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亮

(1.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210093；2.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海口571100)

从南海争端视角看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罗 亮1，2

(1.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210093；2.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海口571100)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中国经营周边外交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东南亚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首选方向。但受南海偶发性“摩擦”事件、中国近年来在南海主动维权作为、东盟国家对“新丝路”观念认知上的差异以及政治互信的缺失等因素叠加影响，南海争端已逐步演变成为影响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潜在的风险因素。为此，有必要通过主动宣讲新丝路的内涵、为东盟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积极发挥现有各类合作平台与机制的作用等方式，增信释疑，力求规避南海争端带来的不利因素，将新丝路倡议真正打造成为地区共同发展繁荣的长远性“大手笔”。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争端；东盟；风险；对策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提出倡议：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习近平主席早期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交相辉映，一个着眼于陆地，一个着眼于海洋，简称“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新丝路”)既是对古代海上丝路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集中展示我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区域经济新增长点的国际担当，包含着沿线各国共同继承“海上丝绸之路”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实现互利共赢和包容性发展的一致追求。南海和东南亚地区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源远流长，更是建设新丝路的关键节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将进一步极大地深化中国与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海上交流与合作。[2]

然而，伴随着南海局势发展和海上矛盾的紧张升温，南海争端已逐步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绕不过的坎，甚至演变为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绊脚石”。特别是围绕中国在南海的主动维权作为，周边国家凸显出对中国战略猜疑加深和战略互信削弱、对主动参与共建新丝路的政治意愿出现摇摆的态势。如何妥善处理南海争端与共建新丝路倡议，有效防止南海争端被过度泛化、政治化，以及在新丝路计划实施过程中所滋生出的负面效应出现蔓延和外溢，转向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抑或消除对新丝路地缘政治化和阴谋论的猜想，需要理清如下问题，即南海和东盟在新丝路中的地位及作用、南海争端与新丝路建设具体有何关联性、如何在新丝路建设中规避南海争端带来的风险。

一、南海和东盟国家在新丝路倡议中的地位及作用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贸往来密切，无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和东盟国家在其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东盟是落实新丝路的“源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主要有赖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久不息的人文交流和通商贸易，东南亚沿海各国更是海上丝路通道顺畅的重要保证和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点站”；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东盟“领头羊”印尼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可以说，南海和东南亚国家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的最大支持者与贡献者，更是新时期新丝路倡议的“发源地”，东南亚地区也名副其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源点”。

其次，东盟是新丝路倡议的“首选”。新丝路虽然是在东盟国家首次提出，但合作伙伴绝不仅限于与东盟国家，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面成片，以片成网”增进同沿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连亚洲、非洲、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大西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由于东盟部分国家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经之地，必将是新丝路首要发展目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最少具备三个方面的优势保障：一是地缘相近。新丝路建设不可能舍近求远，只能由近及远，东盟自然可以凭借地理上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人文相亲。相较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人缘相亲、文化相近，特别是目前东南亚地区生活着3 300多万的华人华侨，且佛教、儒家、道教等传统文化是东南亚地区主流文化的核心。海外华侨华人具有在语言和文化上融通中外的优势，在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三是战略相契。南海是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沿海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特别是环南海国家都致力于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在东盟国家中，印尼新任总统佐科提出发展港口和海洋运输、建设“海上高速公路”和“海洋中心国家”等海洋强国战略，与新丝路倡议不谋而合。

再次，东盟毋庸置疑是新丝路倡议实施的“重点”。长期以来，我国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周边国家在我国对外战略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石。[3]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后，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老挝等多数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东盟也长期保持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已经正式进入启动谈判阶段，双方将致力于创造“钻石十年”的新阶段，争取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中国通过与东盟国家建设新丝路，巩固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可以有效地破解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在我国周边实施的战略包围圈，降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南海争端因素解析

