来确立认识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新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在于尊重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和归属事实，唤起中华民族建设海洋强国的自信心。

四、 结语：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认识对南海问题的启发

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演进和发展历程，明晰了我国古代探测南海珊瑚岛礁历史发展变迁的整体脉向，通过梳理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给我们今天妥善解决南海争端以诸多启示。针对目前“南海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34]，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深入认识古代中国对南海珊瑚岛礁的开发利用，追溯历史脉络，探寻历史演变，剖析历史断面，既有全面系统的梳理，也有深入细致的分析，解开南海问题的“庐山真面目”，认识古代中国开发利用南海珊瑚岛礁的悠久历史。回顾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现在，研究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不仅要追溯南海诸岛历史发展的过去，还要面向南海诸岛历史发展的未来，不仅在于“了解南海历史”，更在于“把握南海未来”。对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认识可为南海问题解决思路提供启示：首先，从属性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发现、管理和开发在古代中国历史中不断演进，古代中国各朝代对南海珊瑚岛礁管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中国南海多元、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历史画卷；其次，从归属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管理和开发推动了古代中国各个更替朝代在海洋领域发展的历史演进，历代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生产生活，进而推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很早进入中国领土版图的渊源历史；第三，从主体来看，历史发展形成了多层次而又具传承性的南海珊瑚岛礁主体，南海问题发展中也应将南海珊瑚岛礁视为一个历史发展主体，它既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积淀，又面临着颇具争议的南海问题。在遵循国际海洋法规的基础上，我们要了解南海诸岛历史，对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归属，对海洋强国背景下南海诸岛历史演变的再认识正是基于捍卫中国领土主权所作出的努力。

[1] 陈史坚，等. 浩瀚的南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2] 史棣祖. 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N]. 光明日报，1975-11-24(1).

[3] 吴凤斌，林金枝.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M].New York, Methuen, 1982.

[5] Dieter Heinzig.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M].Hamburg 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1976.

[6] Phiphat Tangsubkul.ASEAN and the Law of the Sea[M].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82.

[7] Lim Joo Jock.Geo-Strateg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M].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9.

[8] Bob Catley, Makmur Keliat. Spratlys：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Great Britain, Biddles Limited,1997.

[9] George Kent, Mark T.Rine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10] Kriangsak Kittichaisaree. The law of the Sea an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Southeast Asi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87.

[11] 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

[12] 赵焕庭.南沙群岛自然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13] [越]阮雅,等.黄沙和长沙特考[M].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4] 陈史坚，钟晋樑.南海诸岛志略[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

[15] 林道远.南沙告诉我们[M].北京：海军出版社，1988.

[16] 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南沙群岛历史地理研究专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17] 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78-88.

[18] 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19] 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20] 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21] 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2] 张良福.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23] 郝思德.南海考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4] 张一平，等.南海区域历史文化探微[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25] 曾昭璇，等.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6] 钟晋樑.南沙群岛珊瑚礁地貌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27] 广东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G].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

[28] 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29] 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30] 宿景祥.中国主权的南海历史[N].东方早报，2012-05-15(16).

[31] 郑志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主张于法有据[N].法制日报，2014-06-10(10).

[32]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 杜德斌，等.南海主权争端的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略[J].世界地理研究，2012(2)：1-15.

[34] 江红义，周理.关于南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4)：15.

[责任编辑 刘文俊]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Exploration of Cor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IN Kun-yong, YU Ke-fu, WANG Ying-hui

(Coral Reef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School of Marine Sciences,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ncient exploration of cor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discovery,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exploration involves navigation technology, fishermen’s production, island geomorphology, marine ecosystem, and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providing an important historic evidence for researching ancient China’s develop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Exploring and colla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historical facts of China’s discovery,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focusing on landform exploration of coral islands and sovereign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facts of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ral island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ral islands; landform exploration; sovereignt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01

2016-09-08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南海珊瑚礁对多尺度热带海洋环境变化的相应、记录与适应对策研究”(2013CB956102)

林昆勇(1977-)，男，广西陆川人，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科技史博士，科技史博士后，研究方向：生态文明建设、珊瑚礁与海洋生态环境。余克服(1969-)，男，湖北公安人，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南海珊瑚礁。王英辉(1970-)，女，辽宁沈阳人，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环境。

K205;P722.7

A

1001-6597(2016)06-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