战后形成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地缘战略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化中，南海地区尽管在地理空间上只是整个大区域中的一部分，但南海俨然已经成为地区政治、外交和安全诸类矛盾的交汇处，也是大国战略博弈交织之地，变动中的地区秩序和地缘战略格局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带来诸多困难，对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也形成了挑战。[4]东盟国家在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担负特殊而关键的角色。当前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上存在冲突及争议，南海问题虽然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部，但不可否认南海争端业已成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潜在脆弱性因素。同时，南海问题之于共建新丝路的风险因素已经成为备受国际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从当前形势看，南海局势呈现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围绕岛礁实际管控和诉诸第三方机制解决南海争端引发南海问题持续升温；二是伴随着美国、日本等域外力量的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从单纯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演化为除此之外的资源开发、岛礁建设和地缘政治竞争博弈混杂的战略性争议；三是东盟的南海政策倾向易于被菲律宾、越南等部分成员国和域外大国“绑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骁、薛力研究员从国际关系角度将与新丝路相关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并认为专门针对新丝路面临的风险或挑战开展的研究还较少，其中南海是新丝路的重要节点，因而它对新丝路产生的影响举足轻重。他们把解决南海争端的困难主要归结为五个方面：南海断续线的效力问题、有关国家专属经济区的确定、不同类型的岛礁在国际海洋划界问题中的地位、有关各方军事占领与资源开发的问题、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干预。[5]因此，妥善处理南海争端与中国-东盟关系，维持南海局势稳定可控，成为推动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将南海打造成为互联互通、安全高效“大通道”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一)域内外国家对南海争端与新丝路的认知差异

自新丝路倡议提出后，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南海争端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

澳大利亚学者卡利尔·塞耶(Carlyle A．Thayer)依据对南海问题的不同立场，将东盟十个国家分为三类，即陆地国家(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沿海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和海洋国家(印尼、新加坡)，“陆地国家对中国最为顺从，沿海国家采取顺从与藐视的混合战略，马来西亚和文莱比越南、菲律宾更为温和；海洋国家也采取顺从与藐视的混合政策，但更强调外交方式”。[6]就当前而言，在东盟国家中，泰国、老挝、柬埔寨三国对新丝路响应最为积极，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四国则摇摆不定，越南、菲律宾、缅甸三国顾虑最多，尤其是越南官方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负面认知占据主导地位。越南国内有观点认为，欢迎中国提出的新丝路倡议中有关经贸合作的内容，但对倡议提出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尤其是新丝路经过存在复杂领土争议和冲突的南海地区，并认为这是“破坏现状”的举措。[7]印尼等部分东盟国家则担忧因参与新丝路建设、加强对华合作会导致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也担心中国借此加强不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8]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区分与在新丝路倡议的认知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即在南海争端上立场过于强硬、“跳得高、爱闹事”的国家，对新丝路的认知也更加偏激。

对域外国家而言，有观察者分析认为，中国在南海的陆域吹填实质上是为了取得从南海到印度洋的航道控制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周边小国“挑衅性”、“恐吓性”的举措，破坏了合作的互信基础。[9]美国学者更多地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特别是对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强化介入南海问题力度、加强对华战略遏制的应对与反击。[10]

(二)南海争端是对构建新丝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挑战

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中国开展与包括东盟在内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化合作基础、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的首要条件。特别是在可替代性和可复制性较强的产业经济和发展模式上，足够的合作意愿是双方继续开展合作的决定性前提。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虽已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述了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机制等，但部分国家对中国提出倡议的目标仍存在各种主观性猜疑。[11]尤其是近两年来，随着中国“体量”的增大以及南海形势的发展，中国在南海维权手段的多元化、维权力度的加大以及对维权成果的强化，在一定程度压缩了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挑衅和侵权空间，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戒，削弱了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积攒的对华政治互信、降低了合作的政治意愿、加剧了对华战略意图的“揣测”和不信任感。可以说，南海争端的激化对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中美博弈等都带来负面影响，也是新丝路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挑战。[12]

海上的互联互通作为新丝路建设中的重点领域和基础保障，也正面临严峻挑战。由于新丝路沿线国家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性大，国家间关系、民族宗教状况错综复杂，以及港口和码头建设、使用、管理等开发利用水平不一，现阶段全方面的互联互通合作无法实现。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将互联互通比作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APEC2014年领导人会议提出实现互联互通蓝图之后，互联互通实施范围已经从东南亚扩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13]然而港口的互联互通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南海战略通道上实施“走出去”计划面临多种困难。斯里兰卡作为南亚国家被中国视为途经南海，由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连接中国和欧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3月发生的停工事件，斯里兰卡方面借口是由于该项目涉嫌规避当地法律和环境要求，需要重新评估，并要求中方公司提供相关政府部门颁发的有效许可证明。但分析斯里兰卡新任总统西里塞纳的竞选承诺和他强烈的“亲印度”色彩就不难发现，停工事件背后是由于印度产生了担忧，即中国可能通过港口建设而进行海军远洋活动，进而对印度带来潜在“威胁”。

(三)南海危机管控框架下共建新丝路的重要契机

南海作为新丝路的必经之地和航运大通道，也是中国-东盟深化区域合作的天然地缘纽带，在中国推动同东盟国家共建新丝路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蕴涵。在南海地区，中国政府实施了《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支持了区域内诸多双边合作项目，促进了区域内有关国家的合作。[14]事实上，发展海洋伙伴关系、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是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是2011年中国-东盟正式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旨在开拓双方海上务实合作而设立的，东盟国家对此并非缺乏热情。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就曾对外表示首批入围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项目共计17个。[15]该基金作为“杠杆”基金，从未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东盟国家中的印尼就曾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申报过该基金项目，并得到与中方共同开展项目合作的机会。因此，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2+7合作”、建设“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等框架下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是有效管控危机、淡化南海争端、高效建设新丝路的重要突破口。就未来具体实践层面来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共建新丝路与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的大框架下寻找有价值的契合点。其一，着重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框架下的南海海上合作倡议，特别是南沙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海上联合海事搜救、渔业资源保护、航道安全管控、海上打击跨国犯罪、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海洋合作、共同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丝路倡议大平台下发展中国-东盟海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撑；其二，通过实施共建新丝路倡议，在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政治互信基础的同时，增加相互利益联结，并与南海争议形成良性互动，防止海上冲突爆发和升级，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创造良好的驱动力。在上述基础上，尽快启动制定《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第三份行动计划(2016-2020)、积极商谈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事宜。

三、规避新丝路建设中不利因素的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宣传和诠释新丝路、提升国际话语权，增信释疑

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舆论环境较差，与发展良好经贸关系的愿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饱受主权争议、贸易逆差、小国心态和具有西方背景媒体误导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影响。在西方的国际话语体系下，国际社会最容易认知和解读的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最终回到了权力政治斗争的死循环中来。[16]从南海争端的视角，一旦新丝路被高度“政治化”，自然就被过度理解为中国试图以新丝路倡议对抗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不断加强南海的存在，导致将新丝路定义为一种地缘战略博弈的逻辑。同时，中国在南海的陆域吹填、维权行动也将被看成是新丝路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环节。周边国家的猜忌、怀疑、忧虑、不信任等由此而不断加深，并削弱东盟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与此同时，南海争议的放大和外溢效应也将降低其余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倡议落实的政治意愿。

因此，在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关键是动员国际知名智库、主流媒体、企业社团、华人华侨等国内外各种可能力量，下先手棋，主动作为，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品牌的国际形象，将“一带一路”这种新时代中国的新型合作观打造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接受和参与的“大品牌”。一方面要突出“一带一路”倡导的“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针对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沿线任何国家只要有合作意愿都可以参加；“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中国不谋求海洋霸权，以此来逐步提升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层次培养对华友好力量，在新丝路的推动过程中尤其要发挥好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合作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华侨的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粘合剂”。[17]

(二)专注于提高东盟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中国通过海路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因此海上通道安全也将是重点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但全球性公共问题不断出现与治理机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使得问题的消极影响与负面效应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正常关系，导致中国周边外交不能有效、顺利开展。[18]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贸易的海上航道保障，更需要为沿线经济相对落后、海上能力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公共产品。此外，南海地区的海上安全形势存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特征，突出表现有：一是南海复杂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夺、地缘政治博弈所带来的国家间潜在海上冲突的风险；二是南海存在分布广、势力庞杂的海盗、海上武装抢劫分子、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潜在威胁巨大。东南亚地区因宗教信仰和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等因素的影响，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交织作用，彼此关系盘根错节。[19]特别是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东伊运”分裂势力转移和在中国境内从事恐怖行动的中转站和庇护所，他们通过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边境口岸和海上偷渡进入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并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建立联系等。[20]

随着境内极端恐怖势力与东南亚恐怖分子勾连的日益加深，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海上恐怖袭击、海盗事件、海上武装抢劫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海上航道维护的任务加重。鉴此，未来中国应专注于南海航道安全维护，依托南海岛礁建设和海上力量提升，加大对南海地区恐怖主义、海盗抢劫等海上犯罪事件打击的力度，推动海上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护航道安全通畅，树立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应着手建立南海-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通畅的交通保障。

(三)发挥现存机制与平台服务于新丝路的最大化效应

新丝路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多元化与开放性。所谓多元化，既涵盖合作内容的多元化，也包括合作机制的多元化。[21]鉴于新丝路建设沿途国家围绕领土领海存在诸多争议，以海洋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必然要超越纯粹的经济合作而扩展到政治、安全与外交领域。[22]现有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东盟地区论坛(ARF)、“10+1”、“10+3”、亚信会议(CIC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等对话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BAF)、中国-东盟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相关国际论坛和平台，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金融机制，覆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海洋、金融等多个领域，既包含了对地区共同关注议题的交流与合作，也囊括了中国-东盟、中国与东盟国家等双边(小多边)问题的对话协商。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然形成诸如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平方式解决海上争端、共同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复苏等诸多合作共识与规范。各方应充分发挥上述机制和平台的最大化功效，使其成为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舞台。

四、结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既是沿线国家及地区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同时也是共同维护、优化地区市场资源和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复苏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南海问题与共建新丝路的关系取决于部分国家的自我暗示与认知，特别是部分国家将新丝路概念歪曲化、政治化，将倡议的政治考量无限放大，并将其与南海问题相关联，无疑将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猜疑，最终损害的是彼此政治互信，不利于双方开展更深层次的经贸、文化、海洋、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关于南海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争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22]关于建设新丝路，中国政府更多地展现出了亲和、包容、开放的姿态。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启动的“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活动，就是倡导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务实合作的范例。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主要推动者，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新丝路倡议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方在舆论和行动方面的引导和塑造。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共荣的区域性合作平台倡议，新丝路构想的实践需要的是多谈点问题与措施，少谈点“主义”与猜疑；多寻找合作项目，少纠结于权益主张冲突；多积攒些正能量，少一些“阴谋论”式的臆断和宣传。尤其是作为互动共建的大平台，新丝路需要的是沿线国家与地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合作，将倡议真正打造成为地区共同发展繁荣的长远性大战略。

[1]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4(2).

[2] 吕余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N].广西日报,2013-12-26(10).

[3] 胡志勇.构建海上丝绸之路 实现海洋强国[EB/OL].中评社, http://crntt.com/doc/1031/8/1/6/103181608.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3181608&mdate=0526000552.

[4] 蔡鹏洪.启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海和平之海[J].当代世界,2015(2):28.

[5] 李骁,薛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及其应对[J].太平洋学报,2015(7):50-64.

[6] Carlyle A. Thayer. Deference/Defiance: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C].Paper to the workshop “The Deer and the Drago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o-sponsor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ovember 15-16, 2012.

[7] Thu Van. China eyes Maritime Silk Rd[EB/OL].http://vietnamnews.vn/economy/275969/china-eyes-maritime-silk-rd.html.

[8] China’s Ambitious ‘Silk Road’ plan Faces Hurdles[EB/OL].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chinas-ambitious-silk-road-plan-faces-hurdles/2719660.html.

[9] Steve Tsang.China cares little for other countries’ territorial clai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EB/OL].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commentisfree/2015/may/30/beijing-policy-south-china-sea.

[10] Shuaihua Wallace Cheng.China’s New Silk 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EB/OL]YaleGlobal,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s-new-silk-road-implications-us.

[11] 陈相秒.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地区[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508124454_all.html.

[12] 楼春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险与挑战[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5):12.

[13] 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N].人民日报,2014-11-12(11).

[14] 第三届南海合作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摘登[N].中国海洋报,2015-11-12(4).

[15] 康霖,罗亮.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发展及前景[J].国际问题研究,2014(5):32.

[16] Shannon Tiezzi.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Marshall Plan? [EB/OL].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1/the-new-silk-road-chinas-marshall-plan/.

[17] 蒋希蘅,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J].中国外资,2014(10):32.

[18] 陈翔.中国周边外交的障碍性因素分析[J].和平与发展,2015(3):30.

[19] 葛红亮.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J].国际安全研究,2015(2):139-156.

[20] 公安部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纪实[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18/c_1114036699.htm.

[21] 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1):5-10.

[22] 王毅: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09/c_1112007229.htm.

[责任编辑 李长成]

On the China-ASEAN Co-construction of the 21st-Century“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LUO Liang1,2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Research,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2. South China Sea Research Institue, Haikou 571100, China)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rais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tand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op-level design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pparently, Southeast Asia is the first choic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However, besides accidental friction in South China Sea, China’s recent proactive rights-safeguarding activities,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inadequate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become a potential ris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risk, China should enhance mutual trust with and clear up suspicion of ASEAN by proactively publicizing the exact cont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roviding more public goods for ASEAN countries, and boosting all existing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regimes, so as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ous factors of South China Sea issues, and tak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as a long term strategy for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EAN; risk; countermeasures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02

2016-06-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战略研究”(14ZDA078)

罗亮(1984-)，男，湖北孝感人，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生。

D815

A

1001-6597(2016)05-0008-07